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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文学界的两分现象源于对日本帝国主义所持有的立场间的差异，始于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之后。武汉三镇沦陷后朝鲜文学界有着两种态度。一部分人认为朝鲜的独立已经化为泡影，纠缠于此只能是消耗殆尽的结果，便选择积极亲日；另一部分人则继续抗拒与日本合作，维护朝鲜语和朝鲜文化，选择积极抗日。这种两分现象在武汉三镇沦陷前从没有过。而在合作与抵抗相对立的两种立场间，却存在着“同床异梦”的可能性。书写朝鲜语和保留朝鲜文化的特性既可以解释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抵抗，也可以解释为在日本帝国内部的文化多样化。而这恰好为合作和抵抗两种不同的立场提供了能够“同床异梦”的可能性。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便是文学界对于金史良的小说《野鸭岛（물오리섬）》的解释。在无法正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局势下，金史良希望能够写出可以凸显朝鲜风土特征的作品。《野鸭岛》描绘了生活在大同江下游的朝鲜渔民之生活，是为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强求文学作品的“日本色彩”这一现实下，凸显朝鲜色彩。而将作品刊登在《国民文学》杂志的该杂志主编崔载瑞评价说，作品展现的是属于日本帝国的一个地方的特色，也是能够丰富帝国特色的有功之作品。当时崔载瑞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因此才能做出如此评价。换言之，主张“同化型”
亲日合作的人认为再现朝鲜风土乃是否定日本色彩，是民族主义作品，而崔载瑞等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的人则认为可以提升日本帝国的多样性，可谓是“同床异梦”的典型场面。
但是在1943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进入最后阶段，从源头上这种“同床异梦”的可能性就已被切断了。日本偷袭夏威夷，其后在东南亚战场占领新加坡时表现出的超强的精神力给不少人带来了能够取得战争胜利的错觉。但是，在瓜达康奈尔岛战役之后，日本面对美军强大的火力，束手无策、连续败战。1943年5月在阿图岛发生“玉碎”事件，日本帝国开始崩塌。情急之下日本帝国宣布进入“决战期”，不遗余力地进行战争动员，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学徒兵动员。战争之初，日本帝国主义一度延缓了大学生的征兵。但是从“决战期”开始，日帝撤回了大学生延缓征兵的命令，以学徒兵的名义将他们动员到战争当中。随着这种日本帝国主义内部局势的变化，朝鲜文学界也开始走向极端的两极化，而这时已经不允许再做“同床异梦”了，金史良和崔载瑞便是其典型案例。
金史良在武汉三镇沦陷后从未间断过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批判，但与以往不同的是，他选择了迂回的批判形式。在此时期，他同时用日语和朝鲜语进行写作，拒绝接纳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太平洋战争前夕，在日本“预备检束”中被捕并被驱逐到朝鲜之后，也依然坚持着这一态度。1943年9月，金史良代替已故的李孝石就任于平壤大东工业专业学校，在潜心教学的同时，还不断思考着如何以迂回的写作方式进行抵抗。他认为描绘具有朝鲜乡土特色的作品，在日本帝国主义正在鼓吹“大东亚共荣圈”的情况下，并不能对此进行明目张胆地压制，这样一来写作此类作品便能够达到坚守自己信念的目的。出于这一意图，他将长篇小说《太白山脉》连载至《国民文学》杂志（1943年2月至10月）。在无法直接刻画现实的情况下，该作品以大韩帝国末期为背景，描写了朝鲜民众健康、传统的生活。但是到了“决战期”，即便是金史良也难以坚持这种迂回的抵抗方式。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将所有的精力全部集中于战争的动员，金史良在内的许多文人都未能幸免。“决战期”的朝鲜总督府动员朝鲜作家参与到战争之中，迫使金史良走访日本佐世保等地区的海军基地并创作相关作品。当时的局势已不允许金史良拒绝，只能按照命令执行。将走访后的访问记刊登在报刊后，金史良陷入了沉思，感到了危机。如此局势，已无关自己的意愿，他只能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进行写作。最终在1945年5月，金史良途经北京，投入流亡在太行山的八路军朝鲜义勇军。
