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此书时，我94岁了。我这一生非同寻常，到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究竟有多么非同寻常。我很幸运，一辈子都在探索我们星球各处的荒野，拍摄影片记录那里的野生动物。我走遍全球，亲眼看到了多姿多彩、令人惊叹且生机勃勃的世界，目睹了自然世界中最壮丽的奇观和最扣人心弦的戏剧性时刻。

我小时候和许多其他男孩子一样，梦想去遥远的蛮荒之地旅行，去看自然世界最原始的景象，甚至找到科学尚未发现的新物种。现在，我自己都难以相信我大半辈子居然做的正是这件事。

1937年

世界人口：23亿

大气层含碳量：280 ppm

未开发的荒野：66% ^[1]

我11岁时，住在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郡。那时，像我那么大的男孩骑上自行车离家到乡间去待上一整天是很普通的事。我经常这么做。每个孩子都喜欢探索。掀翻一块石头看看下面有什么动物，这就是探索。观察周围的自然世界从来都令我痴迷。

我的哥哥另有所好。莱斯特郡有个业余剧社，演出水平几乎可以达到专业标准。虽然我哥哥时常劝我和他一起去演个跑龙套的角色，念上几句台词，但我不感兴趣。

天气一转暖，我就骑车到郡的东部去，那里的岩石中有许多美丽有趣的化石。诚然，那些化石不是恐龙的骨头。那个地区的蜜色石灰岩古时候是海底的淤泥，所以里面不可能有恐龙这种陆上巨无霸的遗骸。我发现的是海中生物菊石的壳，有的宽约15厘米，卷曲的形状如同公羊角；还有的和榛子一般大小，壳内细小的方解石结构支撑着里面的生物呼吸用的鳃。最让我激动的莫过于捡起一块看起来可能有化石的石头，用锤子猛力一击，看到石头裂开，露出这样一个奇妙的贝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想到自己是第一个看到这个贝壳的人，我就不禁欣喜若狂。

我很小就相信，最重要的知识是帮助自己明了自然世界运作方式的知识。我所感兴趣的不是人类发明的律条，而是主导动物和植物生命的法则；不是国王和王后的历史，也不是人类各个社会发展出来的不同语言，而是在人类出现很久之前就支配着这个世界的原理。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同种类的菊石？为什么这个菊石和那个不一样？它是否有不同的生存方式？它是否生活在另一个地区？我很快发现，其他许多人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并找到了许多答案；这些答案汇总起来可以成为一切故事中最奇妙的故事——生命的历史。

地球上生命的发展大多是缓慢稳定的变化过程。我在岩石中发现的那些生物遗骸在其活着的时候始终在经受环境的考验。生存和繁殖能力较强的得以将自己的特征遗传下去，能力较弱的则无法做到。在几十亿年的时间里，生命的形式缓慢地演变着，变得更复杂、更高效，常常也更特化。它们的漫长历史中每一个细节都能根据岩石中的发现推断出来。莱斯特郡的石灰岩记录的仅仅是历史的一个短暂瞬间。不过，市博物馆里陈列的展品显示了历史演变的更多片段。为了对此获得更进一步的了解与发现，我决定长大后要争取上大学。

在大学里，我又知道了一个事实。这个漫长的渐变故事在有些节点曾经遭到过猛烈的打断。每隔1亿年左右，经过各种艰难的筛选和改进之后，总会爆发一次大灾难——大规模灭绝。

在地球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如此多的物种以如此精细的方式所适应的环境，出于不同的原因发生过猛烈的全球性骤变。地球的生命维持系统突然出了毛病，这一系统原来赖以支撑的各种脆弱关系的神奇聚合土崩瓦解。大批物种瞬间消失，仅有少数得以幸存。所有进化成果全部付诸东流。这些规模浩大的物种灭绝在岩石上显现出了纪元间的界线。如果你知道往哪里找，知道如何分辨，就能看到那些界线。界线以下的生命形式数不胜数。界线以上却寥寥无几。

自生命出现以来的40亿年历史中，这类大规模灭绝出现了5次。 每一次，自然系统都发生了坍塌，只留下仅够从头发展的少数幸存者。最近的一次大灭绝据说是一颗陨星撞击地球造成的，那颗陨星直径超过10千米，撞击力度比试验过的最大氢弹还强200万倍。 它砸到了一片石膏地里。有人认为，它造成硫黄升腾进入大气层，然后变为酸雨洒向大地，杀死了植被，溶化了海水表层的浮游生物。漫天烟尘遮蔽了阳光，也许造成植物在数年内都生长迟滞。爆炸产生的燃烧的碎片雨点般落回地上，使西半球陷入一片火海。大火给已经遭到污染的空气加上了二氧化碳和烟雾，产生了温室效应，造成地球变暖。因为陨星落在了海岸边，所以它引发了席卷全球的巨大海啸，摧毁了沿岸的生态系统，把海沙冲到了内陆深处。

这个事件改变了自然史的轨迹，全部物种的3/4，包括陆地上所有体形比狗大的动物，被一扫而光。它结束了恐龙在地球上1.75亿年的统治。生命只能从头再来。

自那以后的6600万年中，大自然一直在重建生命世界，重造并改良各种各样的新物种。生命这一轮重启行动的成果之一就是人类。

***

我们人类自己的进化也记录在岩石中。人类祖先的化石比菊石化石少得多，因为他们200万年前才刚刚开始进化。另外还有一个困难。陆上的动物遗骸绝大多数都不像海洋生物那样密封在层层沉积物中，而是曝露在炎炎烈日、狂风暴雨和冰雪霜冻之下，因而损毁。不过，陆上动物的遗骸还是可以找到的，我们所发现的人类先祖的少量遗骨显示，我们的进化最初在非洲开始。随着进化，我们大脑的体积开始增加，而且速度很快，这表示我们正在获得人类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即发展文化的独特能力。

对进化生物学家来说，“文化”一词代表着可以通过教授或模仿从一个个体传给另一个个体的信息。照抄他人的想法或行动对我们来说不费力气，但那是因为我们有超群的模仿能力。只有屈指可数的其他几个物种显示出有文化的迹象。黑猩猩和宽吻海豚是其中两个。但是，其他物种的文化能力与人类相比都望尘莫及。

文化改变了我们的进化方式，成为我们这个物种适应地球上生活的新方法。其他物种依靠的是经过许多世代才形成的身体变化，而我们却能提出一个想法，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造成重大变化。知道干旱时在哪些植物根部能找到水；知道如何制造石器，剥下猎物的皮；知道怎么点火、怎么烧饭——这些妙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就可以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这是一种新形式的遗传，不靠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基因。于是，我们变化的步伐加快了。我们祖先的大脑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增大，使我们得以学习、储存并传播思想。但是，最终我们祖先身体的变化减缓到几乎完全停止的地步。大约20万年前，出现了解剖学意义上的现代人类，即智人（ Homo sapiens ），也就是和你我一样的人。自那以来，人类在身体上基本没有变化。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是我们的文化。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存在之初，文化以狩猎和采集的生活方式为中心。这两样我们都干得异常出色。我们用我们文化的物质产物把自己装备起来，例如钓鱼用的鱼钩和杀鹿用的刀子。我们学会了用火来做饭，用石头来研磨谷物。不过，尽管我们有善于创造的文化，我们的日子却并不好过。环境相当严酷，尤其糟糕的是它不可预测。总的来说，世界比现在冷得多，海平面低得多。很难找到淡水，全球气温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大起大落。那时人的身体和大脑也许和现在相差不大，但因为环境太不稳定，所以生存艰难。研究现代人类基因得出的数据显示，事实上，7万年前，险恶的气候导致出现了几乎令人类灭绝的事件。人类这个物种全部有生殖能力的成人可能减到了区区两万。 人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一定的稳定性。1.17万年前最后一批冰川的后退恰好带来了那种稳定性。

***

全新世 在地球历史中被认为是我们的时代，它是我们星球的漫长历史中最稳定的时期之一。连续1万年的时间里，全球平均气温的变化不超过1摄氏度。 这种稳定的确切成因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很可能与生命世界的丰富多彩有关。

浮游植物群落 这种浮在海洋中接近水面地方的微型植物群和连绵不断、遮蔽了整个地球北部的大森林锁住了大量的碳，帮助维持了大气中 温室气体 含量的平衡。草原丰美，因为大群食草动物的排泄物增加了土壤的肥沃度，动物的啃食又刺激了新草的成长。海岸边的红树丛和珊瑚礁为刚孵出的小鱼提供了栖息地，小鱼长大后，游入大海，成为海洋丰富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参差不齐的茂密的热带雨林生长在赤道周围，吸收太阳的能量，为地球的空气环流补充湿度和氧气。地球南北两极冰雪覆盖的广袤地区一片银白，把阳光反射回太空，如同一台巨大的空调，为整个地球降温。

就这样，全新世繁茂的生物多样性帮助调节地球各地的温度，生命世界进入了季节这一温和可靠的年度生息节奏。热带平原上，旱季和雨季循环交替，像钟表一样准确无误。在亚洲和大洋洲，风向在每年同一时间发生改变，按时送来季风。地球北部地区的温度每年3月升到15摄氏度以上，迎来温煦的春天，然后保持高位，直到10月才下降，引入肃杀的秋意。

全新世是我们的伊甸园。它的季节律动如此可靠，给人类提供了所需的机会，人类也抓住了这个机会。环境刚刚稳定下来，生活在中东地区的人群就开始放弃采集植物和猎杀动物，转向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开始种田。这一改变并非有意为之，没有事先计划。通向农业之路是一条漫漫长路，是各种偶然和意外因素的结果，与其说是高瞻远瞩的决定，不如说是运气使然。

中东的土地具有发生这种巧合所需的一切特质。中东位于非洲、亚洲和欧洲三个大陆的交会点，千百万年来，来自这三个大陆的各种植物和动物都经过此地，并在此落地生根。山坡上，漫滩里，今天的小麦、大麦、鹰嘴豆、豌豆和兵豆的野生祖先扎下了根。这些物种的种子都养分充足，能够熬过漫长的旱季。这些可食用的种子一定每年都吸引着人们前来。如果人们采集的种子满足了眼前需要之后还有剩余，他们就肯定和一些其他哺乳动物及鸟类一样，把盈余储存起来，留待冬天缺粮时吃。在某个时候，这些 狩猎 —— 采集者 定居下来，不再到处游荡，因为他们心中不慌，知道即使找不到其他食物，也可以吃储存的种子。

这个地区游荡着野生的牛、山羊、绵羊和猪。最初，人当然是在野外猎取它们，但全新世到来的几千年后，这些动物也被驯化了。牲畜从野生到 驯化 同样经历了许多阶段，无疑还走了不少弯路。开始时，猎人为增加猎物的数量，打猎时专挑雄性动物下手，保护育崽的雌性。科学家在研究古村落周围的兽骨时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人类为了维持野生动物种群，还可能驱走其他的肉食野兽，或者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内不打猎吃肉。最后，人类不仅捕捉动物，而且长时间饲养动物，还开始繁殖它们，挑选的种畜当然是攻击性较弱、耐受力较强的动物。

