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来信

在西班牙，早于人群、街道和风景，最先吸引你注意力的是国民警卫队。他们戴着看起来僵硬、闪光的圆帽，后面的帽檐是平的，看上去有磨损痕迹，足够真实，但是和每个警卫队员臂弯里的冲锋枪不同，它们缺乏一种“真实的”真实感。其次就是袖上纹有红鹰、背后悬着来复枪的灰制服的警察。甚至是公园里的保安，一个全身瑞士猎人装扮的老人，带着一根被弄湿的羽毛，穿着无袖皮外套，还有破破烂烂的裹腿，用肩带背着一把来复枪。然后就是秘密警察了。没有人知道到底有多少种秘密警察，但是你能看到很多。在伊伦 —马德里的特快火车上，一个摇摇晃晃走进车厢、衣领翻开、让我们看到他肩上的蓝色、金色和红磁漆的徽章的警察开始检查我们的护照。他很安静平和，毫无组织性，当他在笔记上记下几个护照号码、弄皱纸页时会发出轻轻的叹息，好像不知道接下来拿自己的权威如何是好。他低声说了声“再见”，然后就离开了。火车吃力地驶向桑坦德 的花园豪宅，木质车厢壁震颤不已。座椅修长而华贵，每块头垫都缀有蕾丝边；在我们穿越海湾时，某个座位上坐着的一个西班牙人，引导大家交谈起来，并非随便而是故意阻止我看向布满炭色灰痕的银色海面上的船只。他向我们做了一番关于桑坦德的现代化的演讲，并且鼓励我们问些和西班牙生活、西班牙历史、地理、工业或者性格有关的问题。没有人向他提问，他皱皱窄窄的额头，像一个让你保持静止的摄影师那样向前伸出手掌，开始说起水力发电能量，他谈论起那些涡轮机、电线、发射台和这个那个的细节来非常精确。我们是美国人，所以会对机械有关的话题感兴趣。我告诉他，自己并非工程师。尽管如此，他还是完成了自己的演讲，坐下来，似乎是在等待我挑起一个我自己更感兴趣的话题。他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有某种神经质的好动本能，肤色黝黑，一双忧郁的眼睛总在打量，富有攻击性。他穿着一件深色的华达呢西服，上面沾满尘土，皮鞋只有一半的鞋孔系了鞋带。火车已经开始攀升，进入愈加浓厚的暗夜；田野就铺展在我们下方那遥远的陡峭的绿色峡谷里。“你是来度假的吗？”他问道，“你会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然后他开始一一细数：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普拉多博物馆、阿尔罕布拉宫、塞维利亚、加的斯，还有银碗 ——这些他全部都看过、去过，在那些地方战斗过。“在西班牙？”我问道。当然，是在西班牙，还曾作为蓝色军团 的成员在苏联和波兰与红军战斗过。本质上，他是一个军人，来自一个军人家庭。他父亲是一个高级军官，一个空军的上校。他把手掌朝我张开，向我展示掌心的一块白色伤疤——那是他参加阿尔瓦赛特战争 的纪念物。就在那时，一个又瘦又高的年轻的警卫队员，被太阳晒得黝黑，试图拉开那扇很难打开的门。他忽然从位子上站起来，抓住门把手，快速地对那个警卫队员小声说了什么，然后飞快地将门关上。车厢里某个肯定不是西班牙人的人用西班牙语说道：“这儿还有位子。”车厢里的空间足够再容纳两个人，但这个上校的儿子镇定自若，跨过一条条大腿回到自己的座位，继续交谈——这次，只是和我一个人亲密的交谈；有一会儿，他的脸上还残留着之前用来打发掉那个警卫队员的某种表情——他被激起的权力感。是的，他是警察，每周三次往返于伊伦和马德里之间。他喜欢这份工作。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旅客，他不介意这些颠簸和噪声——彼时，伴随着有节奏的拍手和跺脚，从隔壁车厢传来阵阵歌声；当他准备好的时候，他就结束了那一切。他的收入不足以支撑他的生活方式，但他期待得到一份闲职——他觉得他自己完全有这个资格。幸运的是，他可以靠写作提高收入。他创作小说，眼下他正忙着用诗歌体创作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当他开始谈论自己崇拜的诗人，并开始忧郁而崇敬地引用那些诗句，他的眼神变得灼热，透着智慧。我心想，这种欲望也许是恰当的，既然这么多欧洲作家雄心勃勃想成为警察，那警察也应该渴望成为作家。

