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利诺伊之旅

伊利诺伊州地貌很平常，无甚惊人的特色，初看几乎单调乏味。道路宽阔坚实，没有损毁，有时遥看有个不深的凹坑，可差不多还是一样平坦，让你禁不住认为地球是平的。从东到西，旅行者飞速穿过壮阔的草原，驶向苍茫的天际，他们穿过一望无际的玉米地：广袤的天空、巨大的云朵，一种永恒、几近平凡的千篇一律。你发现很难缓慢地行进。被古老的冰川挤压得平坦的无尽长路诱使你加速，当汽车一路深入，你开始逐渐意识到自己其实正穿行在大陆的最底部、地势最低的地区，一切又低又平，这时一种亟待前行、超车的焦虑情绪，在你心里滋生。

连绵不断的大草原徐徐起伏，有时会让你觉得有什么东西正在生成，又或者某种伟大的力量正在释放，某种力量，一如米开朗基罗的奴隶雕像从石堆里露出半个身子。或许，擅长构筑土墩的印第安人相信人的死而复生会与某种类似神力的释放同时发生，所以他们在建造墓茔时也模仿了消逝的冰川积下的低矮冰碛。然而，他们到今天也未能复活，仍掩埋在泥土中。他们留下了自己的尸骸、燧石、壶罐、地名和部落名，此外就没留下什么，除了白人后继者的意识里一个并不清晰的污点。

伊利诺伊大草原土质肥沃，富饶而深厚。春耕后的泥土油亮乌黑，像是被遍布全州的矿脉里松软的烟煤染过似的。你经常能在田野里看到一种小型翻卸车，是抽油的泵，样子很滑稽，就像马匹飞奔时上下抖动的脖子……沿途耸立着蒙古包似的铁皮谷仓，里头储满了谷物，间距如同袖口的纽扣整齐划一。还有那些升降机、储罐、卡车、机器缓慢地行驶在田野上、公路上——你所见到的一切都是多产的。这块土地创造财富、储存财富，这块土地本身就是财富。

当你穿过田野时，能见到农场主张贴的指示牌，上面用代码写明他们播下的是什么种子。农舍通常不在路边，而是隐匿在田野深处。那份寂寥和静谧，既深沉又宽广。于是，当你穿行在玉米田间，驶上十几二十英里，会连一个活物也见不到，炙热的天空下，看不到牛，看不到狗，连飞鸟的影子也难见到。这时，突如其来，你会见到路旁有个发出噪声的新奇的装置，或者说是一组装置，那是用来剥玉米壳和碾谷的。它冒着热气，砰砰作响，传送带咔嚓咔嚓地在运转……三个健壮的穿着工装裤的女人站在料斗那里，将玉米穗子朝上摆好。暗红的玉米棒在状如小恐龙头部的传送带底下慢慢堆高，令人目眩的糠灰袅袅升起。红的黄的粗硬的玉米粒，经由斜槽落到卡车里。

当你走开，这些声响和动静就戛然而止：你重新回到颤动的空气中那死寂、灼人的僻静中，再度孤独地置身于玉米地里。

东西南北，玉米地望不到头。它们列队生长在路边、小溪边；它们包围了林子、城镇，它们甚至钻进后院，聚拢到加油站那里。一个异乡人也许会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崇拜玉米、创造了玉米海洋的族群；又或者是他身处那些迷恋无休止地重复同一细节的人中间——就像纽约和芝加哥那些用成千上万一模一样的砖块和窗棂建造摩天大楼的设计师。你可以从这些玉米中间推演出平等或一致性的概念、一种大众的民主。如果你迷恋这类脑力游戏，你可以回想一下经受荒年的约瑟夫兄弟，想一下此地是如何战胜了饥荒，而过剩本身又如何成为政府不得不对其采取措施的一种危险。

如海洋般浩淼的玉米地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力量、那种千篇一律，确实让过去相形见绌。你不妨回想一下在草地上安营的小小群落：伊里尼人、奥塔瓦人、卡豪凯扬人、肖尼人和迈阿密人；你也不妨回想一下顺密西西比河而下、发现这些人的法国耶稣会会士。当你凝神追忆这些昔日的印第安人时，他们在今时今日的辉煌之前，犹如玩偶。他们被玉米掩埋，被石油淹没，被富兰克林县的煤埋没，被火车碾过，化作在牲畜围栏附近徘徊的幽灵。全州都有为他们而建的纪念碑，但这些不过是为今日的荣耀添彩的历史点缀而已……