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创新发明为这些发展增添了助力，如建造粮仓、放牧牲畜、挖掘水渠、翻土播种、使用肥料。于是农业闪亮登场。也许，当人类这个聪明而富有创造性的物种遇到全新世的稳定气候，农业的开始实乃顺理成章。可以肯定，世界各处至少11个不同地区都独立发展起了农业，逐渐培育出了五花八门的各种作物，包括我们所熟悉的马铃薯、玉米、水稻和甘蔗，还驯养了驴、鸡、羊驼和蜜蜂等动物。

***

农业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很小的程度上，人在驯服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对环境进行一定的控制。我们建墙来保护植物不受风吹。我们栽树给牲畜遮阴。我们用牲畜的粪便给草场施肥。我们修建运河以确保庄稼在干旱时能够靠河流湖泊的水继续茂盛生长。我们除掉其他植物，使之无法跟对我们有用的植物竞争，还在山坡上种满我们特别喜欢的植物。

被人类选中的动物和植物也开始改变。吃草的动物既然有了人的保护，就不再需要提防掠食者的攻击或为了求偶而打斗。人除去地里的杂草，使庄稼在成长中没有其他物种的竞争，能获得所需的所有氮、水和阳光。于是，谷粒、水果和块茎长得更大。人饲养的动物不再需要保持警惕、随时出击。于是，它们变得更加温顺听话。它们的耳朵耷拉下来，尾巴卷曲起来，即使长大后依然发出幼时的叫声——也许这是因为它们在人如同照顾孩子般的喂养和保护下，在许多意义上始终没有长大。人类作为物种本身也在变化，起初是被大自然塑造，渐渐变为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去塑造其他物种。

农夫的劳作是艰苦的，经常遭遇旱灾和饥荒。但他们生产的粮食终于能够除了满足自己的眼前需要之外还有剩余。与其他仍旧依靠狩猎——采集为生的人相比，务农的人养活得起更大的家庭。多生出来的儿女很有用，不仅可以照顾庄稼和牲畜，还能帮家里保住田地。农地比自然的野地更宝贵，农夫为了保住自己的土地，开始建造更加固定的住所。

不同家庭拥有的土地在土壤类型、取水便利程度和土地朝向等方面必然有所不同。所以有些人家的庄稼和畜群比别人家长得好。除了家里吃的，还有剩余可以拿去交换。务农的人们聚在一起形成集市来互通有无。他们开始用食物换取其他东西和技能。农夫需要石头、麻绳、油和鱼。他们想得到木匠、石匠和打造工具的匠人制作的产品，而这些匠人第一次能够不必花时间自己种粮食，而是靠手艺吃饭。随着行业种类的增多，集市发展为镇子，在许多肥沃的河谷地带又扩大为城市。一个河谷被定居者住满后，就有农夫迁往别处寻找新的田地。随着务农群体的扩大，邻近和他们做买卖的狩猎——采集部落也加入了他们，农业迅速传播到大河的全流域。

文明开始了。一代又一代，借助每一项技术发明，文明前进的速度日益加快。使用水力、蒸汽动力、电力的一项一项发明被创造出来并得到改善，直到让我们取得今天熟悉的所有成就。不过，在日益复杂的社会中，每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发展进步，全因自然世界保持了稳定，可以让人类依靠，提供人类所需要的材料和条件。对人类来说，全新世的良好环境以及保证了这种环境的令人惊叹的生物多样性变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1954年

世界人口：27亿

大气层含碳量：310ppm

未开发的荒野：64%

我在大学学习了自然科学，又在皇家海军服役完毕后，加入了初创的英国广播公司（BBC）电视台。它于1936年成立，是世界上第一家电视台，在伦敦北部的亚历山德拉宫有两个小演播室。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电视台暂停运营，1946年恢复业务，用的还是以前的演播室和摄影机，播出的全部是直播的黑白电视节目，而且只有在伦敦和伯明翰才看得到。我的工作是制作各种纪实节目，但是，随着每晚播放节目的数量及种类增加，我开始专注于自然世界。

起初，伦敦动物园把动物送到演播室供我们拍摄。我们在桌面盖上一块放在门口擦鞋用的垫子，动物就被放在上面，通常由动物园的一位专家看管。可是，在这样的安排下，动物们显得非常不自然，像怪物一样。我渴望让观众看到动物在适合它们的环境里的样子；只有看到野外的各种动物，才能明白它们长有不同的形状和毛皮颜色是有道理的。最后，我想出了一个办法。我和伦敦动物园爬行动物馆的馆长杰克·莱斯特（Jack Lester）商量了一个计划，由他向动物园园长建议，派他去他所熟悉的西非国家塞拉利昂，让我带着一个摄影师共同前往，拍摄他在那里的工作。这部显示杰克在荒野中工作的电视系列片每一集结尾时，都由他亲自来到演播室，向观众展示他捉到的动物，并讲解和这种动物有关的自然知识。这样，动物园能够声名远扬，BBC则得以开设一类新的动物节目。我们给这个节目起的名字是《动物园探奇》（ Zoo Quest ）。就这样，1954年，我和杰克出发去了非洲，还带了年轻的摄影师查尔斯·拉古斯（Charles Lagus），他在喜马拉雅山区做过摄影，用过我们要用的16毫米轻型电影拍摄机。

节目第一集是1964年12月播出的。不幸的是，节目播出的第二天，杰克就生了重病，被送进医院，最后他死于这种病。他不可能到演播室去拍摄下周要播出的第二集。只有一个人干得了这件事，就是我。于是，我奉命从指挥直播摄影机的控制室中走出来，站到演播室里摆弄我们非洲之行带回来的大蟒、猴子、珍稀鸟类和变色龙等动物。我在摄影机前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这个电视系列片一炮而红，我开始到世界各地去制作《动物园探奇》节目，去过圭亚那、婆罗洲、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和巴拉圭。我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大自然的无限风光，有波光粼粼的沿岸海面，有深不可测的茂密森林，有广袤无垠的开阔草原。年复一年，我带着摄影机探索这些地方，为国内的观众记录下自然世界的奇观。带领我们穿过丛林和沙漠的向导不明白我找动物为什么那么费劲——那些动物他们一眼就能发现。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才掌握了必要的技能，有能力在荒野中生活和工作。

这个节目受到观众的热烈追捧。人们过去从未在电视上看到过穿山甲，也从未见过树懒。我们向观众展示了世界上最大的蜥蜴——生活在印度尼西亚中部一个叫科莫多岛的小岛上的所谓“科莫多龙”，还第一次拍摄了在新几内亚森林里翩翩起舞的极乐鸟。

20世纪50年代是乐观向上的时代。使欧洲沦为废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整个世界都渴望向前看，向前走。技术创新欣欣向荣，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使我们获得了新的体验。好像没有什么能够限制我们的进步。未来令人兴奋，人类的一切梦想都会实现。肩负探索大自然的任务而走遍世界的我有什么资格不同意呢？

那时，没有任何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1960年

世界人口：30亿

大气层含碳量：315ppm

未开发的荒野：62%

要说有哪片旷野的风景尽人皆知，那肯定是漫游着大象、犀牛、长颈鹿和狮子的非洲大平原。我初访非洲大平原是在1960年。我在那里看到的野生动物蔚为奇观，然而，真正深深吸引我的却是那片大地的广袤苍茫。马赛语中的“塞伦盖蒂”（Serengeti）意思是“无尽的平原”。的确名副其实。在塞伦盖蒂的某个地点也许看不到任何动物，可第二天早上就会一下子冒出来100万头角马、25万匹斑马、50万只瞪羚。几天后，它们又都不见了，越过地平线失去了踪影。如此庞大的动物群居然就这样消失不见，难怪人们觉得大平原无穷无尽。

那时，很难想象人类这一物种有朝一日会有力量威胁到这片广阔无垠的旷野。然而，这正是一位眼光远大的科学家伯恩哈德·格日梅克（Bernhard Grzimek）的担忧。“二战”结束后，他担任法兰克福动物园的园长，使这个笼子破损、弹坑遍地的烂摊子起死回生。20世纪50年代，他在德国经常上电视，播放关于非洲野生动植物的影片。他最出名的影片《塞伦盖蒂不会消亡》（ Serengeti Shall Not Die ）获得了1959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影片记录了他追逐角马群，试图确定它们的迁徙路线的工作。他和有飞行员资质的儿子米夏埃尔开着一架小飞机跟随角马群越过地平线，画出它们跨过河流、穿过林地、越过国界的行动路线。在此过程中，他开始理解整个塞伦盖蒂生态系统的运作。他吃惊地看到，食草动物固然需要草，但草同样需要食草动物；没有动物的啃食，草长不了这么茂盛。草经过进化，受得住100万张嘴的大啃大嚼。动物的牙齿把草叶啃掉，只剩短短一截儿后，草就利用自己的地下根系储藏的养分重新成长。动物的蹄子刨开泥土，植物散播了种子后，下一代的草就扎了根。兽群离去后，草靠着它们留下的成堆粪便的滋养，很快就能重新长起来。一群群食草动物所到之处，似乎草被吃了个精光，其实这是草的生命周期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如果吃草的动物太少，其他更高的植物就会越长越多，连接成片，而在它们的遮蔽下，草就会消失。

这是一个万物相互依存的故事，是当时初兴的生态学做出的发现。19世纪的动物学家专注于给世界各个物种命名分类，现在动物学家的注意力转到了别的方向，专业分得更细。有些专家使用日益强大的显微镜和X光机研究肉眼看不到的动物细胞的活动；由于他们的努力，1953年发现了DNA（脱氧核糖核酸）结构这一遗传的根本。还有些人是生态学家，他们发展出了统计方法和观察设备，用来研究野外的动物群体。20世纪50年代，生态学家开始慢慢了解看似混乱的野生世界，开始明白各种生命如何互相联系，组成万物相依的无穷无尽的生态网。动物和植物彼此关系紧密，有时甚至密不可分，然而，生态系统虽然交织密切，却不一定坚固强大。哪怕是小小的打击，若是击中了薄弱环节，整个系统就会被打翻。

格日梅克知道，即使是塞伦盖蒂这么庞大的生态系统也必定如此。他坐在飞机上追踪角马群时很快发现，正是由于塞伦盖蒂平原的广袤，它的生态系统才得以免于崩溃。没有广大的空间，角马群就不能去很远的地方，野草遭受它们的啃食后就来不及休养生息。食草动物会把草连根吃掉，而那最终会导致它们自己无草可吃。因为猎物饿得没了力气，所以食肉动物短时间内也许能够受益，但是，最后食肉动物自己也会饿死。倘若塞伦盖蒂不是那么广阔，它的生态系统就会失衡崩溃。