与此同时，天色暗了下来，火车拖着微弱的灯光在树林和岩石中间穿行，偶尔会停靠在一些灯光像车厢里的灯光一样黯淡的站台。人们在薄雾中等待，走道上逐渐挤满了人。但没有人执着地尝试进入车厢，每个人都被上校的儿子赶跑了。我们这些美国人归他掌管，他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有一个舒适的夜晚，有足够的伸脚和睡觉的空间。但是不知怎么的，可能是人数的压力，原先空旷的地方也挤满了人，他可能察觉到我们对此举的不赞成，不再尝试驱逐新的占领者。他仍然和先前一样热切。当我撕开先前在昂代买的一条面包，他很惊恐地看到我竟然吃这么劣质的面包。我一定要吃一片他的薄玉米饼。他拽下自己的旅行袋，打开锁，将袋口大大敞开。他的玉米饼装在一个圆形的锡盒里，下面垫着《青蜂侠》《郊狼》还有其他的一些廉价杂志。他切下厚厚的一块发灰的玉米饼。我尽可能多地吃了一些，为无法吃光致歉，然后走到走廊上。大多数人都是往来于一些当地的站台，一群“普通人”，面露悲苦、衣衫褴褛、憔悴不堪，带着忧郁不见底的眼睛和黑色鼻孔，或在两墙之间憩息，或倚着窗边的黄铜杆；他们紧紧裹着披肩，或是戴着让他们的头显得更大、让他们褐色长脸更加怪异的贝雷帽；忧郁，但似乎在抵抗着这种无聊单调，就好像目前已经做好屈服的准备，但也仅仅到此为止——一种“西班牙式”尊严。

隔壁车厢的旅客骚动更大了，现在上校的儿子出去了一下，制服了他们。我们回到各自的座位。很快他就开启了一个新话题。我对他的话题厌倦了，也懒得逗他，就拒绝回应，最后他终于沉默了。人们拉起遮光窗帘，有人把灯关了，我们试着入睡。

到了早上，通道空空的，已经被打扫干净了。上校的儿子说：“我们很快会经过埃斯科里亚尔，就是国王的陵墓。”我对他冷若坚冰。火车像一阵烟似的驶下坡，薄薄的牧场自山脊两侧延展开来，看起来就像遭遇了干旱，焦枯、寸草不生，只有一些低矮的残株。我们冲向马德里郊区、冲向那些庭院。到了月台，上校的儿子落在我后面，在煤烟滚滚的拱廊和车站前厅该死的骚乱中，他追着我不放，因我的步速而懊悔紧张。大概他必须要知道我在马德里的住处，好完成自己的报告。从酒店大巴上，我看到他挤在一堆搬运工、出租车司机和兜售酒店和膳宿公寓人中间的那张旁观者的棕色脸庞，他正看着行李被人提到顶上，双眼发红，回避着我的目光，盯着别人的工作。成功了！

一个彻头彻尾的警察。在每间旅馆，你都要填写警局的文件，你也必须在警局注册你的护照。为了获得一张火车票，你必须进行申报、表明你此次旅行的目的，另外，你必须拥有一张三联执照——一张安全通行证才能旅行。在打响对拿破仑军队的第一枪的地方隔壁，安保人员的宽脸和那些装着栅栏和深色玻璃的窗户一起，俯视着太阳门广场。警察也负责发放收音机执照。警察会在一家外省的公寓里检查你的行李箱。而曼萨纳雷斯附近的一个住在断崖挖出的洞穴里的女人也会很快告诉你：“我们住在这里是经过警察允许的。”你听说到处的监狱都满员了。在市中心的西贝雷斯广场为探监者提供班车服务，送他们去马德里监狱。在托莱多附近的一辆有轨电车上，我看到两名犯人——一个老人、还有一个十八岁左右的青年——正被送往监狱。他们戴着手铐，由两名必定带着机关枪的警卫队员看守着。那个男孩一头浓密黑发一直延到脑后，过早出现的黑黑的眼袋，一副任人摆布的模样，对苦大仇深的生活似乎完全无动于衷。从他的口袋里往外伸出一截面包。那个老人独臂，满身污秽，伤痕累累，两只脚从麻绳鞋底的帆布鞋里伸出来。他几乎谢顶了，稀疏的灰发下面露出一条已经愈合的伤痕。我看着他，他朝我微微耸耸肩，像投降的姿态，却不敢开口讲话。但当我在马德里屠宰场下车，周围是那些在内战中被摧毁的建筑，他大胆地抬起了他的那只手，在手铐所能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尽可能地挥了挥手。

