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般地，可爱的蝴蝶破茧而出，羽翼完整，姿态优美……这并不奇怪，这个小小的生命离开蛹之后展翅飞翔，就像是音乐盒里飘出的旋律。

——道格拉斯·亚历山大·斯波尔丁
1873 ¹

如查尔斯·达尔文一样，威廉·詹姆斯的经济实力也很雄厚。他从父亲亨利那里继承了一大笔私人收入，他的祖父（也叫威廉）每年可以从伊利运河那里得到1万美元的收入。缺一条腿的亨利自强自立，成为一名知识分子。大半生里，他带着孩子们穿梭在纽约、日内瓦、伦敦和巴黎之间。他善于表达，笃信宗教，并十分自信。他的两个小儿子曾参加过美国内战，但之后因生意失败转而酗酒并患有抑郁症。他的两个长子，威廉（William）和亨利（Henry），自出生起便接受了良好的培养，后来也成为知识分子。用瑞贝卡·维斯特（Rebecca West）的话来说：“他们长大后，一个写的小说像是哲学，另一个写的哲学又像是小说。” ²

兄弟俩都深受达尔文的影响。亨利所写的《一位女士的画像》（The Portrait of a Lady），便是基于达尔文有关雌性选择是进化助推力的观点。 ³ 威廉创作了《心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其中大部分内容于19世纪80年代以论文的形式首次出版，大力宣扬了先天论，认为除非人类思维中有了天生的知识雏形，否则人类便没有学习的能力。威廉·詹姆斯的观点与当时流行的经验论背道而驰，后者认为行为是由经验决定的。威廉相信人类具有天生的才能，这不是来源于经验，而是源于达尔文说的自然选择过程。“他否定经验！”詹姆斯想象有读者可能会这样说，“他否定科学；他竟然认为奇迹创造了心智。他是天生论的顽固信徒。够了！我们再也不要听这些陈词滥调了。”

威廉·詹姆斯断言，与动物相比，人类有更多的本能。“人类有一切低等动物具有的本能，甚至还有更多……我们可以观察到，没有哪种哺乳动物，哪怕是猴子，表现出如此多的本能。”他指出将本能与理性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理性本身并不能抑制冲动，唯一能中和某种冲动的方式是产生相反的冲动。理性可以形成一种干扰，激发想象力，来释放这种相反的冲动。因此，尽管最有理性的动物就是本能冲动最强烈的动物，但是和一个只受本能操控的动物不同，人绝不仅仅是一台自动机器。 ⁴

这一段话非同寻常，即便它对21世纪初期思想的影响几乎为零。无论是支持先天还是后天，很少有人会在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接纳极端的先天论思想；几乎所有人在接下来的百年里都会假定，理性和本能是相互对立的。但是詹姆斯不是一个极端分子。在意识、感觉、空间、时间、记忆、意愿、情感、思想、知识、现实、自我、道德和宗教方面，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学者。我刚刚列举的这些都是他一部现代作品中的章节标题。为什么在这本篇幅长达628页的书里，没有将“本能”“冲动”或“天生”这些词列入索引呢？ ⁵ 为什么一个多世纪以来，即使在提及人类行为时用到“本能”这个词，都会被认为是粗俗不堪呢？

起初，詹姆斯的观点颇具影响力。他的追随者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创立了本能主义的一个新学派，擅长发现作用于每一种情境中的新本能。这个学派显得有些过于擅长此道了，以至于他们有时靠的是推断，而不是实验。因此，好景不长，一场反改革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始了。20世纪20年代里，詹姆斯曾斥之为“白板说”的经验论卷土重来，影响力波及各个领域，不仅影响了心理学（代表人物为约翰B.华生和B.F.斯金纳），还影响了人类学（弗朗茨·博厄斯）、心理学（弗洛伊德）和社会学（涂尔干）。先天论于是变得黯然失色，直到1958年，诺姆·乔姆斯基才再一次将其引入科学之门。在对斯金纳的一本关于语言的书所做的评论中，乔姆斯基指出，儿童不可能仅凭例子便可以习得语言规则，他们一定有天赋的习得装置，从而习得语言中的词汇，等等。即便如此，经验论的白板说仍在科学界中主宰了一段时间。詹姆斯的著作出版了一个世纪以后，他主张的人类拥有独特本能的观点才再次得到重视。约翰·图比（John Tooby）和莱达·科斯米迪（Leda Cosmides）发表了天生论的新宣言（见第9章）。

我们待会儿再去聊那些，这会儿先来谈谈目的论。多亏了达尔文的智慧，才将古老的神学观点从源头的设计上转变过来。直到那时，一个清晰明了的事实便是，身体的各个部位的构建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心脏是为了输送血液，胃是为了消化，手是为了抓握物体。这一切暗示了设计师的存在是合乎逻辑的，如同人们看到蒸汽机就会认为背后一定有个工程师存在。达尔文通过回顾整个自然选择过程（这被道金斯称为“盲眼的钟表匠”），发现进化本身确实是有目的性的。 ⁶ 但这让目的论者钻了空子，提出什么肠胃有自己的目的性的鬼话，这当然是鬼话，因为肠胃是没有思维的。在具体表述上，他们会玩一些文字游戏，使用被动语态说肠胃是基于某种目的的设计而“被选择出来的”。因为我讨厌这种说法，所以我在这本书中尽量不用被动语态，以避免误导人们以为确实有这样一位有目的的工程师在预先思考和规划。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将这种背后有设计者的创造过程称为“天钩”， ⁷ 类似于工程师把他的脚手架从空中悬挂下来。为了简洁起见，我会将之称为基因组上帝（Genome Organizing Device），简称为GOD。这会让很多信奉宗教的读者为之雀跃，而且我也可以使用主动语态。那么，问题就是：GOD如何创造出一个可以表达某种本能的大脑？

让我们回到威廉·詹姆斯。为了支持他提出的人类比动物有着更多本能的观点，他系统性地列举了诸多人类本能。他从婴儿的行为说起：吮吸、紧握、哭喊、坐与站、走和爬。这些都源于本能冲动，而不是模仿或社会性行为。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产生好胜心、愤怒和同情的情绪，也会害怕陌生人、噪声、高处、黑暗和爬行动物。“自信的演化论者可以轻易地解释这些恐惧的原因，”詹姆斯这样写，他清楚地预料到现称为演化心理学的观点，“可以将其解释为穴居人的意识再次萌发，这种意识出于晚近时期的经验带来的影响。”他进一步探讨了可习得的习性，指出男孩子总有收集物品的习惯。他注意到男孩和女孩在玩耍中的不同喜好；并提出至少在最初时女人的舐犊之爱胜于男人。接下来他还谈及社交性、害羞、保密、整洁、谦逊和羞耻感等。“毫无疑问嫉妒是出于本能的。”他如是评论。

他相信，最强的本能是爱。“在所有的习性中，性冲动本身便清晰地反映出本能的特征：盲目、自发、无师自通。” ⁸ 但是他坚称，性吸引出于本能，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可抵制的。其他一些本能，例如害羞，阻止我们对每一次性吸引都做出回应。

让我们暂且相信詹姆斯的话，再进一步探讨下求爱本能的观点。如果他是对的，那么在我们恋爱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遗传上的因素让我们的大脑中发生物理或化学变化。是这些变化让我们产生了爱的情感，而不是爱促成了变化。汤姆·英赛尔（Tome Insel）这样认为：

