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吗？想一想他吧。你不向蚕借一根丝，不向野兽借一张皮，不向羊借一片毛，也不向麝猫借一块香料。嘿！我们这三个人都已失去本来的面目，只有你才保留天赋的原形；人类无处栖息时，不过是像你这样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

——《李尔王》 ¹

相似犹如差异的影子。两个事物相似，是通过它们与第三者的差异得以区分的；两个事物有差异，是因为其中一个与第三者相似。个体也是如此。一个矮个男人和一个高个男人之间存在差异，但如果他们和一个女人做比较，那他俩又相似了。物种方面亦是如此。男人和女人有很多不同点，但如果与一只黑猩猩相比，他俩的相似性一定更为醒目——拥有无毛的皮肤、直立的姿势和挺立的鼻梁。不过，要是与狗比起来，黑猩猩则与人更为相似，都有脸、双手以及32颗牙，等等。当然，狗也和人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二者与鱼则有更大的差异。差异与相似如影随形。

让我们来考虑一下那个天真的年轻人当时的感受吧。1832年12月18日，他上岸登上火地岛，第一次遇到那些人，现在我们会称他们为原始社会狩猎者，他当时称其为“生活在自然状态里的人”。也许由他自己来讲述这个故事更好：

毫无疑问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奇特也最有趣的场景。我简直不敢相信文明人和野蛮人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这比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之间的差异还要大得多。这让我觉得人类就像是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推动、改善过一样……（我）相信即使找遍世界的所有角落，也不会发现更低等的人了。 ²

查尔斯·达尔文之所以如此震惊，是因为他并不是第一次见到火地岛原住民。他曾经与三个被运往英国见国王的火地人同船，只不过那会儿他们穿着长袍和大衣。那时候达尔文认为他们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然而在这里，他们的同类看起来根本就不像人。他们让他想起了……嗯，想起了动物。一个月以后，达尔文在更偏远的地方看到一个帽贝采集者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发现了他睡觉的地方。这个供他栖息的场所，绝不比一个野兔窝好。这样的一个存在者，他的习性不会比动物习性强多少。” ³ 我们突然意识到，他这里写的不仅是差异（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差异），还包含了相似性——这样的火地人与动物之间的亲缘关系。火地人与这位剑桥毕业生之间差异太大，与达尔文相比，火地人反倒更类似一个动物。

达尔文遇到这些火地原住民6年之后，也就是1838年的春天，他参观了伦敦动物园，第一次见到一只大猿猴。她是一只红毛猩猩，名叫珍妮，是入住该动物园的第二只猿猴。上一任是一只黑猩猩，名叫汤米，于1835年开始在该动物园展览，不过它几个星期后死于肺结核。1837年珍妮入园，和汤米一样，她的出现在伦敦社会里引起了一场小轰动。她是一个像人的动物，还是一个像动物的人呢？猿猴引发了一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例如该如何区分人类和动物，以及如何区分理性和本能。珍妮的照片登上了《实用知识传播协会大众期刊》（Penny Magazine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的封面，杂志中的社论安抚读者说：“也许与其他兽类相比，红毛猩猩显得非同寻常，但它绝不会侵入人类道德和思想的领地。”但是，1842年维多利亚女王曾经在动物园见到另一只红毛猩猩，她有着不同的见解，因为她把猩猩描述成“可怕的、让人觉得难受和讨厌的人类”。 ⁴

在1838年达尔文第一次见到珍妮几个月以后，他又去过动物园两次。他带了一只口琴、一些薄荷和一根马鞭草。珍妮对这三样东西都很喜欢，她还对自己镜子里的模样“万分震惊”。达尔文在笔记中写道：“人们去参观驯养的猩猩……了解它的智力……然后便为自己突出的优势而扬扬自得。傲慢的人会认为自己是一件伟大的作品，值得神灵庇佑。谦卑一点的看法是，这也是我的观点，人是由动物进化过来的。”达尔文将学到的本用于地质学的方法用来研究动物，即均变原则，该原则认为形成如今地质的条件与远古时期地质的形成条件是相同的。同年9月的晚些时候，当达尔文读着马尔萨斯（Malthus）的人口论时，灵光一闪，想到了如今众所周知的自然选择。

珍妮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她从达尔文手中拿过口琴并放到嘴边，这帮助达尔文意识到一些动物可以超越原本野性的状态，就如同火地人让他明白人类可以沉沦到文明的最底层。动物与人之间，只有一线之隔吗？

达尔文并不是第一个这么想的人。事实上，一名苏格兰法官蒙博多勋爵（Lord Monboddo），曾在18世纪90年代就设想过，通过训练红毛猩猩可以学会说话。让-雅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是启蒙主义哲学家里为数不多会问这个问题的人之一，如果猿猴与“野人”并没有关联，那会是怎样？然而，达尔文改变了人类对于本性的思考方式。在有生之年，他终于得出结论：人类和其他猿猴一样，有着共同的祖先，一步步演变进化过来。

但是在说服同伴接受这样的观点时，达尔文出师不利。从达尔文阅读大卫·休谟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所做的最早的笔记，到他最后一本有关蚯蚓的著作，他的观点始终如一，认为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之间存在相似性，而非差异。他把试验珍妮的镜像测试同样用于自己的孩子们。他不断思索人类情感、姿态、动机和习性在动物身上的对等表现，以及它们的演化起源。他明确地指出，心智和身体一样需要进化。

然而在这一点上，他从前的许多支持者却倒戈相向，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是个著名的例外。例如，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之一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就提出，人类心智太过复杂，不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这一定源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华莱士的推理颇具吸引力和逻辑性。华莱士在他那个时代里以没有种族偏见思想而著称。他曾与南美和东南亚的原住民生活在一起，他视对方与自己是平等的，如果说智力上有差别，那么至少彼此在道德上是平等的。这让他坚信所有的种族都有着相似的心智能力，但这也让他困惑，在许多最“原始”的社会里，人类智力最伟大的方面却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你的一生都将在热带丛林里度过，那么即便你会阅读和做多项式除法，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华莱士说：“一种更高级的智慧在指引人类种族的发展过程。” ⁵

我们现在知道，华莱士的设想是有道理的，而达尔文在这方面却错了。最低级的“人”与最高级的“猿猴”之间并非只有一线之隔，而是有着巨大的空白地带。从谱系的角度看，我们有一个最近的共同祖先，它生活在15万年以前。可是人类和黑猩猩最近的共同祖先至少生活在500万年以前。在基因上，人与黑猩猩的差异至少是两个最不相似的人之间差异的10倍。但是，华莱士由这样的设想推理出，因为不同于动物心智的发展，人类心智的发展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解释。这么说是没有根据的。两个动物有差异并不代表它们之间没有相似性。

勒内·笛卡儿（Rene Descartes）在17世纪曾断定：人有理性的思维，而动物就像是自动的机器。动物的“行为不是源于思维，而是源于器官的控制……野兽不只是理性程度小于人类，而是完全没有理性”。 ⁶ 达尔文的观点一度弱化了笛卡儿的划分法。在最终摆脱神灵创造了人类心智的想法后，达尔文同时代的一些人有了自己的观点，“本能主义者”开始认为人是由本能机械式操控的，“心智主义者”则相信动物的大脑也具有理性和思想。

维多利亚时期的心理学家乔治·罗曼斯（George Romanes）在著作中将心智主义者的拟人论推向巅峰。他大力称赞宠物的智慧，例如狗可以打开门闩，猫似乎能够听懂主人的指令。罗曼斯相信，对动物这些行为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做的是有意识的选择。之后他还提出，每一种动物都有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人类一样，只不过它们的思维可能被冻结在某个阶段，类似于儿童在某个年龄段的思维。因此，黑猩猩的思维大约等同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狗的思维和一个小一点的孩子差不多，等等。 ⁷