在伊利诺伊州的西北部，加里纳附近的黑鹰县地势多山，溪流亦险峻。这是黑鹰酋长 在1832年最后一次拼死抵抗的地方。

密西西比河流经主要城市加里纳，那里一度是重要的贸易中心，但现在沦为僻壤之地，伴着一条正在枯竭的河流。那些正在兴起的城镇里没有多少历史情结。繁荣铲除了过去，或者傲慢地任由过去的残迹蒙尘、消失，或被重新打磨抛光——就像斯普利菲尔德的林肯故居令人感伤的命运。走进这样的屋子里时，你会感觉过去的确凿无疑；不过，你也更能体验当下。尤利西斯·S.格兰特 住在加里纳，他的房子现在成了博物馆——只不过是博物馆里的博物馆，因为这个城镇自身就是伊利诺伊州的古代遗址之一，看起来似被遗弃、一幅摇摇欲坠的景象。

加里纳并不荒芜。这里有人居住，房屋也不算损毁严重，他们的灯光忽明忽暗，带着一种反常的平静斜倚在高高的山腰上。那些挺拔的有些年纪的树下，街道都是空空的。当然，那些兴盛的城镇一周里有五天，街上都是空空如也。然而，加里纳的空旷却似乎永远无法被填满。下城的长长的街道让人想到一个威尔士乡村，所有人都拥挤在一个很小的地方。主街上的商店窗户毫无光泽，除了岩石样本散发出的黯淡光芒。在19世纪的前半叶，加里纳曾经因为钱而迅速兴旺。它的港口泊满了蒸汽船。那轮繁荣始于1820年代，持续了将近四十年。

现在如果你把视线从水边那些乏味的街道移开，你会看到山上有什么东西很像内战时期的南方——那些用砖块和石头砌成的旧宅，有些仍然很堂皇，饰有近似奥尔良风格的铁艺。加里纳是一座古老衰败、青苔遍布的城市，看起来有点可笑。似乎其上覆盖着一只无形而巨大的天幕毛虫，阳光穿过那些树木就如穿过它破损的网。从某条较高的街道，你的视线可以越过窄窄的四层楼，落到一个仿佛从未有人踏入的后院里，一只猫带着惯有的闲适躺在一小块草坪上。长长的房间里是富兰克林炉、贵妇式卧榻、壁纸，屋顶上都竖立着电视天线。

在伊利诺伊州，你会经过诸多这样的城镇，比如南部的开罗和肖尼敦。它们是在铁路逐渐淘汰了蒸汽船之后才逐渐兴盛起来的，如今它们坐落在那里，作为那些如今年事已高、当年出于忠诚没有选择离开的男男女女的避难所。

加里纳的一个老人说：“年轻人都走了，他们不会回来。至少，不会活着回来。他们中的很多人要求死后葬在这里，但当他们还活着时，这里可没有多少空间给他们。”

大概二十英里之外，河对面就是爱荷华州的迪比克——一个充满活力、上进的城市。柴油火车带着深沉而响亮的呼啸穿城而过，就好像腓利士人军队的号角，而整个城市也因此喜悦起来。那里有成功；而这里，它的邻居，则是一场失败。老年人如果更年轻一点也会离开的；但是他在芝加哥或者洛杉矶这样的地方又能做些什么呢？在这里，他还可以靠着自己的养老金生活，他的社会福利。在别的地方他根本就无法糊口。

住在失败之城的人们通常都很谦卑。他们会谈论历史和传统、那些陈腐的荣耀，或未被记录的罪恶，以及这个地方的悲剧——就好像这是他们必须要提供的全部。不久之后，那个老人就会指着远处的一座高山，说：“很久以前他们在那里私刑处死了一个男人。加里纳倾城而动，所有人都加入了这个行为。后来他们发现那个人是无辜的。”

“真的？他是谁？”

“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在那里把他杀了。然后他们发现自己搞错了，但要弥补已经太晚了。这事发生在我出生之前，我只在这里生活了五十年。我年轻时从威斯康星来到这儿，当时那个无辜的男人已经被他们绞死了。这里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他们一个个都参与了这件事。”

当伊利诺伊还是一个边陲之州时，吸引了四面八方的那些怀揣奇怪信仰的人、持不同政见者、宗派主义者、寻求真理的人，还有乌托邦分子。那些没有离开的人，最终被这个地方吞噬。