这个假说是合理的，动物交配时释放的后叶催产素，激活了那些富含后叶催产素受体的脑边缘叶，为选择伴侣并建立长期稳定关系奠定了基础。 ⁹

或者更诗意的表达是，你坠入爱河了。

这种后叶催产素是什么？为什么英赛尔如此强调它的作用？滑稽的是，这源于一点儿也不浪漫的过程：排尿。大约4亿年前，人类祖先离开水生活时，它们身上带有一种被称为加压催产素的激素，这是一种微型蛋白质，由9个氨基酸分子缩合形成一条多肽链。它的运作方式是迅速开启肾以及其他器官中的细胞，得以调控身体中盐和水的平衡。直到今天，鱼仍然用两种不同的加压催产素实现这一功能，青蛙也是如此。在一些脊椎动物的后代中，包括人类，这个相关基因有两个稍微不同的拷贝，它们彼此靠近，却面向不同的路径（这两个拷贝在人体内位于20号染色体）。结果是，如今的所有哺乳动物都含有两种这样的激素，即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二者只在氨基酸链中的两个连接处有所不同。

这些激素仍然发挥着一直以来的作用。后叶加压素让肾存储水分；催产素则让其分泌盐分。然而，像如今鱼类体内的加压催产素一样，它们的作用是调节繁殖生理。后叶催产素在雌性生育时促进子宫内的肌肉收缩，也促进乳汁从乳腺流出。GOD是一个节约者：它创造了一个开关来实现一种目的，再通过在别的器官里表达催产素受体，从而将之前的开关改造用于别的目的。

20世纪80年代，科学家有了一个更令人惊奇的发现。他们忽然之间发现，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在大脑中也发挥了作用，它们是从脑下垂体分泌到血液中的。

因此，他们尝试将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注入老鼠大脑，看看会造成什么结果。奇特的是，脑内被注入后叶催产素的雄鼠立刻开始打哈欠，同时生殖器勃起。 ¹⁰ 尽管注入的剂量不高，可老鼠的性欲变得强烈，射精更快也更频繁。在雌鼠身上，脑内的后叶催产素引发其摆出交配时的姿势。在人类中，无论男女，手淫都会增加他们体内后叶催产素的浓度。总而言之，大脑中的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与交配行为密切相关。

这一切听起来一点也不浪漫：排尿、手淫和哺乳——很难说这些是爱的真谛。但是请大家耐心一点。20世纪80年代后期，英赛尔一直在研究后叶催产素对老鼠母性行为的影响。脑中的后叶催产素似乎促使母鼠与其幼子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而且英赛尔证实了大脑中的某些部分对于这种激素十分敏感。他将注意力转向配对关系，想要了解雌性动物与幼崽的关系和它与其配偶的关系之间是否有相似之处。这时，他遇到了在实验室里研究草原田鼠的苏·卡特（Sue Carter）。卡特告诉英赛尔，草原田鼠对伴侣高度忠诚，堪称是鼠类中的奇迹。草原田鼠成对生活，雄鼠和雌鼠一直照顾幼仔长达许多个星期。而山地田鼠则是更为典型的哺乳动物，雌性山地田鼠会随机和一只有多个配偶的雄性田鼠交配，然后很快离开这个公鼠，独自生育幼鼠，短短几周后便抛弃它们，让它们自谋生路。即便在实验室里，区别也很明显：交配后的草原田鼠会相互注视，并给幼鼠洗澡；而交配后的山地田鼠会视对方如同陌路。

英赛尔检查了这两种田鼠的大脑。他发现，两种田鼠体内的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本身的表达没什么不同，但区别在于这些激素的分子受体分布——这些分子负责对激素做出反应时启动神经元。相对于多配偶制的山地田鼠，实行单配偶制的草原田鼠在大脑中的更多部位有更多的后叶催产素受体。此外，通过在草原田鼠的大脑中注入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英赛尔和其同事引发它们表现出所有单配偶制的特征，例如，对它的伴侣表现出强烈喜好，对其他田鼠具有攻击性。同样的注入激素实验对山地田鼠的影响甚微。注入阻断后叶催产素受体的化学物质也会结束与单配偶制有关的行为。由此可见，草原田鼠之所以实行单配偶制，是因为它们会对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产生更多的反应。 ¹¹

在一次对科学技巧的精彩展示中，英赛尔团队带来许多令人信服的细节，进一步详细说明了激素的影响。他们在幼鼠出生前便敲除它体内的后叶催产素基因，这导致了社会性失忆：这只鼠可以记得一些事物，但接触其他老鼠以后会立刻忘记它们，也认不出它们。大脑中缺乏后叶催产素，一只老鼠连十分钟前见过的老鼠也认不出来，除非对方带有一种非社会性提示的标记，例如非常独特的柠檬味或杏仁味。（英赛尔说这种情况就如同在一次学术会议中，某位心不在焉的教授通过朋友们的姓名标签而不是脸来识别对方。） ¹² 之后，他们又将激素注入这只老鼠大脑中的某一部分——内侧杏仁核，科学家们发现老鼠渐渐恢复起全部的社会性记忆。

在另一个实验中，通过运用一种特别改造过的病毒，他们启动了田鼠大脑中腹侧苍白球的后叶加压素受体基因的表达。腹侧苍白球在大脑受到奖赏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我们先暂停一下，来来回回思考几遍，看看如今的科学家们都能做到什么。他们可以运用病毒来将啮齿目动物脑部的某种基因的量调高，这样的实验在10年以前都是无法想象的。）启动基因表达的结果就是“形成了择偶偏好”，戏谑的说法便是“让它们恋爱了”。他们推断出，要让雄性田鼠对伴侣保持忠诚度，它脑部的腹侧苍白球就得既有后叶催产素受体，也有后叶加压素受体。既然交配时会释放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那草原田鼠会和它交配过的任何一只田鼠形成配对关系；后叶催产素帮助它们记忆，后叶加压素则负责回应（奖赏）。与之不同，山地田鼠不会有同样的反应，因为它在脑部那个区域里缺乏感知激素存在的受体。雌性山地田鼠在生殖后才会表达这样的受体，因此它们会善待自己的幼崽，当然也是在短时间内。

到现在为止，我提及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好像没什么两样，它们是如此相似，可能会稍许刺激彼此的受体。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两者是有区别的，后叶催产素帮助雌性选择其伴侣，后叶加压素则帮助雄性选择其伴侣。当一只雄性草原田鼠的脑部被注入后叶加压素，除了自己的伴侣，它会对其他田鼠表现出攻击性。攻击其他田鼠也是（雄性）表达爱的方式。 ¹³

这一切已经足够令人吃惊了，但是英赛尔实验里取得的最令人激动万分的结果，是有关于受体的基因。还记得吧，草原田鼠和山地田鼠的差异不在于激素表达上，而在于激素受体的表达方式。这些受体本身就是基因的产物。两个物种的受体基因在本质上完全相同，但是位于基因上游的启动子区域却有很大差别。现在我们来回顾第1章的内容，非常相近的物种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其基因表达，而是在于它们的启动子。在草原田鼠中，它们的启动子区域中部有一段超大的DNA文本，长达460个字母。英赛尔团队创造了一只转基因老鼠，将它的启动子区域扩大，它长成和草原田鼠一样的大脑，在几乎完全一样的区域里也有后叶加压素受体表达，可是它却没有建立起单配偶关系。 ¹⁴ 史蒂文·费尔普斯（Steven Phelps）在印第安纳捕捉了43只野生草原田鼠，并逐一测定它们的启动子序列：一些田鼠的插入片段比另一些的要长。插入片段的长度变化由350个字母到550个字母之间不等。插入片段更长的雄性田鼠是否比插入片段短的田鼠对伴侣的忠诚度更高呢？目前还没有答案。 ¹⁵