这些人可能只是普通的罪犯，不是赤色分子——每个月都有几百个赤色分子被抓捕，无尽的审判在埃纳雷斯堡上演。政治犯从人满为患的监狱被释放后，只能获得有条件的自由，他们会向你展示那些卡片，他们要在上面盖一个通用的官方印戳。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工作许可，只能自生自灭地睡在街上，帮人擦鞋或者开开出租车门，或者是兜售彩票，还有乞讨。

在马德里市中心，你偶尔注意到上头布满枪眼的建筑，但整体来说在那些看起来还过得去的街区，内战的遗迹几乎已经无处可寻。大街两边的那些商店几乎像美国那样奢华，傍晚那些坐在银行、教堂和政府部门楼下的小咖啡馆里低头看着宽阔街道的人，也和纽约、华盛顿的酒吧里的人并无二致。所有高级的电影院都在上演着好莱坞电影，还有，此地对美国的好东西的渴望——别克车、尼龙袜、派克51钢笔和香烟——和世界上所有的首都一样强烈，和绝大多数国家的首都一样，这里没有美元流通，所以黑市非常兴旺——警察也不会介入。那些小摊贩会逐桌兜售钢笔和香烟——其中一些东西，尤其是钢笔，一看就是冒牌货；七星香烟包装得很精致，上面蓝色印花也很完美，烟卷里塞满粪便和秸秆碎末。一个男孩有一枚巨大的金戒指可出售，他用一种过度神秘兮兮的方式，让你飞速看上一眼他手掌里拢着的戒指，紧张兮兮，贼头贼脑。那是一只又沉又丑的方戒，你会怀疑到底谁会买下它。他低声说：“这是偷来的。”然后开价两百比塞塔 ，一百比塞塔，五十比塞塔，然后他会对你做出一副伤心、厌倦的表情，走向下一桌去碰运气。女人挥动手上的彩票，乞讨个不停。有的人会带着眼盲或伤残的婴儿，展示他们或受重伤或萎缩的双腿。其中一个带着一种训练过的痕迹，把孩子转过来，向我展示那张脸上的疮疤和那双化脓的眼睛。我住的那间膳宿公寓的女房东胡安妮塔告诉我，这些孩子都是按天租借给这些专业乞丐的。都是生意，她轻蔑地说。

膳宿公寓餐厅里的对话主要是关于电影明星，“司令”的妻子对詹姆斯·斯图尔特和克拉克·盖博同样钟情。桑切斯姐妹出生在香港，同样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她们倾心的对象是有英国范儿的布莱恩·埃亨和赫伯特·马歇尔。即使“司令”本人也有中意的影星，他也会带着沙哑、紧张又粗糙的嗓音加入女士们喋喋不休的交谈。“司令”非常瘦削，行为得体，几乎一刻不得闲，神情阴鸷，一脸麻子，薄薄的头发梳成背头，眼睛乌黑。他和“夫人”都不吃我们每天吃的面包。每天都有人给他们送来黑市出售的白面包，到中午的时候他就把面包像轻便手杖一样夹在腋下。每次他们进门，都会伴随一阵骚乱，她踩着细碎又急促的步子，挥着自己的扇子，他则对我们所有人视而不见，仅仅是微微颔首。即使在最炎热的天气，他的束腰外衣的扣子也是一丝不苟地扣到喉咙。我穿着T恤和拖鞋来餐厅吃饭，对他而言是一种冒犯。他阴郁地坐下，享用自己的午餐，挥舞“夫人”的扇子让汤冷下来。他的“西班牙式尊严”带着那种恼人的傲慢和嫌恶，非常可憎。

膳食公寓里住着一个要人，一个海军的将军，他从来不在餐厅进食，他经常会在下午穿着短裤缓慢踱步穿过窗帘被放下、光线黯淡的房间。胡安妮塔可以不用敲门进入他的房间，他们中间明显有私情。桑切斯姐妹略带尴尬地告诉我，“将军”欠胡安妮塔一个大人情，内战的时候她曾经帮忙藏匿并照顾他患病的儿子，抑或是他的侄子，他发誓要报答她。共和国 对将军并不公允，他在海军学校拿着低薪教书。而“司令”在摩洛哥为佛朗哥效力，现在是一所军事院校的校长。他以纪律严明著称，那对姐妹非常自豪地提醒我，她们自己则是在女修道院接受教育的。

