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从芝加哥启程

1930年代，是什么让一个芝加哥的少年开始写书？一个成长于美国大萧条阶段的年轻人为什么有决心认为自己首先应该是个文学家？我之所以使用“文学家”这个自命不凡的词汇，只是想强调这种野心和外在事实之间的对比。身为巨大的工业和商业中心的芝加哥，已经快被失业率拖垮，工厂甚至学校都被关闭，这个城市还是决定在密歇根湖岸举办一次世界博览会，其中将会有高塔、游乐项目、展览、中国的人力车，还有一个微型村庄——其中每天都会有一场微型婚礼，还有诸如妓女、骗子和扇子舞舞者这样撩拨人的东西。是有一点喜庆，却有多起阿米巴痢疾。一切并没有重回繁荣。几百万美元就这样被商人和政客们打了水漂。如果他们可以异想天开，那大学生们也完全可以不切实际。而在忧郁、沉重、轰鸣、低俗的芝加哥，什么选择是最不切实际的呢？为什么——要成为美的代表，人类灵魂的解释者，一个充满创造力、趣味、个人自由、慷慨和爱的英雄。即便是现在，我也不能说要成为这样一种幻想家不是好事。

1930年代和今日的区别在于，过去的那些幻想家不会得到他们的家庭的补贴。他们必须依靠自己拼上几年，或者至少得等到罗斯福新政（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哈里·霍普金斯）意识到一个大政府可以“购买”任何问题的解决方案，然后国内的很多地区开设了公共事业振兴署。我认为有可能是霍普金斯和罗斯福看到了，从1905年到1935年那些郁郁寡欢的知识分子在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因而认为每周付给人二十三美元去粉刷邮局墙壁或者编辑旅行指南是一笔超值的生意。这项计划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美国在战后的欧洲、可能也包括越南继续依循着霍普金斯的这条道路。

比如，我知道约翰·契弗一直在辛辛监狱教授写作课程。作家和囚犯经常会发现他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而多亏了他们在大学修习的心理学课程，狱警似乎也懂得写书是一剂完美的良药，让囚犯记录自己的经历有可能会让他们的心灵变得柔软。同样，政客走下权力宝座或者退休时，他们会成为作家或者大学教授。因此，亨伯特·亨弗莱、迪安·拉斯科成了演说家，而尤金·麦卡锡则成了诗人，而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政治家斯皮罗·阿格纽则成了小说家。不久前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阿格纽先生说自己受过太多苦，有必要用一些有创造性的活动来治愈自己的灵魂，而他开始写小说是因为自己已不再年轻，无法从事严肃的精神活动了。

但是我开始回想起在30年代的中西部，立志成为一个作家是怎样一种光景。因为我把自己看作一个中西部人，而非犹太人。我经常被形容为一名犹太作家；同样道理，一个人有可能会被称为一个萨摩亚宇航员、抑或爱斯基摩大提琴演奏家或者一个祖鲁金斯堡专家。这很奇怪。我是一个犹太人，也写过一些书。我试着将自己的灵魂适应犹太作家的概念，但发现很不自在。我时常揣测，菲利普·罗斯和伯纳德·马拉默德和自己是否没有成为我们这个行业的哈特·施夫纳·马克斯。我们在文化领域实现了这一目标，正如伯纳德·巴鲁克在一张公园长椅上、波丽·阿德勒在妓院业实现的东西，也正如孙中山的私人保镖双枪科恩在中国所完成的。我的玩笑不够下流，不能表达我对那些机会主义者、聪明人和职业人士的轻蔑，他们往自己身上贴上这些标签，利用它们。在一个对犹太人如此灾难性的世纪，一个人不大会去批判那些相信通过宣扬犹太人的成就便可以让世界更安全的人。我本人就怀疑这种宣传的有效性。

我在公立图书馆没有阅读《塔木德经》，而是阅读舍伍德·安德森、西奥多·德莱塞、埃德加·李·马斯特斯和维切尔·林赛的诗歌和小说。这些人抵抗住了美国社会的物质主义的压迫，并且证明了——这一点并没有那么快就显明——那些在巨大的制造业、船舶业和银行中心里挣扎的生活，伴随屠宰场的熏臭、巨大的贫民窟、监狱、医院和学校，同样也是一种生活。这种感知如此深刻，以至于不仅我的神经、感觉，甚至我全身的每块骨头都想将它诉诸文字，而它会涵盖我最崇拜的德莱塞也没有领会和实现的东西。我觉得我生来就是一个行动和阐释的造物，我注定要加入到一项特殊的、崇高的游戏当中。我们有很多充足的理由，可以将这以及其他形式的文明行为和仪式看成一场游戏。这场游戏最高贵的地方在于，上帝是这场被纪律约束的游戏的观众——柏拉图和其他人都如是说。这场游戏可能是一种施与、一项庆祝、一种奖赏，也是对人的弱点和局限的承认。我当时还不能像现在这样思考。而我当时写出的东西都只是一个盲目的偏执狂强迫性、愚蠢至极的自我表达。当时的我也极度骄傲、暴躁、愚蠢。

