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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文宗大和三年（公元 829 年），洛阳城中，年近花甲的文坛泰斗白居易对一个十六岁年轻人的作品赞赏有加，感叹地说：“老夫下辈子要是能托生成这个人的儿子，就心满意足了。”不知白居易这句话是有几分真心，抑或只是对一个年轻后辈的客气称许，不过，这个年轻人后来的确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颗耀眼的明星，名气并不在白居易之下。他就是在晚唐开一代风气，被誉为唐诗殿军的李商隐。
李商隐是李唐皇室的后裔，但到他这一代，他家早已是远得可以忽略不计的支系了。李商隐家祖辈都是在州县里当小官的，他的父亲就是个县令，后来罢官，辗转于浙江一带，给人做幕僚。李商隐小的时候，一直跟着父亲到处漂泊。十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李商隐便回到老家荥阳，给父亲守丧。身为长子的他，肩负起了照顾母亲、姐姐和弟妹的重任，更成为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希望所在。读书之余，李商隐还不得不到处打工，帮人抄书，甚至干帮人卖米的力气活，来补贴家用。
好在李商隐是个很“争气”的孩子，自幼表现出很高的天分，五六岁就开始学习儒家经典，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已凭借“古文”的创作得到老先生们的称赞。看起来，李商隐靠读书出人头地的梦想并不是虚无缥缈的。
不过，李商隐并不是一个只知死读书的乖小孩。虽然读经、写“古文”可以得到大人的夸奖，但他自己并不太喜欢这一套，自称“常悒悒不快”。他常常想，周公、孔子是人，我也是人，难道只有他们懂得“道”，我就只能跟着他们的标准转吗？
当时的读书人流行“干谒”，年轻人要到大城市去拜见有名望的大人物，如果能得到文坛的普遍认可，特别是受到某个显赫人物的赏识、培养和提携，会对获得功名大有好处。所以年轻的读书人都要拿着自己的文章、诗，甚至小说，去给大人物看，希望对方了解自己的才华。李商隐也不例外，十六岁的时候，他跑到洛阳去“干谒”。本文开头提到的白居易对他的称许，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白居易的称许令李商隐终生难忘，后来他有了儿子，就真的给儿子取小名叫“白老”。只可惜这个“白老”天资很差，李商隐的另一个儿子倒是很聪明。大家开玩笑说，这个不是白老，聪明的那个才是白老。
在洛阳，李商隐遇到了他的恩师令狐楚。令狐楚当时是洛阳的高官，也是当时“雅正派”的文学领袖。令狐楚很欣赏李商隐的才华，把他收留在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儿子们一起培养。后来令狐楚到外地去做官，李商隐也一直跟在他身边。
当时的文章有两种。一种叫“骈文”，写作规则比较多，十分讲究文采，也很考验学识，风格华丽而感情相对内敛；一种叫“古文”，不太讲究规则，往往长于出奇制胜，感情比较奔放，不怕说过头话。骈文比较传统，在当时少说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当时官方的正式文体就是骈文，因为它比较华美典雅。当时的科举考试也考骈文，因为骈文有规则，见学问，考试的时候比较好衡量。至于古文，虽然带个“古”字，但是写成这个风格的古文，却是近几十年才流行起来的。说是“复古”，但这里面究竟有多少东西是“古”的，有多少是新一代文人的创造，就很难说了。实际上，古文是当时中下层文人中流行的一种新文体。古文适合用来发议论，不可否认，一流的古文家用古文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但也有不少没什么高见的小文人，为了在干谒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故意写古文、说大话，发表一些不切实际的议论，去博得大人物的欣赏，以期换取功名。这对有真才实学的文人其实是不公平的。而且，这些“古文家”时常发表一些过激的言论，也引起了朝廷的警觉和不满。李商隐十五六岁时写的就是这种古文。
作为老师，令狐楚教李商隐写的是骈文而不是古文。令狐楚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高官，一位谦谦君子，他自己就是写骈文的，而且是朝廷内雅正派的领袖，他能教给弟子的自然是骈文。而且从功利的角度讲，李商隐是要参加科举考试的，科举考试考的就是骈文；将来李商隐还要做官，在唐朝做官也必须会写骈文。这样，李商隐就抛弃了古文，跟着令狐楚写骈文。很快，李商隐的骈文就写得很好了。令狐楚对这个弟子十分得意，经常让他代为起草重要的公文。令狐楚还带着李商隐出席重要的场合，当时满座宾客都是朝中要员，只有李商隐是没有功名的年轻人。很多年后，李商隐还满怀感激地写到当时的情景。
得到名师指点的李商隐，写得一手漂亮的骈文，他面前的仕途似乎应该是一帆风顺了。然而，现实却要残酷得多。