其余的住客都是中产阶级，那些人的人脉一定极其通达，才能负担得起像这家膳宿公寓这么好的酒店，他们都是“走后门”或者行政部门裙带关系上位的（enchufe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插头 ）。一份普通的公职——一个人政治上也必须像一只献祭的羔羊那样纯洁无瑕才能获得一份公职——对应的薪水一般是每月五六百比塞塔，差不多两百美元，而他们渴求的东西价格又和美国国内的差不多（在很多情况下价格更高，黑市上的一磅咖啡要两点五美元），一个人需要“靠关系”才能获得安逸的生活。如果通过家族影响力，或通过在教会系统或者海军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影响，他在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赶场似的轮流签到、签退。有时，他会被要求做一些工作，而他也会努力尽到自己的责任，但做起来能有多轻率就有多轻率。这部分属于国家的传统。所有的西班牙政权都用同样的方式让有教养的阶层保护忠诚。“现代”政府项目会受到公众的密切关注。最近，一个基于贝弗里奇曲线 建模的社会保险计划被宣布实施，威廉先生自己也受邀担任顾问。但这些项目的真实目的是扩大“关系网络”，因为按照这个保险计划，那些患病或者失业的雇员每天能获得的实际好处不超过三比塞塔，几乎还不够买一条面包。佛朗哥和墨索里尼一样有强国的野心，但是西班牙太贫穷了；为了在位需要付出的代价太高，以至于他没有能力来实现这些野心。那些被称作“新部委”的新建筑群，按照计划应该会壮观地耸立在卡斯蒂利亚大道的尽头，如今还未完工，四周还立着脚手架，显然已遭荒废。

对那些没有“后门”的中产阶级而言，生活的艰难是可怕的。一个人必须有一套西装，一件要花上两百比塞塔的衬衫，还有一根领带。挤在一群穿帆布鞋的人中间是不可想象的。关键要有一个女仆。并且，一个妻子应该穿着得体，孩子们应该吃穿不愁、能接受教育。一个人必须紧紧黏附着自己的阶级，堕落到更低等的阶级是无法衡量的——这种不幸是一个古老的事实，很牢固，无法追忆，人人都能理解。一种新型的不幸——也就是让一个人寒酸的西服看上去还算体面，抑或每个月能有多余的钱可以去电影院，以便在人们讨论《圣女之歌》那样的电影时能够礼貌地插得进话；又或者，和那些掉队者筋疲力竭地追逐合意的东西——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身上体现的尘世天国的形象——却算不上真正的不幸。真正的不幸是你在合租公寓，或者在人民居住的废墟、土窑和洞穴里看到的东西，那些在腐化的瓦雷卡斯区或者卡斯蒂利亚区如蝼蚁一般生活的人。

马德里的夏天干燥无云，罕有雷声。当雷声响起时，女仆会大喊“暴雨要来了”。然后快步走过膳宿公寓，重重地关上窗户。金发的比比隔着通风井用她紧张、好战的嗓音用英语朝我喊“暴风雨！”，她在烟灰色的窗玻璃后面摇晃身体，厚厚的窗帘窸窣颤动，就好像舞台上一场悲剧演到最后一声哭喊时的幕布。然后雨水突然降下，像水银滴那样重重落下。

十分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又过了十多分钟，地面都干了。在最炎热的天气里，街道和刺槐树早晚都要被浇水。公园被灌溉渠分割了，寸草不生。我在马德里唯一看到的草地就在普拉多博物馆正前面，是靠持续不停的喷水浇灌才幸存。从市中心往外走，你会发现绿色越来越稀薄，从郊区单调、久经太阳炙烤的公寓俯瞰那些水位已经下沉、长满野草和灰色电线的沟渠，在辽阔的平原上只有零星散落着几处绿色花园，每个花园的玉米上面都带着一个水井的斜杆。

