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70年来的经济增长：回顾与展望

赵　倩　沈坤荣

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见证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经济，开始探索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其间遭遇了重大挫折，也积累了宝贵经验，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正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都在发生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当前外部环境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内部环境最大的变化就是地方政府行为异化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逐渐积累，对稳定可持续发展构成重大制约。如何适应新环境、拓展新空间、厚植新动力，实现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的统一，是当下和未来中国需要直面的挑战。本文重点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经济总量增长与结构演进及其内外部环境演变，更好理解中国经济70年的发展历程，并为如何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经济70年的制度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制度变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77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实现了有挫折的发展；第二阶段（1978—2011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开始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1949—1977年：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实行计划经济体制

1949—1952年为经济恢复期，通过稳定物价、开展土地改革 、没收官僚资本、发展国营经济，用3年时间在战争废墟上重建中国经济。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的转变，标志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施“一五”计划（1953—1957年），进行“156项工程”等快速工业化建设，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为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奠定基础。由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与国情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限，经济建设一度出现以“大跃进”运动（1958—1960年）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高指标”“浮夸风”“瞎指挥”“共产风”盛行，导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造成三年经济困难（1959—1961年）。为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60年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比例，巩固国民经济发展成果，充实轻工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1965年八字方针基本实现，但1964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又造成了投资的浪费。在经济领域“纠左”期间，政治和思想领域的“左”倾错误却继续蔓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经济建设遭遇最严重的挫折和破坏 。1976年粉碎“四人帮”，为实现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创造了基本前提。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30年独立自主的经济建设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过严重挫折与失误，在这一发展阶段仍然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经济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在理论层面，1956年《论十大关系》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经济需要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的关系，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处理好重工业与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处理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处理好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这些理论在今天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国民经济建设层面，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首次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及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经济结构从农业为主向工业转变，初步形成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1] 。

（二）1978—2011年：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1978—1984年改革围绕农村生产组织制度展开 ，1978年开始中央逐步放松了对农业的控制，安徽省率先开始“包产到户”“分田单干”试点，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得到迅速推广，1980年初全国仅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1980年底这一数字达到20%，1984年底接近100% ^[2] 。尽管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大幅调高 ，农村生产组织制度变革仍然是1978—1984年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3] 。1984年人民公社被取消 ，人民公社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组织经营的工厂移交乡镇和村庄，成为乡镇企业，吸纳了农业过剩劳动人口。在所有制层面，1982年宪法明确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私营经济在个体经济基础上开始萌芽，沿海地区开始引进外资（包括外商直接投资）。

随着农村经济活力得到恢复，1985—1991年改革围绕城市承包制展开。在财政层面，推广“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地方政府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和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推动力量 ^[4-6] ，但也使得地区经济的局部利益不断被强化，形成“诸侯经济” ^[7] ；在所有制层面，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快速发展；在企业层面，先后推行承包责任制、企业股份制改造；在价格层面，开始“物价闯关”，但改革效果不达预期。经历了短暂的低谷后，“南方谈话”再次营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1992—1997年改革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展开。在财政层面，实行分税制改革，极大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诸侯经济”落幕，地方政府开始通过土地征用、开发、转让获取财政收入 ^[8-9] ；在所有制层面，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国家对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创造条件”；在价格层面，进行二次“物价闯关”并取得成功，1993年粮票停止使用。

1998—2011年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展开，在所有制层面，深化国企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企业所有制结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也出现了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等改革的“阵痛”；在金融层面，成立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和处置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在内需层面，配合城镇化发展进行住房制度改革，房地产业成为支柱产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打开新局面，中国企业充分运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更好地融入国际分工合作体系。

（三）2012年至今：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深化改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三去一降一补”为重点，即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去产能”，房地产业“去库存”，非金融类国企、金融机构“去杠杆”，企业“降成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制度创新“补短板”。优化空间布局以城市群建设为重点，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雄安新区规划、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等重大战略。金融改革以有序推进金融自由化为重点，基本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构建多层次银行体系，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初步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开通沪深港通、债券通等投资渠道，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财政体制改革以建立现代财政制度为重点，修订预算法，在全国推广营改增、个税改革，实行国税地税机构合并，制定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时间表，基本完成全国存量地方债置换，有序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政府职能转变以“放管服”改革为重点，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改革商事制度，削减职业资格，清理审批中介，实行减税降费，放开政府定价，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推行清单管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优化政府服务。乡村振兴以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为重点，明确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式确立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基本完成土地承包经营和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培育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国企改革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重点，形成“1+N”改革主体框架，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革，稳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推动央企战略重组，强化国有资产监督。