沿着密西西比河流域，从加里纳往南开几个小时，摩门教徒1919年在诺伍建造了一座城市，还竖起了一座神殿。在“先知”史密斯和他兄弟在邻近的迦太基被处死后，摩门教徒在杨百翰的领导下开始了大迁移 ，留下大片空置的建筑。后来这些房子里陆续来了一小队法国共产主义者——由埃蒂耶内·卡贝引导的“伊加利亚公社” 。他们的群体计划很快失败了：内部的不和和盗窃破坏了这个公社实验。卡贝籍籍无名地死在圣路易斯。伊加利亚信徒之后，是法国移民，他们显然让这个城镇变得清醒起来，现在，摩门教徒又逐渐回到了诺伍，虽然不引人注目，但目标坚定。他们把靠近密西西比河岸的那些下城的老砖房和石头房子重新打开：修整草坪、擦洗窗户、将那些创造历史的人物又陈列出来，让人们再次欣赏到河上的景致——在这个靠近基奥卡克大坝的地方，河流变宽、下面积着厚厚的河泥。星期天，那些快艇在河流拐角的看不见的某处嗡嗡作响，而灰色的河水缓缓打着旋消失在视野里。

在我眼里，诺伍现在充斥着数量两倍于当地导游的摩门教传教士。当我向人咨询某件事时，不夸张地说，我被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搞得很尴尬；他极度亲切、热情而友好，灰色的眼珠目光锐利，虽然他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布满皱纹。他的姿态落落大方，带着西部的男子气概。当我们坐着交谈时，他会拍我的后背、用手抓住我的腿。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男人都天然渴望被拯救，我耐心地听着——但我关注更多的可能不是他的教条，而是他的西部口音，一边猜想着他和与他同款的美国人之间的差别可能有多大。我走到河边、仰面躺下，看着对岸的爱荷华，在奔涌向南方地平线的刺鼻浑浊的水边像一团白色烟雾熠熠生辉。摩门教徒曾经在这里渡河，后来的法国的伊加利亚信徒也是。离开诺伍后，伊加利亚信徒还是紧密团结了一些年。但最终他们还是被吞噬了——和所有无法适应这些农场、工厂、铁路、煤矿、磨坊、银行和市场的事物一样。

而某种吞并的过程正在肖尼敦上演。肖尼敦在伊利诺伊州另一端，和诺伍遥遥相对，俄亥俄河和沃巴什河（Wabash）在那里交汇。伊利诺伊州最南部的这块地方被称为“埃及” ，主城开罗（发音是“凯—罗”）位于全州的最南端。开罗已经不复往昔的辉煌，但是一个世纪里，肖尼敦已经经历了更为彻底的变化。那里的人们会告诉你，北边的一个叫“芝加哥”的小市镇的代表们，过去是如何来拜访实力雄厚的肖尼敦的银行家，试图获得一些贷款；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被拒绝的，因为肖尼敦的银行家根本懒得应付芝加哥这样一个偏远的小村庄。

“呃，你看现在。”为我提供咨询的人说。

我们站在又宽又脏的马路中间，铺路砖被洪水冲走了。周围是那些被遗弃的宅邸。已经坍圮的大宅，百叶窗已经掉下来了，那些希腊复兴式的廊柱也已经变得灰蒙蒙的。

这就是老肖尼敦——在鼎盛时期曾经是全州最大的几个城市之一。随着平底河船和蒸汽船的逐渐消失，无论如何，这座城市还是衰败了，是俄亥俄的洪水将它彻底变成废墟。

从泥土和那些沉闷的房屋中，散发出一种奇怪的、志留纪时代 的气息。削木工坐在盒子上，狗在泥坑里打滚；商店里出售猪背上的肥肉、羽衣甘蓝、芥菜和豇豆。苍蝇心急如焚地等在空中，苍蝇舰队的噪声就像你撕下一张卫生纸发出的声音。河床上的人们会告诉你，老肖尼敦在周六的夜里如何喧闹；它吞下那些丈夫，还有他们的支票簿。堤坝旁边的酒吧会突然充斥音乐，热油炸的鲶鱼，啤酒像河水一样流淌。

西边地势更高的地方，一个新的肖尼敦坐落在埃及炎热的天空下。它和伊利诺伊州其他任何一个城镇并无不同，只是更新而已。伊利诺伊州和公共事业振兴署 在河水冲刷不到的地方创造了新肖尼敦，地势很高、很干燥，地势广袤，对于很多拒绝离开他们原先的家的那些顽固分子来说，几乎是空空如也。一半是鬼魂，一半是低级酒吧——老肖尼敦拥有人数可观的传统主义者。他们会像老兵一样，带着一种军人的荣耀命名那些灾难的年份：——“‘八四’、‘九八’、一九一三、一九三七”。1947年版的《伊利诺伊州指南》上面写道，1937年的那场洪水没过堤坝六英尺高，“标志着肖尼敦和河岸顽固的黏合关系的终结”。写作这份指南的那些明智的作者言之过早了。那种顽固的黏合关系无视理性和洪水，依然存在。