曼萨纳雷斯河几乎荒芜一片，然而在周日，在被称作“邦比拉”的河段，那里的河水有几英尺深，河岸上绵延几英里的工薪阶层的咖啡馆里挤着几百位来游泳和野餐的人——“普通人”，他们堵住了街道和桥梁，在灰扑扑的河岸边铺上毯子，躺在瘦弱的刺槐树下。这似乎像是耶稣复活那天的最初时刻，看着那些家庭躺在令人窒息的尘土里，在路上乱转。在靠近城市的这一边，有些废墟里的家园，四周是炮火肆虐后留下的残垣断壁，还有成卷的倒刺铁丝网。一些吉卜赛人生活在“邦比拉”，他们住在马车里。他们和安达卢西亚的吉卜赛人不一样，身上有一种城市派头的忧郁；那些女人满身污秽，形容憔悴，坐在她们的铁锅旁边；孩子们一丝不挂地躺在麻袋上。山羊们被拴在车轮和轮轴上，我在一驾马车下面看到两只无精打采蹲伏着的猩猩。河的对岸是一家生产钢管混凝土的工厂——总有些男人对着那道长长的、刷着骄傲的标语、带着现代工业气息的墙小解。工厂后面是寻常的烂尾市政工程；几英里外，更远的山地那里，是瓜达拉马山脉斑驳错综、陶土一般的蓝色，那是曼萨纳雷斯河的发源地。它更像是一条理想中而非现实的河流。吸引可观的人群从几乎像非洲沙漠那样干燥的贫民窟跋涉前来的，似乎是一种理想，对一条河流的“希望”。男孩们跳得高高的，就好像河水有几英尺，而不只是几英寸，当他们费劲爬上河岸时，脚上沾着污泥。河水顺着一条污浊的绿色管道从一条浅溪流向下一条；人们成群结队大喊着，在沙岛跑上跑下。一个男人领着自己几乎还不能迈步的幼女走向水里。幼女把自己弄得浑身是泥，当她叫嚷着抓住父亲毛茸茸的瘦长的双腿时，他用带着些微愠怒的温柔清洗她的身体。

在那些出售酒水的小亭周围的树林里，乌泱泱的人群在跳舞，上上下下。三个年轻的男孩子自得其乐，无视跳舞的人，在非常专业地演奏萨克斯、吉他和鼓，模仿着那种美国城市中心的时髦劲儿。两个醉汉在为一帮醉醺醺的朋友吹着西班牙风笛，一种毛茸茸的加利西亚风笛。据说马德里充斥着加利西亚人，佛朗哥自己就是加利西亚人，成千上万的人带着西班牙过去那种外省的忠诚，来大城市寻找工作。

人群中的士兵们身上穿着粗布夹克、绑着腿，还有巨大的靴子，在人群中显得最为粗壮、短小。他们冲向那些成对的扭转身子的姑娘，试图强制分开她们。一切都是严肃的：这幅场景里并无多少欢愉欣悦，你也很少看到人们露出笑容。舞者踏着步、来来回回，尽管他们兴奋不已、大汗淋漓，但所有人的神情和脖颈都是硬邦邦的，他们就这样彼此保持距离。

报摊和咖啡馆并不出售食物。人们会自己带上面包和鹰嘴豆。你可以在花格墙和桶栽灌木丛后面有绿荫的啤酒花园以中产阶级的价格买到一餐饭。我在其中一家停下来喝杯啤酒，那里有一架老旧的手摇风琴，伴随着不全的音符、叮当作响的铃声，仿佛诡异而机械的鸟鸣，炮制出军乐一般的舞曲。那个演奏风琴的男人脸上洋溢着骄傲，就好像他是天使下凡，对我流露出一副“我命里不配，完美如你”的表情。他的妻子坐在旁边，很显然是给落魄的他撑门面，因为她在风琴旁边缄口不言。风琴里面的铜鼓的短管一边旋转，一边沐浴着夕阳的余晖。那个男人头顶已秃，个子小小的，面朝我的两颊绷得紧紧的，嘴巴看起来很苦涩。他的妻子很顺从，双手合十静静地坐在那里。

