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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税收法定原则，是指由立法者决定全部税收问题的税法基本原则，即如果没有相应法律作前提，政府则不能征税，公民也没有纳税的义务。税收主体必须依照且仅仅依照法律的规定征税；纳税主体必须依照且仅仅依照法律的规定纳税。税收法定原则是税法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税收法定原则可以追溯到800多年前的英国《大宪章》，现已为当今各国所公认，其基本精神在各国宪法或税法中都有体现。其具体内容包括三个部分：税种法定、税收要素法定、程序法定。
1215年6月15日，由英国国王约翰与贵族签订的《大宪章》，是英国封建贵族用于限制国王权力的宪法性文件，被视为是英国宪法的基础，创造了“法治”这一理念。而国王被迫签订主要是由贵族反对国王随意征税、横征暴敛引起的。
自亨利二世以来，英国国王采取了许多措施加强王权，其中许多政策直接损害了贵族的利益，如将大批诉讼从贵族封建法庭收揽到国王法庭。在财政上，不但严格征收封建捐税，而且开征动产税，建立了国家直接税制，增加了贵族们的经济负担。贵族们忍无可忍，终于联合在一起，发动了武装起义，国王被迫签订《大宪章》。
《大宪章》首次把过去的封建成规集中在一个统一的文件中，要求国王明确接受，保证实行。它体现和宣告了一条崇高的宪法原则——王权有限、法律至上。把一般原则寓于具体条款之内，恰恰是《大宪章》的奇妙之处，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进步，许多具体条款失去作用，但《大宪章》一直作为国王应遵守法律的象征而矗立着，它宣告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有一组法律高于国王之上。王在法下，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有关征税、立法的条款中，《大宪章》规定“应与全国人民普遍协商”，征得“全国普遍同意”，这实际宣告了重大事宜应与国民协商决定的原则。这也是最早的税收法定原则之一，非经同意不得征税。
《大宪章》在原则上和实质上包含了后来发展起来的议会所具有的征税权，国民对王国政务拥有的参与权、监督权等，以及“国民自由”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国民”的包容度不断扩大，这几种权利则逐渐被制度化了。第一，《大宪章》中非经“大委员会”的同意不得征税的条款，成了后人“无代表权不纳税”这一原则的基础。第二，征税要得到本王国一致的同意，就隐含了“国民”有被咨询的权利。第三，即便从当时的角度上看，《大宪章》也使贵族之外的一些社会等级分享到了利益。这些都为半个世纪后平民代表进入议会奠定了基础，也为近代公民意识和公民法权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法治的观念也来自《大宪章》，保障人权和自由，必须实行法治。尤其是第39条规定：“凡自由人除经其同等者依法判决或遵照王国法律的规定外，不得被处以扣留、监禁、没收其财产、褫夺其法律保护权，或被处以放逐、伤害、搜查或逮捕。”第40条规定：“国王不得向任何人出售、拒绝或延搁其应享之权利与公正裁判。”这两条规定成为英国人民反抗国王咨议会司法特权的武器。
另外，第61条还影响和产生了后来现代宪法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和宪法委员会。该条款规定，由贵族推举25人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以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如果该委员会中的4人发现国王或政府大臣有违反《大宪章》的行为，应立即奏请国王改正，如果40天后仍未见纠正，该4人应报告给25人委员会，经委员会多数同意后，可联合全国人民，采取一切手段，包括采用武力夺取国王城堡、土地和财产，强迫国王改正错误。正如程汉大教授在《‹大宪章›与英国宪法的起源》一文中所说，这一规定“将判断某种情况下法律是否遭到破坏的权力从国王手中拿了过来”，置于一个独立于王权之外的委员会手中，其实质是企图建立一种常规性权力监督机制，以确保国王遵守法律，而把武力作为最后的保留手段，这里面蕴含着国民有权强制国王遵守法律的宪法原则。
英国宪法史学家亨利·哈兰姆曾把当时已被社会公认的宪法基本原则概括为以下五条：“第一，除非经上、下两院组成的议会的同意，国王不得征税。第二，任何法规的制定都必须经议会同意。第三，除非根据法院的专门令状，不得逮捕任何臣民；被捕者必须迅速交付法庭审判。第四，刑事诉讼中关于被告的犯罪事实，必须在案发地区的普通法庭上由12人组成的陪审团决定之；一旦陪审团作出一致决定则不得上诉。第五，对侵犯臣民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王大臣和政府官员也可以提出控告，不得以他们享有的权力为由请求保释，即使国王御旨也不得为他们作担保。”这些原则的确立标志着英国式宪法框架的基本形成，也影响了后来美国宪法的制定，对后世影响深远。
资料来源：摘自海舟：《税收法定原则的英国源起》，http://sztqb.sznews.com/html/2015-03/24/content_317663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