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派的大学

在大学任教会对作家产生较大的危害吗？我脑海里想到的第一个回答是：一个人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洋相。

但是这个问题也许值得更严肃的思考。很多严肃的人都就这个问题给出了他们最好的回答。有些认为这对作家的伤害超乎想象；其他人则认为，对于作家和大学而言，没有比这更好的选择了。纳尔逊·艾格林 有次曾告诉我：“一些人教书；一些人宁愿玩扑克。”扑克可能是更好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幸运。我是个太蠢的扑克玩家，无法靠那些纸牌谋生。

整整二十年前，我从西北大学毕业。在这二十年里——其中五六年是用来教书，其余时间用来写作，我想我能够公平地权衡这个争论。

1952年，当时我在普林斯顿教书，在纽约我遇到之前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个男人——芝加哥那段时期（对我来说）并没有那么快乐——当时他在芝加哥大学工作，而我是无业游民。他曾是罗伯特·梅纳德·哈钦斯校长 的助理之一，现在他快要成为纽约一家超大型广告公司的首脑。我们素来互相钦慕，就愉快地见面了。他的衣着如此时髦，以至于我没法不去触碰他的花呢西服。他有一张红扑扑的脸，保守而不露声色，抽着麦迪逊大道能买到的最大的、色泽最亮的烟斗，所以我根本无需问他过得如何。

“那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他问。

“哦，”我告诉他，“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这一年在普林斯顿教书。”

他从来没想过我会和如此经典的学府攀上关系，又出于他对高等教育的崇敬——也许这点是受芝大校长的影响，他有点心烦意乱。于是我充满歉意，说：“只是个临时教职。”

“你大学的同事们对此怎么看？”他问。

“哦，这在他们看来也许是个笑话，但大部分好处还是被他们捞着。怎么了，麦克？你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心烦？”

“好吧，”他说，“作家一般都来自贫民区。贫民区才是他们应该待的地方。”

我一时想不出来，上百本所谓“西方正典”里，有哪本提到这个历史观念。但也许我们根本不能怪咎那些书。为了对我的朋友公平，我应该说得清楚点，那就是他并不只是因为那些大学的同事感到心烦意乱；他也是从我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虽然只有一点。他似乎觉得社会建造大学来庇护那些学问高深之人、给他们付薪水、保护他们、留下他们是正确的。但是，它不应该为作家做这些。而如果大学对作家友好，势必会磨掉他们的棱角，让他们变得驯服而肥胖，抑制他们身上必然的恶习，破坏他们的自由，或者用有害的方式压制他们的疯狂。

但我也在大学遇到过十足的疯子；说到恶习，大学里的恶习也许不比酒徒街找到的少。也许要向一个大公司的管理层人员解释生活的渗透能力多么强大，是很疯狂的事，而且我也不觉得告诉校长的前助理先生，他的话里暗含的对教授的态度也算不上恭维。他们是肥胖、温顺和懒惰的人吗？社会对他们的特殊保护对他们没有坏处吗？他们高高在上，还是就该待在贫民区？一个哲学家也许会住在象牙塔，反之，一个作家却属于福楼拜眼里环绕象牙塔的臭泥潭 ——这种观点是如何生成的呢？

尖锐的问题。可惜他们当时没有来问我这个问题。但是我愿意在脑海里继续这个古老的争辩，今天，我可以告诉麦克，古老的象牙塔已经今非昔比。过去那个僻远的大学里，诞生了诸如火箭搭载发射卫星这样的事物。当我们坐在自己的贫民区里玩扑克时，那些卫星就悬在我们——作家们的头顶。

我一定会听到有人争辩，物理学教授和文学教授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们必须马上承认这种差别是巨大的。按动物心理学家的说法，物理学教授会被那种渴望被人（空军、海军或者橡树岭 ）需要的欲望刺激；反之，一个文学教授可能会觉得那沉闷的运河——曾经迷人的泰晤士河的遗迹——是他唯一拥有的东西。他困窘地看着草丛中的老鼠，一边沉思着关于哈姆雷特叔父的问题，对他身后的储气罐或头顶上的斯普特尼克卫星漠不关心。人文学科的教授经常有这样强烈的感觉，他们低美国大众一等。人群越密集的地方，是不是那里的真实也更真实？他们似乎相信这个。也许，他们也觉得，一个成年人和一帮孩子混这事儿有点羞耻。《高尔吉亚》篇里的卡里克勒斯指责苏格拉底的正是这一点。对于这个问题，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如果你选择了哲学，你必须付出它需要的一切。确实，在作家们试图找到自己出路的英文系里，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让人泄气的人，他们毫无生气地占据了那些卓越的位置——他们自身却没有被这些杰作所鼓舞、所启发。这些人之于文学，就好像塞缪尔·巴特勒 的牧师之于宗教。但是信仰并不会终结于彭提费克斯教士 ^[1] ，文学也不会以教授甲乙丙丁为结束。如果一个教授不能付出文学所召唤的，会有其他人这么干。而一个作家，如果他的灵魂生动真实，那就不必为此沮丧。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心灵头脑如何，又如果大学认为能和作家共事——那有何不可呢？