这种观念得以维持，是因为人们对野生动物缺乏了解。人们对于猿猴的行为知之甚少，以至于将其视为人类的原始版本，而不是表现相当出色的某种复杂的动物。1847年，在发现看起来十分凶残的野生大猩猩以后，人们才逐渐意识到，人与野生猩猩的相会，全都是短促并伴随暴力的。当猿猴被带入动物园后，它们很少有机会来展现全部的野生习性。它们的饲养员会更多地关注猿猴“模仿”人类的惯常行为的能力，而疏忽了它们本来的一面。例如，从黑猩猩第一次抵达欧洲起，人们就着迷于让它们喝茶。法国伟大的博物学家乔治·勒克莱尔，布丰伯爵（Georges Leclerc，Comte de Buffon），是第一批见到被捕捉的黑猩猩的科学家之一，大约是在1790年。他发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呢？当时他亲眼看见那只猩猩“拿起茶杯和托碟，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放糖进杯子，并倒茶进去，但它没有立即喝，而是让茶水晾一会”。 ⁸ 几年以后，托马斯·比维克（Thomas Bewick）兴奋不已地报道，一只“多年前曾在伦敦展出的猿猴，竟学会坐在桌子边，用刀叉来吃给它的食物”。 ⁹ 18世纪30年代，汤米和珍妮抵达伦敦动物园后，人们很快教会它们坐在桌子边吃喝，当然这是为了取悦那些交钱来参观的观众。黑猩猩茶会的传统由此诞生。到了20世纪20年代，它已成为伦敦动物园里的一项日常仪式。猩猩被训练既要模仿人类习俗，又要打破这些习俗，“它们的餐桌礼仪随时可能变得过于体面了”。 ¹⁰ 动物园里的黑猩猩茶会持续了50多年。1956年，布鲁克邦德公司（Brooke Bond Company）制作的茶产品电视广告里，首次采用黑猩猩茶会的场景，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此后其他公司也纷纷效仿，直到2002年狄得利（Tetley）公司才放弃使用黑猩猩茶会的题材。但是在1960年，人们知道得更多的仍然是黑猩猩学会餐桌礼仪的能力，而不是它们在野外的行为。难怪猿猴会被视为滑稽的人类学徒。

在心理学上，不久后心智主义便遭到了贬低和驳斥。20世纪初的心理学家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证实，罗曼斯所说的狗其实只是偶然学会那些聪明的小把戏的。它们并不懂得门闩是如何运作的，只不过在重复那些偶然令它们打开门的动作。针对心智主义的盲目性，心理学家很快提出了相反的设想：动物行为是无意识、自发式的，只是一种反射活动。这个设想很快被视为信条。行为主义者言之凿凿：动物不会思考，没有理性，只是对刺激做出回应。谈论动物有心智已成为异端邪说，更不用说将人类心智发展归于和动物一样的范畴了。不久，在伯尔赫斯·斯金纳（BurrhusSkinner）的影响下，行为主义者将同样的逻辑用于人类。毕竟，人类不只将动物拟人化，他们还指责面包机行为反常，将雷暴说成是上天发怒。当然，他们也会给别人赋予某种定性思维，认为他们受理性的操纵太多，受习惯的影响太少。可是，试试跟一个对尼古丁上瘾的人讲道理看看。

但是，由于没人把斯金纳分析人的观点太当回事儿，行为主义者在不经意间重新恢复了人类心智和动物心智之间的区分，正如笛卡儿的论调。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强调人类拥有独特的属性，也就是文化，因此要禁止所有关于本能的说法。到了20世纪中期，讨论动物心智和人类本能都成了异端之说。人类与动物之间只有差异，没有相似性。

类人猿的肥皂剧

1960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那一年，科学界的一个新人，一位年轻的女士来到了坦噶尼喀湖岸边观察黑猩猩。后来她这样写道：

我真是太天真了。在我还没有接受自然科学的本科教育时，我并不知道动物被认为是没有个性、不会思考、不能感受情感或痛苦的。正因为不知道，所以在我最初的描述里，我自由地使用了那些被禁的术语和概念，竭尽所能地记录了我在贡贝看到的无比惊奇的一切。 ¹¹

结果，珍妮·古道尔对贡贝黑猩猩生活的描述，就像是简·奥斯汀（Jane Austin）写的有关玫瑰战争的肥皂剧情节那般曲折生动——富含了戏剧冲突和人物性格。我们可以感知到猩猩的雄心、嫉妒、欺骗和感情，我们可以区分它们的不同个性，了解它们的行为动机。我们会忍不住和它们感同身受：

渐渐地，埃弗雷德（Evered）找回了自信，部分原因无疑是费甘（Figan）没有一直和自己的兄弟法本（Faben）待在一起。法本和汉弗莱（Humphrey）还是很要好，而费甘也会很聪明地避开强壮的雄猩猩。而且，即便兄弟俩在一起时，法本也没有总是帮助费甘。有时候他只是坐在一边看着。 ¹²

尽管后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古道尔对猩猩的拟人描述给了人类例外论狠狠一击。猩猩不再被描述成是笨拙的自动式机器，无法和人做比较，而是成了和人类一样有复杂和微妙的社会生活的存在者。我们之前估计的要么是人类更多地受到本能的支配，要么是动物更有意识。此时，人类与动物的相似性，而非差异，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当然，古道尔的说法缩小了笛卡儿所指的人与动物间的空白地带，但这个消息在有着明确区分的人类科学和动物科学界传播得很慢。如同古道尔的导师、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所设想的那样，她的研究目的是给研究人类远古祖先的行为提供线索，可即便如此，一直以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被灌输的观念是动物界的发现与人类研究是不相关的。1967年，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在著作《裸猿》（The Naked Ape）中详细说明了人类和猿猴的相似性，大多数研究人类的学者都认为他是在哗众取宠。

许多个世纪以来，界定人类独一无二的特性都像是由哲学家在自家的作坊里完成的。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笛卡儿说，人类是唯一有理智的生物；马克思说过类似的话，只有我们才能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如今，除非要对这些概念进行非常狭隘的解读，才能把古道尔描述的黑猩猩排除在外。

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说过，我们是唯一能够以性为乐，而不只是为了传宗接代的动物。（一个改过自新的浪子应该明白。）可是黑猩猩的存在使以上说法不再准确，还有其南方的亲缘物种倭黑猩猩更能将这个说法击得粉碎。倭黑猩猩会以性行为来庆祝美食、结束争斗或巩固友谊。它们的多数性行为发生在同性之间，或是与年幼的猩猩进行，所以传宗接代连个次要目的都算不上。

然后我们又会说我们是唯一能够制造和使用工具的。但是珍妮·古道尔最初便发现黑猩猩会用草秆去吸食白蚁，或碾碎叶子的海绵组织以获取饮用水。利基欣喜若狂地给古道尔发去电报：“现在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工具，重新定义人类，或者接受黑猩猩是人类。”

再后来我们告诉自己只有人类才有文化：通过模仿，人类将一代人的习俗延续、承接到下一代。但是，在西非地区的塔伊森林里，那些黑猩猩世世代代以来都教会它们的幼子在石头上用木制的锤子把坚果敲裂开，这又如何解释呢？虎鲸有着自己的捕猎传统、呼唤模式和社会体制，那么它们又该归入哪种人呢？ ¹³

我们还曾想过，人类是唯一会发起战争和杀害同伴的动物。但是1974年，贡贝的黑猩猩（之后还有很多在非洲接受观察研究的黑猩猩群）一举终结了这个假想。它们突袭了邻近的黑猩猩的领地，伏击所有的雄猩猩，将它们全部打死。