当时，格日梅克知道，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即将宣布独立，很可能会响应民众要求，把塞伦盖蒂平原开垦为农田。于是，他通过拍摄电影和其他活动支持那些一心要保护草原、为大自然留下空间的人，为他们提供助力。非洲国家通过自觉自愿的行动显示了自己的高瞻远瞩。坦桑尼亚做出了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决定，禁止有人在塞伦盖蒂草原位于该国境内的部分居住。肯尼亚在马拉河（Mara River）周围增设了自然保护区，来保护塞伦盖蒂动物的迁徙通道。

这些决定的意义十分清楚。大自然远非没有止境。野生世界是有限的。它需要保护。几年后，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个道理。

1968年

世界人口：35亿

大气层含碳量：323ppm

未开发的荒野：59%

为拍摄《动物园探奇》出差的过程中，我接触过世界上各个遥远地方的人；他们的生活与我的迥然不同，与他们的接触使我开始更多地了解他们以及他们对生命的看法。我觉得，把他们的生活和观点介绍给国内观众非常有意义。因此，我在海外拍摄的重点发生了转变，我开始制作影片来介绍东南亚、西太平洋岛屿和澳大利亚这些远离欧洲的地方的风土人情。我对那些地方的人民越来越感兴趣，觉得应该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组织生活的方式。BBC同意我辞去制片的全职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每12个月花6个月的时间制作节目，剩下6个月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人类学。这个安排似乎再合适不过了，却没能维持多久。

20世纪60年代，BBC接受了给仍在使用黑白电视的英国引进彩色电视的任务。为此要成立一个名叫BBC2的新电视台。这个新电视台的节目要探索新的风格、新的题材。到底是哪些风格和题材没有具体规定，完全由电视台负责人说了算。这个工作对任何喜欢广播的人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反正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我没能抗拒。1965年，我放弃人类学学业，又成了BBC的工作人员，加入了管理团队。

就这样，1968年圣诞节的四天前，我站在BBC电视中心国际部机房后方观看了阿波罗8号宇宙飞船发回地球的图像。我们都知道阿波罗8号执行的是特殊任务。飞船的宇航员将首次离开地球轨道，飞到月球绕月飞行，拍摄人类从未见过的月球背面的图景，然后返回地球。它是一次登月演练，因为肯尼迪总统决心要在那个十年结束前实现登月。

阿波罗8号任务的焦点当然是月球，但出乎意料地抓住了宇航员和我们心神的却是地球的照片。弗兰克·博尔曼（Frank Borman）、吉姆·洛弗尔（Jim Lovell）和比尔·安德斯（Bill Anders）是第一批距离地球足够远，得以用肉眼看到整个地球的人，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飞行了3个半小时后，吉姆·洛弗尔对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说：“呃，现在我从中间舷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整个地球。” 三位宇航员惊得目瞪口呆，只会不断地说：“太美了。”安德斯急忙拿来他们带的照相机，成为拍下整个地球照片的第一人。那张照片动人心魄，照片中地球上下颠倒，12月的夏日照耀下的南美洲几乎填满了取景框。但是这张照片和他们在那次任务中拍摄的其他所有照片一样，要等到他们返回地球之后才冲洗出来。世界各地的电视摄影室等待的则是电子影像。

随着从阿波罗8号发出第一次广播的预定时间逐渐临近，世界各地挤在电视机旁的人数超过了以往任何电视节目的观众数。我们首先看到的是飞船内部的清晰影像，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弗兰克·博尔曼说了几句轻松幽默的话后，解释说操作摄像机的安德斯正等待飞船到达一个位置，以便能通过舷窗把镜头对准地球。

“马上就要拍到我们真正想让你们看的景色了。”他对我们大家说。

可是，就在那个时刻，画面消失了。休斯敦的任务控制中心急忙把影像连接中断的情况通知宇航员们。我们都无可奈何地等着。在直播中看着宇航员忙活了几分钟后，我们得知是远摄镜头出了毛病。安德斯改用了广角镜头，但仍然没有影像。“不会还盖着镜头盖吧？”休斯敦问道。“不会，”博尔曼随口回答道，“事实上我们刚检查过。”

然后，所有的电视屏幕上突然出现了图像。看得出一个圆形，但因为使用的是广角镜头，所以显得很小。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曝光。洒满阳光的地球太亮了。“屏幕上只有一个晃眼的亮点，”休斯敦说，“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地球。”博尔曼几乎是语带歉意地说。

既然无法改善影像质量，宇航员们就向我们展示了一圈飞船的内部。我们看着他们在零引力的环境中吃午餐。吉姆·洛弗尔向他妈妈表达了生日快乐的祝愿。然后转播就结束了。博尔曼说：“我希望能把另外那个镜头修好。”

我们等了一整天才等到下一次直播，观看又一次尝试。12月23日，观看直播的全球电视观众据估计达到了10亿，远超以前最多的观众人数。博尔曼上来就自豪地宣布：“嗨，休斯敦，这里是阿波罗8号。我们的电视摄像机现在正对着地球。”宇航员们没有取景器，所以其实不可能确切地知道电视画面显示的是什么。

“我们对它的一角看得很清楚。”休斯敦说，但接下来地球迅速闪出画面不见了。至少远摄镜头又能用了，但后来在令人焦灼的好几分钟内，飞船在18万英里 以外以微偏的角度飞行的时候，宇航员们在自己看不见的情况下，全凭“向左一点，向右一点”的指示试图把镜头指向地球。

虽然地球在电视屏幕上滑过来又滑过去，但事实是1/4的人类正在观看着自己所处的星球。人们连眼都不敢眨一下。那个东西就是装着整个人类的地球——除了在宇宙飞船里拍摄的那三个人。

1968年的圣诞节，电视上的那个图像使人类明白了一个以前从未有过如此生动的直观印象的道理，它也许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真理：我们的星球是微小的、孤立的、脆弱的。它是我们唯一的地方，是我们所知唯一存在生命的地方。它的宝贵是独一无二的。

阿波罗8号拍摄的图像改变了全世界人民的观念。正如安德斯自己说的：“我们大老远来探索月球，但最重要的却是我们发现了地球。”大家一下子同时认识到，我们的家园不是无限的——我们的存在是有边界的。

1971年

世界人口：37亿

大气层含碳量：326ppm

未开发的荒野：58%

我在1965年接受BBC的行政工作时，要求允许我每两年或三年离开办公桌几个星期去制作节目。我坚持说，那样我才能跟得上节目制作技术的不断变化。1971年，我想到了一个可能的题材。

直到20世纪初期，欧洲旅行者要想冒险离开自己的大陆去探索遥远的天涯海角，都只能靠步行跋涉。如果要去的国家是完全未知的地方，就得雇挑夫带上所需的一切食物、帐篷和其他设备，以便在远离文明的蛮荒中自给自足。不过，在20世纪，内燃机的发展结束了这种做法。探索者现在使用的是越野车、吉普车、轻型飞机，甚至直升机。我只知道一个地方还需要探索者完全靠两条腿走路去做出伟大的发现——新几内亚。

这个1000英里长的岛屿位于澳大利亚以北，岛上到处是长满了热带森林的陡峭山脉。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仍然有一些外人从未涉足过的地方。任何人想去那些地方，都仍然只能带着长长的一队挑夫跋涉前行。这样的一次探索之行如果拍成影片，一定引人入胜。

那时，新几内亚东部在澳大利亚统治之下。我找了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朋友。他们发现一家矿业公司申请了许可，想去一处这种无人到过的地方探矿。不过，政府政策规定，在确认某个地方是否有人居住之前，谁也不准去探矿。从航拍照片上看不到任何茅棚或其他建筑物，但在一片林海中有一两个小黑点，也许是人清理出来的空场。空场的地方都不大，直升机无法降落。要知道那些黑点到底是什么，只能派一个巡逻小队步行前往。我可以带着摄影队跟随——如果我真想去的话。

我的计划很简单。离那个地方最近的欧洲人定居地是一个名叫安本蒂（Ambunti）的小小的政府站，位于塞皮克（Sepik）河畔，这条大河与岛的北岸平行，汹涌奔流向东注入太平洋。带队出征的政府官员劳里·布拉格（Laurie Bragge）就派驻在安本蒂，他会招募一些挑夫。我们准备租一架水上飞机，降落在政府站旁的河面上，和他会合。

那次旅行是我所经历过的最累人的一次。劳里聚集了一支100人的挑夫队伍，可就那样也不足以搬运我们需要的所有食物。每过3个星期就得给我们空降食物补给。我们需要纵向穿过岛屿。每天早上清晨刚过，我们就开始出发，在我所见过的最繁密的森林里破路前行。我们沿着泥泞的陡坡爬到山脊顶端，再在湿漉漉的林下灌木丛里滑下另一边的山坡；我们涉水渡过蜿蜒的小河，再爬上另一边的河岸。然后又是一次一次爬山渡河。每天下午4点，我们停止行进，扎营休息，用油布搭起帐篷来躲避5点准时到来的倾盆大雨。

这么走了3个半星期后，一个挑夫注意到我们在森林里清理出来的地块边上有人的脚印。这说明前一天夜里有人靠近了我们的营地来观察我们。我们朝着足迹的方向跟了下去。每天晚上搭起帐篷后，我们都在外面摆出礼物——一块块盐巴、一把把小刀和一包包玻璃珠。我们派一个挑夫坐在树桩上，过几分钟就呼喊说我们是朋友，是带着礼物来的。但是，我们追踪的那些人无论是什么人，都不可能听得懂他的呼喊，因为新几内亚的住民有1000多种语言，彼此都听不懂。就连小群体也有自己专用的语言。每天夜里，我们都向着周围呼喊。每天早上，我们都发现摆在外面的礼物原封未动。

又走了3个星期，我们的给养快不够了。我们决定扎下营来，挑夫们在接下来的两天里吃力地砍倒巨树，清出一块地方，好让直升机给我们空投供给。空投成功了，把物资准确地投在空地上。接下来我们又出发了，挑夫们的担子又重了起来，但他们并不抱怨，因为之前我们每人只能分得一点点口粮。走了4个星期后，我们逐渐接近之前勘察过的地区。看来这次探索和我们的拍摄是无法达成满意的结果了。

然后，一天早上，我在油布帐篷下醒来后，看到外面站着一群小个子的人，离我只有两米远。他们没有一个身高超过一米五，都全身赤裸，只在腰间围了一条宽宽的树皮腰带，腰带里塞着一丛丛树叶，遮盖着下体的前面和后面。有几个人的鼻孔侧面打了洞，洞里塞的东西我后来发现是蝙蝠牙。我们的摄影师休（Hugh）睡觉时永远把装好胶卷的摄像机放在身边，随时准备拍摄，现在他已经在录像了。那些人睁大眼睛盯着我们看，好像过去从未见过像我们这样的人。我当然也对他们瞠目而视。我也从未见过像他们那样的人。

