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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收集了2015～2019年期间举办的第六届、第七届和第八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Class Universities，简称WCU会议）的汇报材料，从中筛选出在各大学担任管理职务的汇报者，他们大多担任校长、副校长等职务，在会议中分享了关于世界一流大学或学科建设的见解。本研究根据会议材料综述当前学校实践者视角下集中探讨的主题。
1.实施的策略
实践者们作为大学的主要领导者，他们都直接参与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建设过程，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此热衷于在WCU会议中分享各自国家的大学实施了怎样的策略来追求卓越。绝大多数实践者强调了依托国际合作来促进学校发展的策略，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副校长弗雷迪·博埃（Freddy Boey）指出该校作为一所全面的研究型大学在世界各大排名中都位居前列，克服新加坡本土资源有限的关键手段就是采取了全球化的做法，具体途径包含拓宽学术范围、重视科学研究、推动教育改革、振兴人力资源、投资基础设施、建立全球伙伴关系等，如与跨国科技公司进行密切的产业合作，形成科研创新平台，从而在学校甚至国家范围塑造出鼓励创新的环境氛围
。沙特阿拉伯法赫德国王石油与矿业大学（King Fahd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and Minerals）副校长萨赫勒·N·阿卜杜拉约瓦德（Sahel N.Abduljauwad）指出在国家高等教育未来计划推动大学卓越发展的背景下，该校实施了“加强与世界领先的大学和企业合作”的战略，要求合作对象必须是信誉良好、排名靠前的世界级机构，通过教职工的互动，采用联合举办讲习班、访问、会议等方式自下而上建立合作关系，其内容集中于少数符合学校使命愿景的关键项目上，目前为止这类合作在原创性的科研上已经取得了比较积极的效果
。澳大利亚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副校长约翰·莫洛尼（John Molony）指出该校在了解了中国的“双一流”建设项目后，调整相关计划并加强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伙伴关系，参考中国的一些概念以指导一流大学的建设。学校在科研合作上推出协作研讨会、合作融资等，在教学合作上推出双学位、交流项目等
。可以说，国际化水平被实践者们视为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公认标准，所以合作交流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以法国为代表的国家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不仅注重与世界的合作和联系，也非常强调整合国家内部资源来提升整体实力。法国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校长克里斯蒂娜·克莱里奇（Christine Clerici）以巴黎大学和索邦大学为例分析了重塑法国高等教育卓越地位的策略，主要是采取合并的方式形成在世界舞台上竞争力更强、声誉更高的综合性大学，巴黎第五、第七大学、地球物理学院重组为巴黎大学，巴黎第二、第四、第六大学重组为索邦大学（Sorbonne University），带来的显著效果就是两所大学在2020年ARWU排名中迅速跻身世界前50位
。法国的经验显示，综合性大学在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中更具优势，也就意味着传统单科性教育可能不再符合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潮流。
2.发挥的作用
社会各方普遍认可一流大学和学科应当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并发挥积极作用，那么这也就成为了各校在建设阶段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实践者们在WCU会议中主要提及的作用集中于促进繁荣发展和维护社会公正两个方面。促进繁荣发展是指一流大学和学科要具备让所在地区、国家乃至全世界受益的能力。澳大利亚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副校长克里斯·科克林（Chris Cocklin）分析了学校基于环境科学和生态学、热带海洋科学和管理、地球科学等在国际领先的优势学科与社区、行业和政府接触，构建合作伙伴关系，共享研究成果，承担社会责任，以一种互利的方式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发挥学校的力量确保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及繁荣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副校长威廉·M·普莱特（William M.Plater）重点强调了美国一流大学在贡献全球共同利益中的作用，并阐述了实际效果如何取决于高校教师的多样化贡献，教师是知识的生产者、研究的引擎、教学组织者、社区活动参与成员、高校学科的贡献者、管理者和领导者，任教于一流大学的教师更要充分作出多样化贡献，为服务全球共同利益树立榜样，助力于全球发展，具体服务形式如促进民主参与，开展有益于社会的研究，对社会政策进行公共批评等
。一流大学和学科促进繁荣发展的作用往往都是立足地区、放眼全球，受益于此，许多国家都开始大力支持相关建设项目的开展，在竞争与合作中推动全人类的进步。
维护社会公正是指一流大学需要在促进性别平等、帮助弱势群体等方面做出贡献。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King Abdullah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校长陈繁昌（Tony F.Chan）提出了该校在沙特2030愿景计划（Vision 2030）中发挥的作用，通过教育培训实现人力资源开发、通过医疗改革实现国家转型、通过4G技术应用实现产业发展等，而其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文化转型方面的贡献，采取的措施如鼓励更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及外籍女性无须穿戴阿拉伯罩袍，成为了国家第一个男女同校的大学，考虑到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可见其在维护性别平等上做出的努力
。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校长金·A·威尔科克斯（Kim A.Wilcox）指出该校将“培养学者、追求平等”作为使命的一部分，与美国一流大学普遍追求培养美式白人精英不同，其仍然坚持大量招收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甚至超过了所有常春藤盟校（The Ivy League）的总和，希望弱势背景的学生也能够进入大学并获得展示自身才华的机会