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是唯一拥有语言的动物。可是我们后来发现猴子也有一套词汇，用于指称不同的食肉动物或鸟类；猿猴和鹦鹉能够习得相当大的符号词汇系统。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哪种动物可以真正掌握语法和句法。但是对于海豚，我们还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一些科学家相信黑猩猩没有“心智理论”，也就是说，它们不能了解其同伴在想什么。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一只黑猩猩便不可能由于认识到另一同伴持有错误信念而采取行动。但是，对此所做的实验结果是模棱两可的。黑猩猩会常常使诈。一次，一只黑猩猩幼儿假装自己受到了一个比它大一点儿的猩猩的攻击，以此换来母亲让它继续吃奶。 ¹⁴ 很显然，它们似乎懂得其他黑猩猩的想法。

最近以来，只有人类才具有主观性的观点开始死灰复燃。作家柯南·马里克（Kenan Malik）提出：“人类和动物完全不同，假设二者类似是非理性的……动物是由自然之力支配的，而不是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体。” ¹⁵ 马里克的要点是，唯独我们拥有主观意识和行动能力，所以能打破头脑的束缚，超越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但是我想说，主观意识和行动能力并非为人类所独有，如同本能不是动物的专属。我们可以从古道尔书中的任意一段中找到相关证据。甚至狒狒都能在电脑设计的、测试它们能否进行抽象推理的识别任务中表现颇佳。

这场争论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1871年，达尔文列了一张被认为是人类与动物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人类独有特性的清单。之后，他又逐一推翻了这些特性。尽管他相信只有人类才具有高度发展的道德观，但他专门用了一个章节来论证动物中也存在着原始形式的道德感。他的结论很直白：

人类和高级动物之间虽然在心智上差别很大，但这只是程度差别，而不是类型差别。我们已经看到，感觉和直觉，各类情感和官能——例如爱、记忆、注意力、好奇心、模仿、理性等，这些人类曾予以自夸的东西，也会以初级或发展完好的形式，存在于低等动物中。 ¹⁶

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我们的行为和动物行为有相似之处，笛卡儿的论断也无法将其掩盖。但是，说人与猿猴没什么两样当然是有悖常理的。事实是，我们和猿猴当然有差别。我们比任何其他动物更具有自我意识，善于思考，并可以改变周遭环境。很显然，从这些方面看，人类和动物得以区分。我们建立城市、飞向太空、崇拜神灵以及创作诗歌。我们所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说可归因于动物本能——遮挡风雨、冒险和爱。但正是当我们超越这些本能时，我们才让自己成为独一无二的人类。也许就像达尔文说的那样，差异存在于程度，而非类型；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差别。比起黑猩猩，我们更会计算，更能够推理和思考，更善于与他人交流和表达情感，也许还更善于崇拜。我们的梦想会更加生动，笑容更加灿烂，理解和认同他人情感的能力也更强大。

这又把我们带回了心智主义的观点，将猿猴等同于人类学徒。现代心理学家费尽心力，设法教动物“说话”。黑猩猩瓦苏（Washoe）、大猩猩可可（Koko）、倭黑猩猩坎齐（Kanzi）、鹦鹉亚历克斯（Alex）全都学得很好。它们学会了成百上千的单词，这当然是借助于人类的手势来领会的，它们还学会了将单词组合成简单的短语。但是，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ce）在对一个名叫尼姆·齐姆斯基（Nim Chimpsky）的黑猩猩做过研究后指出，所有的实验令他明白，这些动物在掌握语言方面的表现是非常糟糕的。它们几乎比不过一个两岁的孩子，也不会运用句法和语法，除非是偶然碰上的。就像斯大林有关军事力量的言论，“数量本身就是质量”。在掌握语言方面，我们比最聪明的猿猴也强得多，这完全是类型差异，而不是程度差别。这并不是意味着人类言语和动物交流没有同源性，不过蝙蝠的翅膀和青蛙的前足也有同源性，可是青蛙却不会飞。承认语言是一种质的差异，并不是要把人类从自然中隔离出来。象牙为大象所独有，吐毒液为眼镜蛇所独有。独特性并不是唯一的。

那我们呢，和猿类究竟是相似还是有差异？二者兼有。无论是在维多利亚时代还是时至今日，人类例外论都陷于一团混乱。人们仍然坚持，反对者一定会站在某一方：要么我们是受本能支配的动物，要么我们是有意识的存在者，不可能二者都是。但是相似性和差异性可以同时存在。当你认可我们的心智和猿猴心智有着亲缘关系时，你也无须放弃任何人类的行动能力。 ¹⁷ 对于人类和动物之间的相似和差异，并不是要偏废一方，而是双方同时共存。我们可以让一些科学家研究相似性，另一些去研究差异性。是时候摈弃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的说法了，她曾表示：“将人类与其同源物种隔绝，扭曲了启蒙主义的思想。” ¹⁸

性及其影响

从一个角度看，人类行为的演化不同于人体结构的演化。从人体结构上看，人与动物的大多数相似性源于共同遗传，或是演化论中所说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的惯性。例如，人和黑猩猩的每只手上都有5根手指，脚上有5根脚趾。这并不是因为5根手指或脚趾最能适合所有物种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在最早的两栖动物中，有一只动物刚好有5个足趾。而且在它的无数后代里，从青蛙到蝙蝠，都不曾改变过这个结构。有些动物比如鸟和马，足趾较少，但猿类一直都是5个足趾。

但这一点在社会行为中并不成立。总的来说，行为学家在社会体系中几乎找不到那种生长惯性。即使是非常相近的物种，若生活在不同的栖息地，或食用不同的食物，那它们也会有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相差甚远的物种，若生活在相似的生态环境中，根据趋同演化，它们会有着相似的社会结构。当两个物种展示出相似的行为，这就说明这不关祖先多少事，而是显示了环境给它们施加的影响。 ¹⁹

非洲猿类的性生活便是一个好的例证。当那些灵长类动物学家更深入探索猿猴生活时，他们发现，除了相似性以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反差。通过乔治·沙勒（George Schaller）和黛安娜·福西（Diane Fossey）对大猩猩的研究，贝鲁特·高尔迪卡（Birute Galdikas）对红毛猩猩的研究，以及后来加纳隆至（Takayoshi Kano）对倭黑猩猩的研究，这些反差得以更清晰地表露。动物园里，黑猩猩看起来像是小一点的大猩猩，大黑猩猩的骨骼结构常常混同于小的大猩猩。然而在野外，它们的行为却有着明显差别。一切都要从饮食说起，大猩猩是食草动物，它们吃绿色植物如荨麻和芦苇的茎和叶子，也吃一些果实。黑猩猩主要是食果动物，以寻觅树上的果实为主，但如果可能，也会食用蚂蚁和白蚁，甚至是猴子肉。饮食的差异决定了它们拥有不同的社会结构。植物资源充足，但营养不多。大猩猩以植物为生，因此它们几乎整天都在吃东西，且不用去远的地方。这样一来，大猩猩群落是相对稳定而且易于守卫的。这也促成了一雄多雌的配偶制：每只雄性大猩猩都能独占一群雌性大猩猩，以及还在幼年期的大猩猩，将别的雄性驱逐在外。

但是，在不同的地方，果实多少是说不准的。黑猩猩需要占据更大的领地，才能确保找到果实累累的树木。当一棵树上有充足的果实让大家分享时，黑猩猩也会让其同伴进入自己的领地共享食物。然而由于领地过大，黑猩猩群体有时会分散活动。因此，一雄多雌制对黑猩猩是行不通的，唯一能控制这群雌性黑猩猩的方式便是与其他雄性黑猩猩共享。于是雄性黑猩猩会结成联盟，共享与一群雌性黑猩猩的交配权。也许一群中会有一只占据统治地位的雄性黑猩猩，能享用更多的交配份额，可是它不会独占某一只雌性黑猩猩。

