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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经费投入是企业创新水平的必要条件（Shefer和Frenkel, 2005） [2] 。大量研究表明，R&D经费投入总量的增加会提高企业创新绩效（Stokey, 1995 [3] ；Griliches, 1995 [4] ；Hall, 1996 [5] ；Bayoumi等，1999 [6] ；Hall和Reenen, 2000 [7] ；刘顺忠和官建成，2002 [8] ；官建成和何颖，2005 [9] ；杨勇松和吴和成，2008 [10] ；方福前和张平，2009 [11] ）。例如Zhang等（2003） [12] 、程时雄和柳剑平（2014） [13] 通过分析中国工业企业行业数据发现，自主R&D经费投入是提升行业R&D产出效率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方式。Sher和Yang（2005）以台湾集成电路（IC）产业为实证对象发现高强度R&D经费投入是提升公司业绩的预兆，且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 [35] 。杨俊等（2007）使用1996—2004年的空间面板数据研究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途径以及由技术模仿到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力资本，结果表明外商投资和国内的R&D经费投入都对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36] 。最新研究如蒋殿春和王晓娆（2015）也证明了从总体上来看，R&D内部支出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14] 。
Branstetter和Nakamura（2003）进一步论证了R&D经费不足会降低国家创新能力，而高R&D经费投入则会带来大量创新产出，他们通过对比美国和日本1991—1999年的制造业R&D经费投入产出绩效发现：日本不足10%的R&D经费投入增长导致本国经济的长期低迷和1994年以来专利被引用数量的大幅下滑；而美国私人部门近50%增长的R&D经费投入带来100%专利产出以及250%专利技术应用投资项目的增长 [39] 。Hsu和Hsueh（2009）研究发现公司规模、行业和R&D经费预算的公众补贴率显著影响台湾当局资助的研发项目的技术效率。在控制了这些外部变量之后发现，技术效率在第三个阶段的均值提升显著，明显异于第一阶段。此外，政府政策制定者必须建立初创企业研发预算补贴的上限比率，以避免公共资金的无效率使用 [37] 。
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发现在一些情况下，R&D经费投入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甚至呈负相关。李燕萍等（2011）使用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3—2008年省级面板数据对科研投入产出效率进行了测算与比较研究，结果发现R&D经费投入对效率的影响不显著 [15] 。马琳（2014）则认为我国R&D经费投入的论文产出效率随着R&D投入的增加先上升后下降 [16] 。Ugur等（2016）使用英国37930家R&D活动较为活跃公司的1998—2012年数据也证明了这种倒U型关系的存在 [17] 。Han等（2017）以研发费用、研发人员和累积专利存量为投入变量，以专利申请数和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变量，使用DEA模型衡量了五大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研发费用的增加并未提高创新绩效，这可能是规模报酬递减效应造成的 [18] 。
综上所述，多数学者认为R&D经费投入总量的增加会促进企业创新（Zhang等，2003 [12] ；程时雄和柳剑平，2014 [13] ；Sher和Yang, 2005 [35] ；杨俊等，2007 [36] ；Hsu和Hsueh, 2009 [37] ），少数学者认为R&D经费投入的正向影响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成立（李燕萍等，2011 [15] ；王楚鸿和杨干生，2010 [21] ；马琳，2014 [16] ），这意味着单纯的增加R&D经费投入不是提高创新绩效的有效途径，R&D经费配置结构对科技产出的影响远超过R&D经费总量的影响，换句话说对创新绩效产生影响的并非R&D经费的总量问题而是其自身的结构配置问题（李燕萍等，2011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