英赛尔的研究带来了简单明了、极具震撼力的结论。啮齿目动物可以维持长期稳定的伴侣关系，取决于启动子开关中的一个DNA片段的长度，该启动子位于某个基因受体的前部。这又转而精确地决定了大脑中有哪些部分可以表达该基因。当然，如同所有优秀的科学成果一样，与其解决的问题相比，这个发现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为什么结合老鼠大脑中那个部分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就会让它对其交配对象有好感？有可能，这些受体可以引发一种类似上瘾的状态。从这方面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似乎与多巴胺D2受体有些联系，后者与对毒品上瘾有着密切关系。 ¹⁶ 另一方面，若没有后叶催产素，老鼠就没有社会性记忆，因此它们压根忘记了交配对象的模样。

老鼠并不是人。你现在知道了，我将会由草原田鼠的稳定交配关系推理到人类的爱，你可能不会喜欢这种推理。这听起来像是还原论或简单论。你会说，浪漫的爱是一种文化现象，承载着数世纪以来的传统和教导。爱这个称呼应该出现于阿基坦的埃莉诺（Elenor）的宫廷，或类似的某个地方，由一群号称“游吟诗人”（troubadours）的性欲旺盛的诗人所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只会称之为性。

即使在1992年，威廉·扬科维尔克（William Jankowiak）调查了168种不同的人种志文化并发现没有人不知爱为何物，你也仍然是对的。 ¹⁷ 当然此刻我还无法向你证明，当人体内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在脑部合适的位置被激活时，他们就坠入爱河了。但是，有一些线索可以警示，由一个物种推理到另一个物种存在着风险性。绵羊需要后叶催产素产生对幼崽的母爱，显然老鼠并不需要。 ¹⁸ 毫无疑问人类的大脑比老鼠大脑要复杂得多。

但是，我可以提醒你注意一些有趣的巧合。老鼠和人类也共有一些遗传密码。两个物种体内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是相同的，产生于大脑中同样的对应部位。性引发了这两种激素在人类大脑中和啮齿目动物的脑部产生。它们的受体是相同的，也在大脑中的相应部位得以表达。像一些草原田鼠一样，人类的受体基因（位于3号染色体）在启动子区域有一个略小的插入片段。如同印第安纳州的那些草原田鼠，人类启动子区域插入片段的长度也因人而异：在最初调查的150个人中，英赛尔发现有17种不同的长度。一个称自己正在恋爱的人坐着接受脑部扫描，当她看到爱人的照片时，她大脑中的一些部分会发亮；当她看着一个仅仅是熟人的照片时，那些部分不会发亮。那些可以发亮的部分与可卡因刺激的部分有重合。 ¹⁹ 这一切可以理解为完全是巧合，人类的爱一定与啮齿目动物的单配偶关系完全不同。但是，考虑到GOD是很保守的，以及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存在着许多的联系，你要是认为你稳赢并为此下注，那可有点不明智了。 ²⁰

莎士比亚一如既往地又走在我们前面。在《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奥布朗（Oberon）告诉帕克（Puck），当丘比特之箭落到一朵白花（三色堇）上，花会变成紫色，而如果这朵紫花的汁液

……滴在睡眠者的眼皮上，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当他们醒来时，

便会疯狂地爱上所看到的第一件东西。

帕克及时地取来一朵三色堇，奥布朗给森林里的那些沉睡者们制造了一场大混乱。他让拉山德（Lysander）爱上了海伦娜（Helena），又让泰坦尼娅（Titania）爱上了头部被变成驴样的编织工博顿（Bottom）。

谁敢跟我打赌说，我不会对一个现代的泰坦尼娅做出类似的事呢？当然，仅在眼皮上滴汁液是不够的。我必须给她做个全身麻醉，然后装一根插管插进脑部的内侧杏仁核，再注入一些后叶催产素。我不能说到时候她会爱上一头驴，但是我有一定把握可以让她依恋醒来时看到的第一个男人。你要赌我输吗？（我迫不及待地要加一句，人类伦理委员会将会阻止，也应该阻止任何人来接受这个实验的挑战。）

我假定：和大多数哺乳动物不同，人类从根本上就是实行一夫一妻制，就像草原田鼠，而不像山地田鼠那样滥交。这个假定是有基础的，它在于第1章里关于睾丸尺寸的分析；也在于人种志调查所提供的证据，尽管很多社会允许多配偶制，但是一夫一妻制仍占主导；还在于人类中的亲代抚育——这是少数按社会性单配偶制生活的哺乳动物的一个典型特征。 ²¹ 此外，当人类生活从经济和文化的束缚（例如包办婚姻）中解放出来时，我们发现一夫一妻制的主导地位更强了。1998年，那个世界中权力最大的人虽然没有一堆女眷，但也因与一个实习生的桃色事件而让自己陷于麻烦。 长期并专享（虽然有时具有欺骗性）的一夫一妻关系是人类关系中最普通的模式，这样的证据随处可见。

黑猩猩是不同的，它们之间不存在长期的配对关系。我推测，黑猩猩的大脑中相关部位的后叶催产素受体要少于人类的，这也许是因为黑猩猩的相关基因启动子较短。后叶催产素的说法至少暂时肯定了威廉·詹姆斯的观点，即爱是一种本能，由自然选择演化而来；它也是哺乳动物遗传的一个部分，就像是我们的四肢和十指一样。当内侧杏仁核的后叶催产素受体受到刺激时，我们会和最接近我们的人结合，这是盲目、自发且无师自通的。若要获得这种激发，性行为是最佳的选择，也许纯洁的吸引力也有此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分手会很难。

有了后叶催产素受体，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在其一生中一定会恋爱，也不能决定此人恋爱的时间和对象。伟大的荷兰动物行为学家尼科·廷伯根（Niko Tinbergen）在对本能的研究中提出，固定的、天生的本能表达必须要借助一个外界的刺激才得以触发。廷伯根最喜欢的物种之一是刺鱼，它是一种很小的鱼。在繁殖季节里，雄性刺鱼会守卫其筑巢的区域，它的腹部发红，从而吸引雌性刺鱼。廷伯根做了一些鱼的模型，将它们投放去“入侵”一只雄性刺鱼的地盘。尽管制作粗糙，一只雌鱼的模型仍会引发这只雄性刺鱼跳起求爱之舞；只要雌鱼模型有一个丰满的腹部，雄性刺鱼就会非常兴奋。但如果这个模型的腹部发红，将会引发雄性刺鱼对其展开攻击。甚至一双带有制作得粗陋无神眼睛的椭圆形模型也会触发雄性刺鱼的攻击，尽管它没有鱼鳍和尾巴。但雄性刺鱼仍会猛烈地攻击它，视它为一个真正的雄性竞争者。廷伯根最初在莱顿大学开展研究工作，有关于他在那儿的一个传奇故事是，他发现他养的那些雄性刺鱼竟会对那些迅速掠过窗户的红色邮政火车展示出威胁的姿态。

廷伯根进一步论述，这些“天生的释放机制”在其他物种体内也可以触发本能的表达，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银鸥。银鸥的嘴是黄色的，嘴尖端有个明亮的红色斑点。幼小的银鸥在求食时会啄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通过给新出生的银鸥展示一系列模型，廷伯根证实红点可以有力地触发求食行为。这个点越红，触发力量就越大。鸟嘴和头的颜色一点也不重要。只要这个模型在形似嘴的尖端有一个颜色反差很大的点，最好是红色，它就会吸引幼小的银鸥来啄。用现在的行话来解释，科学家会说，年幼银鸥的本能和成年银鸥嘴上的红点在“共同演化”。如同被设计过一样，外界的一个物体或事件可以触发一种本能。先天和后天共同在起作用。 ²²

廷伯根实验的意义在于，不仅揭示了本能有多么复杂，也说明本能很容易便被触发。他还观察研究了掘土蜂的生活习性。掘土蜂会挖一个洞，出去抓一只昆虫，用刺蜇将其麻痹，再将它带回洞中，在它上面产卵。这样，幼蜂在成长中就能以昆虫为食物。这一切复杂的行为，包括重新找到之前挖掘的洞，都是无师自通的，压根就不是父母所教的。一只掘土蜂从不会遇到自己的父母。一只布谷鸟唱着歌儿飞到非洲，再飞回来，路上会和其同类中的一只交配。当它还是只雏鸟时，它根本不会见到自己的父母或手足。