社会行为的差异源于饮食差异，这样的观点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是毋庸置疑的。到了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得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成果。这种差异在猿猴的身体结构上得以呈现。对于大猩猩来说，拥有众多雌性配偶带来的繁殖回报是丰厚的。相比一些只与少量雌性大猩猩交配的雄性大猩猩，拥有众多雌性配偶的大猩猩愿意承担拥有更多配偶的风险，以此证明它们是生殖力更旺盛的祖先。而且，它们还愿意让自己的体型增大，即使这意味着它得获取更多食物来维持自己的身体机能。因此，一只成年雄性大猩猩的重量是成年雌性大猩猩的两倍。

在黑猩猩中，雄性没有要长成大个头的压力。首先，太大的体积意味着它爬树的困难增大，也意味着它得花更多的时间来进食。因此，雄性黑猩猩最好是在体积上稍微比雌性大一点，然后运用计谋和体力来让自己登上首领的位置。此外，压制其他雄性竞争者也毫无意义，因为有时候它需要和它们结成联盟，守护共同的领地。但是，大多数雌性黑猩猩与一群雄性黑猩猩里的很多只交配，能够成为先祖的常常是那些之前经常射精，并且射精量大的雄性黑猩猩。雄性黑猩猩之间的竞争便以精子竞争的方式存在于雌性阴道里。因此，雄性黑猩猩有巨大的睾丸和惊人的性耐力。从其重量占体重的比例来看，雄黑猩猩的睾丸比雄性大猩猩的大16倍。而且雄性黑猩猩的交配次数大约是雄性大猩猩的100倍。

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后果。杀婴在大猩猩中是普遍现象，在许多灵长目动物中也是如此。一个没有配偶的雄性大猩猩会潜伏到一群雌性大猩猩中，抓走一只幼婴，并杀死它。这会给生出幼婴的雌性大猩猩带来两方面影响（除了让它感到莫大的悲伤以外，虽然悲伤通常是短暂的）：第一，令它中止哺乳，重新进入发情期；第二，劝服它接受一个更强大的雄性配偶，可以更好地保护它的幼婴。那么除了眼前的这个突袭者以外，雌性大猩猩还能选哪个呢？因此，它抛弃了之前的配偶，跟随了这个杀害它幼崽的雄性。杀婴给雄性大猩猩带来丰厚的遗传回报，杀婴者通常会有更多的后代；因而现代的大猩猩的祖先大多都是这些杀手。杀婴是雄性大猩猩的自然本能。

然而，雌性黑猩猩“发明”了一个对策，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杀婴，那就是：它们广泛共享交配权。结果是，任何一只有野心的雄性黑猩猩，若想通过无节制的杀婴来开始自己的统治，那就意味着它可能会杀死自己的后代。不杀婴的雄性黑猩猩会留下更多的后代。为了让父子关系混淆不清，雌性黑猩猩会让屁股发红以及外阴皮肤肿胀，提醒雄性黑猩猩自己处于发情期，诱惑其与之交配，从而建立可能的父缘关系。 ²⁰

了解一只雄黑猩猩的睾丸大小，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将它与大猩猩的睾丸做比较，才有意义。这就是比较解剖学的精髓。我们已经对非洲猿类的两个物种进行了比较和研究，那为什么不再去研究第三个？人类学家总喜欢强调人类文化中行为的无限多样性，但是没有哪一种文化会极端到需要和黑猩猩或大猩猩的社会体制做比较。即使是在实行一夫多妻的人类社会里，也不是由女性组成的内室从一个男性传到另一个男性那里去的。人类社会即便有内室也是通过逐一迎娶构成的，所以即便是在存在多配偶制的社会里，大多数男人也只有一个妻子。同样，尽管有人竭力想要建立自由性爱社群，但没有人获得成功，更不要说整个社会里一个男人可以和任何女人重复进行短暂的婚外情。事实上，人类和许多其他物种一样，只有一种典型的交配体系，通常维持长期的一夫一妻制，也就是单配偶制；但偶尔也会有多配偶制，这也存在于像黑猩猩一样的大型猿类的群体和家族中。无论男性的睾丸大小有多少差别，都没有哪个男人的睾丸（所占体重的比例计算）和大猩猩的一样小，或和黑猩猩的一样大。根据其所占体重的比例，一个男人的睾丸大约是大猩猩睾丸的5倍，黑猩猩的1/3。在偶有女性不忠的一夫一妻制社会里，这是很相称的。不同物种之间的差异性是这些物种内部相似性的影子。

人类的一夫一妻制有一个有趣的解释，该解释把焦点再次放到食物上。灵长类动物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将其归为食物的烹饪。随着人们学会使用火并用其烹饪食物——这是在预消化食物，咀嚼的需要便减少了。直接证据表明，人类对火的使用可以追溯到160万年以前；但是一些间接证据显示，这个时间会更早一些。大约190万年前，人类祖先的牙齿变小，同时女性体型增大。这说明当时出现了更好的饮食方式，更易于消化，这似乎是烹饪带来的效果。但是，烹饪要求人们采集食物，并将其带到火边，这样也给一些坏人提供大量的机会去窃取他人的劳动果实。或者，既然那时男人的体型比女人的更大，体力也更强，那极有可能是男性从女性那里窃取食物。因此，女性要选择防止这种偷盗的策略，其中一个典型的策略便是，单个女性和单个男性建立联合关系，守护他们共同采集的食物。一夫一妻的情况越来越多地出现，男性不再需要为了获得每一次的交配机会而去和别人展开激烈的竞争，这导致他们的体型变小；而且在190万年前体型反映的性别差异也开始减小。 ²¹ 后来，一夫一妻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祖先开始了性别分工。在狩猎采集者中，男人更乐于也更善于狩猎；女人则更乐于并善于采集食物。因此，这样的生态位应运而生，它结合了男性和女性的优势——结合了肉类的蛋白质的营养和稳定的植物食品供应。 ²²

但是，非洲猿类当然不止3个种类，其实有4个种类。生活在刚果河南部的倭黑猩猩也许看上去和黑猩猩没什么两样，可是二者在进化中的分离已长达200万年。自从这条河流将它们祖先的领地一分为二，它们便展开了不同的进化史。和黑猩猩一样，它们食用果实，生活在多个雄倭黑猩猩群共享的大领地里。由此可以推断出，倭黑猩猩的交配方式以及睾丸大小，应该和黑猩猩的差不多。然而，事实似乎是在教我们对科学要抱有谦卑的态度，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惊人的差异。在倭黑猩猩中，雌性通常可以统治和威吓雄性。雌性倭黑猩猩会结成联盟，彼此协助。一只遇到麻烦的雄性倭黑猩猩更可能指望他母亲的帮助而不是它的雄性同伴。一只成年雌性倭黑猩猩若能得到其最好的雌性朋友的帮助，即可以胜过任何一只雄性倭黑猩猩。 ²³

但这是为什么呢？倭黑猩猩之间亲密的姐妹关系的奥秘就在于性。两只雌性倭黑猩猩之间的密切关系通过经常并剧烈的“嚯咔-嚯咔”得以巩固，科学家不带感情色彩地将其称为生殖器摩擦。在这种充满合作和关爱的姐妹关系的良性统治下，倭黑猩猩社群似乎更像是女性主义的幻想，而非真实存在的。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一现象才被人们所理解，那时候带有男性偏见的科学受到了挑战，这真是奇怪的巧合。（不敢想象，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会怎样描述“嚯咔-嚯咔”。）