1937年的我非常年轻，已婚，很快丢掉了第一份工作，住在岳父母家里。他深情款款、忠贞不贰外加美艳动人的妻子坚持他必须得到一个写作的机会。让任何一个人关注我的写作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我的书得到的关注带给我同样多的困惑和愉悦。被人忽视将是可怕的，但是外界的关注也有其不利的一面。有时候我对批评家们稍微刻薄一点，会把他们比作给钢琴调音的聋子；而当我稍微变得宽宏大量时，我会认同已故的父亲说的，应该鼓励人们尽可能诚实地生活。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反对自己成为一个话题。当我访问日本时，我看到每个寺庙都出售祈愿卡。买下它们的人会将这些长条纸卷起来，用线系在灌木丛中和低矮的树上。那些枝丫上飘荡着数百张卷得紧紧的纸条。有时候我会将自己比作这些寺庙里的一棵树。

当所有理性、严肃、本分的人都在汲汲于一份工作或者试图谋到一份差事时，我却坐在公寓后面的一间卧室里，在一张桥牌桌前写着点什么。我的桌子正对着三级水泥台阶，连通地窖和阴暗的砖砌走廊。家里只有我的岳母，她当时是个七十多岁的寡妇，一条厚实的白色辫子直直地垂到腰间。在她的母国，她曾经是一个现代女性、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妇女参政者。她有一种脆弱又强硬的魅力。你能在所有的事物中感受到索菲的力量。她把家操持得整整齐齐。那些植物、烟灰缸、台座、小桌巾和椅子无不展示着她的统治权。每样东西都像在军队里那样各归其位，她的公寓摇身一变就可以成为西点军校。

午饭是十二点半开始。她的厨艺不错。我们一起在厨房进餐，饭后玩一盘骨牌。然后岳母睡午觉，我则去街上闲逛。拉文斯伍德的路上渺无人迹。我信步闲逛，胃里像有块大石头压着。我经常转到劳伦斯大道，然后站在桥上俯瞰排水渠。如果我是一条狗，我就会狂吠了；即使是一声轻轻的吠叫也能有些用处。但是我在这里不是为了咆哮的，我在这里是尽可能聪明地解释世界——美国版本的世界。尽管如此，要是我在联合车站卖报纸或者在台球房练习球艺的话，我会快乐得多。但是我严格约束自己，在卧室的桥牌桌前学习。

难怪才华横溢、智慧过人如约翰·契弗这样的作家会自愿去帮助那些犯人写下他们的故事。他知道被监禁的感觉。也许他认为那些已经被囚禁起来的犯人可以学习纪律。对于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本能的人而言，认为他们想被关起来、学着写小说这种想法，是最不能容忍的剥夺。修女们也许不会烦躁，但作家们会。法国宗教小说家贝尔纳诺斯说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同类被切断开，这就是他为何在咖啡馆写作的原因。真的，咖啡馆！我愿意亲吻一家咖啡馆的地板。芝加哥没有咖啡馆，只有一些餐具油腻腻的自助餐馆、甜甜圈店或者小酒馆。我还从没有听过一个作家会带着手稿去小酒馆，我一直感兴趣的是，席勒喜欢一边写作一边闻苹果，还有某个人会在写作时把脚泡在浴盆里。在我看来唯一值得效仿的写作安排是葛吉夫大师。每当有工作要完成的时候，他会和几个门徒一起钻进几辆豪华轿车，从枫丹白露的大本营出发。他们的食篮里有鱼子酱、冻鸡、香槟、奶酪和水果。领袖一声令下，汽车就会停下来。他们会在草地上野餐，之后被鲜花簇拥的葛吉夫会开始写作。如果能有这样的安排，我认为是值得做的。

我很庆幸，我已经不记得自己在拉文斯伍德写过什么了，一定是很恐怖的东西。然而，写作本身是无足轻重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美国社会和S.贝娄终于碰头了。为了执行一项可怕的任务，我必须学会将自己从美国社会切除。我冒着将自己和能滋养我的一切切断的风险，但这种情况只有在你承认这座工商业发达、鲜活而野蛮的无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城市垄断营养才会发生，这座城市自身正在做殊死的挣扎，它甚至都不会带着进攻性的敌意，说“要么按照我的方式生活，要么去死”。一点都没有，它只是对你的那种游戏毫无兴趣。

很经常地，我的内兄J.J会开着他的哈德森带我岳母还有我去墓地，我们去那儿为她的丈夫扫墓。她那虽颤抖却依然有力、布满斑点的双手会拔除那些野草。我拿一只广口玻璃瓶去龙头那边不停地接水，给旱金莲和美洲石竹浇水。我想，死亡，芝加哥式的死亡，也许根本不会有任何尘世喧嚣。至少你不必在高峰期间沿着哈莱姆大道开下去，然后回到一个像西点军校那样井井有条的家中，而那些糟糕的手稿摊在桥牌桌上，随后是沉默的晚餐，汤、炖菜和卷饼。之后你和你的妻子洗着餐具，才享受到一天中的愉快时光。