我惊奇地发现，和他们沟通并不困难。我试着打手势表示我们的食物不够了。他们指指嘴巴，点点头，打开他们的网兜给我们看他们采集的根茎作物，可能是芋头。我指指我们带的盐巴。盐在新几内亚是通行货币。他们点点头。我们就开始交易了。然后，劳里问他们离得最近的河流都叫什么名字。这个意思解释起来比较困难，但他们最后明白了他的问题，开始列举各条河流。他们知道多少条河？他们一条一条地数，先是扳着指头数，然后用手指点着小臂、肘部，逐步移到大臂，一直到脖子边。其实，劳里感兴趣的不是河流的名字和数目，而是这些人表达数目用的手势。他知道这个地区其他群体的计数手势，看了这些小个子使用的手势，他就能知道他们和其他群体有没有贸易往来。

这么交流了10分钟左右，他们开始挥舞手臂，表示他们要走了。我们也挥手作为回应，试图请他们明天早上再带些食物过来。然后他们就离开了。

次日早晨，他们如我们所期，带着更多的根茎又来到我们的营地。我们问能不能看看他们的营地，是不是还可以见见他们的女人和孩子。他们迷惑了一阵子（也许是勉强不愿），随后点点头，带着我们走进森林深处。我们跟在他们后面，隔着几米远的距离。路很难走。植被非常浓密。等我们绕过一棵巨树的树干后，他们失去了踪影；树的另一边也没有他们的踪迹。他们凭空消失了。我们又喊又叫，但没有回音。我们是入了埋伏吗？谁都摸不着头脑。喊了几分钟后，我们转身走回了营地。

我看到了人类曾经的生活情景——他们分成小群，所需要的一切在周围的自然世界中都能找到。他们依赖的资源自动再生。他们基本不产生废物。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可持续的，与他们的环境保持着平衡，可以永远有效地维持下去。

几天后，我回到了20世纪，坐回了我在电视中心的办公桌后。

1978年

世界人口：43亿

大气层含碳量：335ppm

未开发的荒野：55%

BBC2开创了一个气魄特别宏大的节目模式：制作电视系列节目，每个系列13集，每集50分钟或一个小时；一个系列详细讲解一个重要主题。推出的第一个系列特意要展示BBC新采用的优质彩色电视系统，所以介绍了过去1000年来欧洲最美丽、最著名的画作、雕塑和建筑物。编剧是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Kenneth Clark）爵士，制作花了3年时间。英国有250万人观看了这部电视系列片，美国的观众人数更是翻了一番。电视片获得好评如潮，大为成功，于是我立即安排制作下一部，这部系列片审视了西方科学的历史。在它之后制作了一部纪念美国建国200周年的系列片，还有其他题材的系列片。但是我始终认为，也应该利用这个模式来讲述最伟大的故事——生命本身的历史。那将是一个制片人所能希冀制作的最启迪心智的电视系列片。我渴望制作这样的节目。但那意味着不能兼顾别的工作。然而，我当行政主管已有8年，自忖已经足够了。于是，我决定再次离开BBC，然后把我这个想法作为建议提交给我的继任者。

后来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建议的系列片题材得到采纳，起名为《生命的进化》（ Life on Earth ）。组建制作团队花了一些时间。我差不多一口气写出了全部13集的剧本。我们招募组织了摄像团队，准备在至少30个国家拍摄至少600种不同的动物。我偶尔会出镜，讲述背景，解释复杂的理论问题，介绍新话题；或者在一个镜头里身处一个大陆，在下一个镜头里现身另一个大陆对观众继续讲述原来的故事。我得带着一队人去许多不同的地点。讲好一个故事需要旅行150万英里；我本人要做两次环球旅行，6个摄像组需要不停地工作，每个摄像组去外地拍摄都一去就是几个月。我们拍摄的节目中有几集非常困难，只有在拍摄海洋浮游生物、蜘蛛、蜂鸟、珊瑚鱼、蝙蝠和几十种其他物种方面有特殊知识和技能的摄影师才能胜任。讲述生命的历史是我所执行过的最大项目，将占去我生命中接下来3年的时间。想想就令我兴奋期待。

计划介绍猴子和类人猿进化的关键几集中，有一集要描述对生拇指的发展。具有这个身体结构特征的动物能够抓住树枝，人则能够使用工具，最终拿住钢笔；这个能力对于人类这个物种以及人类文明的崛起至关重要。我们本可选择任何一种猴子或类人猿来做介绍，但是这一集的导演约翰·斯帕克斯（John Sparks）认定，拍摄大猩猩会给观众造成最深刻的印象。他发现，一位非凡的美国生物学家黛安·福西（Dian Fossey）在卢旺达这个位于中部非洲的国家一直在和一群罕见的山地大猩猩一道生活，使那些大猩猩对人的存在习以为常，就连陌生人——只要有黛安陪同——也可以接近它们。约翰联系了黛安。黛安研究的山地大猩猩处于严重濒危状态。卢旺达人口增长极为迅速，大猩猩栖息的山地森林被当地人砍伐开垦成了耕地。山地大猩猩只剩了不到300头。让它们出现在电视上也许能使世界注意到它们的困境。怀着这个目的，黛安·福西同意帮助我们。于是，1978年1月，我们启程前往卢旺达。

我们降落在离黛安的营帐最近的鲁亨盖里（Ruhengeri）一个小小的机场，从那里需要在火山山坡上走好几个小时，才能到达黛安居住的高海拔森林。在机场迎接我们的伊恩·雷德蒙（Ian Redmond）是跟随黛安工作的一位年轻科学家。他告诉了我们一个很糟糕的消息。有一头年轻的雄性大猩猩自出生黛安就认识，而且特别喜欢它；它刚刚被发现死于非命，而且尸体遭到残忍的损毁。偷猎者开枪打死了它，还割下了它的头和前爪去卖给商贩，让商贩将其做成纪念品。黛安非常伤心。她也因为肺部感染而病得很厉害，所以她无法离开营地。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尽力帮助我们。

向上走到她营地的那段路很长很难走。我们终于到达后，发现她在她的小屋里躺在床上，正在咳血。她的病情显然非常严重，但她坚持说她会好起来，能带我们去看她的大猩猩。

第二天，她依然十分衰弱，所以只能由伊恩带领我们进入森林。我从未到过这样的地方。发育不良、虬结缠绕的树木被雾气环绕着，树木下面是高达我们肩膀的巨大旱芹和荨麻。发现了大猩猩的足迹后，穿过灌木丛跟踪它们相当容易。走了一个来小时后，我们听到了前方噼里啪啦的响声，知道离目标不远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向前摸去，同时伊恩开始发出一连串大声的咕噜声，表示我们来了。一定不能惊到它们，否则领头的雄性大猩猩就可能会冲向我们。我们来到一处空地后，伊恩下令停步。我们现在必须在空地坐下，好让大猩猩们看到我们。它们一旦看到我们和伊恩在一起，就不会害怕了。

休息几分钟后，我们再次出发，很快追上了一家大猩猩。它们正在进食，一把一把地扯下树叶往嘴里塞。我们坐下来看着它们，大家都全神贯注，直到几分钟后它们站起来悠闲地离开。伊恩说，它们接受我们了。下次我们就可以拍摄了。

次日，我们由伊恩当向导，从打扰不到大猩猩的远处拍摄了它们的觅食活动。它们对我们完全不予注意。最后，约翰建议由我直接对着摄像机说几句话，解释一下坐得离大猩猩如此之近是什么感觉。我们慢慢地接近一群正忙着进食的大猩猩，我小心地向着它们更走近一些，直到我觉得它们能够出现在镜头的背景里。然后我就转向摄像机开讲。

“与我所知道的任何动物相比，大猩猩和我交换眼神时传达的意思和互相理解都更多，”我小声说道，“它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和我们如此接近，所以它们看世界的方式和我们非常相似。我们和它们都是结群生活，家庭关系基本上稳定不变。它们和我们一样在地上走动，不过它们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所以，如果有可能摆脱人的状态，想象自己生活在另一种生物的世界中，那一定是在大猩猩当中。雄性大猩猩极为强壮，但他只是在需要保护他的家庭时才使用自己的力量，而大猩猩群体内发生暴力的情形极为罕见。因此，人用大猩猩作为侵略性和暴力的象征实在很不公平，因为侵略性和暴力恰恰不是大猩猩的特点，而是我们人类的特点。”

我希望人们知道，这些动物不是传说中的残暴野兽。它们是我们的表亲，我们应该爱护它们。可怕的事实是，我儿时在岩石中看到的灭绝进程正在这里，在我的身边发生，发生在我所熟悉的动物——我们的近亲身上。而这正是我们造成的。

第二天，我们发现那群大猩猩走得离头一天的地方不远，在一条小河另一边的岸坡上安顿了下来。马丁·桑德斯（Martin Saunders）架起了摄像机，录音师迪基·伯德（Dicky Bird）把一个小型麦克风别在我的衬衫上。约翰说，我该讲一讲对生拇指在进化方面的重要性了。

我悄悄地沿着岸坡来到小河边，过河爬到对面的岸上，到了一个我觉得马丁能用摄像机把我和大猩猩们都拍进去的地点。约翰向我举起大拇指。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张口，就觉得什么东西落在了头上。我转过脸，发现一头巨大的雌性大猩猩从紧挨着我身后的树丛里走出来，把手放在了我头上。她深棕色的眼睛紧盯着我。然后，她把手从我头上移开，向下拉开我的下唇往我嘴里看。我心里说，这可不是谈论对生拇指在进化方面的重要性的好时机。然后，有什么东西落在了我的腿上。两个大猩猩宝宝正坐在我的脚上摆弄我的鞋带。

我不知道这段互动持续了几分几秒，肯定有几分钟的时间。狂喜令我的大脑一片混沌。然后，大猩猩宝宝玩腻了我的鞋带，走开了。它们的妈妈看着它们，然后费劲地站起来，慢慢地跟着它们走开。

我爬回摄影队员身旁，心中洋溢着非凡的得意。

次日早上我们该离开了。向黛安告别时，她要我答应尽力筹款，来帮助保护她如此关心的这些奇妙的生物。我回到伦敦的第二天就开始了筹款工作。

***

我们拍摄了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我觉得，《生命的进化》也应该拍摄鲸这种有史以来最大的生物。