正如女性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在雌性主宰的制度中，雄性倭黑猩猩慢慢形成了更加友好与温和的特性。打斗和大喊大叫变少了，迄今也未听闻倭黑猩猩群里有过凶残的偷袭。由于雌性倭黑猩猩在性方面比雌黑猩猩更加活跃，前者的交配次数约是后者的10倍（是大猩猩的1000倍），有野心想生育更多后代的雄性倭黑猩猩最好是把精力节约到“侍寝”上，而不是浪费在拳赛场地。我也希望能告诉你，雄性倭黑猩猩的睾丸比黑猩猩的更大——尽管这点肯定无疑——可至今还没有人去测量过。 ²⁴ 玛琳·祖克（Marlene Zuk）在《性选择》（Sexual Selections）一书中描述，对倭黑猩猩群里交配生活的适时发现让它们成了最时新的动物界名流，并取代了海豚的位置；因为后者放纵本性干了些类似绑架和轮奸的事，损害了其对生态环境友好的形象。不可避免，性治疗师开始鼓吹倭黑猩猩的性交方式。苏珊·布洛克博士（Dr.Susan Block，位于比弗利山庄的苏珊·布洛克色情艺术与科学研究所创始人）宣称，如果想要和平生活，那倭黑猩猩这种“地球上最淫荡的猿类”便是我们的范本。“解放你的倭黑猩猩之心吧，”她竭力主张，“当你处于性高潮时，你是不会想要打仗的。”她保证，无论是她的“伦理享乐主义”电视或互联网秀，还是保护倭黑猩猩，我们都能从中获益良多。 ²⁵

它们是和我们关系最近的近亲。亚洲猿类（如红毛猩猩和长臂猿）又有着截然不同的性交生活。许多不同种类的猴子也是如此，呈现出令人不解的各类社交与性策略，每一个都适用于它们所在的栖息地和摄取的食物。40年以来，野外灵长类动物学研究已经证实，人类是独一无二的物种，完全不同于任何其他动物。世界上也不存在任何与人类模式精确相似的物种。但是，在动物王国里，独一无二并没有多么独特，每一个物种都是独一无二的。

走进遗传学

有关人类例外论的争论，一直在达尔文强调的相似性与笛卡儿倡导的差异性之间摇摆，至今未有定论。每一代人都注定要掀起与过去思潮的论战。如果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时，人们偏向于认可动物拟人的相似性，那很快你就会看到一个崭新的论断出现，说明人与动物有多么大的差异。如果铺天盖地的都是有关差异的说法，那么你就可以声援相似性。哲学就是如此：永远不会有定论，只是偶尔会被新的事实扰乱。

可后来这场有趣的辩论有了一个坏兆头，有人想要彻底终结它，想要从根源上界定人与黑猩猩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差异；若要把一只黑猩猩变成一个人，可以做些什么。

这大约与珍妮·古道尔推翻人类行为例外论同时发生。它开始几乎为世人所遗忘，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们才重新发现，加利福尼亚人乔治·纳托尔（George Nuttall）在1901年做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实验。纳托尔注意到，两个物种越是相近，它们的血液在兔子体内产生的免疫反应就越相似。他将一只猴子的血液注入兔子体内，反复这样做了几星期。在最后一次注入的几天后，他从兔子的血液里提取了血清。猴子血液与这样的血清混合后，会产生免疫反应，变得黏稠。而将这种血清与其他动物的血液混合，产生的黏稠度大小就取决于该动物与猴子亲缘关系的远近；越是接近，黏稠度就越大。通过实验，纳托尔证明，人类更接近猿类，而不是猴子。从人类和猿类都没有尾巴以及其他特征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此观点在当时还颇有争议。

1967年，在伯克利，文森特·萨里奇（Vincent Sarich）和阿伦·威尔逊（Allan Wilson）以更为复杂先进的方式复兴了纳托尔的生化技术，他们运用这些技术构建了一个“分子钟”，可以测量出两个物种共同祖先的实际时间长短。他们得出结论，人类和类人猿共同祖先的时间，并不是传统上认为的1600万年前，而是仅仅在大约500万年前。人类学家根据化石判定人类与类人猿进化的分离应该发生在更早以前，对萨里奇他们的观点嗤之以鼻。萨里奇和威尔逊坚持他们是对的。1975年，威尔逊让他的学生玛丽-克莱尔·金（Marie-Claire King）重复这项DNA实验，以便找出人类和猿类的基因差异。但结果她失望而归。她说无法从实验中获取二者的差异，因为人类和猿类的DNA惊人地相似：人体中99%的DNA与黑猩猩体内的完全相同。威尔逊震惊了：人类和猿类的相似比差异更令人激动。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个数据有了一些小波动。大多数研究者估算它为98.5%，尽管最近两项对基因组分子片段所做的更详尽研究得出的结论是98.76%。 ²⁶ 然而，正当98.5%这个数字慢慢渗透进人们的意识里时，2002年罗伊·布里腾（Roy Britten）发表了一篇引人瞩目的论文，说这个数字有误差。他论证说，如果你只统计替代部分，例如人与黑猩猩基因中存在差异的基因文本的编码字母，你会得到这个数字。但如果你加入基因文本数据的插入片段和缺失片段，数值会降至95%。 ²⁷

无论是哪个数字，发现两个物种之间的差异如此之小，这对科学界来说仍是一个巨大的震撼。“人类和黑猩猩在分子结构上的相似性是非比寻常的，因为二者在身体结构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比其他（非常接近的）物种间的差异要大得多。”金和威尔逊这样写道。 ²⁸ 1984年，科学界掀起了一场更大的震动，耶鲁的查尔斯·西布利（Charles Sibley）和乔恩·阿尔奎斯特（Jon Ahlquist）在这一年里发现，相比大猩猩，黑猩猩的DNA结构和人类的更为相似。 ²⁹ 这一刻，人类走下了神坛，其意义相当于哥白尼将地球归入太阳系以内，视其为一颗普通行星。西布利和阿尔奎斯特将人类归入猿类家族，视其为另一种猿。过去我们以为，人类那独特的猿系族谱关系可追溯到1600万年以前，如今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不超过500万年前，我们和猿类还拥有着共同祖先，而且人类还是这个物种最新的类别。我们和黑猩猩共同的祖先，生活在后者与大猩猩共同的祖先之后，又生活在这三个物种与红毛猩猩共同的祖先更后面。尽管这非常难以置信，但黑猩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的确比它们和大猩猩的要更近。（即使布里腾对精确数值重新分析，也改变不了这一结论。）非洲猿类的解剖结构和化石记录未能表明这种可能性。人类并不是凭空出现的。

时间渐渐冲淡了人们的惊讶，但更多的震撼即将来临。分析人类和黑猩猩的DNA结构，也许可以一劳永逸地界定二者之间的差异。在我写这本书时，黑猩猩的基因组尚未能完全解读。即使现在可以了，证实哪些差异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仍很棘手。人类基因组大约包含30亿个“遗传密码”字母。严格来说，这些是一个DNA分子的化学碱基，它们的排列顺序而非它们各自的特性决定了它们产生什么，因此它们可以被当作数字信息来对待。它们在两个人体内的差异平均约为总数的0.1%，就是说我和邻居大约有300万个不同的DNA字母。人与黑猩猩之间的差异是人与人之间的15倍，也就是总数的1.5%。这相当于4500万个不同的DNA字母，这个数字是《圣经》里字母总数的10倍，或是本书（英文版）篇幅的75倍。这样算的话，我们这两个物种之间以数字的方式表达基因差异构成的书，如果不加以注解，可以排满11英尺 长的书架。（与之相比，基因相似性构成的书若放在书架里，书架则可以延伸至250码 长。）