很不幸，李商隐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党争的时代，他的恩师令狐楚也是党争中人，因此，李商隐的人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党争的影响。
唐代实行科举制。考官出题，考生当场写作诗文，以诗文的优劣评定是否及第，及第便可以做官。科举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看重的是个人的才学。从理论上说，贫寒人家的子弟，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出色，就可以出人头地；贵族士大夫的子弟，如果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不佳，同样会被淘汰。但是，科举制也有它的弊端。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一道试题其实很难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素质，也不排除有人会为了求取功名而畸形发展，长于应试却缺乏其他能力。在科举时代，时常会有道德水平或处事能力偏低的人通过科举做了官，有真才实学者却屡试不第的情况。而更早的制度是贵族推荐制，贵族的子弟和门生可以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在人格和政治经验方面受到有针对性的培养，贵族也可以长期、全面地观察其子弟的贤愚，从众多的子弟中挑选贵族中的精英。所以，有人认为，应该为推荐制留出适当的空间，弥补科举制的不足。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李德裕为首，称为“李党”。其反对者以牛僧孺为首，称为“牛党”，牛党认为，必须严格执行科举制，以保证公平。
应该说，这两派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牛党的主张有利于大多数勤奋上进的普通人，尤其为平民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李党的主张则有利于天才的生存，尤其有利于教育背景较好的精英。
牛党和李党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扩展到了科举以外的领域。总的来说，牛党维护贫寒士人的利益，李党维护书香门第的利益。但在很多时候，牛党和李党的争论都陷入了意气之争，双方都对对方存有不少的偏见，因此，在党争中说出的话，大多禁不住认真听，不可能真的作为朝廷政策来实施。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出身并不显赫。“令狐”在当时是个小姓，人很少，没什么权势。令狐楚身居高位后，考虑到令狐家族的弱势，很注意提携本家族的人。据说，当时一些姓胡的人，都特意改姓令狐，冒充令狐楚的族人，希望得到提携。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有一句诗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铃（令）”，就是打趣这件事的。令狐楚出身寒微，属于牛党保护的那种人，而令狐楚本人也的确是牛党中人。只不过，令狐楚处事比较谦和，不像牛党的某些成员那么极端，后来他也主动到外地去做官，避开了朝中的纷争，不是牛党的核心成员。但另一方面，令狐楚又分明具备了足以提携子弟的权势，他提携亲族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李党赞许而被牛党反对的。令狐楚本人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家族的子弟已经是贵族出身了。
在牛李党争中，李商隐的身份比较暧昧。一方面，他也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想通过科举谋取功名，本应是牛党喜欢的人；另一方面，他从很年轻就处于令狐楚的保护之下，在取得功名之前就早早熟悉了官员应具备的一切技能，实际上更像李党喜欢的人。
李商隐从二十岁就开始到长安应举，但令狐楚的庇护并未使他很容易地平步青云。直到二十六岁，他才考中了进士。就在这一年，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从此失去了恩师的保护。
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在牛党中已经举目无亲，而李党却对这位早已名声在外的青年才俊伸出了橄榄枝。就在令狐楚去世的第二年，李商隐做了一件让令狐楚的儿子们终身无法原谅的事——娶了李党中人王茂元的女儿。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叛了令狐家，几乎与这位情同手足的好友绝交。
