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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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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迈进的征程中，在我国加快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目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党和国家史无前例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为我国硬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战略支撑，硬科技发展的时机日趋成熟。
2020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此次部署突出两大亮点，充分表明国家对新时期科技创新在支撑国家整体发展中的重视程度和决心。
第一个亮点是首次提出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为什么要科技自立自强？一直以来，自力更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成就。从垦荒延安南泥湾，到“两弹一星”，再到今天的北斗组网、“嫦娥”揽月、“神舟”飞天、“天舟”穿梭、“蛟龙”入海等一系列伟大成就，无不体现了我们自立自强的精神。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简称中科院）考察工作时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之所以能称雄世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掌握了高端科技。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正所谓‘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只有拥有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才能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硬科技”发源地—中科院西安光机所时指出：“我们的科技创新同国际先进水平还有差距，当年我们依靠自力更生取得巨大成就。现在国力增强了，我们仍要继续自力更生，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
事实证明，一个国家想要强大、想要保障国家安全，必须将关键核心技术这个“国之重器”掌握在自己手中。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国家制约其他国家崛起的“撒手锏”。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自立自强的必要性。现在我国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走更高水平的自力更生之路。科技自立自强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在科技创新方面作出的又一次重大战略部署，为凝聚全国力量发展科技创新指明了新的方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要求我们必须要深刻理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科技创新的战略意图，深刻理解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大意义，以及科技工作者肩负的重大使命责任，切实地将科技发展与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相结合，以科技创新为国家发展赢得主动，以科技创新推动国家建成科技强国。
第二个亮点是科技创新被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并进行专章部署，这在我们党编制五年规划建议历史上是第一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深刻把握国内外大势，立足我国发展全局，围绕科技创新持续作出重大战略决策，不断强化科技创新在我国发展全局中的重要地位。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为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支撑。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
为什么从“十四五”规划开始将创新放在了首位？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把握大势、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布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依靠人口红利、投资红利以及吸收三次科技革命的成果，推动经济飞速发展。在经济比较落后的阶段，固定资产的投资、劳动人口的增加能够在短时间内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达到一定体量，人口、投资等要素的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小，边际收益快速递减，我国产业升级乏力，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甚至中速，经济发展面临较大压力。经济总量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如图1-1所示。
图1-1 经济总量与发展模式之间的关系
更重要的是，长期依靠人口红利与投资红利的发展方式，我国呈现出了创新供给和消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结构。一方面，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很多关键核心技术严重依赖国外进口，整个制造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大量人口成为发达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大量生产红利被发达国家攫取。以芯片为例，2020年我国芯片进口总额高达3800亿美元。对于芯片应用终端产品—手机，我国投入了大量的劳动力，但无线充电接收端的线圈模组、射频天线、外观件等所有硬件投入的综合价值仅占手机产业总价值的1/20（以苹果手机产业为例）。另一方面，在消费端，我国内需滞后，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我国2020年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32.16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2020年GDP的30%以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这一占比最高曾在60%以上。
随着全球局势和我国自身发展形势的变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一方面，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劳动力成本急速上升，这种以国际循环为主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外部环境和我国当前的要素禀赋发生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
党中央审时度势，科学把握国内外大势，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的变化，提出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原来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为主的发展格局转换为“以内为主、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新发展格局，目标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中国亟须培育创新的新引擎。一方面，通过源源不断地增加高端创新供给，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提升我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推动产业链向中高端升级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激发出我国强大的内需，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将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首要位置，是事关我国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也是党和国家着眼于经济中长期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我国实现更加强劲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社会各界力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国家赢得了长期稳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夯实了硬科技发展的各项基础和条件。