让我们换个角度来看。目前科学家们承认，人类大约有3万个基因。这就是说，3万个不同的数字DNA分子片段散布在人类基因组里，它们被翻译为蛋白质，以构成和维持我们的身体机能，每个基因都是蛋白质分子的配方。黑猩猩也有着几乎同样数目的基因。3万的1.5%是450，由此可以得出，我们相比黑猩猩拥有450个独有的基因。这个数字并不大，而其他29 550个基因在人体和黑猩猩体内都是相同的，事实上这完全不可能。更合理的解释是，人类体内的每一个基因和黑猩猩的都不同，但综合其文本来看，二者只有1.5%的差异。真相介于两种说法之间。在极其接近的物种之间，它们会有一些完全相同的基因，也会有一些有细微差异的基因，还有少数完全不同的基因。

最明显的差异是，所有猿类比人类多一对染色体。原因不难发现：在过去的某个时间点，两条中等大小的猿类染色体在人类祖先体内融为一体，形成了一条大的染色体，现称为2号染色体。这是一次不可思议的重排，让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即使人类和黑猩猩的杂交后代可以存活，也不会有生育能力。因而，进化论者微妙地称之为，两个物种存在“生殖隔离”。

但是，染色体的重排并不意味着基因文本中某个点存在差异。尽管黑猩猩的基因组有很大一部分仍属未知领域，但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和黑猩猩（或其他猿类）之间有很显著的基因差异。例如，人类血型可以视为A、B、O三种血型的混合，黑猩猩只有A型和O型，大猩猩只有B型。同样，APOE基因在人体内有三种普通变体，但在黑猩猩体内只有一种——这一种与人类所患的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最为密切相关。相比于其他猿类，人类甲状腺激素的作用方式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我们还不知道这一点说明了什么。自2500万年前猿类和猴子进化分离以后，猿类的16号染色体发生了好几次突发的复制。在人类中，每一组所谓的“墨菲斯”（morpheus）基因在序列上相较彼此，以及其他猿类的对等基因出现了迅速分化，其演化速度几乎是正常速度的20倍。其中的一些“墨菲斯”基因被称为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基因。但是这些基因到底发挥什么作用，为什么它们在猿类中演化分离得如此之快，这些仍是未解的难题。 ³⁰

这些差异大多数也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并不存在什么独一无二的基因。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第一批在人类身上普遍存在却未见于猿类的独有的遗传特征得以发现。许多年前，圣迭戈的医学教授阿吉特·瓦尔基（Ajit Varki）对一种人类特殊的过敏症颇为好奇和感兴趣。人类会对一种特殊的糖（即一种唾液酸）过敏，该糖会黏附在动物血清蛋白上。人体的这种免疫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人们用马的血清制作蛇毒解毒剂，常常会有一部分人对此严重过敏。我们人类不能忍受这种称为“Gc”的唾液酸，因为我们体内没有这种物质。瓦尔基和伊莱恩·马奇莫尔（Elaine Muchmore）很快发现了其中的原因，他们第一次注意到，和人类不同，黑猩猩和其他类人猿体中含有Gc。人体内之所以没有产生Gc唾液酸，是因为体内缺乏一种将Ac唾液酸转化为Gc唾液酸的酶。没有这种酶，人类便无法给Ac唾液酸加入一个氧原子。人类缺乏这种酶，可所有的猿类都有。我要重申，这是人类和猿类第一个普遍意义上真正的生物化学上的差异。在这个千年之末，我们由宇宙的中心和上帝的宠儿忽然降格为一种猿类，瓦尔基似乎在说，我们和猿类的差别只在于糖分子结构中一个小小的原子，而且是人类漏掉了这个原子！这个“掌控灵魂”的基因可真是没什么前途。

到了1998年，瓦尔基知道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特殊：一个由92个字母组成的序列，从人类6号染色体的CMAH基因上消失了，这个基因正是制造Gc所需的酶。之后他发现了这个序列是如何消失的。这个基因的正中间有一个Alu序列，这是一组会侵入人体基因组的“跳跃基因”。猿猴体内也有一个稍微有些差别的古老的Alu序列，但是人体内的这个已知Alu序列是人类所独有的。 ³¹ 因此，在人类和猿类展开进化分离一段时间以后，Alu序列表现不凡，它跳入CMAH基因，与较老的Alu序列交换了位置，偶然之中抹去了那段92个字母的序列，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如果这听起来像是费解的遗传学语言，那么你可以这么想：一种电脑病毒毁了你的一个文档。）

起初，科学界对瓦尔基的发现呵欠连天，提不起兴致。那又怎样呢？你只不过发现了一个基因在人体内受到了破坏，在猿猴体内却没有，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瓦尔基没有那么轻易沮丧，至今他仍然对人类和猿类之间差异的主题深感兴趣。他的第一个任务便是要精确指出基因发生突变的具体时间。DNA不能从人类祖先的古化石中得以还原，但唾液酸可以。他发现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和我们一样，体内有Ac，却没有Gc；但是一些更老的化石（出自爪哇和肯尼亚）来自有着温暖气候的地域，可以发现他们的唾液酸有着较大程度的退化。然而，通过统计死者体内CMAH基因的数目变化，并运用分子钟分析，他的论文共同作者高畑尚之（Nao yuki Takahata）已经能够估计出，这个突变大约在250万年前或300万年前在某个人体内发生，这个人是如今所有活着的人的祖先之一。

瓦尔基接着探索突变还可能导致其他哪些结果。大多数动物，即使是海胆，体内都有这个基因在起作用。但如果将老鼠胚胎里的这个基因“敲除”，它长大后也会很健康并具有生殖能力。唾液酸是细胞外部的一种糖，就像是细胞表层生长出的一种花儿。它是与包括肉毒中毒、疟疾、流感和霍乱有关的传染性病原体攻击的首批目标之一。一般来说，缺乏某种唾液酸，会让我们多多少少比猿类更容易受到病毒侵害（细胞表层的糖是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可有趣的是，Gc这种唾液酸几乎可发现于哺乳动物身体的各个部分，除了大脑以外。瓦尔基所说的这种基因在哺乳动物大脑中处于关闭状态。哺乳动物的大脑若要正常运作，就得关闭这个基因，这一定有某些原因。瓦尔基灵感一现，推测也许200万年前，人类大脑加快扩容，有可能正是因为人类在进化中多走了一步，将体内的这个基因全部关闭。他承认这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对此他并无证据；他正在探索一片全新的疆土。有意思的是，这以后，他还发现了另一个有关处理唾液酸的基因也在人类身体中被敲除了。 ³²

即使是像这样限于小范围的研究，也会带来一些现实的影响。它强有力地证明了我们必须摒弃异种移植的想法，即将动物器官移植入人体，那么人体对Gc的过敏反应是不可避免的。既然你可以在人体组织内找到这种唾液酸的痕迹，而这些唾液酸估计源于动物性食品，于是，瓦尔基一直喝稀释过的唾液酸，来测试自己的身体会如何应付它。他怀疑，一些由于吃红肉而引起的疾病，可能与要处理动物体内的糖相关。但是瓦尔基也第一个承认，人类和猿类的巨大差异，不能简化为一种糖分子的差异。

我们和其他哺乳动物有着大致相同的一套基因，但是却有了不同的演化。这是如何达成的呢？如果两套近似的基因能够形成差异如此之大的两种动物，如人类和黑猩猩，那么显而易见，差异一定源于别处而非基因。由于我们一直生长在先天与后天这样的区分之下，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明确的选择就是后天。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效果明显的实验。将人类的一颗受精卵植入猿猴的子宫里，再反向做一次。如果后天起决定性作用的话，那么人会生出人来吗？猿猴会生出猿猴来吗？有谁愿意一试吗？