在大学的圈子里，他会频繁地听到那些机智的对话，也许他会发现某个怀特海或者爱因斯坦，和一个沙龙主人或者沽名钓誉之徒一样值得书写。一切都取决于他有勇气呈现出的能量有多少，这和环境的束缚无关。他必须身在格林威治村才能更加彰显这种勇气？还是在空中、在水上？在“文学生活里”，在矿井或在流水线上？

如果你，一个作家，喜欢粗野的环境，需要四处转转，那么为何不效仿沃尔特·惠特曼，到大街上，沿着百老汇大街来回开车，或者去挖牡蛎呢？但是在任何环境下，你都不应该故意出于写作的原因选择这些。多么奇怪的观念啊！你必须付出它所召唤的一切。但一切都无定理可循。

从“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生活——而贫民区的核心就是“经验”的概念——是由多样且平衡的特殊经验组成的。有些人会极度骄傲于自己合乎这些要求；有人则在性、酗酒、暴力甚至贫穷这些领域着力颇多。对于他们而言，不能符合这些要求是种耻辱。从来没有落魄潦倒的耻辱！我曾经听一些年轻的小伙子吹嘘自己如何流浪、乞讨过（不是因为收不到家里寄来的支票）。我甚至因为“有幸”成长于大萧条时代而遭到别人嫉妒。

现在我不想轻浮地对待这个严肃的问题，但人们感觉自己有必要宣扬自己真的经历过现实、有资格以“经验”的形式来证明、认可现实时，这个问题就变得严肃了起来。他们是遭遇了生活，还是逃离生活？好极了！很好。但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经验”就成了荣誉勋章、商品一类的东西。让我们承认这点吧，那个大写的“经验”就是作家的某种商品，我想，其中的原因就在于现代小说将其内化为自己的责任了，即要将经验呈现得永远新鲜、永远有价值。小说这种形式自身就是经验本身。一切就好像第一次被打量。对事物的呈现势在必行，因为与现代人生活相关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存在被视作重要的。长久以来，文学都被委派用来印证这种重要性。毋庸置疑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的源头又是什么？

整体而言，小说显露颓势已有时日。解释事实变得不再重要。那些事实是被假定很重要的事实。我们创造人物、给事实编号，试图让每个人接受这种编号和命名都是必要的。

“他开了门。”是他过去开门，还是现在？

“她给他点了烟。”又如何？

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这些说明是重要的，或看起来如此。但原因是什么？记录、观察抑或行动的细节本身并没有任何生命力，不管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还原或者忠实于经验。你无法用细枝末节建造一棵大树。你也不能仅仅假借“经验”的权威，赋予事实重要性。

文明人的生活逐渐演化成一种内在的生活，而作家则被经常鼓励针对这种生活采取一种粗野而愚蠢的态度。他们是“经验”的花花公子。更多的拜伦勋爵？更多的吉卜林？更多的《娜娜》？更多的左拉？这些都是非常过时的姿态。作家如果延续这种姿态是愚蠢的。

好吧，作家在大学任教是否于他们有害？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个真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个“姿势的” 问题。这个问题假定，如果做正确的事，我们就会得到想要的结果。所谓正确的事都是俗套的那些：离开你的故乡；不要离开家乡；不要为电影写剧本；不要娘娘腔；不要束缚你自己——然后你就有好结果了。但是灵魂的飓风是反复无常的。我也认识那些有远见的人如何避免布尔乔亚生活各种可能的陷阱，有些人追随兰波，有些人则效仿波德莱尔；我也认识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D.H.劳伦斯的忠实追随者，“永远真诚” ，他们变老、满脸皱纹、鼻头通红、胡子像猫一样，脾气恶劣。但是那阵风！风随着意思吹 。最终，一个所谓正确的姿态所能给予你的，只不过是忠于外在形式带来的心满意足。

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容易。你必须学会控制自己。你必须学会自治，必须管理好自己的自由，不然你会溺死其中。你必须竭尽全力追随“经验”，因为你在写作时会用到它。不然，“文化”的重压会逐渐毁灭你。你在任何地方都会出洋相。你会在任何地方获得启发——无论是贫民区、大学、公司，还是潜水艇或图书馆。没有人能够独占这些。没有人知道它可能会指引他做些什么。也正因为如此，从“人事”角度来说，无论是大学还是公司，也许会发现那种“可以被教导”的人其实并不可靠。贫民区的忧虑，可能对作家更有好处；同样，大学的严密保护，也会让他写出更好的作品。不管你的姿势如何正确，他依然能写出好作品。总而言之，关键在于精神，精神是没有时刻表的。

[1956]

[1] 彭提费克斯教士（Reverend Pontifex）是塞缪尔·巴特勒小说《众生之路》（ The Way of All Flesh ）中的主人公。巴特勒借这部半自传体的小说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宗教的伪善。 kZ5zB7ISINea7ekfByJBSwA5mF240iFouMdRsnoBvNrxJa+CQ/VpHmPjmh6nM9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