社会大局稳定，制度优势显著。我国对外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内围绕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核心诉求，保持了长期稳定发展，社会大局持续保持安全稳定。同时，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实现、重大工程突破、重大灾害应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我国实现“两弹一星”、“神舟”飞天、“蛟龙”入海等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重要“法宝”。
2020年4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召开，会议指出，“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这是对举国体制理论的升级、完善和深化，更是对我国科技创新理论的一次重大创新与突破。在国际创新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我国面临外部“卡脖子”技术封锁和内部缺少发展动力的双重压力，加强硬科技创新成为解决我国当前发展瓶颈问题和抢占未来发展机遇的重要选择，能够在新时期凝聚起全社会人民群众对走创新发展道路的集体信心和强大能量。同时，我国拥有约14亿人口（其中4亿以上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超大规模市场。2020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已达39.2万亿元，市场空间广阔，为我国硬科技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需求侧牵引力。
物质基础雄厚，财力支撑强劲。经过了70余年的发展，我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GDP从1978年的3679亿元人民币增长为2020年的101.6万亿元人民币。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稳定器。近年来，我国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呈现出增速趋缓、结构趋优的态势。2013—2016年，我国GDP年均增长率保持在7%左右，高于同期世界2.5%和发展中经济体4%的平均水平。“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了新的大台阶。
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随着世界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时期，我国把握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契机，着力引领产业向中高端领域迈进，培育出一批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造就了日渐强大的“中国制造”。经历多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2019年的三次产业结构占比分别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7.1%、第二产业增加值的占比为39%、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占比为53.9%。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国家主导产业，其增加值超过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总和。国家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兴创新力量加快布局落地，国家高新区、自创区、创新型产业集群、特色产业基地等产业创新载体稳步建设推进，一大批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蓬勃发展，从国家到地方的一系列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为发展硬科技打下了坚实的环境基础。
企业实力不断增强，产业基础雄厚。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涌现出了一批实力强大、成就重大的科技企业。华为公司2020年投入约1419亿元用于研发，研发费用在全球科技企业中位列第三，已超过很多欧美科技巨头，其在5G网络、系统开发与光学成像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领先成就。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我国“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了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移动通信、新能源汽车等跻身世界前列，集成电路制造、高档数控机床等加快追赶国际先进水平，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深度学习芯片实现商业化应用，超导磁共振等医疗器械实现国产化替代。我国在全球产业格局中从被动追随向主动挺进世界舞台中心转变，一系列世界领先的科技企业与高端产业成果的产生，为硬科技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人力资源丰富，智力供给充足。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对科技人才的重视程度逐步提升，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战略、规划、政策和计划，协同推进创新型人才培养工作。“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创新驱动发展”三大战略激发了科技人才活力，培养并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水平的科技人才，人才引领创新发展作用显著增强，创新人才总量和质量的提升成效显著，为硬科技发展积累了储备充足、实力雄厚的人才资源。从人才规模总量看，国家统计局2019年7月发布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2018年，按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员总量为419万人年，是1991年的6.2倍。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一位。同时，我国的科技人才结构和学科分布也日趋完善。2014年自然科学与工程学学士学位获得人数排名靠前的国家与地区分别为中国（145万）、欧盟8国（57万）、美国（38万）、日本（12万）、韩国（11万），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蓬勃发展，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和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科技人力资源的总量结构与科研人员流动》显示，截至2018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10154.5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我国的人才优势持续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王贻芳研究员获得基础物理学突破奖，潘建伟团队的“多自由度量子隐形传态”研究位列2015年度国际物理学领域的十项重大突破的榜首……我国在全球人才和创新版图中的地位大幅提升。
科研水平快速提高，各项指标位居世界前列。在研发投入方面，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从1995年的400亿元左右，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十三五”期间，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从1.42万亿元增长至2.21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从2.06%增长至2.23%，超过欧盟15个发达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技术市场合同成交额翻了一番，2020年超过2.8万亿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我国排名从2015年的第29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 14位。按照2010年以来中美R&D