类似的实验已经做过，不过不是用猿类。动物园里，人们常利用一些雌性动物的子宫借以孕育其他动物的胎儿，当然这是出于保护动物的缘故。结果，最乐观地看，结果也是喜忧参半的。家牛肚子里生育出的印度野牛和爪哇野牛，出生后会很快死亡。还有其他一些相似的失败例子，比如绵羊怀胎育出的欧洲盘羊，羚羊怀胎育出的紫羚羊，家猫怀胎育出的印度沙漠猫和非洲野猫，以及家马怀胎育出的格兰特氏斑马。这些失败的实验表明，代孕母亲一定不能顺利生产出黑猩猩胎儿。但是，它们至少证明了，在这些例子中，出生的胎儿更像它们生物意义上的父母，而非代孕父母。事实上，这正是这项实验的意义所在：通过在家养动物子宫里大量繁殖稀有的物种，从而挽救珍稀动物。 ³³

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实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我们都知道，将驴的胚胎移植进马的肚子里，生出来的会是骡子。（驴子和马在基因上的相似性，比人与黑猩猩之间的相似性更强。）类似于两种猿类之间的差异，马也比驴多一对染色体。染色体数目的不相配说明了为什么骡子没有生殖能力，这也暗示如果男人与一只雌性黑猩猩交配，生出的婴儿即使可以存活，也会成为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猿人，但倒是有很大的杂种优势。有传言说20世纪50年代曾有人做过这个实验，但似乎不会有人真的去尝试这个虽简单却不合伦理的实验。

因此，这个难题变得愈加难解。基因，而非子宫，决定了物种。但是，即便人类和黑猩猩有着大致相同的一套基因，二者的外形却相差甚远。一套基因如何演化为两个物种？我们的大脑有黑猩猩大脑的3倍大，而且我们可以学习说话，其他动物却没有一套基因来实现这一切，这是怎么回事呢？

启闭开关

我忍不住要做一个文学上的类比。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开篇写道：“让人们明白本书的主人公是我而不是别人，这是本书必须做到的。”J.D.塞林格（J.D.Salinger）的《麦田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中第一句是：“你要是真想听我说，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霉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我父母在生我之前干了些什么，以及诸如此类的大卫·科波菲尔式废话，可我无意告诉你这一切。”在两本书接下来的内容里，极为相似的一点是，两位作家用了同样的几千个单词。当然，塞林格使用的一些单词并没有在狄更斯的书里出现，例如“电梯”或“废话”；狄更斯也用了一些塞林格没有使用的单词，例如“胎膜”和“易怒”。但相比他们共同使用过的单词，这些只是寥寥可数。可能两本书中至少90%的词是相同的，但它俩是完全不同的两本书。这个差异并不是取决于是否使用同一系列单词，而是取决于这一系列单词的组合和顺序。同样，人类和黑猩猩的差异，并不是源于不同的基因，而是源于同样的3万个基因以不同的顺序和模式排列。

我说这些的时候信心百倍，这源于一个重要的原因。当科学家首次揭开动物基因组的真相时，他们最感震惊的是，在有着不同野生习性的动物中，有几套相同的基因。20世纪80年代早期，研究蝇类的遗传专家兴奋地发现，数目不多的一组同源框基因（hox genes）决定了蝇类早期发育阶段的身体结构——大致决定了头的位置、腿的位置和翅膀的位置，等等。但是他们也不清楚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什么。研究老鼠的同行们发现，老鼠体内也有这套同样顺序的同源框基因，并起着同样的作用。如同决定蝇类翅膀的位置，这套基因也决定了老鼠肋骨的位置（而非生长方式），这说明你甚至可以将这类基因在不同物种之间互换。生物学家对此毫无准备，大感震惊。这实际上说明，所有动物的身体结构规划，早在6亿年以前就由早已灭绝的祖先体内的基因组确定了，自那以后便一直遗传至后代体内（包括你在内）。

同源框基因是“转录因子”蛋白的配方，它们的功能就是“打开”其他基因。一个转录因子是这样运作的，它将自身结合在DNA的一个特定区域里，即启动子。 ³⁴ 在蝇类和人类这样的生物中（除了细菌这类），启动子区域包括5个分散的DNA片段，通常位于基因的上游，偶尔位于基因下游。每一组这样的基因序列都会吸附一个不同的转录因子，后者再来启动（或阻断）该基因的转录。在转录因子结合启动子区域后，大多数基因才能被激活。每一个转录因子都是位于基因组里其他位置的另一个基因的产物。许多基因的功能就在于帮助打开或关闭其他基因。而且，一个基因是否易于开启或关闭，取决于这个启动子的敏感度。如果该启动子已经移位或改变了序列，那转录因子就会更容易发现启动子，该基因就会更加活跃。或者，如果这种改变让启动子吸附了起阻断作用的转录因子，而非促进转录的因子，这个基因就不会那么活跃。

启动子的细微变化会给基因表达带来微妙的影响。相比于开关，启动子更像是自动启闭装置。科学家期待能在启动子中发现人类和动物最明显的演化改变，是如何与细菌演变形成鲜明对比的。例如，老鼠的脖子短、身体长；鸡则脖子长、身体短。如果统计老鼠和鸡的颈椎和胸椎，你会发现，老鼠有7根颈椎骨和13根胸椎骨；鸡则有14根颈椎骨和7根胸椎骨。这个差别就在于附在一种同源框基因上的某个启动子。这个基因称为Hoxc8，鸡和老鼠体内都有，它负责开启其他决定发育细节的基因。这个启动子是DNA中一段200个字母长的字符串，在两个物种中有少量字母是不同的。事实上，哪怕只有两个字母不同，也足以造成两个物种之间的全部差异。该启动子稍微推迟了鸡胚胎发育过程中Hoxc8基因的表达。在鸡的胚胎里，基因在更加有限的脊柱部分得以表达，因此鸡的胸椎比老鼠的要短。 ³⁵ 在蟒蛇体内，Hoxc8基因刚好从头部得以表达，然后在身体其他部位继续表达。因而，蟒蛇的胸椎最长——它的全身都有肋骨。 ³⁶

基因系统的奇妙之处在于，只要一个基因边上有一组不同的启动子，该基因就会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在不同时间里反复得以使用。例如，果蝇体内的“夏娃”基因，其功能是在发育过程中开启其他基因，它本身在果蝇存活的一生里也被开启了至少10次。它有8个不同的启动子，其中3个位于基因上游，另外5个位于下游。每个启动子需要吸附10～15个蛋白质，以开启夏娃基因表达。这些启动子覆盖了DNA文本中成千上万个字母。不同的动物体内，有不同的启动子开启这个基因。这顺带造成了一个难以启齿的事实，植物中的基因多于动物体内的基因。植物并不是通过附上新的启动子来重新利用同一个基因，而是复制整个基因，并在复制版的基因中改变启动子。幸亏有了启动子，人体内的3万个基因可以在发育过程中的不同情境下至少分别得到两次使用。 ³⁷