肖尼敦的新城与旧城之间存在一种深层的对抗：两边的人都会表达对对方的同情和轻蔑。老肖尼敦人会告诉你，有多少人并不是自愿去“那儿”的，还有多少人因为孩子的原因无法回到这里。有些人厌倦了新城的新奇和乏味，搬回了旧城。那里什么都没有发生。而那些通情达理的新肖尼敦的居民会作出回应——正如一个有着蓬松金色短发的胖女人所形容的——“如果他们愿意在那里腐烂、逞英雄”——她的措辞组合有些奇怪——“那是他们的事。数不清有多少次，我得清理洪水过后的家。如果你看到洪水退去后家里是什么样子就好了！地毯上积着六英寸厚的淤泥，就像沼泽地。我瘫坐在地上大哭。”

在老肖尼敦，我在堤坝上遇到的一个退休的铁道员说，他的妻子年纪大到足可以记得1884年的那些受害者如何一排排地被放在起居室的地板上。“就在这儿”，他告诉我，然后向我展示那间古老的红房子。那栋房子曾经属于肖尼敦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就是那家拒绝了芝加哥贷款请求的银行。

“现在是夏天，我们会住在这里，”铁道员解释道，“这是我们的小孙子。我们亲自抚养他。”他被抚养得未免太好了，我本该这么说，因为八岁的他看起来大概就有一百五十磅了。他带着一种早熟的派头看着我，就好像此地的神灵已经进入他小小的肥胖身躯。

堤坝被踏平的泥地让你觉得安全。下面是泛着蓝光的河流。肯塔基州夏季的河岸绿葱葱的，河堤看起来柔软而丰沛，就好像它们要沉到水里去。一架橘色钢架构的桥梁悬在空中。那个孩子说：“有三个人从上面掉下来死了。”

“哦，天哪，”他祖父笑着说，“只有一个人，因为他撞到了一艘驳船。其他人掉进水里又被救起来了。对于这样一座大桥来说，三个人落水也不算什么。”

从这位老人身上，我第一次听到对老肖尼敦人的顽固的合理解释。他说：“如果你生长在这儿，在你一生中每天都看着这条河流，要离开它、让它从你生活里消失不是那么轻易的事。尤其还要搬到数英里之外。”

埃及坐落在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地势低洼。它古老的河流缓慢流着，沼泽丛生，遍布的河流像曲张的静脉血管。春汛给很多地区带来了新鲜的表层土，因而此地的玉米生长极稠密。去埃及的路上，地里的棉作物都令人赞叹。这里比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更靠近南方。对于一个北方人的鼻子而言，这里的空气似乎带着轻微的毒性。人们的脸和他们的姿势都带着南方的痕迹，你开始猝不及防地看到很多。一个年轻的黑人女性，头发用手帕包着，开着一辆栗色敞篷车经过；她的肩膀上蹲着一只牛头。这场景让人心情愉快，因为你会微微吃惊一下。在一个临河的城镇，有间小酒吧兼饭馆，整体建筑因为当地的气烧石灰显得愈加发白。你在一个安静的周日下午走进去，看到一群工人模样的人在吃饭喝酒。任何想要啤酒的人都可以自己倒。切片面包和火腿就放在吧台上，一个女人边喂奶边喝着啤酒。从万达利亚往北，你就不大会看到一个在吃奶的婴儿了。但是这就是一幅寻常景象，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在埃及的一条马路上，暖风吹过忽明忽暗的天际，白云翻转，玉米叶子也随之飘动。我看到路边一个标识上写着“奴隶（主）屋旧址”。有时候那些路边的箭头标识也像这样指向天空。箭头旁边是大写的“平等”。沿着低矮的柳树枝下那两条出现春融翻浆、嵌着石头的车辙走进去，你终于走到一个光秃秃的山丘，一片玉米地可怜地消失在那些水沟、灰烬、旧的廉价汽车的残骸和各种各样铸铁垃圾中间。山顶上坐落着的那些老旧的宅邸，或者说奴隶屋——曾经是约翰·格伦肖的财产：过去是白色的房子，如今是灰扑扑的。