崔载瑞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坚持“共存型”中的“属地主义”立场。他的这种“属地主义”的“共存型”亲日合作，还赞成否定朝鲜色彩、被日本帝国同化的态度，认为在朝鲜半岛风土人情中生成的所有物，都具有其本身的特殊性，不能将其一概否定，在不否认日本帝国臣民、皇民资格的前提下应当保存所有地方的特殊性。因此，崔载瑞极力反对张赫宙、李光洙式的“同化型”亲日合作。他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只有在容纳所有地域的特殊性的时候，才能成为真正的帝国。但是到了“决战期”，崔载瑞的这一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在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被毁灭的危急情况下，他开始坚信必须把所有精力投入战争，战争动员先于朝鲜色彩的存续和地方性的强化，其象征性的事件便是他的创氏改名。大部分的“同化型”亲日合作者，在武汉三镇沦陷后的1940年开始就已加入创氏改名的行列，崔载瑞出于坚守朝鲜地域性的态度，一直没有加入其中。但1944年他却放弃原先的坚持，选择了创氏改名。在他看来，积极响应皇民化，不能一味坚持朝鲜的特殊性。在此之后，他发表的文章也都是所谓鼓舞战争胜利的内容。
1938年10月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信心倍增，试图重新整顿对伪满的统治。此前，日本对外宣称伪满是“独立国”，内部则喊起了“五族协和”的口号。因此，日本帝国主义对伪满的统治还是有限的。但是在攻占武汉三镇后，试图在“新满洲”的旗帜下重新构建伪满，并将其迅速纳入日本帝国的完全统治之内。因此，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承认伪满的“独立性”。表面上强调伪满的“独立”与“五族协和”，暗地里却将伪满强制纳入自己的殖民统治体系中，日本帝国主义将这种不明朗的状态包装成了“新满洲”。能够体现“新满洲”状态的典型事例便是“国语”问题。围绕伪满“国语”问题造成的内部紧张感，将当时困惑的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起初日本决定将日语和汉语同时作为伪满的“国语”，《满洲国语》的日文版和汉语版的分别发行似乎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武汉三镇沦陷后日本帝国主义和关东军更是急于将伪满纳入日本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中，因此只承认了日语的“国语”地位，把汉语降格为地方语言。《满洲国语》杂志在维持一年后取缔汉语版便是例子。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在1941年3月制定《艺文指导纲要》，试图控制伪满中国作家让他们为自己服务。即便如此，很多中国作家依然尽可能地利用报纸杂志的文艺版面，以迂回的方式对抗日本帝国主义。
到了1943年“决战期”情况有所改变，关东军为了加强对伪满的控制力度，对已有的报纸杂志进行了统合。侵略当局通过对汉语版月刊文艺杂志《艺文志》和日语版月刊杂志《艺文》的统合，开始直接控制文学界。对于曾拥有相对较自由创作空间的作家而言，这种环境的转变是难以接受的。
其实在武汉三镇沦陷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想直接控制伪满洲国的措施却不尽“他”意。起初日本帝国主义鼓吹的是“五族协和”，之后却骤然转变态度。想直接统治伪满并非易事，尤其还处在全面侵华战争时期。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美国开战，以守护伪满等国家为借口加强了对伪满的统治力度，尤其是在与美国的对战中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以维护“北方共荣圈”为由，更是想要直接控制伪满。实际上被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理论笼络的人不在少数。在此过程当中，对朝鲜文学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伪满洲国举行的“决战艺文会议”。
1943年12月4日至5日，“决战艺文会议”在伪满“首都”“新京”举办。在此之前，“满洲艺文联盟”从未举办过此类会议，这说明此会源于“决战期”的危机意识，与直接控制“北方共荣圈”的核心地区伪满洲国的企图相吻合。此次会议还邀请了“国民总力朝鲜联盟”的三个成员，分别是朱耀瀚、柳致真以及“国民总力朝鲜联盟”文化科的日本人寺本喜一。关东州艺文联盟也有七人受邀参会。以往朝鲜文人个别走访伪满或在伪满与日本文人和中国文人会面的情况屡见不鲜，但伪满官方组织“满洲艺文联盟”正式邀请朝鲜半岛的朝鲜文人参会是首次。会后，朱耀瀚在会后记《决战下满洲的艺文态势》
中详细介绍了会议日程。会议使用的语言为日语，由“满洲艺文联盟”的委员长山田清三郎在内的日系作家主导，还邀请关东军报道部长长谷川以“战争和艺文”为题进行演讲。伪满的中国作家中“艺文志”派作家古丁和爵青是次要的角色。
1944年12月，“满洲艺文协会”再次举办“决战艺文会议”。1944年11月，解散“满洲艺文联盟”，成立社团法人“满洲艺文协会”并组织此次会议。在关东军宪兵队有长期任职经验的甘粕正彦代替原“满洲艺文联盟”的委员长山田清三郎任“满洲艺文协会”会长一职。同一时期还将1941年3月发布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修整并发布《决战艺文指导纲要》，可见控制力度更是强于以往，