哪怕在这个区域停留再短，人们都能找到理由抱怨：粮食短缺、劣质的面包、黑市、军队、警察、长枪党和教堂。马德里人将最近基于《继承法》的全面公投称作神职事务 ，这次公投带着人们熟悉的、法西斯党选举的那种高压粗暴的效率。屠宰场区、瓦雷卡斯或者四大街那些靠不住的贫民区的工人，提前在投票站得到了“选票”。那些要在投票站被盖上印戳、证明持有者已经投票的配给票证，在选举日第二天就会失效。然而，还是有很多人——无论是修士还是共和党人——选择弃权了，即使是政府官员也知道有相当一部分人投了反对票：巴塞罗那，132000票；马德里，117000票；塞维利亚，36000票。社会主义者将这场公投解读为，当局试图让美国相信自身的稳定、以便获得贷款的尝试。欧洲胜利日后的几周里，佛朗哥变得非常自信，那时人们相信他和希特勒一样落败了。战争期间，德国人在马德里为所欲为，因此每个人都震惊于在德国人落败后，佛朗哥竟然还能被允许继续掌权。但是英国和美国从未停止向他出售汽油，如果没有汽油，他那据说有七十万之众的军队将无以为继。现在，西班牙法西斯党会用一种类似未来盟友的口气告诉你，欧洲大陆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西班牙这么安全便捷、可以用作即将到来的对苏战争的战争基地。法国和意大利已经成了，或者很快就会成为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得益于直布罗陀海峡的位置，西班牙是一个战略中心，而佛朗哥身为抗击共产党的老兵的身份也得到了美国的赞许。另外，每个人都知道西班牙人是多么勇烈杰出的士兵，很难说这里有多少民族自豪感，有多少混杂着陈述者的嘲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社会主义者，都带着一点这种民族自豪；而法西斯主义者会像社会主义者一样，会亢奋地嘲笑意大利人在瓜达拉哈拉的灾难 ：“（意军指挥的）命令是‘刺刀冲锋’，但他们听成了‘跳上卡车！’ ”

从政治逮捕行为的次数，还有媒体报道的针对普列托和其他流亡领导人频繁的暴力事件，可以看出地下活动很活跃。几个共和党人告诉我，1946年11月到1947年4月期间，有十万人被关进监狱。西班牙全国劳工联合会（CNT）、工人联盟（UGT），还有在马德里和其他几个大城市发行的共产党报纸，但是除了在安达卢西亚及其北部一些偏远山区之外，很少有有组织的抵抗。而在国外，社会主义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声称自己领导了阿斯图里亚斯1947年5月短暂的煤矿工人罢工，但是公众对真相所知甚少。很多社会主义党人和共和党人承认，地下共产党人数正在增长，主要是国际局势使然。整个西欧只有法国抵制佛朗哥，人们相信法国政府关闭边境是为了向共产党让步。工党的胜利并没有改变英国的政策，尽管艾德礼 作为工党领袖、访问内战中的西班牙时，曾向共和党许诺过那些援助。

我在阿尔卡拉·德·赫纳雷斯市（Alcalá de Henares）目睹过某次政治审判，那是一个古老而衰颓的城镇，塞万提斯就出生于此。此地在15世纪时以其拥有的大学知名。十个从四大街来的受雇于电车公司的男人，被控告发放共产党的刊物《工人世界》 ^[1] 。其中一个被告的儿子告诉我，他们是在十六个月前遭到监禁的。这些审判名义上是公开的，但官方从来不会公布；大使们和外国通讯社会通过地下渠道或者被告的亲属得知这一消息。我和一个大使秘书乘坐大使馆的一辆华贵的绿色轿车抵达，那些士兵和警卫队员在那些古老的街道上都会给这辆车让道。“外交官”（Diplomáticos）经过哨岗时我们未受任何阻碍，我们经过那些握着来复枪的士兵上楼，到了法庭长长的走廊。警卫员们持枪列队站着。我们坐在法庭后面，那些被告的家人中间。

法官是几个军官。一些非法政治党派的成员被列为罪犯，罪名是妨碍公共安全，他们要接受军队的审判。我们看向那些窄窄的窗子，只能朦胧地看到一些。犯人们背朝我们坐在长凳上，法官们身后有几盏灯照着，他们的脸也是模糊不清的。房间两侧是公诉人和被指派辩护的军官。军靴和枪鞘在桌子下闪闪发光。

一个文员匆忙地读出这十个人的证词。在某某夜晚，福兰诺·迪·塔尔和另外一名谋反分子在某某地方交换了钱、指令和文件。那些被告一个个被法官或者公诉人传唤，起立，确认自己的证词。只有一个人对一个细节犹豫不决。他不记得了。他被要求看一眼证词上的签名。是不是他的笔迹？确实，但他不记得自己做过相关的说明了。对方更加不耐烦地再一次问他，他认出自己的笔迹了吗？他认得。那么，很明显，那份证词是他提供的。他被命令坐下，他也呆板地遵守了。除了那两个年长的男人，所有的罪犯都带着一种军队式的服从站起来，仿佛被法官的态度影响了。看到他们模仿军人的举止、像诚实的男人那样证实自己的证词——所有人都知道那些证词是在国安局的地窖里被强行陈述的——我痛苦不已，就像被注射镇静剂时人的心跳也会变慢一样。毫无疑问，这一切非常“纯正”（castizo），完全、彻底的西班牙风格，那些犯人应该表现得像一场荣耀战争里的俘虏，也许正是这一点让他们昂首肃立，但这场游戏让我觉得很恐怖，就好像我作为他举止乖戾的扈从，在膳宿公寓里和“司令”一起玩着弹子球游戏。