数千年来，都有勇敢的人划着独木舟，仅靠手中的鱼叉猎捕巨大的鲸。一开始，鲸占据力量优势。它们不仅比捕猎它们的人类巨大得多，而且能够在几秒钟内潜入水中，逃往大洋深处。然而，到了20世纪，力量平衡剧烈地倾斜到另外一边。人类发明了追踪鲸的办法，还向它们发射带有爆炸箭头的鱼叉。人们在水上和陆地上建起了工厂，一天之内就能加工好几头鲸的巨型尸体。捕鲸实现了工业化。到我出生之时，每年都有5万头鲸被杀，以满足市场对鲸油、鲸肉和鲸骨的需求。

鲸最早从在陆上生活的动物进化而来。陆地动物的身体大小受骨头的机械力量所限，超过一定体重后，骨头就会断裂。然而，水中生物有水的浮力支撑，所以鲸可以长得比任何陆地动物都大得多。它们也的确长成了庞然大物。鲸的鼻孔移到了头顶，前肢和尾巴变成了鳍，后肢最终消失了。几千万年中，数十万头鲸在世界各地的海洋游弋，是大洋复杂的生态系统中的重要分子。

大洋中对生命的一个关键限制因素是养料的有无。条件好的地方，植物和动物生活在海洋表层的水中，它们死后的尸骸作为“海洋雪”（marine snow）不断下沉。养料不充分的地方，海洋表层几乎没有生物。正如陆地植物除了阳光和水也需要肥料一样，浮游植物群落作为海洋食物网的光合基础，在海洋表面阳光照得到的水中也需要氮化合物才长得好。海洋中有些地方，腐烂分解的海洋雪被流过海山和海岭的洋流搅动，还被带着向上流动，这些地方的浮游植物群落就生长茂盛，鱼自然也多。但是，若不是由于鲸的作用，大洋的其他地方依旧会是广袤的蓝色沙漠。鲸体积巨大，它们潜入大海深处去进食，或浮到海面上来呼吸的时候，会造成周围海水的巨大波动。这帮助把养料留在离海洋表面不远的地方。鲸的排泄物也大大增加了周围海水中的养料。现在我们认识到，经常被称为“鲸鱼泵”（whale pump）的鲸排便行为是维持大洋养分充足的一个重要过程。的确，现在认为，在海洋的某些区域，鲸给海洋表层带来的重要养料比注入大海的当地河流都多。 全新世的海洋需要鲸来帮助它保持生命力和生产力，而在20世纪，被人杀死的鲸已近300万头。

再这么猎捕下去，鲸就坚持不了多久了。如果有机会的话，鲸的寿命可以很长。抹香鲸能活70年。雌鲸9岁才性成熟。鲸的孕期为1年以上，每隔3年到5年才产一次崽。随着工业化捕鲸的效率越来越高，捕鲸人总是选最大的鲸猎杀，因为鲸身体越大越值钱。鲸的出生率赶不上死亡率。

开始计划拍摄《生命的进化》时，就我们所知，此前从未有人拍摄过在大洋中活动的蓝鲸。我们想改变这种情况。可是，20世纪70年代，蓝鲸的数量从工业化捕鲸开始前的大约25万头降到了区区几千头。它们散布在广阔的海洋里，还要躲避捕鲸者的追击，找到它们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我们去了夏威夷附近的海面寻找座头鲸。为了找到它们，我们在工具箱里加上了一件工具——水下测音器。美国生物学家罗杰·佩恩（Roger Payne）原来专门记录蝙蝠发出的超声波，20世纪60年代后期转而调查美国海军声称听到的大洋中的歌声。美国海军为监测苏联潜艇建立了监听站，结果除了潜艇特有的螺旋桨声音之外，他们还听到了奇怪的声调，几乎像小夜曲一样悠扬。佩恩发现，这些声音的主要来源是当时尚存的约5000头座头鲸。他的录音显示，座头鲸的歌声曲调悠长、音韵复杂、频率很低，可以在水下传到几百千米以外。生活在海洋同一区域的座头鲸互相学唱歌。每首歌都有一个主调，每头雄鲸在此基础上又加上自己特有的音调。这些歌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可以说，鲸有一种音乐文化。

20世纪70年代，佩恩发表了他的录音的黑胶唱片，引起轰动，大大改变了公众对鲸的看法。这些原来仅仅被视为动物油脂来源的生物现在有了自己的个性。它们悲哀的歌声被解读为求救的呼喊。在70年代那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气氛中，公众的良知突然被深深触动。反捕鲸运动开始时只有几个激情投入的支持者，后来迅即发展为主流运动。历史上人类多次把动物猎杀至绝种，但现在，猎杀动物的行为被勇敢的反捕鲸人士用手持录像机拍摄下来，那些摇晃不稳的影像被公之于众，成为不可接受的行为。鲜血染红的海面和工厂里的宰杀再也无法隐瞒，宰鲸从收获变成了犯罪。

谁也不想让动物灭绝。人们对自然世界的了解逐渐增多，对它的关心也开始加深。电视是一种手段，可借以帮助世界各地的人了解并关心自然世界。

***

经过3年的努力，《生命的进化》于1979年播出。它卖给了世界各地100个国家和地区，观众据估计达到5亿人。这部系列片以我所谓的“丰富多彩的物种”（e In nite Variety）为序篇，对动物和植物的多样性做了概述，在全片伊始就阐明，多样性是生命存在的关键条件。接下来的11集显示了这种多样性形成过程中的曲折起伏，最后的第13集则聚焦于一个物种——我们自己。

我不是说人类与动物王国的其他成员有什么不同。我们并不处于特殊地位。我们并非进化过程中上天注定的最终顶端，而只不过是生命之树上的又一个物种。尽管如此，我们摆脱了限制着所有其他物种的许多束缚。所以，在系列片的最后一集，我站在罗马的圣彼得广场上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智人中间，试图说明这一点。

“你和我，”我说道，“属于地球上分布最广、占主导地位的物种。我们生活在北极的冰盖上，也生活在赤道的热带丛林中。我们爬上了最高的山峰，也潜入了深深的海底。我们甚至离开地球登上了月球。我们肯定是数目最多的大型动物。今天，世界上有40亿我们的同类，而且我们是以彗星般的速度达到这个数字的。这一切都发生在过去200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似乎打破了其他动物在活动和数目方面受到的限制。”

我那时50多岁，比起我出生的时候，地球上的人数翻了一番。我们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越来越隔绝，过着与其他动物不同的、人类特有的生活。我们几乎消灭了所有以我们为食的食肉动物。我们的大多数疾病都受到了控制。我们发展出了想吃什么就生产什么的办法，过着极为舒适的生活。我们和地球生命历史中的所有其他物种不同，没有进化中物竞天择的压力。我们的身体20万年来没有大的改变，但我们的行为和社会却与周围的自然环境日益脱节。没有什么能限制我们。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除非我们自己停止，否则我们会继续消费地球的物质资源，直至将其耗尽。

黛安·福西富有勇气的工作、反捕鲸运动的成功、彼得·斯科特（Peter Scott）对夏威夷雁的拯救、阿拉伯羚羊的重归自然、老虎保护区在印度的成立——日益壮大的自然保护大军在全力筹集资金，力推保护珍稀物种的政策，然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还不够。智人的欲求永无止境，下一个阶段的到来遂不可避免。很快，整个栖息地就将开始消失。

1989年

世界人口：51亿

大气层含碳量：353ppm

未开发的荒野：49%

1956年7月24日，我在为拍摄《动物园探奇》而第三次旅行的过程中，第一次见到了红毛猩猩。与野生大型猿类的初次邂逅令我难以忘怀。那是一头巨大的雄性猩猩，他那毛茸茸的红色身体在枝头荡来荡去，他还好奇地、似乎有些不屑地低头注视着我。我们拍摄的影像很不清楚。他半掩在枝叶中，从地面望上去只能逆光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就我所知，以前电视上从未有过野生环境中红毛猩猩的镜头。那时我们在东婆罗洲马哈坎河（Mahakam River）中游的一家旅舍落脚，当地的猎人为我们找到了这头猩猩。我们离去时，一个猎人向它开了一枪。我大怒转身，质问他为什么那么做。猎人回答说，红毛猩猩抢夺他的庄稼，那是他一家人的口粮。我凭什么说他不该开枪？

雨林是特别宝贵的栖息地，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方。我们星球陆地物种的一半以上都栖息在雨林那绿色充盈的深处。雨林生长在湿润的热带地区，淡水和阳光这两种几乎所有植物都需要的资源在那里十分丰沛。在赤道附近，太阳每天照耀12个小时，丝毫不差，所以一年中实际上没有季节之分。气流从热带各地收集了水分，每年以多达4米的降水量浸湿雨林。雨林也制造自己的水循环——每天清晨，随着初升的温暖的太阳逐渐变成当空高照，数万亿片树叶蒸发的水分形成升腾的雾气，最终变成雨水再次洒向大地。

这些地方超级适合植物生长，结果造成了地球上对于空间的最大、最激烈的竞争。高耸入云的巨树高达40米，粗大的树枝四外伸展着抢夺阳光。这些树木共同创造了陆地上的罕见奇景——真正的三维栖息地。浓密的树冠下，树枝成了不会飞的动物到达森林各处的高速公路。大树之下的黝黯地面上，缠绕在一起的巨大树根和细小须根使粗大的树干得以稳稳矗立。数以千计的其他植物以多种多样的方式存活成长。有的从下面沿树干攀爬到树顶去争得太阳下的一席之地。有的可能还是种子的时候就被鸟儿带到巨大的树枝上，在那里安下身来。还有的生活在接近地面相对黝黯的地方，从地上覆盖的厚厚腐叶层中吸收营养，借以缓慢生长。

在这样的植被中，到处都是动物。身体小的物种比身体大的多得多。有数不胜数的无脊椎动物、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有吃种子的，有啃树皮的，有吸树汁的，有舐花蜜的，有叼果子的，还有咬叶子的。对于试图一探究竟的博物学家来说，这些动物互相依存的生活永远那么奇妙迷人。有些黄蜂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细小的无花果里度过；有些蓟马把自己卷在花瓣里；有些蝌蚪在花瓶状植物的粉囊里游泳；还有些蜥蜴身上的皮活像流苏和破布，它们以此为伪装，趴在树干上如果不动就完全看不出来。在热带雨林中，进化的创新和实验蓬勃兴盛。

热带没有季节，雨林因而似乎不受时间影响，这对生物多样性特别有利。既然植物的生长没有一年中气候变化的打扰，它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开花、成果、结籽。有些树几乎是不停地结果。另一些树种则要过几个月，甚至几年才突然开花结果。所以，在热带雨林里，传粉、吃果、收集种子不像在北方和南方的森林里那样是季节性的活动。一年到头都食物充足，供属于几十个不同物种的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动物种群尽情享用。数百万物种中的大部分动物数量不多，活动范围有限，许多发展为高度特化的动物。一种昆虫可能只吃一种植物，只待在一种树上。结果是复杂得令人迷惑的互联关系——每一个物种都是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的那头红毛猩猩就是一个例子。这个物种广泛分布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的森林里，对于多个冠如华盖的树种的种子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红毛猩猩一胎只生一个，猩猩妈妈带崽长达10年之久，教小猩猩何时以及如何采摘数十种不同的果子。红毛猩猩是大型动物，又几乎完全素食，所以它们每天的食量很大，只得不停地到处寻找成熟的水果。水果的籽有的被它们当场吐出，有的被它们吃进肚里，几天后再随粪便一起排泄在几千米以外的地方。这两个方法都增加了种子发芽的机会，甚至是一些种子发芽的必备条件。