二、中国经济70年的总量增长与结构演进

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列全球第二，供给端从要素投入正在向创新驱动转变，需求端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正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52—1978年GDP翻了两番，人均产出增长82% ^[10] 。1978—2018年中国经济实现年均9.5%的增速 ，GDP占全球份额逐步扩大（见图1），于2010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预计在2030年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人均GDP占全球人均GDP比重从低谷期7.4%上升至2017年的82.1%。1978—201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汇率法年均贡献率为16.0%，仅次于美国的17.6%；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汇率法年均贡献率为30.3% ，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世界银行划分标准 ，1998年中国成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10年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按照官方动态统计口径，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30.7%降至2018年的1.7% ，减贫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

供给端从要素投入正在向创新驱动转变。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这一段时间里，初期资本存量水平较低、计划经济的资源动员能力较强，资本存量保持高速增长，但僵化的体制使得国家主导的投资效率低下，产品次品率高、大量原材料被浪费。由于新中国大力倡导男女平等，鼓励妇女参与工农业劳动生产，劳动力投入增长速度快于人口增速（见表1）。严格的户籍制度 和国营企业的终身雇佣制等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造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主要表现为TFP长期的负增长（见图2）；“文化大革命”、知青“上山下乡”使中国的教育事业出现停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见表1），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升以及TFP的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在短时间内普及了基础教育，通过“干中学”实现了技术进步 ^[11] ，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使得TFP在整体上出现快速增长（见图2）。随着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物质资本过度积累、与世界技术前沿的距离不断缩小，需要挖掘人才红利，加快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供给 ^[12] ，加快从模仿型技术进步向自主创新的转变。

需求端从依靠投资、出口拉动正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同拉动转变。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改革开放前，国家是投资的主体，通过限制消费、保持低工资实现资本积累。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充分发挥低成本优势，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2013年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见图3）。另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带动居民收入和家庭储蓄不断增加、消费能力迅速增强；高储蓄率降低了融资成本，促进企业进行有利可图的投资；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刺激了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与消费。从GDP支出法来看，1978—2018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及服务净出口的平均贡献率分别为58.5%、38.0%及3.5% 。目前中国城镇化率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还有超过20个百分点的差距（见图4），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新型城镇化带动的消费、投资需求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整体上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第一产业贡献了GDP的主要份额。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生产组织制度变革、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以及粮食收购价格提高均带来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一次性改善，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十分显著 ^[14] 。但是，中国的自然资源禀赋较低，且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明显慢于非农部门，因此农业劳动生产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逐步向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引外商投资，发挥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产业链 ^[15] ，通过“干中学”进行技术追赶，工业体系经历了从小到大的过程 ，正在向工业强国迈进。工业化带动了新兴服务业的发展，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35.7%，首次超过第一产业（见图5）；2015年第三产业GDP增长贡献率为53.0%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

三、中国经济70年的内外部环境演变

从外部环境来看，经过7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积贫积弱走向繁荣富强，与苏联、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大国崛起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从内部环境来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越来越大的金融约束和资源环境约束，需要从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去透视、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

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两次重大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1949—1957年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大量技术援助。1958年起中苏在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加深，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终止对中国工业的援助，致使很多投资项目半途而废，中国因此开始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工业化道路。中苏对立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建设遭遇了重大挫折，也取得了宝贵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给改革开放争取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中央相继推动中日、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此基础上中苏顺应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进行了多轮高层次对话、磋商，有效管控分歧、消除障碍，最终于1989年5月举行中苏最高级会晤，中苏关系自此实现正常化。

第二次是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竞争与合作并存。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美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中国的定位从更加强调合作向更加强调竞争转变。在民粹主义势力抬头、世界经济出现逆全球化倾向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和贸易保护主义，全面调整对华战略，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2018年起单方面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并有从贸易领域延伸至科技领域、金融领域的迹象，旨在多维度打压中国经济、遏制中国崛起。

从内部环境来看，当下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来自金融约束和资源环境约束，其背后是地方政府行为的异化。在中国，市场竞争主体不仅包括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业，还包括不同层级的政府；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正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和效率，在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正面作用 。但是，地方政府的过度竞争行为产生了巨大的发展成本：第一，不恰当的分权路径加剧了地区间的税收竞争 ^[16] ，地方政府的补贴政策扭曲了企业的投资行为，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业产能过剩 ^[17-18] ；第二，地方政府间不够协调的环境规制政策引起污染就近转移，由于污染物存在区域性流动特征，污染就近转移既不利于全局环境治理，也无法实现局部环境的改善 ^[19] ；第三，地方政府之间的非理性博弈以及财政支出对土地财政过度依赖均弱化了土地财政的正面效应，导致资产泡沫堆积、地方债务过快增长 ^[20] 。如果不加以限制和引导，就会损害经济效率、降低经济增长潜力，不利于稳定可持续发展。

