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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耻的人类啊！凡人本来生而自由，
却把他们的苦难，归咎于天命所为；
把他们的罪恶，说成是众神之令；
而把自己的愚蠢粗莽，诬称为命运之错。
——荷马，《奥德赛》
亚历山大·蒲伯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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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揭示：人类行为的奥秘”，英国星期日报纸《观察家报》（Observer）2001年2月11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中写道，“环境，而非基因，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这事要从克雷格·文特尔（Craig Venter）说起，他在基因界白手起家，创办了私营公司来研究人类（他自己的）基因组的全部序列，与一个由税收和慈善团体资助的国际联合组织展开竞争。这一序列——由4个字母排列组合而成的、包含30亿个化学字母的字符串，包含了一个人身体构成和运转所需的全部成分——会在稍晚些时候刊出。初步研究表明，人类基因组中只有3万个基因，并非几个月之前许多人估算的10万个。
记者已经知道相关细节，只不过被禁止登出消息。但是，文特尔在2月9日里昂的一次公开会议上透露了此事。当时《观察家报》的罗宾·麦凯（Robin McKie）是会议的听众之一，他立即明白3万这个数字已不再是秘密了。他找到文特尔，问他这么说是否意识到自己打破了报道禁令，文特尔说自己知道。在基因研究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文特尔已不是第一次抢在对手之前让研究结论登上了头条。“我们的基因根本不足以证明生物决定论是正确的，”文特尔告诉麦凯，“人类物种呈现的奇妙的多样性和遗传密码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生存的环境才至关重要。” 2
继《观察家报》之后，其他报纸也纷纷报道此事。“基因组的重大发现震惊了科学家，基因图谱中所包含的基因比之前以为的要少得多——DNA（脱氧核糖核酸）没那么重要了。”《旧金山纪事报》 3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该周日晚些时候这样刊登。各类科学刊物迅速破除之前的禁令，这一消息通过报纸传播到世界各处。“基因组的分析结果是人类基因数量其实要少得多。”《纽约时报》 4 （New York Times）也发出这样的感叹。这并不仅仅是麦凯曝出的独家新闻，其实文特尔早就定下了基调。
这一切就像是在缔造一个新的神话。事实上，人类基因的数量多少并不能改变什么。文特尔的发言中隐含了两个不合逻辑的推论。第一，基因数量少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更大；第二，3万个基因“太少”，不足以解析人类本性，要是有10万个基因还差不多。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导者之一，约翰·萨尔斯顿（John Sulston）爵士在几周后告诉我：即便只有33个基因，每一个有两种变异（比如打开和闭合），也足以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独一无二。把一枚硬币掷33次，这33次的投掷结果可以有100亿种左右的组合。因此，3万绝不是一个小数字，2的3万次方这个数字会大于已知宇宙中所有粒子的总和。此外，如果说基因数量少就意味着更高的自由度，那么岂不是果蝇比人更自由，细菌也更自由，那病毒就成了生物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们（John Stuart Mills）。
