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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人类在远古的氏族部落时代就存在偶然的物物交换，形成了最初的市场交换关系，随后一直到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商品生产与交换在世界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在一些地区，如古希腊时代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一些时代，如中国的宋朝等等，商品经济都相当繁荣；海陆丝绸之路，13~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说明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世界贸易就已经相当发达，世界市场初具雏形。市场竞争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弊病，因此批评甚至否定市场经济的声音，在漫长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不绝于耳。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批判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形成了最早的计划经济设想。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它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巨大历史进步意义，当然，它也必然为更高级的社会形态所替代。尽管马克思、恩格斯一向认为，在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人类应当如何构建未来的社会经济制度是需要由未来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自己去解决，而非他们所能预先设计规划，给出预定答案的。
但是也应当承认，关于未来的社会形态，他们基本上是接受或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设想，认为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将是一个生产资料社会占有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可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他们一再强调这一想法不应当束缚后人的手脚。
世界范围有关计划经济可行性的理论大论战大约是在人类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
在泰勒、迪金森、兰格及米塞斯和哈耶克之间展开的。兰格赞成实行计划经济，认为可以通过模拟市场，进行计划经济所需要的经济计算。米塞斯指出，在取消了市场价格的计划经济中，不可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计算，从而也就无法理性决策。哈耶克认为，知识可以分为缄默性知识与可编码可传递知识。在市场经济中，人们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主要依靠缄默性知识。然而，缄默性知识的特征是只能个人利用，不可加总使用。因此，计划经济在知识与信息的利用上处于明显劣势。米塞斯、哈耶克的这一洞见是对兰格所推崇的“计算机社会主义”的有力批评，时至今日仍未过时，仍具警醒世人的现实意义。遗憾的是，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似乎使这场大讨论得出的这些洞见被湮没了。
战后初期，不仅推崇国家干预的凯恩斯经济学成为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政策思想的主流，而且，研究和试行国民经济计划化也一度成为一些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学两界的时髦。英法等欧洲国家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程度不等的指导性计划，相关研究也纷纷展开。后来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罗对不可能性定理的研究，最初正是源于对计划经济能否在民主政治体制下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研究，试图为国民经济的统一计划奠定伦理基础。然而，严格的数学推导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证明了从社会成员的个人偏好出发，无法推导出一个相容的社会福利函数。它否定了在全社会范围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国民经济计划的可能，从而推动了对政府经济政策的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逐渐形成了以公共选择理论及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为主要内容的新政治经济学（又称经济政策理论）这一新的经济学分支学科。
如何正确地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临的重大体制选择。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加之曾被视为老大哥的苏联自1928年起就实行了计划经济，1949年之后，中国也选择了计划经济。
与市场经济是一个在前市场经济母体里逐渐生长起来的自然的历史的过程不同，计划经济以社会革命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为前提。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建立在生产力的高度发达、高度社会化的基础上。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使得对它除了社会占有之外别无其他占有方式能够胜任对这种性质的生产力的管理。显然，无论是1917年或1928年的苏俄或是1949年的中国，社会生产力都远未达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个水平。但是，计划经济仍然可以有其他实行理由，例如，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工业而实行强制的重工业化。苏联1917年十月之后在城市实行了大规模的生产资料国有化，1928年在农村推行了农业集体化。集体农庄主席是国家干部，集体农庄名曰集体经济，实际上是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准国有经济。全面的国有制经济和准国有制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运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及低工资等手段抑制消费增加积累集中全社会资源倾斜发展特定产业奠定了所有制基础。
在中国，为实行计划经济，也经历了类似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1949年之后，国家首先接管了官僚资本及外资控制的城市工商企业、主要金融机构，形成了最初的国有制经济。1952年开始“一五”计划，这是一个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国民经济计划。它要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经济积累率，并将积累资金全部转化为国家投资，倾斜投入国民经济计划所规定的项目中去。
这样的国家计划，显然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价格体系，由自由的市场交易实现。因此，为了实现“一五”计划，首先实行了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统购统销的实行，极大促进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并为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创造了前提。而农业集体化与城市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为全面实行计划经济创造了必要的所有制基础。人民公社化之后，公社干部是国家干部。生产大队、生产队的生产经营、产品销售及收入分配均由公社批准，实现了农业经济的国有化（国营农场）与准国有化（人民公社）。