每个罪犯都回答了问题。辩护人并没有核查这些问题，没有证据，没有目击证人。当公诉人起身时，开始意识到他那巨大的手掌和强健的身体，这和他一丝不苟的制服显得有些冲突。他简洁利落地宣读了公诉人的证词：“（被诉人）承认……（被诉人）承认……根据福兰诺·迪·塔尔的证词……”直到他作结时，他才变得牛气冲天，一副劝诫的口吻，声音突然粗壮起来。他冷血地挺了挺胸，开始怒喝这些“灵魂已经叛国”、反人民的罪犯是不可饶恕的，他请求判处那十个人中的首领十二年的刑期，剩下的人每人四年。W小声说，这样的判决已经很宽大了。然后辩方律师朗读了一份声明，宣称在元首政府的基督教民主体制下，没有表达异见的空间——即使这些异见者的表达很节制、温和。这些话在法庭一处阴暗的角落激起了一片叹息，那里坐着罪犯的亲属。公诉人又花了半小时回应，他的表现不时变得很敷衍。这是一场非常小型的审判。他挺立在窗前，沐浴在卡斯蒂利亚的晨曦中，开始总结陈词，从笔记中摘读一些，然后坚持执行之前的十二年和四年的判决。等候开庭的时间不包含在内。审判庭主席开始逐个询问犯人，在判决生效之前还有什么可说的。六个人表示服从，然而，第七个人——也是这十人的首领，开始讲话；那个主席高声喊道“闭嘴！”，那名犯人坚持说下去，主席站起来大吼“闭嘴！”，每个人都吃了一惊。“坐下！”主席坐下来。“起立！”那名犯人就站起来。“证据齐备，你的审判已经结束了。其他都与本案无关。这里不搞政治。坐下。”再无骚乱。审判结束了，我们和罪犯那些沉默的亲属穿过机枪列队下楼。我在楼梯上看到一个男孩面露哀戚，就和他聊了起来。他的父亲是那些获刑四年的犯人中的一个。他会被允许见他吗？他不知道。自父亲被捕后，今天早晨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他现在是家中年纪最长的人。原先有一个哥哥的，但是在战争快结束时下落不明了。他还有一个八岁的弟弟、两个妹妹。“你靠什么生活？”我问他，他没有回答。又瘦又高，双腿呈外八字，和我一起站在大街上，长长的双手从他的口袋里伸进伸出。他的脸很窄，一双温柔的眼睛看起来没有眼白：只有瞳孔。我低声评判了这场审判的野蛮。这个时候，W也为他的报道拿到了那些被定罪的人的名字，想离开这个地方。于是我和那男孩告别，回到车里。

这一切的毫无意义折磨着我。贫穷，还有独裁统治的严苛，让抵抗几乎不可避免，但和国外各种势力的关系让这种抵抗变得徒然、完全无效。西班牙的问题不可能在西班牙内部得到解决。佛朗哥想要和美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谈判——如果共产党掌权，将代表苏联。但是人们仍旧抱着过去的那种政治精神在抗争，当时的他们在国境内还能自由发起革命、创立政府。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自由了，越来越多的欧洲人逐渐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1812年从拿破仑那里解放了自己，”西班牙的一个熟人和我说，“1937年对抗希特勒的时候，我们弘扬的是同样的精神。然而，面对希特勒，我们无能为力。也许在内战中，我们成功地击退希特勒的话，我们就会被斯大林吞并。我害怕会再来一场内战，因为那不可避免会变成强权之间的战争。1789年的信条，对于我们（西班牙人）来说，就如基督教的教义：虔诚。我们没有足够强大到可以享受人权。如果苏联人不统治我们，你们的国家也会。我们必须放弃，才能维持国民身份；我们必须将对独立的希望从政治领域转到别的领域。”