动物行为由基因决定的观点曾使生物学家感到困惑，如今也困扰了社会学家。马克斯·德尔布吕克（Marx Delbruck），一位分子生物学的先驱者，拒不相信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西莫尔·本泽尔（Seymour Benzer）找到了一只行为突变的果蝇。德尔布吕克声称，行为过于复杂，无法简单地归结于基因。然而，家畜业余饲养者很久以来便接受了这种行为基因的观念。在17世纪或更早时期，中国人就开始培育不同颜色的老鼠，他们培育出一种华尔兹鼠（waltzing mouse），以其形似舞蹈的步态而出名，这种步态源于其内耳中的一个遗传缺陷。后来老鼠育种在19世纪传入日本，之后又传入欧洲和美洲。在1900年前某个时候，马萨诸塞州格兰比的一名退休教师艾比·莱思罗普（Abbie Lathrop），有“培育珍奇老鼠”的爱好。在住所附近的一个谷仓里，她很快培育出不同种类的老鼠，并将它们出售给宠物店。她尤其喜欢那时人们所称的日本华尔兹鼠，并培养出许多新的种系。她注意到一些种系的老鼠比另一些更易患癌症；后来耶鲁大学了解到这个线索，这成了早期癌症研究的基础。

然而，是莱思罗普和哈佛的联系才揭示了基因与行为的联系。哈佛的威廉·卡斯尔（William Castle）买了莱思罗普的一些老鼠，成立了一个老鼠实验室。在他的学生克莱伦斯·利特尔的倡导下，这个重要的老鼠实验室搬至缅因州的巴尔港，如今它仍在那儿——成了培育用于研究的不同种系老鼠的巨大工厂。很早以来，科学家便意识到，不同种系的老鼠有不同的行为方式。本森·金斯伯格（Benson Ginsburg）曾攻克了一个难关。他注意到当他拿起一种“几内亚猪”豚鼠（以它的毛皮颜色命名），他常常会被咬。很快他培育了一个新的种系，新豚鼠有着同样的毛皮颜色，但没有攻击性，这足以证明攻击性源于基因。他的同事保罗·斯科特（Paul Scott）培育出一些具有攻击性的老鼠种系。但是有趣的是，金斯伯格那儿最有攻击性的老鼠，却是斯格特这里最温和的老鼠。解释是，他们两人对待老鼠幼崽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一些种系的老鼠，如何对待它们不会造成什么差别。但有一个种系是例外的，这就是“C57-Black-6”，早期的对待方式可以增强它们的攻击性。这给了我们一条线索，基因若想发挥作用，须与外部环境交互作用。或者如金斯伯格所言，由老鼠遗传的“编码基因型”到表达出“有效基因型”的路上，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影响。 ²³

之后，金斯伯格和斯科特开始研究犬类。通过将英国可卡犬和非洲的巴仙吉犬做杂交实验，斯格特证实，幼犬的打斗行为受到两个基因的控制，这两个基因负责调控其攻击性的阈值。 ²⁴ 但是，科学家无须证明狗的行为是遗传的，这对育狗者来说已经是过时的新闻。重点在于，不同犬类表现出不同的行为类型，它们中有寻猎犬、指示犬、蹲猎犬、牧羊犬、梗犬、卷毛犬、斗牛犬和猎狼犬，以上名字便代表了这些犬类已具有育种时赋予它们的本能；而且，这些本能是天生的。一只寻猎犬即使训练后也不能守卫家畜，一只警卫犬也不能训练成守护羊群的狗。这些都曾有人尝试过，但是失败了。在驯化狗的过程中，人们将狼的行为发展中一些不完整或夸大的要素保留下来。一只狼会跟踪猎物、追捕、猛扑、抓住、杀死并肢解猎物，再将其搬运回去。幼狼在成长过程中会依次练习以上活动。而狗就像是被冻结在某个练习阶段的幼狼。牧羊犬和指示犬停留在跟踪猎物阶段；寻猎犬卡在搬运猎物的阶段，而斗牛犬则卡在撕咬猎物的阶段：每一种犬都像是幼狼不同行为主旨的冻结物。这些存在于它们的基因里吗？答案是肯定的，“培养特异行为的育种是证据确凿的。”犬类编年史作家史蒂芬·布迪安斯基（Stephen Budiansky）这样说。 ²⁵

或者，我们再去问问牛的育种者。我面前有一份乳用品种牛目录册，这是用来吸引客户邮购种牛精液的。这份目录详尽地描述了种牛乳房和乳头的品质和形状，它的产奶能力和速度，以及它的脾性。但是，你一定会指出，公牛怎么会有乳房呢？目录册中的每一页都有一幅母牛的图片，而非公牛的。其实它所指的并不是公牛，而是其女儿。“齐达内，意大利一号牛，”目录上如此夸耀，“具有优化过的骨架特质，硕大的臀部有着理想的倾斜度。它的腿部和蹄子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它的后蹄形态完美，长度绝佳。它有着无可挑剔的乳房，这与深蹄裂有着密切联系。”这些特征全都是描述雌性的，却归到其雄性父亲的身上。也许我会乐于买一管叫作“终结者”的种牛精液，因为它的女儿“乳头排位很好”；或者买一管伊格莱特的精液，它被称作“泌乳速度达人”，它的女儿们呈现出“巨大的产奶能力”。我也许不会选择牟·弗利特·弗里曼（Moet Flirt Freeman），因为它的女儿们虽然“胸部很宽”，产奶多于其母亲，但小册子中指出它们的脾气比“平均水平”要差。这就意味着挤奶时它们会踢人。它们的出奶速度会比较慢。 ²⁶

这里的关键在于，牛的育种者毫不犹豫地将牛的行为归于基因，如同将其身体结构归为基因决定的一样。母牛行为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这些育种者非常确定地将差异全部归结于那份邮寄出的精液。人类并不是奶牛。承认牛有本能，并不能证明人类也受到本能的支配。之前的假设是，动物行为是复杂且难以估计的，因此它不可能是本能性的，可这种对牛的本能的承认的确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社会科学领域里，行为不由本能支配这种令人安心的幻觉依然存在。但是，没有哪个研究动物的动物学家们会相信，这些复杂的行为不能是天生的。

火星人与金星人

界定“本能”的工作困扰了许多科学家，至于一些人甚至压根拒绝用这个词。并不是每种本能都从一出生便得以呈现，有一些本能在动物成年后才得到发展（例如智齿）。本能绝非不可改变：掘土蜂会根据已带回多少只昆虫入洞来改变行为。本能也不是自发式的：除非看到一只腹部发红的鱼，否则雄性刺鱼不会发起攻击。本能行为和习得行为的界限变得模糊了。

然而，含混并不一定就会让一个词变得无用。欧洲的边界是不确定的——它向远东延伸了多少呢？包括土耳其和乌克兰在内吗？另外，“欧洲的”这个单词有许多种意思，但它仍然是一个有用的词。“学习”这个词富含了众多含义，它也是一个有用的词。同样，我相信行为是本能性的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意味着，若有预期中的环境，行为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遗传的、天生的和自发的。本能的特点之一就是其普遍存在性。这就是说，如果有某个东西在一个人那儿是本能性的，那在所有的人之间也会如此。人类学家常常在对人类相似性的兴趣和对人类差异性的兴趣之间左右为难。先天论的倡导者强调前者，而后天论的倡导者则重视后者。全世界人类微笑、皱眉、做鬼脸和大笑的方式大致相同，这样的事实使达尔文大为震惊，之后也让动物行为学家艾雷尼厄斯·艾伯斯费尔特（Irenaeus Eibl-Eibesfeldt）和保罗·艾克曼（Paul Ekman）极为震撼。即使是在那时还未接触“文明世界”的新几内亚和亚马孙流域的原住民中，这些情绪表达也有着同样的形式和意义。 ²⁷ 但与此同时，人们表现出多种多样的仪式和习俗，这又证明了人类差异性的存在。如同科学领域里常常发生的那样，争论双方都极端地否定对方。