。一流大学的一流属性中也包含了对于社会责任的承诺，这类作用或许是隐性的，很难直接促进大学的发展，但增强了大学的价值内涵。
1.评估的问题
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使一流大学有了直观的衡量标准，实践者们虽然大多十分重视大学排名的提升，但同时也认为对一些大学排名的误用带来了评估上的问题，因此对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过分注重排名指标的现象也提出了质疑。实践者们在WCU会议中指出的评估问题大致可以归为大学排名本身的缺陷和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大学排名固有的缺点主要是无法对学校进行全面的衡量，巴黎第六大学（后并入索邦大学）原副校长劳伦特·布韦松（Laurent Buisson）认为在自然科学和医学以外的领域中，难以建立客观的衡量标准，如对于文学和历史来说，对它们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或地方文化，而这些内在价值很难在排名当中有所体现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 of Brussels）原校长皮埃尔·德·马瑞特（Pierre De Maret）表示大众通常会假定跻身排名前百强的大学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必须意识到排名的缺点，一类问题在于THE、QS等排名机构使用的声誉调查似乎充满主观性，并且缺乏应用方法的透明性和被调查者的可靠性；另一类问题在于排名不能衡量大学的社会价值，如尊重和传授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在高校运作中展现社会包容性和参与性
。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大学排名肯定是无法面面俱到地评价一所学校，特别是文化、育人等方面的内在价值，所以应当要求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参与者们不能将全部目光放在提升排名上，更加合适的做法是将其作为一个辅助性的工具来促进发展。
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样受到了实践者们的关注，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副校长玛丽亚·尤德克维奇（Maria Yudkevich）分析了俄罗斯的大学在各排名中仅有教育相关指标得分较高的原因，俄罗斯存在大学和科研机构长期分离的情况，传统上大学更注重教学，关心为不同行业培养专家，而非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因此围绕教学建立的大学仅在大学排名中与教育相关的指标占优势，如QS排名中的师生比，但整体上的排名却不靠前列
，误用当前大学排名对科研成果的指向性很容易导致教师分散精力、忽视教学的情况。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简称NUS）原副校长希拉姆·罗摩克里希纳（Seeram Ramakrishna）引用了新加坡总理李显龙（Lee Hsien Loong）关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论述，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加坡的大学由于学术水平较高，已经取得了较好的国际排名，但大学发展的关键绩效指标不能只是放在排名上，需要重视的是大学为新加坡服务的好坏，是否给予新加坡人良好的教育
。目前误用大学排名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对科研的偏重，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使大学偏离教育的中心。
2.面临的挑战
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实践者们在为各校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挑战，他们在WCU会议中集中提出了两类问题，即学校或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和资源限制面临的挑战，希望在专家群策群力的探讨中获得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学校或学科转型面临的挑战中，爱尔兰国立都柏林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校长安德鲁·迪克斯（Andrew Deeks）提出了推动一流大学和学科发展产生的两难困境：教学与科研，排名导致学校偏重科研，但二者应当相辅相成；单学科与跨学科，跨学科发展必须建立在单学科强大的基础上，学校需要建立支持学科活动的组织架构；人文艺术学科与STEM学科，各方需求和资助体系导向出现偏颇，需要加以平衡；创新/应用研究与无明确目的/出于好奇心的研究，存在短期利益思维和学术兴趣之间的斗争等
。沙特阿拉伯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King Abdulaziz University）副校长阿米尼·诺曼（Amin Noaman）分析了该校通过向创业型大学转型以建设一流大学过程中遭遇的挑战，包括一些类别的教育服务和项目无法满足学生需求，创新和创造的环境氛围不强，学生缺乏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对教育职业存在负面成见，课程过分依赖经典教学方式导致质量下降，教育培训的产出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不一致，教育产业发展的配套服务缺失等
。目标指向一流大学和学科的高校在建设过程中极有可能面对转型的阵痛，如何突破瓶颈还有待实践的努力。
在资源限制的挑战中，美国明尼苏达大学（University of Minnesota）原校长埃里克·W·卡勒（Eric W.Kaler）指出一流大学发展需要充足的资金，而当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政府公共资金投入的逐年减少，虽然大学的资金来源变得多样化，可以寻求企业支持、校友捐赠、专利许可和科技转化的收入等，但政府投入依旧占据较大比例，如2008年该校资金来源中62%源自联邦政府，这一部分的缩减是很难弥补的
。德国慕尼黑大学校长伯纳德·胡贝尔（Bernd Huber）同样对依赖于政府投入提出了担忧，认为有些国家会从政治利益的角度来规划大学的科研活动，对大学的自治和决策产生妨碍，所有利益相关者应了解学术研究的全球性质，而非试图计算其经济和社会影响的大小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Utrecht University）校长亨克·库梅林（Henk Kummeling）从研究数据资源开放性的角度叙述了开放科学受到的限制，如欧洲的开放科学平台设置了诸多条件才允许将数据传输给第三国，也就是说即使数据资源的共享得到了提倡，但在实践层面上仍难以运行
。大学发展的资源必然是有限的，因而全球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实践者们除了寻求开拓新资源外，如何合理配置已有资源也是重要议题。
（郭鑫，肖港，冯倬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