幸运的是，无须通过如此复杂的计算来安抚民众。这则看似丢脸的消息说蠕虫拥有的基因数量比人类要高出两倍，但没有人因此便当街垂泪。没必要扯着10万这个数字不放，那只不过是一个胡乱的猜测。然而，在一个世纪以来有关环境论与遗传论的争论无休无止的情况下，这则新闻的刊出有助于推翻先天与后天必然对立的刻板印象。除了爱尔兰问题之外，先天后天之争是在刚结束的那个世纪里最没有进展的争论。经历了染色体、DNA和抗抑郁药的发现，先天后天之争依然没有定论。2003年它引发的争论的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1953年的那场，那一年发现了基因结构；同样也不逊色于1900年的争论，也就是现代遗传学开始的那一年。甚至在人类基因组刚诞生时，就有人宣称这是后天与先天的战斗。
50年后，人们终于听到呼吁结束这一争论的理智之音。人们对于先天后天相互对立有许多种说法，有的说这些已经消亡和完结了，有的说这些是无用和错误的——这是一种荒谬的二分法。但凡有一点常识的人都知道，人类是先天与后天交互作用的产物。但是，依然没有人能终止这场争论。在声称这场争论无用或已结束以后，提出者本人又投身于斗争中，开始指责他人过分强调一个或另一个极端。争论双方，一方是天生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基因论者、遗传论者或是先天论者；另一方是经验论者，我有时也会称为环境论者或是后天论者。
让我开诚布公地说吧，我认为人类行为是由先天和后天共同决定的，我并不仅仅支持任何一方，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采取“中间路线”的妥协方式。正如得克萨斯州政治家吉姆·海托华（Jim Hightower）所说的：“路中间除了双黄线和动物死尸之外，什么都没有。”我想表明的是，基因组的确改变了一切，这并不是因为它终结了这场争论或让一方取得胜利，而是因为它充实了双方的论据，直至使两者在中间交会。基因如何实际影响人类行为，以及人类行为又如何影响基因，有关这些问题的发现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争论，先天与后天的关系不再是相互对立，而是交互作用。人类基因的形成可以从后天中找到线索。若要领会已发生的一切，你就必须抛弃曾经信奉的观念，敞开心扉。你会进入一个崭新的境地，在这里，你的基因不再是扯动你行为之线的木偶主人，而是一个被你的行为牵引着的木偶；在这里，本能并非与学习相对立，环境影响并不如基因那般可以逆转；在这里，先天专门是为后天而设计的。这些普通且看似空洞的短语第一次在科学中被赋予了生命。我打算从基因组最深的隐蔽处来讲述这些奇特的故事，以此说明人类大脑是如何为了后天而塑造的。简言之，我的观点就是，我们越是深入地揭开基因组的真相，就能越多地发现基因受到经验的影响。
我想象出一张拍摄于1903年的照片。照片上有一群参加某次国际会议的男人，会议地点位于某个时尚之地，比如德国的巴登巴登或法国的比亚里茨。也许“男人”这个用词并不准确，因为尽管那儿没有女人，却有1个小男孩、1个婴儿和1个幽灵；不过其他人都是中年或老年男性，他们都是白人，大多都很富有。也许是因为与时代潮流相符，这12个人大都蓄有浓密的胡子。他们中有2个美国人，2个奥地利人，2个英国人，2个德国人，1个丹麦人，1个法国人，1个俄国人和1个瑞士人。
唉，这只是一张想象出来的照片，其实照片上很多人互相从未碰过面。但是，就如同1927年在索尔维会议上所拍摄的那张著名物理学家的合影一样（照片上有爱因斯坦、玻尔、居里夫人、普朗克、薛定谔、海森堡和狄拉克），我的这张照片也捕捉到科学研究里各种新观念交会的躁动时刻。 5 我这里提及的12个人，串起了20世纪中有关人类本性的所有主导性的理论。
在图片上方盘旋的幽灵是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他已在照片拍摄的11年前过世，他也是所有人中胡须最长的。达尔文的理念是，通过类人猿的行为来探寻人类特征，并证实二者都具有人类行为的普遍特征，比如微笑。坐在左边远处那个年迈的绅士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他虽已81岁，但看上去体格强健。他那浓密的白色络腮胡子挂在脸颊两边，像两只小白鼠。他是遗传论狂热的捍卫者。坐在高尔顿旁边的是美国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61岁，胡子轮廓修成方形，却不太整齐。他倡导本能说，坚称与动物相比，人类更多地由本能支配。高尔顿的右边坐着一位植物学家，在一群专注于人类本性的人中间，他显得有点像局外人。他不太高兴地皱着眉头，胡子乱蓬蓬的。