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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生物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作为“吊杆托架”的开发者和设计师，简直是艺术家级的。在此，为了纪念这位人类中最精通此道的大师，我用“古尔丁”（Goulding）来命名三类有关的思考工具。
“不如说”能够轻快地令你滑入“虚假二分”。一般它是这样用的：“情况与其说是如何如何（你所相信的主流观点）；不如说是如此如此（彻底不同于前者）。”有时候这么说确实不错，因为有时你确实不得不二者择一，这时你并没有陷入虚假二分，而是遇到了一个真实的、无法逃避的二分。但有时，“不如说”有点耍花招的意思，因为“不如说”这一短语暗示了：由它衔接的前后两种主张之间有一种重要的不相容性，而这一点无需论证。
我们可以在古尔德对“间断平衡理论”的论证中发现一个标准的“不如说”：
与其说变化是以整个物种渐变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不如说变化发生在孤立的小种群中，从地质学的角度上看，它们瞬间转变成了新的物种。（Gould, 1992b, p. 12）
上面这段话诱使我们相信，进化上的改变不可能既是“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又是“在不知不觉中渐变的”。可是这当然是可能的。而且物种的进化恰恰必须如此，除非古尔德想说进化是以突变的方式进行的，在某种“设计空间”中实现巨大的飞跃，可是他又坚持说自己从不支持“进化突变论”。物种的形成“在地质学的角度上是瞬间的”，意味着它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发生，我们就假设五万年吧，几乎在大多数地层勘探中都无法探测到这么“短”的时间流逝。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中，我们假设有一种生物的体长从半米变成了一米，它的体长增长了百分之百，但是增长的速率可以是每一世纪增长一毫米，这又让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不知不觉的渐变。
我们再举些其他的例子，争取弄清“不如说”这一伎俩的本质：
与其说人类只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就像呆伯特
与很多认知科学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如说人类拥有自由意志，并且为他们的善举和恶行负有道德责任。
我是还要问，为什么必须二者择一？他并没有论证为什么一个具有自由意志并承担道德责任的人不能也是一种“潮湿的机器”。在这个例子中，作者利用了一个常见的假设，但是这个假设也是有争议的。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与其像马克思那样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不如说它是一个深刻的安慰性符号，它标志着人类对死亡无可避免的认识。
我还要再问一遍，为什么宗教不能既是“鸦片”又是安慰性的符号呢？我想你们现在已经看到要点了，而且，我们在一篇文献中寻找“不如说”比寻找虚假二分要容易多了，后者可没法这么找：在搜索栏里键入“不如说”并查看搜索结果。需要记住的是：不是所有使用“不如说”的都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不如说”；它们之中有些是合理的。同时，有些“不如说”并不使用“不如说”一词，有人会用“是……而不是……”。我可以从某些搞认知科学的空想理论家的著作中摘取一些素材，为大家造一个例子：
必须将神经系统看作是主动探测其所处环境，而不是像计算机一样被动地处理由感觉器官输入进来的信号。
谁说处理输入进来的信号的计算机就不能主动进行探测了？被动的、无趣的计算机与主动的、奇妙的有机体之间的常见对立从未得到过恰当的辩护，在我看来这是流毒最广的思维定势之一了。
古尔德频繁使用的另外一种思考工具是“不如说”的变种，我称之为“故意堆积”：
当我们谈论“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的长途跋涉”时，好像进化是一条沿着不间断的谱系持续进步的道路。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Gould, 1989a, p. 14）
没有比哪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乍看起来，好像古尔德说的是在单细胞生物与我们人类之间不存在一条不间断的谱系。可是这种谱系确实存在呀，达尔文的伟大思想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一点。那么古尔德这里所指的会是什么呢？假设我们把重点放在“进步的道路”上，那么他只是在说相信进步是“非常不现实的”。确实，进化之路是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不是一条全球性的进步的谱系。但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从古尔德的这段话中我们读到的意思就成了：进化论的标准命题有着严重的错误，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类之间没有一条连续不断的谱系。但是，我们借用古尔德的话说，“没有比这个想法更不现实的了”。
古尔德还有一个伎俩，被我称为“古尔德两步”，这个思考工具在我以前出版的书里介绍过了。进化理论家罗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在与我的私人通信中给这个思考工具命了名，当然还是以它的发明者命名的：
第一步，制造一个靶子，然后驳倒它。这个技巧谁都会。第二步才堪称天才：主动把注意力转移到第一步驳论所用的证据上，这些证据本可以证明你的对手并未持有被你反驳的那种观点，而你则把它们诠释为对手面对你的攻击勉强让步了！（Dennett, 1993, p. 43）
英国达尔文主义哲学家海伦娜·克罗宁（Helena Cronin）写过一本还不错的书《蚂蚁与孔雀》（ The Ant and the Peacock ），它受到了古尔德无礼的批评（Gould, 1992a）。两个月之后，我在给《纽约书评》（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的编辑所写的一封信中举了三个“古尔德两步”的例子。在这里我试举其中最简单的一例：
最明显的例子是古尔德发明的“外推主义”（extrapolationism），它被说成是对克罗宁的“适应主义”的一个合理的拓展。这种泛延续性、泛渐进主义的教条非常轻易地就被大灭绝的事实所推翻了。“但如果大灭绝确实打断了物种的延续性，如果在正常的时代缓慢建立起来的适应性不能对大灭绝之后的环境做出成功预测的话，那么外推主义将会失败，适应主义也将被打倒。”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适应论者会傻到承认任何一种“外推主义”式的观点，就像古尔德描述的那样，这种观念“纯粹”到连大灭绝在对生命之树的修剪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可能性都要予以否认。很显然，当彗星撞击地球，发出百倍于我们制造过的氢弹当量总和的爆炸时，即便是进化得再完美的恐龙也必将屈服。而克罗宁的书里没有一个字支持那种错误的观点。如果说古尔德认为进化过程中大灭绝所扮演的角色问题与克罗宁理论的核心问题，即“性选择”理论和“利他主义”有关，他也并没有指出关联何在。在克罗宁那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她转向之前并未关注的内容，对物种的起源这一进化论的核心问题做了一番细致的讨论，指出这个问题现在依然悬而未决。但古尔德却像是终于悟到了什么似的，抓住这一章不放，讽刺地说克罗宁在这里承认了她“泛适应主义”的失败。真是可笑！（Dennett, 1993, p. 44）
有一个好玩的项目可以让修辞学的学生来做：把古尔德出过的那么多书都梳理一遍，把他所发明的各式各样的“吊杆托架”编个目录，就从“不如说”“故意堆积”“古尔德两步”开始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