国内支出的复合增速测算，到2024年前后，中国在研发的整体资金投入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不断增长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和国家安全保障提供了有力支撑，进一步增强了我们抢抓重大机遇、应对风险挑战的信心和决心。
科研体系建设加快，创新基础设施完善。目前，我国已逐渐形成涵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地和人才专项五位一体的研发体系，搭建起涵盖基础研发、重大战略技术和产品、产业能力提升及转移转化、人才建设等全链条的研发体系。我国科研载体立体布局迅速完成，逐渐建立起涵盖国家实验室、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科研载体体系，形成3（3个科技创新中心）+4（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未来还会增加）+N（N个国家实验室）的由点到面、由区域到全国的立体化科研攻关格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我国构建世界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战略依托，肩负着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实施大科学计划、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辐射带动区域和国家创新发展的艰巨使命。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等4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已获批建设。2014年以来，北京、上海与粤港澳大湾区相继被定位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有效集聚我国最领先的科技创新资源，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代表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竞争，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价值增值功能并站在价值链的顶端，持续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区。
科研成果产出方面，根据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2020年底发布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2010年1月至2020年10月，我国科技人员共发表国际论文301.91万篇，排在世界第2位，我国高被引论文数量和热点论文数量同样排在世界第2位。2020年，我国发明专利授权53万件。截至2020年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221.3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5.8件。同时，我国高质量创新成果及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我国化学、材料、物理等学科居世界前列：铁基超导材料保持国际最高转变温度；量子反常霍尔效应、多光子纠缠研究世界领先；中微子振荡、干细胞、利用体细胞克隆猕猴等取得重要的原创性突破；悟空、墨子、慧眼、碳卫星等系列科学实验卫星成功发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上海光源、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等重大科研基础设施为我国开展世界级科学研究奠定了重要的物质技术基础。
金融结构持续优化，血液供给充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由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构成的完整的金融体系，加快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成立了一批服务于科技创新的专业化金融机构，形成了具有突破性的金融模式，不断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我国直接融资市场主要由股权融资市场构成，2018年我国直接融资总额为2.4万亿元，其中股权投资市场新募集超过1.3万亿元资金，新产生1万余起投资案例，资本管理量约为10万亿元，为众多初创型企业提供了有效支持。2018年我国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和区域股交市场等主要服务中小微企业的市场股票融资额规模超过6000亿元，科创板于2019年7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并试点注册制，开市首周交易额就突破了1400亿元。上海科创板的强力推出和深圳创业板的注册制改革，为硬科技企业上市融资提供了重要渠道，将有力引导我国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聚焦支持硬科技创新。
针对“缺芯”等问题，我国设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国家先进制造业产业投资基金、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各类支持科技创新的投资母基金。中科院则成立了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母基金，基金完全实行市场化运作，搭建面向全国的科技成果孵化、转化平台和投资体系，重点投资中科院内外各前沿与关键技术领域内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项目。中科院西安光机所也联合社会资本创办了中科创星，目前已成为国内科技领域专业的企业投资孵化平台。此外，政府通过税收、货币等政策工具，加大对科技企业的支持，典型代表是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2021年又进一步加大了政策优惠力度），引导企业加强研发投入。
我国间接融资市场主要由各类银行构成，为科技企业获得发展资金提供帮助。《2020年中国银行业服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底，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42.7万亿元，为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资金保障。与此同时，我国积极进行间接融资的机制创新，多家商业银行在北京、上海、深圳、成都等地成立了160余家科技支行，通过知识产权抵押、供应链融资、知识产权证券化等方式，探索金融支持科技的新路径。
从历史上看，每一次科技革命爆发，都推动了科技革命主导国的崛起，也将人类社会发展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机械时代”。1765年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具备现代机器雏形的珍妮纺织机，使纺织效率大大提高，由此让人类社会由工场手工业时代向机器大工业时代迈进了一大步。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并投入使用，为机器提供了动力系统，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随后美国人富尔顿和英国人史蒂芬逊先后发明了蒸汽动力汽船和机车，人类交通运输进入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新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不仅推动了人类产业变革，也促进了人类社会变革和全球格局的变化。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工厂作为人类生产最主要的组织形式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逐渐取代落后的自耕农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制度开始萌芽。
第二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电气时代”。基于科学理论的进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发明，以电能应用和内燃机的出现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爆发。1866年德国人西门子制成了发电机，电力成为新能源，电力工业也因此迅速发展起来。同时，自英国人斯特里特提出从燃料的燃烧中获取动能之后，经过近百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以煤气和汽油为燃料的内燃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相继诞生，内燃机的发明解决了交通工具的发动机问题。19世纪80年代，德国人卡尔·弗里特立奇·本茨等人成功地制造出由内燃机驱动的汽车，内燃机汽车、远洋轮船、飞机等得到了迅速发展。内燃机的发明，推动了石油开采业和石油化工工业的发展，产业发展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