当然不能认为随之而来的1958年的“大跃进”及三年严重困难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结果。但是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跃进”以及随后的三年困难是不可能出现的。
可是，由于实行了计划经济，加之长期“左”的错误，领导者主观意志论盛行，导致了长期的资源配置扭曲、经济结构经常失衡、大量的无效投资与无效劳动，经济实际增长缓慢，尤其是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增长更缓慢，形成了严重的短缺经济。各类生产建设物资长期紧缺，大部分基本消费品多年都只能实行低水平的配给制供应，广大城乡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从而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劳动积极性严重下降。经过“文化大革命”，整个国民经济已经濒临崩溃。
其实，在完成了农业集体化与城市私人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初步建立计划经济之后，计划经济的弊病就已经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国家及国民经济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以及彭德怀、张闻天等所察觉，并有所批评。陈云更提出了应当允许农民私养母猪及肉猪、留足农村自留地、利用价值规律定价、回收货币等政策建议。
但是，不能不承认，即使“大跃进”导致了严重的三年困难，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也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根源在于模仿苏联所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不符合中国国情，计划经济不可行，更多认为是由于头脑发热，主观主义错误，没有实事求是地实行计划经济。因此，在之后的经济调整时期，他们更多是通过组织阅读斯大林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来寻求答案。尽管毛泽东等对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不无批评，但却没能否定计划经济。
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中，市场经济通常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同义词。1978年之前，在中国，明确倡导市场经济在政治上被视为反动，绝不允许。但也有勇敢的学者大无畏地冲破思想牢笼，进行了在世界范围也堪称创新的理论研究。顾准先生运用马克思经济学的方法与基本范畴，深入分析考察单一公有制经济条件下是否必须存在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即使是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也必然逐渐产生商品交换和货币。企业存在最优规模，不可能将全社会生产都组织在一个企业之中，国民经济中必然存在着众多企业，为提高经济效益，企业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而导致个别劳动消耗与社会平均劳动消耗之间存在差异，产生个别劳动与社会平均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使价值规律必然发生作用。顾准虽然没有直接指出在单一公有制条件下也必须实行商品经济，也即市场经济，但是这一结论已经内含其中。
顾准的这一研究发现，即使是在世界范围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中，也是前无古人的。顾准是中国系统批判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倡导市场经济第一人。在国际范围内，也是最早批判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之一。受顾准思想的启发，孙冶方提出了“把计划与统计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这一著名观点
，它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视为“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经济学界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孙冶方为此付出了7年牢狱之灾的沉重代价。
脱离实际的乌托邦在计划者的想象中无论如何完美，不遗余力地推行它，在现实中它必然一再碰得头破血流。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这才发现，在我们奉行斗争哲学、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大抓阶级斗争的年代里，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原来和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还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越过中等收入阶段，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而我们却成为世界上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几个经济体之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了。
然而，最初的痛定思痛却不是对计划经济的反思和改革，相反，有关部门的最初想法是“把四人帮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也即回到“文化大革命”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去。决策层企图通过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甚至要求不仅农业学大寨，而且教育、卫生、司法、财贸等行业和部门都要学大寨来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
但是，这却遭到了基层群众的强烈抵制。或许是受计划经济之苦最深，或许是曾有过三年困难时期实行三自一包的成功经验，全国各地的农民在“四人帮”倒台、大抓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压略有松弛之际，纷纷抛弃了计划经济不遗余力坚持的农业学大寨道路，尝试各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不过是当时各地农村此落彼起的众多改革浪花中的一朵而已。
幸运的是他们先是得到了以万里为代表的安徽省各级相关领导的支持，后又得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领导集体的肯定，从而在数年内打破体制坚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席卷全国农村，一举摧毁了计划经济的农业农村基础，为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基础。
1979年在深圳等四地设立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是促使中国城市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重要触媒。也许，最初广东等地领导提出设立经济特区，中央有关领导批准在广东、福建设立经济特区，在两省实行特殊灵活政策，并不是否定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有意之笔，但是，在外部世界是市场经济大海的条件下，对外开放，必然向市场经济接轨；引进外资，就是请来了搞市场经济的老师。向市场经济开放使特区经济迅速腾飞，与1978年相比，1983年深圳工农业总产值增长11倍，财政收入比办特区前增长10倍多，外汇收入增长2倍，基本建设投资比新中国成立后30年的总和增长20倍。特区的对外开放搞市场经济与内地的计划经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984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为深圳等特区题词，充分肯定“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在《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谈话中更明确指出：“现在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怀疑都可以消除了。”设立经济特区成功地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向对外开放的市场化方向发展。