热带雨林中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靠的是树木的多种多样。可这个特点正在我们人类的手中消除。多年来，我为了制作节目，多次到过东南亚的森林。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是马来西亚，然后是印度尼西亚，这两国开始用油棕这个单一树种来取代它们国内原本生物多样性丰富得令人目眩的热带雨林。我1989年因拍摄《生命的考验》（ Trials of Life ）系列片到访马来西亚时，那里已经开辟了200万公顷的油棕种植园。我记得沿着一条河找寻长鼻猴，周围是熟悉的绿色屏障，枝叶中时时有鸟儿飞出。我自我安慰地想，也许一切都还好。但是，我返程乘飞机越过那个地区时，看到了那片雨林的真实状况：它仅剩了沿河约半英里宽的窄窄一条。它的宽度如此狭窄，又缺乏保护，无疑每天都在退化。森林的另一边是我在空中极目远望都看不到边的单一树种——栽得整整齐齐的一排排油棕。

如此丰富宝贵的森林的消失令人扼腕痛惜。东南亚人不过是在步欧洲人和北美人的后尘。今天，欧美大陆的卫星图像显示大地上有一小块一小块的深绿色森林，在大片耕地的包围中如同一个个孤岛。事实是，砍伐森林一直是双重获利的事。伐木能够获利，清林垦田又能再次获利。难怪智人如此坚决地快速摧毁森林。据估计，与人类文明开始时相比，现在世界上的树少了3万亿株。 今天发生的事不过是数千年来全球毁林过程中的最新一章。

现在轮到了雨林。如同20世纪下半叶（也是我的后半生）所发生的一切，人类活动的规模和速度逐年递增。世界上一半的雨林已经消失。婆罗洲的红毛猩猩没有森林无法存活，而自从我60多年前第一次看到红毛猩猩以来，它们的数量已经减少了2/3。 找到并拍摄红毛猩猩仍然很容易，不是因为它们数量多，而是因为许多红毛猩猩现在集中于保护区和康复中心，生活在动物保护人员的悉心照顾之下，这些人对周围生态的迅速消失感到无比警惕痛心。

我们不能永远砍伐雨林，而根据定义，任何不能永远做的事都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做不可持续的事，造成的破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没有哪个栖息地是安全的，无论它有多大。

1997年

世界人口：59亿

大气层含碳量：360ppm

未开发的荒野：46%

所有栖息地中，最大的是海洋。它覆盖了地球表面的70%以上，但因为它巨大的深度，它所占地球的可栖居面积达到97%。几乎可以肯定，地球上的生命是从海洋中开始的，可能最初是生活在海面下几千米深的洋底热喷泉周围水中的微生物。30亿年的时间里，这种简单的单细胞生物经历了自然选择过程，不断改进它们的细胞内部运作。细胞用了15亿年才形成可与人类细胞构造相比的复杂结构；又过了15亿年，这些细胞才聚集起来形成多细胞有机体，开始协调运作。

这些早期海洋微生物在新陈代谢中释放的一种副产品是甲烷。甲烷形成泡，浮到海面，缓慢地改变着地球的大气层。那时，地球的温度比现在低很多。甲烷这种温室气体比二氧化碳的力量强25倍，它在大气中的存在导致地球开始变暖，帮助了生命的繁殖。

后来，一种叫作蓝细菌的微生物开始形成光合作用，利用日光的能量发展自己的机体组织。这一进程释放的气体——氧气——造成了一场革命。氧气成为标准养料，通过它可以用高效得多的方法从食物中吸取能量，因而它为一切复杂生命的出现铺平了道路。今天漂浮在海洋表层的浮游植物群落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是蓝细菌。你和我，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在陆地上的所有动物归根结底都是海洋生物的后代。我们的一切都是海洋给的。

20世纪90年代晚期，BBC自然史组的制片团队建议制作一部专门介绍海洋生物的系列片。他们给这个系列片起名为《蓝色星球》（ The Blue Planet ）。海洋是最艰难、最耗资的拍摄环境，也可以说是最不易记录动物行为的地方。天气恶劣、海水浑浊、在茫茫大海里找不到动物的踪影等因素都能令摄影人员忙碌一天而一无所获。但是，海洋也使我们得以从新的、意想不到的角度来观察自然世界。首位在电视上展示海洋世界的是一位名叫汉斯·哈斯（Hans Hass）的维也纳生物学家，他和妻子洛特（Lotte）一起在红海拍摄了介绍海洋的影片并在电视上播放。在他之后是发明了水肺（demand valve）的库斯托船长（Captain Cousteau），水肺是使人能在水下呼吸的装置，至今仍至关重要。库斯托船长年复一年地在世界的海洋各处不懈拍摄。然而，即使这些先驱做了大量工作，比陆地生命种类多得不知凡几的海洋生命依然很少展示在世人眼前。

《蓝色星球》的制作耗时近5年，拍摄地点近200个。专业水下摄影师拍下了在珊瑚礁上求偶的乌贼、扎进水下茂密的海带丛中寻找虾蟹贝类的海獭、为争夺空壳大打出手的寄居蟹、聚在太平洋底的一座海山旁产卵的数百头锤头鲨，还有也许是最难拍摄到也最奇妙的——旗鱼和蓝鳍金枪鱼在大海中猎食的景象。我们使用深水潜水器在海底平原上寻找新的物种，观察盲鳗如何把一头灰鲸的尸体撕成碎片。我负责提供解说。

一个团队使用一架微型飞机花了3年时间拍摄一头在大洋上游弋的蓝鲸。那是这个系列片中的第一集。我们终于拍到了蓝鲸，它是我们星球历史上最大的动物，我们以前几乎从未见过它活着时的样子，对它可说是一无所知。但是，也许《蓝色星球》最大的成功是展示球状鱼群的那几集，那种大自然的壮观奇景不逊于塞伦盖蒂草原上的任何景象。金枪鱼把饵鱼团团围住，将它们挤向水面，在它们周围一圈圈地游动，迫使惊慌失措的饵鱼紧紧挤在一起，形成一个圆球。然后，金枪鱼开始攻击了，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四面八方冲向圆球。成群的鲨鱼和海豚在白沫翻腾的海中飞扑过来加入争抢。海豚从下面进攻，用泡沫的幕墙进一步压缩球状鱼群的空间。然后，就在你以为骚动将要平静下去的时候，鲣鸟到来了，从空中扎下来，掠过水面把鱼叼走。最后，可能会出现一头鲸，用它那戽斗形的大嘴铲起剩下的饵鱼。

此种抢食球状鱼群的情况一定每天都在大洋各处发生数千次，然而以前从来没有人在水下看到过这种情景。它们是最难预测，因而也最难拍摄成影片的自然事件。在某种意义上，拍摄人员和金枪鱼、海豚、鲨鱼和鲣鸟是一样的，都在等待转瞬即逝的“热点”突然出现：巨大的一团浮游生物，聚在一起吸取上升洋流从海底深处带上来的大量养料。这种集群吸引了几百千米以外的大群小鱼。饵鱼一旦达到足够的密度，就到了掠食者出击的时候。一时间，疯狂的骚动搅得海水一片翻腾。为了拍摄这一景象，摄影队总是在追赶，总是在极目远望，寻找急速冲向海面的鸟或目标明确地游向某处的海豚群。有400天的时间，《蓝色星球》的摄影人员没看到一点儿聚食的迹象。在海里热闹起来的少有的几天中，他们必须赶到现场，在球状鱼群被吞食一光之前潜到其下方。这样的行动风险很大，但成功后拍摄到的景象是无与伦比的。

捕鱼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世界各地沿海一代又一代的渔民把这个游戏玩得越来越熟练。人类一如既往，靠着解决难题的无上能力，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捕鱼方法。我们造出了专门适应特定海域和天气的渔船，设计发明了各种导航设备，从简单的海图到在狂风骇浪中仍能保持准确性的航海天文钟。要预测何处会出现海洋生物热点，可以借鉴老渔民的记忆，或者使用高科技的回声测深器。为了捕鱼，我们发展出了在水中向前推的网、随洋流漂动的网、围住鱼群后在下方收口的网、从上方撒向海面的网和沉下去从海底往上刮的网。我们测量了整个海洋的深度，绘制了隐藏在海底的海山和大陆架的地图，好知道在哪里等待鱼群。我们划着舢板和独木舟捕鱼，也驾驶着能在海上游弋好几个月的渔船在数英里长的洋面布下天罗地网，一次起网就能捕获数百吨鱼。

我们的捕鱼技能太强了，而且我们的技能不是逐渐加强的，而是跃升的，正如捕鲸和对热带雨林的破坏。指数级的进步是文化演进的特点。发明有积聚效应。如果把柴油机、卫星定位系统和回声测深器放在一起，它们创造的机会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来算的。但是，鱼类的繁殖能力是有限的。结果，我们在许多沿岸海域都达到了过度捕捞的程度。

20世纪50年代，大型商业渔船队首次进入国际水域。在法律上说，公海不属于任何人，可以不受限制地尽数捕捞。开始时，渔船在基本没有经过捕捞的海上操作，每次都满载而归。但是，没出几年，在原来捕鱼的海域中就几乎网网落空，打不到鱼了。于是，船队转而驶向别处。反正海洋不是广阔无垠、无边无际的吗？查一下多年来的捕捞数据，就可以看到海洋上一片又一片区域的鱼群是如何被扫清的。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有鱼可捕的地区只剩下硕果仅存的几个：澳大利亚东部附近海域、南部非洲海域、北美东部海域和南大洋。 ^[2] 到20世纪80年代初，全球渔业已几乎无利可图，拥有大型渔船队的国家不得不为船队提供财政补贴，等于是付钱给船队让它们去过度捕捞。 到20世纪末，人类消灭了全世界海洋中90%的大鱼。

捕捞海洋中最大、最宝贵的鱼类造成的破坏尤其大。被除去的不仅是金枪鱼和剑鱼这些位于食物链顶端的鱼，还有各种鱼群中个头最大的鱼，如最大的鳕鱼、最大的鲷鱼。鱼的身体大小非常重要。生活在海洋中的大多数鱼一直在不停地长大。雌鱼的生殖能力与其身体大小直接相关。大的雌鱼产的卵多得超出比例。所以，我们捕光了一定体积以上的鱼，就去除了鱼群中最有效的繁殖者，使鱼群很快消失。鱼群密集的海域现在已经没有大鱼了。