这也意味着日本帝国已不再掩饰对伪满文学场域的介入。此次会议同样邀请了“朝鲜文人报国会”的作家，会后崔载瑞在自己主编的《国民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会后记《写给古丁》
一文。相比1943年12月参会的朱耀瀚在会后记中全面介绍会议，崔载瑞则以书信的形式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朱耀瀚的文章中，中国作家是次要的存在，而恰恰相反，崔载瑞主要关心的却是中国作家。对于主张“同化型”亲日合作的朱耀瀚而言，中国作家不存在任何的吸引力。而对于主张“共存型”亲日合作的崔载瑞而言，伪满洲国的中国作家担负着“东亚共荣圈”一轴的特殊性使命，与此同时，如何为日本帝国的多样性作出贡献是最受关注的问题，所以，他并不关心日系官僚或文人，只关心中国作家的发言及其态度。
通过两次的“决战艺文会议”，能够明确的一点是伪满“日系”作家与“满系”（中国）作家间的乖离。进入“决战期”，对于将伪满洲国编入日本帝国主义直接统治范围之内的举措，“日系”作家表现出积极响应的态度。当时“日系”作家的文学杂志《艺文》在1944年1月号和2月号详细介绍了“决战文艺会议”的内容，并录入了参会的“日系”官僚和文人的全篇发言稿。相比之下，伪满的中国文人发行的《艺文志》则对会议内容一带而过。由此可见，伪满的中国作家和日本作家对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另外，还能明确朝鲜作家对伪满认识的变化。“决战期”以前很多朝鲜人将伪满当作是脱离朝鲜“内鲜一体”，并能获得相对自由的空间。就像2017年金长善教授的论文中提到的“甚至李箕永都在《满鲜日报》中刊登长篇小说《处女地》的程度”
，可见当时伪满的文学空间相对朝鲜而言是自由的。但是“决战期”以后，从举办的“决战艺文会议”所散发的氛围中可以知道朝鲜文人已不再将伪满看成是能够逃离“内鲜一体”的空间，在他们看来伪满和朝鲜已无区别。在此之后，便出现了朝鲜的亲日合作文人与伪满中国作家交流的新现象。朱耀瀚、崔载瑞等朝鲜亲日文人参加“决战艺文会议”就是最好的佐证。
当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决战期”的时候，受其影响最大的被殖民地区就是伪满洲国。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内鲜一体”已完全掌握了朝鲜，因此“决战期”对朝鲜带来的效果并不显著。相反，伪满是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标榜的非正式殖民地，相比朝鲜有着相对的内部自主性，因此“决战期”的措施给伪满洲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导致很多中国作家流亡关内，山丁等中国作家纷纷流亡到北京或华北地区。通过这些作家在华北地区参与的杂志或座谈会能够揣摩1943年前后逃离伪满的中国作家的内心世界。在北京出版的《中国文学》杂志上，刊登了一则有关当时访问中国的小林秀雄等日本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座谈会内容。小林秀雄之所以参加座谈会，目的在于组织能够参加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国作家团体，但是在座谈会上中国作家的表现非常消极，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非常冷淡，且对会议的宗旨表示并不同意。
在“决战期”，作家的流亡现象除了在伪满洲国，同时也出现在朝鲜。金史良和金台俊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1944年11月金台俊流亡至中国延安地区，1945年5月金史良流亡到太行山地区加入朝鲜义勇军。这两件事反映了“决战期”对朝鲜文学的影响。
要了解他们的流亡动机，首先要了解1943年末朝鲜的局势。在朝鲜，认知日本帝国主义正走向“最后期”的决定性事件是学徒兵的动员。1943年10月日本帝国主义撤销缓征大学生士兵的决定，要求大学生积极参军。当时很多朝鲜大学生反对朝鲜人投身日本帝国主义的战场，所以拒绝当学徒兵或逃离战场加入朝鲜独立军阵营，以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局面的展开使得很多朝鲜革命者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达了最后阶段，这种认知已经从个人的层面升华到集体的层面。吕运亨的“朝鲜解放联盟”和“建国同盟”便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当吕运亨在各个层面上感知到日本帝国的“最后期”之后，就开始组织为朝鲜独立而奋战的团体。1943年末，他组织了“朝鲜解放联盟”，1944年将其扩大组成“建国同盟”。实际上对于金史良的延安行和金台俊的太行山行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便是这两个组织。