因为你已经知道这是奴隶主的房子，它看起来邪恶而凶险，给人一种声名狼藉的感觉，灰扑扑的颜色也令人沮丧。某种对安全的忧虑掠过你自由的心脏。不过，邪恶并非完全是遥远的事物——因为这里没有任何东西赋予这座房子历史感。玻璃橱里并没有展示品。在一间很空的房间里，铺了油毡布的地板上放着奴隶的镣铐。背景里是一台洗衣机的白色轮廓。这栋古老的房子现在的主人就住在里面，既是住家，又是博物馆。

奴隶被锁在这栋房子顶楼不比衣橱大多少的狭小牢房里。据说，那些逃脱的或者成功赎身的奴隶被格伦肖绑架、再被拉到南方的市场上重新出售。墙上的一张张大页纸记载了这个地方的历史：旧式的字体，墨迹已经褪色；邪恶的细节。格伦肖用各种厚实的房梁做的刑具对他的俘虏施以各种酷刑。今天，那些刑具就靠墙放着。这个顶楼很阴暗、被刷成白垩色，屋顶很低、充斥着痛苦。灰泥墙上留下了很多人的涂鸦。风吹着墙壁，玉米株在光秃秃的水沟里东摇西摆。

现在拥有这个房子的女士有很多故事要讲。她来自南方，很明显对那些传说有一种狂热。她说，格伦肖先生很可怕。很可能他因为犯了罪才离开英格兰，然后成了伊利诺伊州的显赫人物。他对待黑人如此暴虐，最终他被自己的一个奴隶攻击，大腿受了伤。那个奴隶被扔进火窑里活活烧死，那位女士说，但是格伦肖也失掉了自己的一条腿。他的恶行记录很长，简直罄竹难书。格伦肖搞大了俘虏的肚子，被那些“种马”搞大肚子后，那些奴隶女孩可以卖出更好的价钱。但是，她说，亚伯·林肯曾经来这栋房子做过客。她带着一种胜利的神态告诉我这些，当他在竞选中和道格拉斯竞争时，他就来拜访格伦肖，后者是一个民主党。“政治！”她说。

“他知道格伦肖是什么人物吗？”我说。

“每个人都知道。奴隶接待了他。但是他来这里是争取选票的。现在，看看这些家庭照片。”相框里那些棕皮肤、黄皮肤的人似乎也在回应我的凝视。他们的头发和外套都很长，他们长长的面部表情严峻。在我们的时代，我们对如何变得迷人以及自我展示的艺术已经略知一二，在我们照相时也被要求要表现得热情阳光；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这些奴隶主脸上的严峻。他们是主人，看起来也是主人；他们拒绝让自己的眼睛和阴沉的嘴角生动一点。但是为何他们——这些霸主——看起来如此呆滞而阴郁呢？“你看，这是，”我的导览说，“格伦肖的女儿。她从头到脚都有人服侍得妥妥帖帖，直到内战结束，她从来不需要梳一根自己的头发。”我得说她的语气里透着一丝嫉妒。难道她不是这栋房子现在的女主人？

埃及不仅属于南方，而且属于南方的腹地。和河对岸肯塔基的帕迪尤卡（Paducah）一样，开罗也是一个南方城市。但是即使在林肯自己出生的桑加蒙地区，我都听到诸多对他的苛责。在桑加蒙，新塞勒姆的一个拓荒村庄得到修复。在它大约于1840年被遗弃之前，新塞勒姆一直是林肯的家乡。他当时已经搬到十八英里之外的斯普利菲尔德。1837年，他帮助斯普利菲尔德成为州府。

因为此地是南北方的交界地，桑加蒙县至今仍背负着年深日久的积怨。北伊利诺伊州是被新英格兰人所开垦，南部则由肯塔基人和弗吉尼亚人拓荒。奴隶制及其敌人，联邦派和分离派，都在这里撕扯。可以说，桑加蒙县就处在矛盾的正中心，尽管林肯关于“记忆”的表述仍为公众尊崇，但你仍会遇到一些人，他们——身上仍涌动着仇视的热血——会说：“我们这里的人了解他。是的。这一带的人会喊我祖父‘美洲蝮蛇’ ，可这又如何呢？林肯是代表大城市和银行利益的。”但这些都只是残渣而已。很多古老的分歧早已被消除了，只是被某种历史（仇视）感延续着而已。

[1957] KABTlDHNojB1/xRSIzUaOpSFFSp3SD3YUzjuLZ/IjAEnAsHTvD6cwbxaudPPdPo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