在马德里，几乎每场对话都会变成对“国民性”的讨论，不止一次，别的外国人都会推荐我去看乌纳穆诺 讨论西班牙式嫉妒的文章，他们还引用了戈维多 的一句话——这句话被用作乌纳穆诺的碑文——“嫉妒是贫乏的，它撕咬，却不能吞咽”。一个意大利人告诉我，西班牙人有一半摩尔人的血统，如果你不时刻记住这一点，你会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理解他们；一个在马德里住了很多年的德国女性告诉我，西班牙人最大的缺陷是他们没有真正的感觉。当她的哥哥去世时，她的几个马德里的朋友去拜访她。“他们没有安慰我，”她说，“他们只是坐着，聊他们的女仆和孩子。他们知道我在哀悼。他们真是冷漠无情。”另一方面，我曾经和皮奥·巴罗哈 有过一番对谈，我们发现德国人的国民性令人无法理解。“一开始，我无法相信他们会把他们的俘虏放到炉子上烤。但是后来我遇到一个年轻人，他就是那样失去自己的母亲和姐妹的。而且说实话，我在1920年代去德国游玩时，发现那地方很诡异。在汉堡，有一家裸体主义者登上电车：父亲、母亲，还有那些孩子，像我的手一样光溜溜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就像其他所有在购物的资产阶级家庭一样，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那对父母甚至都算不上好看。那个父亲的大肚子，就像一个炮管。”

所有这些关于国民性的讨论，都是怨恨的理由——而如果讨论到美国人的性格时，这种怨恨会尤为强烈。一个旅行推销员对我说：“美国仍然在寻找一个灵魂，我们的灵魂已经非常陈旧了。”说这些时，他的眼睛在厚厚的镜片后闪着诗意的光芒。其他人会说到“美国人的虚无”“无历史的美国人只生活在未来”，不一而足。

但是，人们一定会感受到美国的强大、美国商品的影响，还有他们自身的自由和力量的丧失。直到1898年，西班牙仍旧认为自己是一个帝国，对于一个充满传统主义者的国度而言，1898年不可能是一个遥远的过去。对国民性的强调其实是对价值的强调。忽略那些傲慢的废话，还是有些东西遗留了下来——换句话说，是在一个价值和权力变成同义词的世界里的对价值的主张——在那个世界，权力已经被赋予那个过去几乎没有意义的毫无特色的大众社会，而机器、财富和组织颠覆了古老的尊严，带着轻蔑和不满取代了它。

在马拉加和格拉纳达 之间，在博瓦迪利亚的铁路枢纽，那让山石和橄榄绿的田野变得模糊的热浪让我颤抖不已，我走进一家车站餐厅，那是一家热闹的小卖部，出售面包、葡萄、玉米饼、火腿、熟鸡蛋、果冻酱、血肠、意大利蒜肠、芝士和鸡肉，应有尽有，铺放在厚厚的纸上，带着油腻的色泽。柜台后面有两个女人、一个男人。男人已到中年，面露倦容，不停地咳嗽着，光秃秃的头上仅剩的三四撮头发被精心打理过。他带着一种坚硬的“尊严”招待我。我是美国人，所以他拒绝说西班牙语。他用法语对我说话，也许是他从马德里或者巴塞罗那或者地中海的某个豪华酒店学到的，但在蛮荒如沙漠的博瓦迪利亚多年的孤绝生活中日渐纯熟：“鸡蛋每只五元，先生。”他还是轻轻地咳嗽，停不下来，很明显有肺病。“葡萄多少钱？”“这半公斤，先生。”十足的礼貌，火热的礼貌。与此同时，他用那双看起来非常有报复性的眼睛偷偷瞟我，唇间不时迸出几声咳嗽，他的双颊也随之抖动。从我的口音、衣着、鞋子款式，还有鬼知道哪些无意识中有暗示性的东西，他认出我是一个美国人、地球崭新的主人之一，一个新的罗马人，周身洋溢着机器和美元带来的骄傲，偶然经过这个车站枢纽——而他注定留在这里，直到死去。但至少，他带着妥帖的“尊严”面对我，就像“邦比拉”那个苦涩的风琴师。

“司令”的尊严则是另外的某种东西。毕竟，“司令”是暴君的朋友，自身也是一个暴君，他相信体制，也试着为自己进入这个新政权铺路。“夫人”穿着尼龙袜子，而“司令”也有一只上好的打火机，我敢肯定，有充足的美国打火机可供他享用。

[1948]

[1] 《工人世界》（ Mundo Obrero ），西班牙共产党出版的刊物，编辑部位于马德里。 7mB843aQUquxq33TajPnKqE3TJlCERboOHR2dG1eigltu/qF0uVLqeGUPaAvYF2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