在今天的人看来，和谁结婚完全是自己的私事，跟“背叛恩师”扯不上关系。但是在封建社会，贵族可以荫庇的除了自己的儿子，也包括女婿和门生。对于李商隐这样无法依靠生父的读书人来说，选择老师或岳父，不啻第二次投胎的机会。王茂元招李商隐做女婿，应当是出于他本人对李商隐的欣赏，而不会只是他女儿爱上了李商隐这么简单。李商隐本是牛党的门生，却做了李党的女婿，确实有些背叛的味道。在令狐绹看来，父亲尸骨未寒，这个李商隐就另攀高枝、洞房花烛去了，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不过，李商隐这么做，应该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像他这样以天赋见长而不以勤勉见长的青年，本来就不讨牛党的喜欢，归于李党只是迟早的事。
在依靠李党之后，李商隐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他并没有忘记已经故去的牛党恩师的情义。他曾在诗中模拟一位再嫁的贵公主的口吻写道：“笑啼俱不敢，几欲是吞声。”离异再嫁的女子，心中怀念着前夫的恩爱，所以笑不出来；但面对新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又不能哭，只能把千言万语咽回肚子里去。李商隐写的是贵公主，却用上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徘徊于两党之间的矛盾心境。
李商隐做了王茂元的女婿后，过了一段好日子。他很快得到了一个新科进士所能获得的最为清闲、体面的职位，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是当时国家的藏书馆，李商隐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古籍，读到了很多南朝文学家的集子。其中那些唯美的骈文和诗，是他的老师令狐楚也不曾教授给他的。李商隐如饥似渴地从古籍中汲取营养，他的骈文和诗写得越来越好，形成了在晚唐别具一格的唯美风格。
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女性是卑贱的，不配被写进高雅的诗篇，而爱情更是下流的，简直不可以被提及。李商隐却在南朝的诗集中发现，原来诗中的女性、爱情可以这样美。眼前温柔可人的新婚妻子，古代诗歌中风姿绰约的女主角，种种美好的女性形象叠印在一起，促使他敢于用诗笔尽情地歌颂女性，歌颂爱情，歌颂美。在南朝人的基础上，李商隐又有自己的创造。他不满足于肤浅地夸耀女性的外表美，而是致力于发掘女性的内心。在他笔下，女性与男性士人一样，具有丰富而高贵的情感，懂得忠诚于所得，怨慕于失落。
李商隐写了很多无题诗，没有题目，不告诉人背景，只呈现美丽的形象和情感，好像路过的陌生女子，你无须知道她的姓名也可以欣赏她的美。南朝诗歌的美丽意象在他的诗中闪现，但又得到了升华，比如这首：
相见时难别亦难，
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
夜吟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
青鸟殷勤为探看。
“相见时难别亦难”，语言流畅易懂，其中的思路却是柔肠百转，耐人寻味，同时用上“东风无力百花残”这样柔媚哀伤的景色陪衬，这两句是民歌的写法。“春蚕”两句也是借鉴了南朝的民歌。蚕吐尽了丝就要死了，烛泪流干了蜡烛就烧成灰了，这是事实，也是平民女子日常见到的景象，而用“丝”谐音“思”，用烛泪借作眼泪，是南朝民歌常用的手法。李商隐这样来写相思至死方尽，眼泪至死才干，表现了对理想爱情的极度执着。这种民歌的手法，本来是不怎么识字的平民男女用的，在满腹经纶的士大夫眼中是很俗的，李商隐却公然把它用在地位崇高的近体诗中，而且用得那么美。这种“死了都要爱”的热烈表白，一般也只存在于民歌里，士大夫会嫌这样“没出息”。由此可见李商隐在艺术上的大胆，也可见他是不大可能讨士大夫喜欢的。“晓镜”二句，是南朝文人诗中的常见形象：在铜镜前梳理秀发的佳人，拭去眼泪，画上精致的妆容；在窗前徘徊吟诗的女子，月光为她丰腴的双臂镀上圣洁的色彩。但是，李商隐不满足于只写一个美丽的形象，而是要在形象中写出情感。他笔下的美人，懂得为年华流逝而忧愁，知道月光的寒冷，拥有同男性士人一样伟大的灵魂。李商隐称她所居之处为仙山，希望有灵性的青鸟能为自己引路。这种对女性的理解、尊重甚至崇拜，正是李商隐高出南朝诗人的地方。在对女性情感的细腻体察中，李商隐似乎总能融入自己的情绪和经验。李商隐敢于写爱情，写的又不仅仅是爱情。千百年来，无论是痴男怨女还是仁人志士，都能在李商隐的诗中找到自己的写照。
唐代道教盛行，修习道术是当时读书人的一种时尚。在唐代，男诗人跟女道士谈恋爱是颇为常见的风流韵事。中晚唐的社会风气比较开放，而道教的追求是长生与极乐，宗教禁忌也相对不那么严格。女道士生活比较自由，文化水平也比当时的一般女性要高，因而成为唐代才子们理想的恋爱对象。女道士们的倩影深深地烙印在一代又一代少年诗人的内心深处，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商隐写诗的时候能对道教的传说、典故信手拈来，或许，他也曾与女道士有过一些交往。