经济学家们为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供理论支持，进行了大胆探索。尽管“文化大革命”刚过，国门初开，思想资源有限，但是这一代学者的探索仍然得出了应当重视价值及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的丰硕成果，为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提出计划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等重要论断提供了理论支持。提出了价格双轨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促进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渐进过渡的可行政策措施。思想解放，理论更新，对改革开放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纵观中国改革的整个历程，可以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每一次重大的推进，都与我们对现代经济科学认识的深化有关。经济学在中国市场制度建设中起了重要作用”
。
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是渐进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与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提高人民收入水平的同时，悄悄地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上升，政府部门及企业部门的收入占比下降。国民储蓄从政府部门为主转为居民部门为主，标志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从计划经济型转向了市场经济型。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改变，奠定了1992年中共中央决定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型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使20世纪90年代初短暂的计划经济回潮难以为继，使1994年开始的国有企业改制、国有经济配置领域的战略性调整、国家财税体制的大调整成为势所必然。从20世纪80年代初启航的改革开放，虽然几经曲折，但仍势不可挡，到了世纪之交，已经初步形成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多元所有制结构，基本形成了商品市场、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所组成的市场体系及以货币与财政政策为主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体系，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奠定了体制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第一次启动了以扩大内需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标志着中国社会总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从计划经济时代的有效供给不足转向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
从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从地区市场到国内统一市场再到世界市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市场广度与深度的扩大总是不断地为市场经济优化资源配置创造新的空间。2001年中国加入WTO，这是世界对中国20年来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开放的高度肯定。加入WTO，给予中国在更大市场范围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及更大更多经济领域优化资源配置的机会。加入WTO之前，中国的人均GDP仅为1000美元左右，加入WTO之后，恰逢世界经济上行周期，2002—2007年，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速高达10%以上，到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越过5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之列，到201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9000美元，在世界185个国家中排名第72位。
市场经济必然对外开放、面向全世界，而计划经济注定只能在闭关锁国中运行。前者的资源优化配置空间是全世界，后者即使可以实现资源配置最优——理论与实践都证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只能是局部最优，局部最优永远劣于全域最优，更何况是局部且非优？因此，坚定地走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市场经济之路，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百年中国梦的唯一选择。
然而，从地区市场，到国内统一市场，再到世界市场，不仅是市场空间的扩大，优化资源配置领域的扩大，同时也是一个市场规则逐渐接轨、统一的过程。大山之中与世隔绝的村寨，可以按照祖辈留下的独特规则进行交易，走出大山，与外部世界往来，就必须实现交易规则接轨。体制接轨，机制兼容，是融入更大世界的必要前提。
规则的形成，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说文艺复兴至1870年之前，即使在欧洲，也主要是一个民族国家及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的过程，那么，1870—1914年则是第一次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然而，它不幸地被两次世界大战及期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了。战后相当长时期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对国内统一市场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时代，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然而，从国内统一市场向世界统一市场过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二次经济全球化，使经济运行越来越跨出民族国家的疆界，也使凯恩斯经济学逐渐失效。深入发展的经济全球化要求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运行机制日趋统一。经济运行机制的统一，当然离不开各国间的协调，但更为重要的是机制与机制之间的市场竞争与优胜劣汰。因此，对于走向世界、寻求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而言，今天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仍然与20世纪80年代之交的改革开放、世纪之交的加入WTO一样：我们将以何种思路和心态面对这个世界？是选择以开放的心态主动融入这个世界还是其他？这或许是抛弃了计划经济模式、选择了走市场经济之路的中国，在70年后的今天面临的最大问题。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