在他原先的国家，我的内兄J.J生下来的名字是雅沙，他在洛浦区当律师。他是共和党成员、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成员，打高尔夫和保龄球；他谨慎地驾驶着他那辆老派的车子，会买《星期日晚邮报》；他穿着一件赫伯特·胡佛式样的领口上浆的西服，露着脚踝，在夏天会戴一顶硬草帽。他说话带着印第安纳州的鼻音，听起来不像是布斯·塔金顿那样的绅士，倒像是蒂珀卡努河畔名副其实的一介农夫。所有这些美国特性都集中在一张精致、黝黑、有着鹰钩鼻和土耳其式颧骨的东方面孔上。他生来是个热心肠的人，但看不惯我，他认为我在做一件不应当的事。

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察觉的相似性。在我试图成为一个作家时，这个异国男子正在改变自身的东方特质，去成为一个印第安纳州的美国人。他会说到《棉花糖月亮》 ^[1] ，也会说到埃尔默·迪布：“俺写东西的时候能读出来，但俺在阅读时就没法子了。”他曾经服过兵役——我的妻子就穿着他那件1917年的大衣（我穿太小了），J.J.也会讲很多拉萨勒街上的共和党成员流传的关于伍德罗·威尔逊和伊迪斯·博兰相当相当老的黄色笑话。那代人以及之后的一代人，普遍会让自己的外表和做派去迎合那些只不过是由媒体宣传和漫画制造出来的形象。移民，还有他们迅速繁衍的后代，对真正的“美国性”的诡异渴望，至今还没有被人书写。也许有人只是为了逗趣才这么干，但我很难想到一个人是愉快地经受这一切的。那些缺乏模仿技能、完全缺乏教养的人则要好很多——我记得一个移民到美国的表兄阿卡迪宣布从此往后自己的新名字是“莱克·埃利”——他认为这是一个最得体的名字。而我自己的那代人中，有太多的移民甚至连主流清教徒的悲惨和不幸都要原封不动地拷贝，拥抱那些悲剧，对抗“母亲”；在一天的工作后，不情愿地登上通向郊区的火车；在市中心喝酒，在餐车喝，然后和所有的好“美国人”一样，酩酊大醉地被交还给妻子和她等在月台上的马车。这些人殉道般地扮演着那些可以证明自己是纯正美国人的角色——在婚姻里也像亚伯·林肯和玛丽·托德两口子那样可怜。大字不识的阿卡迪表兄在路边卖脱水苹果酱，在小镇的百货公司向那些主妇展示苹果泥，躲开了这些最糟糕的部分。他仅仅是成为了“阿契”，再没有付出其他努力来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在我看来，这番潦草的记录旨在描述人们在和“美国经验”相遇时掺杂着想象和愚蠢的感受，那种阴郁、沉重、烦人和混乱。我看到自己，还有其他很多人都会犯下的错误，就是试图在不管哪种文化的角落里寻求庇护，在那里我可以享受天马行空的思想，并让自己在面对艺术的象征律令时更加游刃有余。我忍不住觉得自己做得过头了。一个人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庇护。

要说今天的美国有什么东西和“二战”前野蛮的市侩主义一样，是诗歌的象征律令的反面的话，我想说那就是“强大的噪声”。敌人是噪声。我说的噪声不仅仅是技术的噪声，或是金钱、广告、市场营销、错误教育产生的噪声，而是现代生活的危机生成的那种可怕的兴奋和干扰。注意，我不是说市侩主义已经消失了。没有，它已经找到很多伪装，一些高度艺术化、极度隐微的伪装。但是生活的噪声是更多的威胁，包括了真实或虚构的问题、意识形态、合理化、错误、错觉，还有那些看起来真实的“非—情境”，以及那些需要思虑的“非—问题”，观点、报纸和广播调查、专业知识、秘密情报、派系纷争、官方措辞和信息——简而言之，就是公共领域的声音，政治的喧嚣，还有自1914年开始、如今让人无法忍受的动荡和骚乱。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写到苏联诗人时曾经描述过俄国的噪声，“我相信没有一个地方的人会像这里（俄国）的人那样因为生活的喧闹而失聪——诗人们一个接一个陷入沉默，因为他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她补充道，“那噪声盖过了人们的思考，以及上千万人的意识。”而威廉·华兹华斯在将近两百年前就已经表达过诗歌为现代的骚乱所影响的焦虑。他也是对的。但用我年轻时候的话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情况有多糟糕”。

[1974—1975]

[1] 《棉花糖月亮》（ Aaron Slick from Punkin Crick ），派拉蒙影业在1952年推出的一部乡巴佬题材的电影，讲述一个乡下农场的寡妇如何梦想搬进城里，她暗恋着同样老土的邻居，最后却落入两个潜逃的恶棍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