也许，我们可以把焦点集中于这样的一个悖论，人类的差异性在世界范围内是普遍存在的，这会让争论双方都感到满意（或者都不满意）。毕竟，相似与差异如影随形。最符合这个说法的候选者就是性和性别差异。如今，没有人会否认，男人和女人不仅身体结构不同，行为也不同。从有关他们来自不同星球的畅销书，到日益两极化的吸引男人的影片（动作片）和吸引女人的影片（爱情片），现在我们已能毫无疑义地断定（也许有少数例外）：男女之间一直以来都既有生理差异，又有心理差异。正如幽默作家戴夫·巴里（Dave Barry）所言：“要是一个女人必须在抢救一个高飞球和救一个婴儿之间做选择，她一定毫不犹豫选择救婴儿，压根不会考虑是否还有男人在垒上。”这样的选择是天性所至，还是后天所为呢？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在所有的性别差异中，人们研究最多的是有关于择偶的差异。20世纪30年代，心理学家首先开始问男人和女人们希望从配偶那里寻求什么，自那之后便一直在问这个问题。答案似乎显而易见，估计只有一个实验室的呆子或火星人才会问这样的问题。然而有时候，最清晰明了的事情却是最需要证明的。

他们发现了男女择偶的一些相似点：男人和女人都想要聪明、独立、合作的、值得信任和忠诚的伴侣。但是，他们也发现了一些差异。希望伴侣有良好财务前景的女性人数是男性的两倍。你也许会说这没啥好奇怪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男人就承担了养家糊口的角色。回到20世纪80年代，你会发现这样一种明显的文化差异正在逐渐消失。不，自最初以来所做的每一次调查中，直至今日，同样的偏好一直都有着清晰的表露。如今在美国，将对方财务前景列入择偶要求的女性人数仍是男性的两倍。在个人征婚广告里，将财富列为伴侣优势之一的女性人数通常是男性的11倍。心理学权威对这个结果不以为然，认为这仅仅反映了美国文化中金钱的重要性，并不是性别差异的普遍反映。心理学家大卫·巴斯（David Buss）开始调查外国人，结果他从荷兰和德国得到了同样的答案。“别傻了，”别人告诉他，“西欧人和美国人是一样的。”因此，巴斯在六大洲、五大岛做了大范围的调查，地点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到南非的祖鲁兰，他调查了来自37种文化的10 047人。在每一种文化里，毫无例外的是，将财务前景列入择偶要求的女性比男性多出许多。男女择偶时对金钱重视的差异度在日本最高，在荷兰最低。无论在哪里，差异始终存在。 ²⁸

巴斯发现的不止这一个差异。在所有的37种文化里，女性都希望伴侣比自己年长。在几乎所有的文化里，配偶的社会地位、志向和努力程度，对女性比对男性更为重要。与之相反，男性更看重女性的年轻（在所有文化中，他们都想要更年轻的女人），以及外貌。（在所有文化中，想要漂亮女人的男人要比想要英俊男人的女人更多。）在大多数文化中，男人也更多地看重女性的贞洁与忠诚，而他们（当然）更有可能去寻求婚外情。 ²⁹

好吧，这真是让人惊奇啊！男人喜欢漂亮和忠实的年轻女人，而女人则青睐富裕和雄心勃勃的年长男人。随便瞟一眼电影、电视和报纸，这样的信息都会为巴斯或任何一个过路的火星人所了解。然而很多心理学家坚定地告诉巴斯，他所发现的这一切不可能在西方国家以外的地方发生，更不用说在全世界了。巴斯所证实的这些，至少对社会学权威来说是难以置信的。

一些社会学家称女人寻觅富裕的男人，是因为男人拥有绝大多数的财富。但既然你知道这是人类的普遍现象，你也可以反过来论证。男人追求财富是因为他们知道它可以吸引女人，就如同女人注重保持年轻的样貌来吸引男人。因果关系的逆向和正向一样具有说服力，而且鉴于普遍存在的证据，这就更具说服力了。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Aristotle Onassis）在稍稍了解金钱和女人后，曾说了一句名言：“如果世界上没有女人，那所有的金钱都失去了意义。” ³⁰

通过证明择偶中这些性别差异是普遍存在的，巴斯就把证明的负担丢给那些只看到文化习俗却看不到本能的人。但两种解释并没有相互排斥，它们可能都是正确的。男人追求财富以吸引女人，因此女人寻求财富是因为男人拥有这些，于是男人再去追求财富来吸引女人……如此下去。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男人有一种寻求能帮助他们成功追求到女人的小玩意的本能，那么他们可能了解到，在他们的文化里，钱就是这样的小玩意。后天强化了先天，而不是与之对立。

正如丹尼尔·丹尼特所评论的，在人类身上，你不能把你见到的任何东西视为本能，因为你可能看到的是一个推理论证后得到的结果，一个模仿的仪式，或一个学到的经验教训。这个话反过来也说得通。当你看到，一个男人追求一个女人是因为她很漂亮，或者一个女孩在玩布娃娃而她的兄弟在玩剑，你不能确定你所看到的仅仅是文化性的，因为这里也许有本能在发挥作用。将这个情况归于任何一个极端，都是绝对错误的。这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文化必须要取代本能或者是本能取代文化。各种各样文化表象下的行为可能都有着本能性的土壤。文化会常常反映人类的本性，而不是影响它。

莫尼还是戴蒙德

巴斯得出结论，全球人类有着相似的差异性，这证明了不同的择偶方式之间存在普遍性，但他并没有指出择偶方式是如何产生的。假设他是对的，这些差异是演化而来的，具有适应力，而且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天生的。那么它们是如何得以发展，以及受到哪些影响呢？幸亏有了“莫尼还是戴蒙德”这场不同寻常的先天后天论战，我们已从这个话题带来的黑暗中见到一丝光亮。

莫尼的全名是约翰·莫尼（John Money），他是新西兰的一位心理学家，就职于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他背离儿时受到的严格的宗教教育，成为一位直言不讳地宣讲性自由的“传教士”。最终他不仅维护自由性爱，还赞同恋童癖。戴蒙德的全名是米奇·戴蒙德（MickyDiamond），他身材高大，声音温和，蓄有胡须。他的父母是移民到布朗克斯的乌克兰犹太人。戴蒙德后来先搬到堪萨斯，之后又到了檀香山，他就是在那儿研究人类和动物的性行为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

莫尼相信，性别角色是早期经验的产物，而不是出于本能。1955年，莫尼提出性心理中性理论，该理论建立在对131个双性人的研究的基础上，这些人生来就带有性别不清的生殖器。莫尼说，人们出生时性心理是中性的。只有在有了一定的经验后，大约两岁时，人们才发展起“性别认同”。“男性或女性的性行为及定位并没有天生的、本能的基础，”他写道，“伴随着人们的成长经历，他们才渐渐分化，变得男性化或女性化。”因此，莫尼认为，一个婴儿可以被归为男女任意一个性别。医生可以用这一理论来给自己做辩护，他们通过手术将出生时阴茎不正常的男婴变成女婴。这样的手术成为标准化的业务：阴茎异常小的男性被“改造”为女性。