第三次科技革命驱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爆发，这次科技革命涉及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和海洋技术等诸多领域，推动人类社会又一次实现飞跃式发展。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这次科技革命促进第三产业崛起，以知识经济为代表的新型经济成为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关键，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变革，也促使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变。
当前，我们正步入以生命科学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之中，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科技创新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当前这场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世界各国与全球科技企业又一次站在了新的赛道上。我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机遇，深度参与并力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竞争中赢得胜利。我们看到，在新赛道上，我国科技企业具有较好的研究积累，特别是在5G和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我国具有广阔的新技术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这为我国迎接第四次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提供了重要的需求牵引动力。从微观规律来看，生命科学、人工智能等新科技革命的演进都离不开以“光机电算”（即光学、机械、电路、算法）为代表的底层技术的支撑。随着集成电路芯片特征尺寸趋于物理极限，以电为传输介质的技术方式受其自身物理属性的限制，已经难以满足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人工智能、5G通信、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对信息获取、传输、计算、存储、显示等的更高需求。“光”有可能最终代替“电”成为新一代信息产业的基石。未来光电子产业的技术革命或类似于从电子工业的晶体管迈入集成电路时代的技术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可能将形成“光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为代表的智能革命。同时，随着光电芯片、量子科技、脑科学、空天科技等领域的进步，人类的科技研究将向更微观、更高处、更深层3个维度展开。
新一轮科技革命风起云涌，而支撑和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正是底层的硬科技，比如芯片技术、智能传感器技术等。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要把握好历史大变局的趋势和机遇，就要找准发展领域、发展重点、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向科技创新要答案，这历来是重要而关键的选择，甚至是不二选择。只有把握住了这些硬科技，才能将新赛道上的科技“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业竞争和经济发展的“胜势”。
大国竞争的核心就是创新链和产业链的竞争。长久以来，我国创新链与产业链分离发展的现象始终存在。许多高校、科研院所在研发阶段取得的重大突破和成果大多在实验室里被束之高阁，没有能够向下延伸转化为产业优势或赋能产业发展，导致研发成果“华而不实”。与此同时，产业界的重大技术需求和很多创新难题没有得到高校、科研院所的关注，导致面向我国产业发展的科研技术供给严重不足。围绕这个困境，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提出“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作新贡献”等系列重要论述，着力推进两链融合发展。国家各部委、各地方政府深入贯彻中央部署，着力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和促进高校、科研院所积淀的优秀科技成果和科研人员的创新能力向产业转移转化。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快速融合，将会为处在两链交叉点上的硬科技发展提供科研供给与产业需求的双向支撑，势必会孕育出一大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硬科技企业，推动我国产业链向中高端领域迈进。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科技产业的逐步崛起，欧美等创新型发达国家对我国科技进步的警惕性越来越强，为保障其自身在全球分工体系和产业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硬科技成为某些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发展的核心“靶点”，技术创新的合作大门逐渐对中国关闭，特别是重点产业领域的关键基础技术已经开始对我国实行全方位封锁。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一时间世界各国“人人自危”，对全球产业链开放合作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世界范围内创新链、产业链的“逆全球化”趋势难以避免。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的严峻考验下，大国竞争的核心必将是硬科技引领的科技博弈，归根到底是掌握核心技术的硬科技企业之间的竞争和博弈。这也是当前我国首次提出和强调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支撑的大背景。谁的产品掌握硬科技、技术指标领先一步，谁就更有可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高价值环节、在科技创新和市场上占据优势，就能在未来掌握发展的主动权。每一次硬科技的创新都将带来新一代技术的更新和替换，也必然导致一次产业格局的调整。在此形势下，企业唯有掌握产业领域的硬科技，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才能有力支撑国家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全球竞争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在于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显著提高以技术要素为代表的生产要素供给质量，从而提升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那么如何才能提高技术要素的供给质量？从根本上看是要依靠发展硬科技，形成一大批硬科技人才、硬科技企业和硬科技产业。
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动选择，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新常态，逐渐摆脱简单以GDP“论英雄”和被短期经济波动所左右的现状；二是党中央直面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对实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提出的具体对策；三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跨越中等水平发展“陷阱”的必由之路和战略目标。高质量发展就是要通过引入高质量技术要素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经济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期盼，归根结底需要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内涵，提高科技对经济的贡献度。目前，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左右，与欧美发达国家平均80%左右的贡献率相比依然差距较大。
进入新时代，我们要依靠发展硬科技、聚焦硬科技，来切实提高我国技术要素的供给质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了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其中的科技含量。没有高质量的科技供给，就没有高质量的经济发展。硬科技作为现代产业链上的关键共性技术，是长期基础研究积累向产业应用转化的核心支撑，能够代表科技发展最先进的水平，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高质量科技供给的典型代表，能够为国家经济发展注入强大的新发展动能。发展硬科技是提高科技供给质量的核心要义，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支撑，能够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