当金史良得知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1942年中期以后日本在瓜达康奈尔岛等战役战败的消息，就感到朝鲜的独立近在咫尺。金史良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德文专业，具有世界性视野，能够获得这种认知也不足为奇。尤其是在1944年夏天，他到中国旅行的时候，通过中国更为清楚地看到了世界局势的变化。但即便如此，他因为有着坚持在朝鲜以写作抵抗日本直到最后的坚强信念，所以当他得到流亡机会的时候并没有行动。他在解放后刊登在《民声》杂志上的《延安流亡记》中如此写道：
我有着小小的信念，那便是朝鲜的独立不能离开朝鲜，朝鲜民众的解放不能离开我们的国土，所以当一个能在国内为祖国和民族流血奋斗的人选择流亡的时候，那是一种逃避，也是一种寻求安逸。
但是在1944年的夏天，金史良因为有帮助朝鲜学徒兵逃离战场的嫌疑，成了警察和宪兵重点监视的对象，那时候的他已经无法在朝鲜继续他的信念了，而且还被强迫写一些赞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动员的文章。他以慰问学徒兵为借口准备流亡到太行山。经北京流亡到太行山的时候给予他关键性帮助的是“建国同盟”成员李永善。此人曾作为吕运亨任社长的《朝鲜中央日报》的北京特派员，从事联络朝鲜“建国同盟”和太行山朝鲜义勇军的活动。
正聊着徒劳无益的话题，戴着灰色头盔、穿着衬衫的Y拖着黑熊般肥硕、长颈鹿般高大的身躯俯瞰四周向我们走来。和北京的巨人相聚在这里。这位巨人Y在学生时期是国内（朝鲜）有名的运动强将，后来在报社任职，现在北京。
可见当时吕运亨的“建国同盟”的势力范围已经覆盖到国外，同时可以知道，1943年中期以后，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朝鲜知识分子内部已经悄然形成日本帝国即将败亡的共识。
金台俊的流亡动机与金史良大相径庭。金史良想竭尽全力留在朝鲜，相反金台俊则想流亡海外积极参与抗日活动。1943年金台俊因病获得保释，这时的他觉察到战争局势已经完全倾向于苏联，日本不久将会败亡。
世界的两大法西斯——西方的德国和东方的日本已进入毁灭阶段，但为了最后一搏，无视世界最大最强的两个民主主义国家苏联和美国的尊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势，不知好歹挑衅两个国家。一开始大国对于小国的挑衅不以为然，但他们却变本加厉，最后愤怒终于爆发。
日美战争和苏德战争有着类似帕斯卡原理的比重的联系，当德国在斯大林格勒战败后，在乌克兰、波兰、罗马尼亚持续败退，传达这一详细内容的敌伪报刊特派员（守山记者）的报道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在瓜达康奈尔和塞班岛的战败，山本古贺的死讯等报道，使朝鲜的良心知识分子狂喜。他们见到倭寇狗崽子故意试探性地聊这些话题，而倭寇的言论也经常呼喊情势不容乐观、前途堪忧。认为日本肯定败亡的人也越来越多。接到征兵征用的召集令后逃跑的消息也随处传来。
金台俊与金史良在观点上是一致的，都认为日本的学徒兵动员意味着日本正在走向衰败，但应对方式却有着极大的不同。金史良认为应当在国内坚持抗战，流亡海外是一种逃避行为；金台俊则认为当下应当流亡海外参加更为积极的抗战活动。当金台俊因病获得保释后，吕运亨的“建国同盟”积极向他伸出橄榄枝。他对当时的情况回忆道：
吕先生曾找到玄俊赫、崔、李K、李T、金T等人提议成立朝鲜解放联盟或朝鲜人民委员会。经常出入吕先生家的金、崔、邱、李、赵等人已形成小组织。我通过崔君得知了这一消息。还有崔的朋友边君，他们提议我批判1925年的朝鲜共产党行动纲领和1928年12月共产国际对朝鲜共产党的Thesis、Profintern-These、10月书信等，并针对当面课题如征用、征兵、缴纳、分配等撰写抵抗方案。听说边君正发行机关志，便将宣言文投稿于此。
金台俊如此强调吕运亨的“建国同盟”之前身的“朝鲜解放联盟”颇为有趣。比起曾与自己有着深厚联系的共产主义组织，吕运亨更加强调“建国同盟”的意图在于表露1943年中期以后朝鲜知识分子内部的氛围。金台俊流亡延安并不是因为朝鲜内无法落脚的严峻局势，而是为了联接国内外的革命势力。虽然金台俊和金史良二人都选择了延安之行，但目的却大相径庭。金台俊延安之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革命运动的新篇章，而金史良则是为了摆脱当下的窘境。
二人选择关内地区而舍弃伪满洲国的重要理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统治地位的强化，当时伪满地区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掌握，“满洲”已不再是之前的“满洲”。过去伪满是革命势力的重要根据地，但进入到最后期，伪满洲国的处境与殖民地朝鲜如出一辙。在关内地区中选择朝鲜义勇军活动的根据地——太行山或延安，以此为据点展开抗日活动，期望适时进军朝鲜，成立独立国家。对于李陆史也可在这一脉络上进行研究，但资料匮乏，期待日后能在东亚整体版图中重新审视李陆史。
盐城师范学院 朴丽花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