与此相反，戴蒙德的团队在堪萨斯得出结论：“最大的性别器官在两耳之间，而不是两腿之间。”他们开始挑战环境决定性别角色的正统说法。1965年，在一篇评判莫尼的论文中，戴蒙德指责莫尼没有给出正常人的实例来支撑他的性心理中性说，从双性人得出来的证据与该论题毫不相干。因为，如果他们的生殖器性别不清，那么他们的大脑也是一样。更合理的看法是，像“几内亚猪”豚鼠一样，人类在出生前就有了固定的心理性别身份。 ³¹ 事实上，他挑战莫尼，要他举出一个性心理中性但生理正常的孩子，或者一个经过性别重新改造的孩子。

莫尼丝毫不理会这种批评，他陶醉在自己不断累积的声誉里。他的论文得奖了，于是获得一大笔资金。当他的团队开始做变性手术时，他成了名人，经常在报纸和电视上亮相。但是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戴蒙德戳中莫尼的痛处；同年莫尼开始接触一个原本正常的男孩案例，他在一次失败的包皮环切手术中失去了阴茎。这个男孩是同卵双胞胎中的一个；通过手术将他转变为女性，而他的同胞兄弟继续按男性的方式成长，这样的研究机会极其难得，令莫尼跃跃欲试。在莫尼的建议下，这个男孩经过手术后转变为女性，父母将其当成女孩子养大，对她的经历守口如瓶。1972年，莫尼在发表的著作中，称这一案例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媒体开始广为传颂，说这明确证实了性别角色是社会的产物，而非生理决定的；它在关键时期影响了一代女性主义者；它还被纳入心理学教材；它也影响了许多医生，令他们认为性别改造手术可以简单地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

当时莫尼似乎赢得了与戴蒙德的论战。但1979年，BBC的一个电视节目小组开始调查那个案例。该团队得到消息称那个改造为女孩的男孩案例并没有像莫尼所说的那般成功。于是，他们设法深入刺探这个匿名案例，甚至与该女孩有过短暂会面，不过并没有将她的身份公布出去。这个女孩名叫布伦达·赖莫（Brenda Reimer），当时14岁，与家人住在温尼伯市。BBC电视小组看到的是一个闷闷不乐的少年，她有着男性般强壮的体格和一副低沉的嗓音。于是BBC的员工去采访莫尼，莫尼对他们侵犯那个家庭隐私的做法大发雷霆。戴蒙德一再施压给莫尼要他提供细节，但一无所获。莫尼在后来出版的书中撤掉了有关那个案例的全部引证。检验再次变得难以实现。1991年，莫尼在报纸上谴责戴蒙德，指责他煽动BBC去侵犯那个女孩的隐私。这激怒了戴蒙德，于是他开始设法联络当时可能处理过该案例的心理专家。最终，在1995年，他见到了布伦达·赖莫。

布伦达现已改名为大卫，是一个幸福的已婚男人，与妻子和领养的孩子一起生活。他经受了充满困惑和不快乐的童年，尽管他不知道自己生下来时是男孩，他还是不停抵制一切女孩子气的东西。14岁时，他还是坚持按照男性的方式生活，他的父母最终跟他说了有关他的过去。他立刻要求做手术恢复阴茎，从此过男性的生活。戴蒙德劝说大卫让自己对外界说出这个故事（用一个化名），以免将来其他人重蹈覆辙。2000年，作家约翰·科拉品特（John Colapinto）说服大卫放弃匿名方式，将他的经历写入书中。 ³²

莫尼一直没有因为自己误导公众、说性改造多么成功而向全世界道歉，也没有向戴蒙德道歉。如今戴蒙德想要知道如果这个男孩是一个男同性恋或双性恋，想要一种女性化的生活方式，或像个女人那样生活，又或者他不愿将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世，那将会发生什么？

大卫·赖莫并非个例。大多数被改造成女孩的男孩都在其青少年时期宣告要做男孩。最近一项研究表明，那些生来生殖器就性别不清但逃过手术的人，相比于那些童年时期经受手术的人，所患的心理疾病要更少。大部分曾被转变为女孩的男性，最终都提出要重新按照男性那样生活。 ³³

借用威廉·詹姆斯的话来说，性别角色至少在部分程度上是自发、盲目、无师自通的。子宫内的激素激发了男性化的进展，这些激素源于婴儿体内，受到一系列事件的触发，这些事件都开始于Y染色体上一个单基因的表达。（许多物种允许环境决定性别。例如鳄鱼和乌龟，性别是由卵孵化时的温度决定的。但其中也有基因的影响，温度激发了决定性别的基因表达。性别形成的主要原因是环境，而整个机制却由基因决定。基因既是结果，也是原因。）

大众心理学

像大卫·赖莫这样的男孩就是想按照男孩子那样生活。他们喜欢玩具、武器、竞争和行动，胜过喜欢布娃娃、浪漫、感情和家庭。当然，他们刚来到这个世界时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喜好，但是他们生来就有一种奇妙的本领，来帮助他们认清哪些是属于男孩子气的东西。儿童心理学家桑德拉·斯卡尔（Sandra Scarr）将其称为“选窝”（niche picking），即寻找与自己本性相符合的环境。大卫·赖莫之所以童年时倍感折磨，就是因为外界不允许他选择自己想要的“窝”。

在这种情况下，原因和结果是循环的。人们总喜欢做他们认为擅长的事，也擅长做他们喜欢的事。这意味着，男女的性别差异至少是由本能引起的，是天生的行为差异，之后才有经验的辅助。像许多有儿有女的父母一样，我发现这些性别差异很强，也很早就得以体现，简直出人意料。我完全相信我和妻子并没有导致差异，而是对差异做出回应。我们给儿子买玩具卡车，给女儿买布娃娃，并不是因为我们想给他们这些，而是因为很显然儿子想要卡车，女儿想要布娃娃。

性别差异到底多早出现呢？斯维特拉娜·拉契马雅（Svetlana Lutch maya），是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在剑桥的学生，曾拍摄过29个女孩和41个男孩在他们一周岁时的情况，分析这些孩子注视母亲脸的频率。和预期估计的一样，相比男孩，女孩和母亲有着更多的眼神交流。接着，拉契马雅回头测查这些孩子在妊娠期前三个月子宫里睾酮的浓度。这个测查可以进行，是因为每个孩子的母亲都曾做过羊膜穿刺，她们的羊水样本也被保存下来了。她发现男性胎儿的睾酮浓度普遍比女性胎儿的更高。在那些一周岁男孩中，还有这样的相关性：胎儿时期的睾酮浓度越高，他们一周岁时和母亲的眼神交流就越少。 ³⁴

之后，巴伦-科恩又让另一个学生詹妮弗·康奈兰（Jennifer Connellan）追踪更早的情况，也就是生命形成之初。她给102个刚出生1天的婴儿看两样东西：她自己的脸，和一个形状大小接近人脸的物理机械活动物体。结果是，男婴稍稍偏爱看活动物体，而女婴稍稍偏爱看人脸。 ³⁵

因此，女性对脸的相对偏好，慢慢发展为对社交关系的偏好，这似乎一开始便以某种形式存在了。社会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差异，也许是理解人脑如何运作的一个关键线索。19世纪，心理学家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将宇宙明确划分为两类实体：有意向实体和无意向实体。前者可做自发式改变，有目的和需要；后者只遵循自然规律。这一区分对边缘性事物来说则无可奈何——植物归为哪一类呢？但是，作为一个经验法则，它基本有效。进化心理学家们开始怀疑，人类是否可以本能地应用两种心理活动来理解一切事物，这就是丹尼尔·丹尼特所说的大众物理学和大众心理学。我们这么去想，一个踢足球的人移动是因为他“想要”移动，但一个足球移动只因为它被人踢了。即便婴儿都会对一些看似不符合自然定律的事物表示惊讶。例如，几个物体相互穿透彼此，或大的物体进入小的物体，或者物体未经触碰便自发移动。