李商隐的诗经常提到男性凡人与仙女的恋爱，其中或许移植了爱慕女道士的情感经验，比如这首：
对影闻声已可怜，
玉池荷叶正田田。
不逢萧史休回首，
莫见洪崖又拍肩。
紫凤放娇衔楚佩，
赤鳞狂舞拨湘弦。
鄂君怅望舟中夜，
绣被焚香独自眠。
女神的身影和声音都是那么可爱，美丽的形象与盛开的荷花相互辉映。女神啊，你要是没有遇到像萧史这样配得上你的一流男神，可不要随便动心，可不要去跟洪崖这样次一等的男神去轻浮地调笑。女神戴着华丽的佩饰，娇媚如紫凤；弹奏着流行的曲调，狂放如赤龙。而我恋慕着女神，正像古代传说中卑贱的撑舟人恋慕着高贵的王子那样，痴情而毫无希望，只能夜夜惆怅地遥望，盖着精心准备的被子独自进入梦乡。在这首诗里，女神是毫不寂寞的，她身边不缺乏各路男仙的陪伴，生活奢侈而丰富多彩。李商隐自己的形象却显得那么卑微、痴情而落寞，他甚至不敢期待自己也有爱的权利，而只能把女神的爱人想象为另一个高不可攀的仙人“萧史”。这个女神的形象，很像晚唐女道士生活的写照。
李商隐的后半生过得却并不好。他在秘书省度过短暂的惬意生活之后，到地方上做过县尉，又做过岳父的幕僚，后来又先后给牛党的周墀、李党的郑亚和卢弘正做幕僚，偶尔回到秘书省，做个小小的正字。李商隐大多数时候是为李党服务，但也偶尔被牛党的人收留，辗转漂泊，到处做一些芝麻绿豆的小官，品级还比不上他那早逝的县令父亲。与人们早年对这位少年天才的期许相比，李商隐现实中的境遇实在太令人失落了。李党的背景并没有给他什么有效的帮助，究其原因，除了李党在牛李党争中渐落下风以外，恐怕更重要的还是李党对这位写艳诗的成员十分失望，不愿给予帮助。
中规中矩的骈文，以及与之相似的近体诗，适合用于考试，因此得到强调规则的牛党的青睐。李党则觉得只写这种用于考试的文体，未免太没有个性，因而喜欢写古文、古体诗的人，并希望他们用古文、古体诗去直接批评朝政。李商隐的诗文，虽然早已不是牛党欣赏的那种，但在李党看来，不过还是写骈文、近体诗而已。他们看不到李商隐诗中张扬的个性，不懂得欣赏文学的美，而只觉得他像牛党一样循规蹈矩，不肯放下牛党的老师教给他的文体。更何况李商隐那么爱写女性和爱情，只关注人的内心情感，而不喜欢在诗里讨论政治，即使讨论，也是用写女性和爱情的语言去曲折地讽喻，这是令李党很不满意的。李党觉得李商隐没有议政的胆子，只会写点哥哥妹妹的情话，没出息，所以不肯重用他。其实，且不说李商隐的诗本来很有见识，只是当时的人读不懂，就算李商隐真的只写哥哥妹妹的诗，这跟他有没有政治才能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李商隐长期沉沦下僚，是很冤屈的。为此，李商隐在写到古代诗人曹植时，借古讽今地写道：“君王不得为天子，半为当时赋洛神。”原来曹植当不了皇帝，就是因为他会写《洛神赋》啊！
当时，也有人劝李商隐，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干脆放弃骈文，重新写古文算了。对此，李商隐只是一笑置之。李商隐有自己的艺术追求，不会因世俗的功利目的而放弃。历史证明，李商隐的选择是正确的，人们都记得一个唯美的李商隐，却不会有人记得与他同时代的那些古文末流。
最后，李商隐做到的最高职位是盐铁推官，是七品官，刚刚达到他父亲的高度，仍然没有摆脱下级官吏的身份。四十七岁那年，他辞去了官职，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晚唐的政坛终究没有给这位才名赫赫的唯美诗人留出一个位置。
比起其璀璨的文字，李商隐的人生显得太黯淡了。然而，李商隐却用他对艺术追求的坚持，从黯淡的人生中提取了最唯美的诗文，为唐代文学画卷添上了绚烂的一笔。在晚唐这个党派纷争、失去方向的时代里，这种坚持显得尤为可贵。
李商隐的一生，没有什么明显的大起大落，加上他的诗作风格隐晦朦胧，使得他的作品往往难于精确系年。旧时的学者往往以他的作品牵强附会当时的政坛大事，这种做法也是不可取的。本书将李商隐的人生分成几个阶段，将他的作品分为几种类型，每个阶段对应一个类型，也就是李商隐在这个阶段最倾向于创作的类型。对于难以准确系年的作品，都按类型编入相应的阶段。本书的诗歌排序并非无争议的诗歌系年，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情形。
李商隐早年倾向于创作模拟之诗。最初是模仿元和古体诗、模仿李贺，师从令狐楚之后，改为准备科举考试所需的省试诗，模仿宫体诗。进入秘书省后，他在长安过上了“清狂从事”的生活，书写在长安的生活，特别是写了一些与官妓酬赠的艳情诗；又因为博览古籍，增长了学识，所以开始大量创作咏史诗。这两类诗，均编入“兰台之诗”，其中，咏史诗无法系年，只按所咏对象的年代排列。离开秘书省入幕桂林时，李商隐写作了一批流寓之诗，以桂林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特风物为标志。妻子去世后，又有一批与悼亡有关的伤悼之诗；一些诗意朦胧而情绪哀痛的作品，也归入这类；妻子去世不久，李商隐就到蜀中入幕，他的哀痛之诗大多作于蜀中，一些反映了蜀中风物的作品，也归入这类。另有一些抒发人生感慨的诗，特别是写作地点为长安的，姑且认为作于其人生的最后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