从大海中把整个鱼群捕捞一空是不计后果的鲁莽做法。海洋食物链的运作方式与陆地食物链很不一样。陆地食物链可能只有3个环节——从青草到角马再到狮子。海洋食物链的环节动辄4个、5个，甚至更多。微型浮游植物群落被肉眼几乎看不到的浮游生物吃掉，浮游生物则被小鱼吃掉，小鱼再被身体和嘴巴更大的鱼吃掉，以此层层类推。我们在球状鱼群中就看到了这条长长的食物链；它能够自我维持，自我管理。如果一种中等体积的鱼因为成了我们的盘中美食而消失了，那么食物链中处于它们下方的小鱼就可能变得数量超多，而处于它们上方的鱼则可能会饿死，因为那些较大的鱼不能以浮游生物为食。结果，在热点发生的那种短期的、保持着微妙平衡的生命大爆发变得越来越少。养料从海洋表层的水中下沉，坠入并留在黝黯的海洋深处；这是几千年来生活在水面的生物群彻底的损失。热点一旦开始减少，广阔的海洋就开始失去生机。

事实是，一直以来，我们因为人口的增多而被迫不断提高捕鱼的效率。每一年，我们都要养活更多的人，捕到的鱼却在减少。根据以往的记录和报道，在仅比今人的记忆稍早一点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海洋的样子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在老照片中，人们站在齐大腿深的鲑鱼堆里。发自新英格兰的报道描述说，那里的鱼群如此之大，离岸边如此之近，当地人会蹚进海里，用吃饭用的叉子去叉鱼。在苏格兰，渔民放下安有400个鱼钩的绳索，收起来时几乎每个鱼钩上都挂着比目鱼。 ^[3] 我们不久以前的祖辈只用简单的鱼钩和棉线织成的渔网捕鱼。现在，我们使用的技术令他们瞠目结舌，却为了捕捞到能吃的海产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今天，海里的鱼少了。由于一个称为基线移动综合征（shifting baseline syndrome）的现象，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每一代人都根据自己的经历来界定什么是常态。我们判断海洋的出产，依照的是今天我们所知的鱼的数量，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数量。我们对海洋的期望越来越小，因为我们自己从未见过它曾经丰富的出产，也不知道它可以再次成为富饶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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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浅海的海洋生命也在瓦解。1998年，《蓝色星球》的一个拍摄组无意间看到了一个当时并不广为人知的现象——珊瑚礁正常的柔美颜色正在褪成白色。刚看到时，你也许觉得这景色很美丽——枝状、羽状和叶状的珊瑚洁白无瑕，如同精致的大理石雕像——但你很快就意识到，这其实是悲惨的一幕。你看到的是骸骨，是生物死去后留下的骸骨。

珊瑚礁是由一种叫作珊瑚虫的简单动物建起来的。珊瑚虫和海蜇有点亲戚关系，它的身体结构很简单，只有一根胃管，顶端连着嘴巴，嘴巴周围有一圈触须。触须上长着带刺的细胞，有微生物从身边经过就将其刺中送进嘴里，然后嘴巴闭上，消化完了猎物后，珊瑚虫又张开嘴巴准备吃下一餐。珊瑚虫建起碳酸钙的外墙来保护自己柔软的身体，不致被饥饿的掠食者吃掉。最终，这些外墙成为坚硬如石的巨大结构。每一种珊瑚虫都有自己特有的建筑形式。这样的结构越长越大，形成了大片坚硬的珊瑚礁。最大的珊瑚礁“大堡礁”位于澳大利亚东北部海域，从太空中都看得见。

探察珊瑚礁与在陆地上观察野生动物的经历有着根本的不同。从你潜入水中的那一刻起，你的身体就不再受地球引力的约束。想朝哪个方向去，只需轻轻一拨脚蹼即可。你身下的珊瑚五颜六色，如同在空中俯瞰的一座宏伟多彩的城市，伸向远方，直到消失在蓝色的海水中。聚焦珊瑚，可以看到其间生活着各种千奇百怪的动物，有色彩斑斓的鱼，还有一丁点大的章鱼、海葵、龙虾、螃蟹、身体透明的虾以及各种各样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生物。它们都美得如梦似幻，除了就在你身边的生物，其他的完全不在意你的存在。你在它们上方漂浮着，为眼中美景所痴迷。如果它们看到你，而你一动不动的话，它们可能会游上前来，甚至啮咬你的手套。

珊瑚礁的生物多样性可与热带雨林媲美。它们也是存在于三维空间里，和在丛林中一样，为生命带来了丰富的机会。不过，珊瑚礁的居民要艳丽得多，也好找得多。如果你和我一样，在雨林里待了几个星期后，就会开始到处寻找鹦鹉和花朵，只是因为想看一看绿色调以外的其他颜色。而由小鱼、虾、海胆、海绵和浑身长满触角的无壳软体动物海参组成的整个海下动物群犹如被想象力丰富的小学生染了色，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粉、橙、紫、红、黄等缤纷色彩。

珊瑚的颜色不是来自珊瑚虫，而是来自生活在珊瑚虫身体组织内部的一种叫作虫黄藻的共生性海藻。这些海藻和其他植物一样，能产生光合作用。所以，珊瑚虫和居住在它们身上的虫黄藻这一对伙伴两头通吃，植物和动物的好处都享受不误。白天，这个联合体沐浴在阳光下，虫黄藻利用日光制造糖分，为珊瑚虫提供其所需能量的90%之多。夜里，珊瑚虫继续捕捉猎物。虫黄藻从珊瑚虫的大餐里吸取自己活动所需的营养，珊瑚虫则继续把碳酸钙墙建得更高更大，好使自己的居所总能照到阳光。这种互利的关系把养料贫乏的温暖浅海变成了生命的绿洲。但是，这个绿洲的平衡很不牢固。

《蓝色星球》摄影队看到的白化现象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珊瑚受到压力，把自己身上的海藻排斥出来，暴露出白色的碳酸钙骨骼。没有了海藻，珊瑚虫随之萎缩。海草开始侵占原来珊瑚的地盘，把珊瑚骨骸严严实实地闷在下面。珊瑚礁就这样以惊人的速度从仙境变为废土。

起初，谁也不知道珊瑚变白的原因。一段时间过后，科学家才发现珊瑚白化经常发生在海水迅速变暖的地方。气候学家一直警告说，如果我们继续使用化石燃料，因而增加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我们的星球就会变暖。我们知道，这些气体将太阳的能量锁在接近地球表面的地方，产生温室效应，给地球增温。大气中碳含量的重大变化是地球历史上所有5次大规模灭绝的共同特征，也是造成2.52亿年前的二叠纪大灭绝那次最大规模的物种消失的主要因素。造成那次大气层含碳量变化的确切原因仍有争议， ^[4] 但我们知道，地球历史上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一次火山喷发在持续了100万年的时间里越来越强烈，把今天的西伯利亚覆盖在200万平方千米的岩浆之下。岩浆也许顺着地面的岩石缝隙流到了地下的大片煤田，结果引发大火，将大量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导致地球温度升至比如今的平均气温高6摄氏度的水平，并加重了整个海洋的酸化。海洋变暖加大了所有海洋系统的压力，随着海水酸度的增加，有碳酸钙外壳的海洋物种，如珊瑚和大部分浮游植物群落，直接被溶解了。整个生态系统不可避免地陷入崩溃。地球上96%的海洋物种就这样消失了。

20世纪90年代《蓝色星球》摄制期间，一场类似的海洋大灭绝的第一阶段正在展开。它令人惊骇地表明，人类现在有能力大规模消灭生物。不仅如此，我们这样做时甚至没有进入海里。这和摧毁一片雨林不同。砍树是要费力气的。而至于海洋，我们在几千英里之外从事的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会改变海洋的温度和化学成分，因此，我们甚至没有到场就破坏了远方的海洋生态系统。

二叠纪期间，100万年空前的火山喷发才造成了海洋的毒化，而我们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开始再次毒化海洋。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我们在短短几十年内释放了史前植物在数百万年间吸收的二氧化碳。生命世界从来就无力应付大气层含碳量的大幅度升高。我们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正在打破我们环境的良性平衡，终将触发类似大规模灭绝的事件。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海面以上却很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大难即将来临。虽然海洋在变暖，但全球的气温相对稳定。从中达成的推论令人震惊：气温没有改变是因为海洋正在吸收全球变暖产生的大部分热量，因而掩盖了我们对环境的影响。很快海洋就不再能继续吸收热量。变白的珊瑚如同煤矿里的金丝雀，警告我们爆炸即将发生。在我看来，它是第一个明确无误的迹象，显示地球的平衡正在被打破。

2011年

世界人口：70亿

大气层含碳量：391ppm

未开发的荒野：39%

我接下来参与制作的大型系列片《冰冻星球》（ Frozen Planet ）介绍的是位于地球两端的北极和南极的大片荒野。2011年，世界的平均气温已经比我出生时高了0.8摄氏度。这个变化速度是过去1万年以来最快的。

过去几十年间，我到过好几次极地。那里的景色与地球上其他地方迥然不同，生活在那里的物种适应了当地极其艰苦的条件。但是，那个世界正在变化。我们注意到，北极的夏季在变长。融冰比以前开始得早，结冰却比以前到来得晚。摄影队到达拍摄现场，本以为能看到大片的海冰，实际看到的却是浩渺的海水。几年前还长年被海冰包围的岛屿，现在能划船登岛了。卫星图像显示，北极夏季时的海冰面积30年内缩小了30%。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冰川都在以有记录以来最快的速度后退。

夏季融冰仍在加速。气温升高，拍打着浮冰边缘的海水变暖，致使冰融化得更快。冰化了，地球两极的白色区域随之缩小，于是深色的海洋从太阳那里吸收的热量更多，造成正反馈效应，进一步加速了冰的融化。上一次地球达到今天的温度时，冰比今天少得多。融冰有时间差，起步缓慢，但一旦开始了，就不可能停下来。

我们的星球需要冰。海冰向水的一面长着海藻，它们靠透过冰面的日光维持生命。海藻为无脊椎动物和小鱼提供食物，而在北极和南极这两处可跻身于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海洋之列的地方，无脊椎动物和小鱼构成了食物链的最底层，为鲸、海豹、熊、企鹅和许多其他鸟类提供赖以生存的食物。这两处冰冷但物产丰富的海洋也使人类受益匪浅。每年都有数百万吨鱼类在北极和南极被捕捞上来，送往世界各地的市场。

极地夏季气温升高导致无冰期延长，这对于以北极海冰为平台来捕猎海豹的北极熊来说不啻一大灾难。夏季，北极熊在北冰洋的海滩上懒洋洋地逛来逛去，靠自己的脂肪储存维持着生命，等待海水再次结冰。随着无冰期的延长，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怀孕的母熊由于体内储存用尽，生出的幼崽比过去小。很可能将来有一年，夏天又延长一点点，造成那年出生的幼崽身体太小，熬不过它们出生后第一个北极的冬季。那样整个北极熊种群就会崩溃。