你应该知道我想要说什么，我怀疑，大体上男人更对大众物理学感兴趣，而女人更对大众心理学感兴趣。西蒙·巴伦-科恩的研究重心是自闭症，这种难以进行社会交往的病症困扰的主要是男孩。西蒙·巴伦-科恩和阿伦·莱斯利（Alan Leslie）一起开创了一个新理论，认为患有自闭症的男孩难以推测他人的心智，不过他现在更偏向于将其表达为缺乏“移情”。严重的自闭症患者还有其他一些特征，包括语言使用的困难；但是，自闭症有一种更“纯粹”及程度稍弱的形式，即艾斯伯格症候群，它的症状主要体现为患者难以移情、理解他人的想法。一直以来，男孩就没有女孩善于移情，也许自闭症就是男性大脑中的一个极端走向。于是，巴伦-科恩的兴趣又转向出生前睾酮浓度与眼神交流的逆相关关系，由高浓度睾酮引起的大脑男性化也许在自闭症患者这里“走过头了”。 ³⁶

有趣的是，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的孩子在大众物理学领域常常表现得比正常孩子要好。他们不仅迷上一切和机械相关的东西，从电灯开关到飞机；还大致会以机械式思维来看待世界，想要理解人类和事物的运作方式。他们常常会过早地成为事实性知识和数学方面的专家。他们的父亲和祖父从事工程学的概率，也比正常孩子大两倍。在对自闭倾向的一次标准化测试里，科学家比非科学家的得分要高，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比生物学家的得分更高。巴伦-科恩曾谈到一个才华横溢的数学家，他获得过菲尔兹奖，也患有艾斯伯格症候群，“他对移情视若无睹”。 ³⁷

为了证明一个大众心理学的困难户也可以是大众物理学的专才，心理学家们设计了两个极其相似的测验：错误-信念测验和错误-照片测验。在错误-信念测验中，孩子看到实验者把一个藏起来的物体由一个容器移到另一个容器，没有第三者看到此物体移动的过程。之后这个孩子要说出第三者将会去哪里找到该物体。若要给出正确答案，孩子就必须先理解第三者的错误信念。大约所有的孩子会在4岁左右首次通过该测验（男孩比女孩要晚），但自闭症儿童要更晚些时日才能理解他人的错误信念。

与此不同，在错误-照片测验中，孩子对着一幅景象拍一张立即成像的照片。当照片拍出来后，实验者让孩子看到他将场景中的某个物体移动了位置。之后实验者问孩子，这个物体应该在相片中什么位置。自闭症患者轻松地给出了正确答案，因为他们对大众物理学的理解胜过了对大众心理学的理解。

大众物理学是巴伦-科恩称为“系统化”技能的一部分，它是一种分析自然世界、技术世界、抽象世界乃至人类世界中输入-输出关系的能力：理解原因和结果，规则和定律。他相信人类有两种分立的思维能力，即系统化和移情化。尽管有些人两方面都很擅长，但仍有些人擅长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却很薄弱。那些擅长系统化却不会移情的人，会设法使用系统化的能力来解决社会问题。例如，一个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曾问过巴伦-科恩这样的问题：“你住在哪里？”这并不是一个严谨的问题，因为回答者可以从多个层面来给出答案：国家、城市、区域、街道或门牌号。确实如此，可大多数人会通过移情的方式理解提问者的话，从而予以解答。如果是邻居问的，那应该就房子位置作答；如果是外国人问的，那应该回答是哪个国家。

如果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善于系统化而不是好的移情者，有着极端男性化的大脑，那就会有这样的推理：一些善于移情却在系统化方面表现糟糕的人，他们有着极端女性化的大脑。思索片刻便可以确定，我们在生活中认识这样的人，但我们不能将他们这种特殊的技能组合归结为病态。在现代世界里，相比于在移情方面稍弱的人，系统化技能较弱者更容易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在石器时代，情况就不是这样了。 ³⁸

分立的心智

有关于移情的讨论引发出一个非常“威廉·詹姆斯式”的主题：分立的本能。若要善于移情，你的心智中需要有一个域或模块，能够让你凭直觉去看待其他生物，了解其心智状态和物理特性。若要善于系统化，你的心智里须有一个域，可以凭直觉了解原因和结果、规则和定律。这些都是分立的心理模块、分立的技能以及分立的学习任务。移情域似乎位于大脑中副扣带沟周围的回路，这是大脑中的低凹部分，接近中线，靠近头的前部。根据伦敦的克里斯和尤塔·弗里斯（Chris and Uta Frith）的研究，当一个人阅读一个需要“心理活动”的故事时，即要想象他人的思维活动，他大脑中的某个区域会发亮（通过脑部扫描）。当一个人阅读关于物理原因和结果的故事，或一系列不相干的句子时，脑中的这个区域则不会发亮。然而在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的大脑中，当他们阅读有关心理状态的故事时，这个区域不会发亮，但相邻的一个区域发亮了。这个区域涉及一般推理，这支持了心理学家的预感，即艾斯伯格症候群患者对社会事件采取的是推理的方式，而不是移情。 ³⁹

这一切都支持这样的观点：詹姆斯式的本能一定显现在心理模块里，每一个模块都被设定好，来处理不同的特定心理任务。20世纪80年代早期，哲学家杰瑞·福多（Jerry Fodor）最早阐明心智模块化观点，之后在20世纪90年代里人类学家约翰·图比和莱达·科斯米迪发展了这一理论。图比和科斯米迪抨击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大脑是用以满足通用目标的学习装置。相反，他们二人认为心智像是一把瑞士军刀。军刀带有刀片、螺丝刀和帮助童子军剔出马蹄里石子的工具，大脑中也有视觉模块、语言模块和移情模块。如同一把军刀上的各种工具一样，这些模块也可以满足各种目的论式的目标，不仅可以弄清楚事物的组成部分和运作方式，还能描述其目的。如同胃是用于消化一样，大脑中的视觉系统就是为了让我们看见事物。这两者都具有功能性，这种功能性的设计意味着自然选择下的进化，也至少在部分程度上体现了基因存在论。因此，心智由一系列适应过去环境的包括特定内容并可处理信息的模块所构成。先天论又回归了。 ⁴⁰

这就到了人们有时说的认知革命的最高点。尽管如今人们将这归功于那位悲剧式天才艾伦·图灵（Alan Turing），他给出非同凡响的数学理据，提出推理可以是机械式的，它其实是一种计算形式；但是，认知革命实际上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于诺姆·乔姆斯基。乔姆斯基提出人类语言具有普遍性，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一致的。另外，从逻辑上看，孩子也不可能仅仅从自己获得的为数不多的例子中就能迅速习得语言规则。因而，这说明语言一定具有某种天生之处。后来，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解析了人类的“语言本能”，认为它带有一把瑞士军刀所能呈现出的全部特点，其结构的设计是为功能而服务的。他还补充说明，心智所配备的，不是天生的信息，而是天生的信息处理方式。 ⁴¹

大家不要误认为这是一个空洞而肤浅的声明。想象视觉、语言和移情由不同人的大脑中的不同部分来运作，这是完全有可能的。这是由经验论推理出的合乎逻辑的预测，这种经验论源于洛克、休谟和穆勒的观点，一直到以设计多目标计算机网络来模拟人脑的现代“联结主义者”，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神经学家可以给出一大批个案病史来支持以下观点，心智的某个特定部分回应大脑中的某个特定部分，普天之下皆是如此。如果你在一次事故或中风后损害了大脑的一个部分，你不会丧失全部功能，但会失去心智中的一个特定功能，这取决于你大脑中受损害的是哪个部分。这说明，大脑中的不同部分被预先设计以实现不同的功能，这是只能由基因决定的。人们常认为基因限制了人类行为的适应性，但恰恰相反，基因非但没有约束，反而使人类行为具备了适应能力。