即使动物身体结构的形成过程中想要出现重大转变，也根本不需要出现新的基因，就如同创作一本书无须发明新的词汇一样（除非你是《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你只需以不同的模式开启或关闭已有的基因。我们忽然意识到，这样的机制可以将很小的基因差异发展为或大或小的演化改变。你仅仅需要调整启动子的序列，或增添一个启动子，就可以改变基因表达。而且如果这个基因控制一个转录因子的编码，那么该基因的表达又会影响其他的基因表达。启动子中的一个微小变化会引起生物体的一连串差异。无须改变基因，这些变化也许就足以创造出一个全新的物种。 ³⁸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些令人沮丧。这说明，在科学家知道如何在庞大的基因组文本里找到这些基因启动子之前，他们无法弄清楚黑猩猩和人类基因的配方有哪些不同。基因本身传达的信息很少，人类出现这些独一无二特性的原因仍和以前一样神秘。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有些令人振奋。它比之前更清晰有力地提醒了我们，身体不是被造出来的，而是生长出来的。基因组不是构造身体的一幅蓝图，而是像慢慢烹饪出身体这盘佳肴的菜谱。鸡的胚胎在Hoxc8酱汁中浸泡的时间，要短于老鼠胚胎的浸泡时间。我将会在书中常常用到类似的比喻，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何先天后天没有相互对立，而是共同起作用。

就像同源框基因表现出的那样，DNA的启动子在第四维度表达自己：时间即是一切。黑猩猩的脑袋和人的不同，并不是因为构建二者的蓝图不同，而是因为黑猩猩长下颌的时间比人长，长头盖骨的时间比人短。差异完全在于时间的长短。

将狼驯化成狗的过程也体现了启动子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德米特里·别里亚耶夫（Dmitri Belyaev）在西伯利亚地区的新西伯利亚市附近经营一个很大的毛皮动物农场。他决定培育较为温顺的狐狸品种，因为无论农场里的这些狐狸被照料得多好，也无论它们已被圈养了多少代，它们都是胆小、害羞且神经质的动物（想必这是有原因的）。因此，别里亚耶夫开始挑选一些不排斥和人相对近距离接触的种狐。经过25代以后，他的确培育出了一些更为温顺的狐狸，它们愿意自发地接近他，而不是跑开。但这种狐狸不仅在行为上和狗相似，看起来也和狗差不多。它们的皮毛是杂色的，像柯利牧羊犬；尾巴在尾部上卷；雌性一年发情两次；耳朵松弛下垂；鼻部比野狐的稍短，头部也比野狐的稍小。令人惊奇的是，别里亚耶夫偶然间获得的温顺狐狸的特征，和最初的狼类驯化者所掌握的一样。那些驯化后的狼可能原本就属于狼的某个品种，它们即便遭到了侵扰，也不会立即从古人类的垃圾堆边跑开。这说明，某些启动子发生了变化，影响了不止一类动物。显而易见，这两个例子中，动物发育的时间安排被改变了，因此成年动物保留了幼年时期的许多特征和习性：松软下垂的耳部、短小的鼻部、更小的颅骨以及爱嬉闹的行为。 ³⁹

以上的例子还表现，年幼的动物未显示出害怕或攻击的性格，这些特性在大脑底部的边缘系统中发育得最晚。因此，若想让动物进化为一个友好或温顺的品种，最有可能的方式就是提早停止其大脑发育。因此，它们有着更小的大脑，以及较小的13区，这是边缘系统中较晚发育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促进产生成年动物的一些情感反应，诸如恐惧、攻击性等。有趣的是，200多万年以前，自从倭黑猩猩和黑猩猩展开进化分离以后，类似的驯化一直发生在倭黑猩猩的进化过程中。它们不仅头部稍小，攻击性也更弱，直至成年时期还保留一些年幼时的特性，包括白色肛门尾簇、尖锐的叫喊声以及不寻常的雌性生殖器官。倭黑猩猩的13区非常小。 ⁴⁰

人类也是如此。人类化石记录表明，在过去的15 000年里，人类大脑的尺寸陡降，部分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身体的尺寸也在逐渐缩小，与之相伴随的是人类聚居的密集化和文明化的到来。此前的几百万年里，人类大脑的尺寸一直维持着多多少少的增长趋势。在中石器时代（大约5万年以前），女性大脑容量约为1468立方厘米，男性大脑容量约为1567立方厘米。如今，数字已分别降至1210立方厘米和1248立方厘米。即使考虑到人类体重的减轻，这一下降也颇为惊人。也许人类这个物种也在那些年间遭受了驯化。如果这是真的，那是以怎样的方式呢？理查德·兰厄姆认为，人类一旦稳定之后，生活在永久的居住地，就不会再忍受任何反社会的行为，他们会驱逐、囚禁甚至处死其他难以应付的人。在过去的新几内亚岛，超过1/10的男性的死亡都是由于巫师的处决令（这些巫师大多是男性）。这意味着，处死的那些人更具攻击性且更易冲动，换言之，也就是脑部发育更成熟以及脑容量更大的人。 ⁴¹

然而，这样的自我驯化似乎是人类晚近时期的现象，它并不能解释500多万年以前导致人类和类人猿祖先进化分离的选择压力。但是它也支持了这样的观念，即进化并不是由于基因决定的，而是由于启动子的调整。于是，一些不好的特征得以改变，成为减弱冲动攻击的助推力。 ⁴² 同时，由于新发现的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我们忽然理解了原始人大脑容量增加的原因。1967年，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随着米尔普尔一处大坝的竣工，一大批当地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迁徙至英国的布拉德福德地区。他们中有些人是近亲结婚，近亲婚姻的后代里有少数人头部的尺寸很小，但其他各方面是正常的，我们称之为畸形小头人。通过研究他们上下几代人，科学家们可以确定，生出畸形小头人的原因在于不同家庭里4种不同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都影响了同一个基因：1号染色体上的ASPM基因。

经过进一步的探索，由利兹大学的杰弗里·伍兹（Geoffrey Woods）领头的研究小组发现了这种基因的不同寻常之处。这个基因很大，长达10 434个字母，可分成28个段落（称为外显子）。第16～25个段落中有一个特征基序反复重复。这一段通常包括75个字母，开始于氨基酸异亮氨酸和谷氨酰胺的编码，我等下会说明其重要性。人类基因中，有74个这样的基序，老鼠中有61个，果蝇中有24个，线虫中这个基序只有两次重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数字都是与成年动物脑部的神经元数目成一定比例的。 ⁴³ 更引人注目的是，异亮氨酸的标准缩写是“I”，谷氨酰胺的标准缩写是“Q”。因此，该IQ（异亮氨酸和谷氨酰胺）可能决定了另一种IQ（智商）。伍兹开玩笑说：“这证明上帝真的存在，只有他这么有幽默感的人，才会安排两者的互相关联。” ⁴⁴

ASPM基因的活动方式是，在受孕两周以后，调控胚胎大脑的囊泡里的神经干细胞的分裂次数，这又转而决定了成人大脑中的神经元数目。以这么简单的方式就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拥有决定大脑尺寸能力的基因，似乎有点美好得令人不敢相信。但如果我们想了解更多的话，难免会遇到更多复杂的情况。然而，ASPM基因证明，那个曾对火地岛人感到惊愕的年轻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演化是一种程度差异，而非类型差异。

人类基因组浮现出了一组令人震惊的真相，动物的演化是通过调整基因前方的自动启闭装置，使身体不同部分拥有更长的时间发育来实现的。这对先天与后天之争有着深远的影响。想象整个系统内部如何运作吧。你开启了一个基因的表达，其结果是开启另一个基因的表达，而这又抑制了第三个基因的表达，如此进行下去。而且在这样一张运作网中，你还适时加入了人类经验的影响。一些外在的东西，例如教育、食物、一次打架，或是有回应的爱，这些都可以影响基因的自动启闭。忽然间，后天开始通过先天得以表现。 FM0ovm0+YPPNCBsVlQ02U7b7PhTCJpvxvvj3tcnch924SH4dxVtu0WgGzsTbdms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