在大自然各种复杂的系统中，像这样的临界点比比皆是。达到某个门槛时常常没有任何预警。它将触发突如其来的剧变，形成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局面。逆转改变的方向也许是不可能的，因为也许已经失去了太多，也许太多的组成部分已经被打乱。避免这种大灾难的唯一办法是密切留意北极熊新生崽身体变小这类预警信号，认识到这类信号的严重性并迅速采取行动。

沿俄罗斯的北冰洋海岸向前，还能看到另一个信号。海象的主要食物是生长在北冰洋海底几个特定地点的蛤蜊。在潜水觅食的间隙中，海象会爬到海冰上休息。可是，现在供它们休息的海冰都融化了，结果它们只得游往远处的海滩。合适的休息地点寥寥可数。于是，占太平洋海象总数2/3的数万头海象只能挤在同一片海滩上。密密麻麻的海象挤得喘不过气来，有些海象只得顺着岩坡爬到悬崖顶上。离开海水的海象视力很弱，但悬崖下方大海的气味是清楚无误的，所以它们就试图抄近路进入大海。一头3吨重的海象从悬崖上翻滚下来摔死的景象令人难以忘怀。不必是博物学家也能知道，出了灾难性的大乱子。

2020年

世界人口：78亿

大气层含碳量：415ppm

未开发的荒野：35%

我们造成的影响现已实实在在地扩展到全球。我们对我们的星球盲目鲁莽的攻击正在改变生命世界之根本。这就是2020年我们星球的处境。 ^[5]

我们每年从海洋中捕捞超过8000万吨海产，使30%的鱼类种群减少到危急水平。 ^[6] 海洋中几乎所有大型鱼类都被捕捞罄尽。

我们失去了世界上大约一半的浅水珊瑚，几乎每年都发生重大的珊瑚白化事件。

我们对沿海地区的开发和我们经营的海产养殖业已使红树丛和浒苔场缩小了30%以上。

海洋各处，从海水表层到最深的海沟，都发现了我们制造的塑料碎片。由于洋流造成的表层海水的循环，目前在太平洋北部漂浮着一座由1.8万亿块塑料碎片组成的巨型垃圾山。在其他海域，类似的循环正在形成另外4座垃圾山。

塑料正在入侵海洋食物链，90%的海鸟胃中有塑料碎片。阿尔达布拉（Aldabra）是个自然保护区，很少有人能获准进入。我1983年为摄制《活力星球》（ The Living Planet ）登上这个岛屿时，沙滩上唯一值得一提的杂物是海椰子树上落下的一个个大椰果。最近，又有一个摄影队去了那个岛。他们发现，沙滩上到处都是人类制造的垃圾。生活在岛上的巨龟有的已经活了一个多世纪，现在它们不得不从塑料瓶、油罐、桶、尼龙网和橡胶制品中间爬过。

地球上没有一处海滩没有人类的垃圾废料。

淡水水系和海洋一样，也受到了威胁。人类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河流上都建造了大坝，数量超过5万座，拦住了河水的自由流动。水坝也能改变水温，打乱鱼类洄游和繁殖的时间节奏。

我们不仅向江河中随意倾倒垃圾，也由于在河流经过的土地上使用化肥、农药和工业化学品而使这些东西最终排入江河之中。许多河流是地球上环境污染的重灾区。我们用河水灌溉庄稼，造成水位极度下降，有些河流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甚至出现断流，无水注入海洋。

我们在洪泛区和河口处大兴土木，抽干大片湿地，导致今天的湿地总面积仅剩了我出生时的一半。

人类对淡水系统的肆意滥用造成生活在其中的动植物急剧减少，甚于任何其他生物生存的环境。在全球范围内，淡水动物减少了80%以上。例如，东南亚湄公河出产的淡水鱼占全球产量的1/4，为6000万人提供了宝贵的蛋白质。然而，修筑水坝、过度用水、水质污染和过度捕捞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导致捕获量逐年递减。不仅总量少了，而且鱼也越来越小。近几年来，一些渔民为了捞到可吃的小鱼，不得不用蚊帐当渔网。

目前，每年都有150亿株以上的树木遭到砍伐。世界上的雨林面积已经减半。驱动森林砍伐的首要动力是牛肉生产，为此使用的土地比后面三个驱动因素所需的土地面积加起来还大一倍。只巴西一家就有1.7亿公顷的牧场，相当于英国领土的7倍。那些地方本来大部分是雨林的生长地。第二个驱动森林砍伐的因素是大豆种植。全球种植大豆的土地共有1.31亿公顷，大多在南美。70%以上的大豆用来饲养肉用牲畜。第三个驱动因素是油棕种植园，占地达2100万公顷，大部分在东南亚。 最后就是，剩下的森林被道路、农场和种植园分割得七零八落。70%的森林覆盖面从一头到另一头不超过1千米。幽深浓密、不见天日的森林基本不复存在。

全球的昆虫数目在区区30年内减少了1/4。在大量使用杀虫剂的地方，减少的比例更高。近期研究表明，德国失去了75%的飞虫，波多黎各近90%生活在树冠里的昆虫和蜘蛛都已消失。昆虫是所有物种中最多样的群体。许多昆虫有为植物传粉授粉的功能，是众多食物链中的关键环节。还有的昆虫猎食其他昆虫，对于预防以植物为食的昆虫灾害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地球上一半的肥沃土地现在都用于农业，在我们手里经常得不到善待。我们过度施用硝酸盐肥料和磷肥、过度放牧、焚烧土地、种植不适宜的作物从而增加土地的负担，还喷洒农药，杀死赋予土地生命力的土中无脊椎动物。许多田地的表土正在流失，原来是充满了真菌、蠕虫、特有的细菌和一众其他微生物的富饶生态系统，现在却成为坚硬、荒芜、贫瘠的土地。雨水如同流下柏油道一样从土壤表面流走，加剧了洪涝灾害。现在，许多实行工业化耕种的国家大片土地被洪水淹没可以说是家常便饭。

今天，我们星球上70%的禽类是人工喂养的，绝大多数是肉鸡。全世界每年消费500亿只鸡。活鸡数量常年保持在230亿只。许多鸡吃的饲料都含有在砍伐森林后腾出来的土地上种植的大豆。

更令人惊心的是，我们自己和我们养来吃的动物构成了地球上所有哺乳动物的96%。光是人就占了1/3以上。牛、猪和羊等家畜占了60%多一点。剩下的所有野生动物，小至田鼠，大至大象和鲸，只占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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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野生动物的数量减少了一半以上。现在回看我早年拍摄的影片时，我认识到，虽然当时我自觉身处荒野之中，徜徉于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但那其实是我的幻觉。即使在那时，很多大型动物就已经非常稀少。不断移动的基线歪曲了我们对地球上一切生命的认知。我们忘记了，在过去的某个时期，温带森林几天都走不到头，野牛群规模大到需要4个小时才能全部经过，鸟群飞起来密密麻麻、遮天蔽日。这样的情景仅仅在几代人以前还是常态，而今都已成为过去。我们习惯了一个贫乏的星球。

我们用驯顺的取代了野性的。我们把地球视为我们的星球、人治人享的星球，却没有给生命世界的其他成员留下多少活路。真正的野生世界——没有人的世界——已经一去不返。人类占领了地球。

过去几年，我逢人便提起此事，无论是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论坛，还是对伦敦的金融家和参加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的人们。我本不想卷入这场斗争，因为我但愿没有必要做斗争。可是，我这一生是非常幸运的一生，运气好得难以置信。若是我明明看到了危险却一声不响，我会非常内疚。

我必须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人类在我这一生中对地球犯下的种种恶行。毕竟，每天清晨太阳照样升起，报纸依旧被从信箱口投进屋里。但是，我差不多每天都会想，我们是否像普里皮亚季那些倒霉的人一样，正在梦游般不知不觉中走进一场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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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未开发的荒野的估计基于E.埃利斯（Ellis,E.）等人2010年在《全球生态和生物地理学》（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第19期发表的《人类活动对生物群落造成的改变，1700年到2000年（补充材料附件5）》[Anthropogen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biomes,1700 to 2000(supplementary info Appendix 5)]，589-606。

[2] 研究人员在2003年研究了世界渔业捕捞量的数据，发现人类的捕鱼活动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减少海里体形最大的鱼类。鲁珀特·默里（Rupert Murray）的影片《渔业危机》（ The End of the Line ）里面有关于这项研究的访谈，也可看R.迈尔斯（Myers,R.）和B.沃尔姆（Worm,B.）2003年发表的文章《世界上掠食性鱼类种群的迅速消亡》（Rapid Worldwide Depletion of Predatory Fish Communities），《自然》423:280283，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nature01610。

[3] 要知道更多此类历史故事，详细了解基线移动综合征如何影响我们对海洋的期望，见卡勒姆·罗伯茨（Callum Roberts）所著《生命的海洋》（ Ocean of Life ），企鹅出版社2013年出版。

[4] 有一份对二叠纪末期灭绝事件的透彻评价，那就是R.V.怀特（White,R.V.）2002年的《地球最大的“追凶故事”：解开二叠纪末大规模灭绝之谜的线索》（Earth’s big gest“whodunit”:unravelling the clues in the case of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伦敦皇家学会哲学汇刊》（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360（1801）：2963-2985。载于网址https://www.le.ac.uk/gl/ads/SiberianTraps/Documents/White2002-P-Tr-whodunit.pdf。

[5] 世界生物多样性状况最全面的报告是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平台，Intergovernmental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全球评估报告（2019年）。报告概要载于https://ipbes.net/sites/default/les/2020-02/ipbes_global_assessment_report_summary_for_policymakers_en.pdf。此外，世界自然基金会半年一次的《地球生命力报告》（ Living Planet Report ）也提出了明白易懂的权威性总结评估，在www.panda.org可查到最新版本。

[6]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每两年发布一份题为《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的报告，是对海水和淡水渔业部门的最全面审查。2020年版报告见：http://www.fao.org/state-of-sheries-aquaculture。

[7] 这些不同群体的数字来自关于地球上生命的一项开拓性评估，即Y.M.巴昂（Bar-On,Y.M.）、R.菲利普斯（Phillips,R.）和R.米洛（Milo,R.）2018年发表的《地球上生物量的分布》（e biomass distribution on Earth），载于《美国科学院院报》（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25）：6506-6511，https://www.pnas.org/con tent/pnas/early/2018/05/15/1711842115.full.pdf。 Mm20WOZLjCRu5yYiRJFgiDk/fStUzp1im7lgAYBM+7K5ue3mqbDfCbRTg9ANIV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