是的，落荒而逃的经验论者也曾努力做过挣扎，但由此带来的一些小冲突只能短暂推迟心智模块论的发展。大脑中存在一定程度的可塑性，允许不同区域来补偿一个相邻区域的失能。米甘卡·苏尔（Mriganka Sur）曾把一只雪貂的与眼睛相连的神经与大脑的视觉皮层分离，然后连接到听觉皮层上。但是，这只雪貂仍能够以某种初级的方式“看”，只不过看得不清楚。尽管你认为，雪貂在经过这样的手术后仍然能看见东西非常令人吃惊，但苏尔的手术引发了这样一场争议：这到底是反映了人类大脑的可塑性，还是说明大脑的可塑性是有局限的？ ⁴²

如果心智模块化是合理的，那么若要理解人类心智的特定特征，你所要做的就是解析大脑，找到过去的几百万年里哪些部分“过度生长”，造成了哪些模块和本能大到失衡。这样你才会知道人类为什么如此特殊。要是这么简单就太好了！人脑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比黑猩猩大脑中相应的部分要大。显而易见，人类比黑猩猩更会看、感知、移动、平衡、记忆，以及能嗅出更多的味道。任何一只正常黑猩猩的大脑中，都不会有像人类拥有的这样一个涡轮增压的思考和说话装置。如果你向人类颅骨内部看看，你会发现更多的秘密。进一步向内观察，你会发现大脑中存在一些微妙的比例失调。一般来说，与啮齿目动物相比，灵长目动物脑子负责嗅觉的部分急剧缩小，而负责视觉的部分则有所增长。大脑中新皮层的增长一定会以其他部分的减少为代价。不过，这儿的比例失调并不十分明显。事实上，新皮层是大脑中较晚长出的，额叶皮层又是最后发育成的，你可以做个简单的解释，说人类大脑就等于是生长了更长时间的黑猩猩大脑。极端地看，这个理论说明，大脑会扩展并不是因为它要满足新功能的需要——尤其是语言或文化，而是因为大脑自身要扩展，于是更大的新皮层就像是路途中捎上的乘客一样搭上了这趟车。回忆一下ASPM基因中的IQ区域所揭示的道理：让大脑中每个部分增大，这在基因上是很容易实现的。5万年前，这个大一点的大脑像变戏法般地形成了，那些智人（Homo Sapiens）突然发现，他们可以制造弓箭，在洞穴壁上作画，甚至思索生命的意义。 ⁴³

这个观念再一次推翻了笛卡儿的观点——人类在其进化过程中是主体而非客体，但是这个观念并不一定与心智模块论不相兼容。事实上，你可以把逻辑反过来用，指出人类迫于自然选择的压力，于是大脑中各个部分发展出更多的处理能力，从而实现某一功能——语言。基因组对此能做出的最好回应，便是构建一个更大的大脑。至于更好的视觉和更丰富的动作，则像免费赠品。此外，甚至一个语言模块也很难与其他功能相隔离。它需要灵敏的听觉分辨力、更精细的舌部、嘴唇和胸腔的运动控制，以及更好的记忆力，等等。 ⁴⁴

然而，科学理论就像帝国一样，消灭对手之时，也就到了它们最脆弱的时候。就在心智模块论大获成功后不久，曾经的一个主要倡导者开始拆它的台了。2001年，杰瑞·福多出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书《心智不是那样运作的》（The Mind Doesn’t Work That Way），提出即使将心智拆分为不同的计算模块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理论，它在过去和将来都不能解释心智是如何运作的。 ⁴⁵ 福多提及工程师界的“丑闻”，因为他们无法设计出能完成日常任务（例如煮早饭）的机器人；他借此提醒同事目前已发现的只是沧海一粟，也打击了平克的积极性，后者认为心智已得到了解释。 ⁴⁶ 福多说，心智可以由大脑中各个部分提供的信息做出全局性的推理。你运用大脑中与不同感官联系的3个不同模块，来看见、感受和听见雨，而你大脑中某个地方也蕴含着这样的推理：“现在下雨了。”无可厚非，思考是一项通用活动，它整合了视觉、语言、移情和其他模块，作为模块运作的机制预设了其他不作为模块运作的机制。对于那些非模块式的机制，我们一无所知。福多的结论是要提醒科学家，他们发现的东西少之甚少，仅仅在茫茫黑暗中洒了一丝光亮。

但是，至少我们还是弄清楚了一些事。为了构造一个带有各种本能的大脑，基因组上帝设定各条分立的回路，它们有恰当的内在模式，可以开展合适的运算；然后再将它们与各个感官给予的适当输入相联结。在掘土蜂和布谷鸟的例子中，这些模块也许第一次就得“把一切做到位”，相比之下它们可能与经验无关。但是，在人类心智中，几乎所有本能式模块都被设定为可以接受经验的更改。有一些模块在人的一生中都在不断适应；有一些模块随着经验立刻改变，然后再像干了的水泥一样定型；也有少数模块一如既往地按照原本的计划发展。在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里，我打算努力去寻找负责构建和改变这些回路的基因。

柏拉图式的乌托邦

先天后天之争总能带来乌托邦主义的原罪，乌托邦主义认为可以通过利用有关人性的理论来实现理想社会，那些自以为理解人性的人们，都迫不及待地由描述者转为规划者，开始设计一个完美的社会。无论是站在先天一方的人，还是站在后天一方的人，都忍不住跃跃欲试。然而，由这些乌托邦梦想所得出的唯一教训就是：所有的乌托邦都是地狱。所有参考某种狭隘的人性观念来设计社会的尝试，无论是纸上谈兵，还是付诸实践，其最终结果都是令社会变得更糟糕。我打算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来嘲讽一回乌托邦，它崇尚人性理论过了头。

据我所知，威廉·詹姆斯和本能论的倡导者并没有写过乌托邦。但是，所有的乌托邦之父，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在很多方面都接近詹姆斯式的梦想。它也深受先天论的感染。理想国实行“精英管理制”，所有的人接受同样的教育，最高端的工作由那些在相关方面天生有才能的人去做。 ⁴⁷ 在柏拉图这种比喻式的理想国里（应该没有人将其视为政治蓝图），所有的一切都由严格的规则统治。“统治者”，也就是制定政策的人，由负责市政服务和保卫国家的“辅佐者”予以协助。这两个阶层的人统称为“卫国者”，他们由于自己的专长而被挑选出来，也就是天生的才能。但是，为了防止堕落，卫国者过着极端禁欲的生活，他们没有私产，没有婚姻，甚至都不能以金杯饮酒。他们住在集体宿舍里，然而，这般惨淡的生活状况却让他们的内心充盈和快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将柏拉图梦想变成极权主义噩梦的哲学家。即使亚里士多德都曾指出，如果人们的专长不能在财富、性和权力等方面带来回报，那么所谓的精英统治就没有什么意义。“人们会关注那些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而忽视那些普遍存在的东西。” ⁴⁸ 理想国的居民必须接受国家指派给他们的任何一个配偶，如果是女性，则需要给任何一个婴儿哺乳。我们至少可以假意恭维一下柏拉图的洞察力：即便实行精英统治，这个社会依然不完美。如果所有的人都接受了同等教育，那么他们能力的不同便是源于基因。一个真正体现机会均等的社会，只会眷顾那些有天分去做高端工作的人，而剩下的人全都只能去干苦活。 3wkTYfhlt8siWdgl+Y1K7lc0tVQAIMpLL/J6cqsIb1DNZpjJdqmDmYgFTO3Ngs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