他是丹麦人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55岁。他揭示了遗传定律，意识到早在30年前，摩拉维亚的一个修道士格雷戈尔·孟德尔（Gregor Mendel）就已发现遗传的基本规律。德弗里斯的旁边是俄国人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54岁，留有浓密的花白胡子。他捍卫经验论，相信解析人类心智的关键在于条件反射。巴甫洛夫的脚边坐着约翰·布鲁德斯·华生（John Broadus Watson），唯独他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把巴甫洛夫的理论转化为“行为主义”，并提出著名宣言：只要通过训练便可以改变人的个性。站在巴甫洛夫右边的是体态微胖、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的德国人埃米尔·克雷佩林（Emil Kraepelin），和下巴胡须整整齐齐蓄着的维也纳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俩都是47岁，都处于影响几代精神病专家的痛苦阶段。这时，精神病学已远离“生物学”的解释，转而投向研究个人经历的两个不同概念。弗洛伊德的旁边是社会学的奠基人、法国人涂尔干（Emile Durkheim），45岁，胡须非常浓密。他坚持认为社会事实是一个整体，它的作用大于组成它的各部分之和。从这方面来说，坐在旁边的德裔美国人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1885年移民）算得上是他的心灵伴侣了。博厄斯打扮时髦，小胡子向下微卷，脸上有因决斗留下的伤疤。他越来越坚信是文化塑造了人类本性，而不是本性造就文化。站在前边的小男孩是瑞士人让·皮亚杰（Jean Piaget），他的模仿与学习理论即将在20世纪中叶取得成果。他的下巴没有胡须。那个坐在婴儿车里的人是奥地利人康拉德·劳伦兹（Konrad Lorenz），他将于20世纪30年代复兴本能理论研究，并提出“印刻效应”的核心理念。他蓄着浓密的山羊胡子。
我并没说这些人一定是人类本性研究中最伟大的专家，也没有说他们都同样才华横溢。仍然有许多人，无论是已过世还是未出生的，都值得放到这张照片里。其中应该有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只不过二人过世已久（当然在此达尔文是个例外）；还应该有现代理论家乔治·威廉斯（George Williams）、威廉·汉密尔顿（William Hamilto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但他们当时还未出生；当然还得有珍妮·古道尔（Jane Goodall），她发现猿猴具有个体差异性；也许这张照片还应该包括一些更有见地的小说家和剧作家。
但是我要表明，这12个人都有一些惊人之处。他们是对的，当然并不是指所有时候都正确，也并非一直都正确，而且我并不是指道德上的正确。他们都在宣扬自己的观念和批判他人的理念中大获全胜。他们其中的一两个有意或无意引发了对“科学”政策的怪诞歪曲，这将对他们的声誉造成永久性影响。然而，我说他们全都是对的，是因为他们不遗余力地贡献出自己原创性的观念，其中包含了真理的种子，从而为科学之墙添砖加瓦。
人类本性实际上是一个结合体，它混合了达尔文的普遍性、高尔顿的遗传、詹姆斯的本能、德弗里斯的基因、巴甫洛夫的反射、华生的关联、克雷佩林的历史、弗洛伊德的形成式经历、博厄斯的文化、涂尔干的劳动分工、皮亚杰的发展和劳伦兹的印刻效应。你会发现，以上内容都能影响人类心智。所有关于人类本性的论述必须要包括这些才算完整。
但是在此我要开辟一片新天地，如果将一切现象归为先天与后天，或者基因与环境的大类里，那是极具误导性的。相反，如果想要逐个理解所有的现象，你就得了解基因。基因允许人类心智去学习、记忆、模仿、印刻、吸收文化并表达本能。基因不是牵动木偶的主人，不是一幅蓝图，也不是遗传的搬运工。它们在生命过程中是积极的，牵动着彼此开启或闭合，它们会对环境做出反应。它们也许在子宫里指挥身体和大脑的形成，但随即又可能对已建成的东西进行拆卸和重建——这是对经验的回应。它们既是我们行为的原因，也是其结果。有时候，争论中“后天”一方的捍卫者会为基因的力量和必然性所吓倒，但他们忘了至关重要的一点：基因是站在他们一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