四、以新的推进机制引领高质量发展

在诸多挑战面前，最重要的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既要顺应外部环境演变以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也要处理好活力与秩序的关系，有重点、有策略地解决中国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降低出现异常经济波动的可能性，更要全面深化改革、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快推进城市集群发展以及稳步推进乡村振兴，以此构筑发展新动力。

以妥善处理中美关系为重点适应外部环境。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要理性看待中美关系的变化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保持战略定力；充分认识到中美经贸摩擦的必然性、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预判、提前准备，保持高层之间的沟通、对话、谈判，敢于斗争，善于妥协，守住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底线；把握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充分利用国别差异为自己赢得宝贵的机遇期。从中长期来看，既要坚定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引领全球化发展；也要加快亚太自贸区、RCEP、中日韩自贸区等区域经济合作；更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断提升中国经济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发展新空间。

以寻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为重点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府活力是中国经济的压舱石，如何引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使其在创新发展、城市群建设、乡村振兴等方面继续发挥正面作用？第一，不简单以GDP论英雄，以进一步改进完善考核评价机制引导各级地方政府树立正确政绩观，加快从发展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规范、简化政绩考核方法，切实解决多头考核、重复考核、烦琐考核等问题，严控“一票否决”事项。第二，在制定相关宏观调控政策时，要充分考虑地区发展水平差异以及由此引致的地方政府行为异质性问题，充分考虑地方诉求，更加注重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不搞“一刀切”；保持宏观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进一步稳固市场信心。

构筑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第一，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开放。目前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要最广泛地凝聚改革共识，让好的改革举措真正落地，才能破除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弊端；敢于让政府“过紧日子”，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拓展更多空间；推广“互联网+政务”“最多跑一次”“不见面审批”，打造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内自由贸易区与自由港建设，充分发挥上海临港新片区与深圳先行示范区两大开放政策对总体全面开放新格局的示范引领作用。第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更加包容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推进“双一流”建设、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将人口红利转变为人才红利；顺应技术周期变化与时代发展潮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推动科技创新，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鼓励进行技术融合创新。第三，加快推进城市集群发展。建立、优化承担城市群协调职能的权威机构和具体职能部门，制定、落实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在共同市场、共同治理、共同发展等领域形成合力，稳步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控等重点举措；加快在产业政策制定等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差异化、多层次、专业分工的产业体系；逐步放开落户限制，促进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在城市群内部实现有序自由流动；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作用，对标国际先进水平，进一步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打造世界级创新高地。第四，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在制定村庄规划方案时要充分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乡村之间的异质性，因村施策、分类施策、一村一策，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并推动规划顺利落地；要顺应人口结构变化和乡村发展趋势，循序渐进地搬迁撤并一批空心村、凋敝衰退村庄，因地制宜进行安置；以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为重点，有序推进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切实保护农民权益；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为核心、以扩大财产性收入为保障，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赵德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2] 蔡昉．中国农村改革三十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8（6）：99-110，207.

[3] LIN JY.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2, 82(1):34-51.

[4] QIAN Y, ROLAND G.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8, 88(5):1143-1162.

[5]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J]．经济研究，1998（1）：5-12.

[6]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J]．经济研究，2000（3）：24-31，80.

[7] 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J]．经济研究，1990（3）：12-19.

[8]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6（6）：100-115，205.

[9]周飞舟．生财有道：土地开发和转让中的政府和农民[J]．社会学研究，2007（1）：49-82，243.

[10] [英]安格斯·麦迪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11]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干中学、低成本竞争和增长路径转变[J]．经济研究，2006（4）：4-14.

[12]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突破经济增长减速的新要素供给理论、体制与政策选择[J]．经济研究，2015，50（11）：4-19.

[13] FEENSTRA R C, INKLAAR R, Timmer M. The Next Generation of the Penn World Tabl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0):3150-3182.

[14] YOUNG A. Gold into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1(6):1220-1261.

[15] 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6] 沈坤荣，付文林．税收竞争、地区博弈及其增长绩效[J]．经济研究，2006（6）：16-26.

[17] 江飞涛，耿强，吕大国，等．地区竞争、体制扭曲与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J]．中国工业经济，2012（6）：44-56.

[18]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19] 沈坤荣，金刚，方娴．环境规制引起了污染就近转移吗？[J]．经济研究，2017（5）：44-59.

[20] 沈坤荣，赵倩．土地功能异化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J]．经济学家，2019（5）：94-103.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经济学院） 427Rk9t1aqAO0Cv94vv6dIm2MtX99uFwdVCj7OsblCBCuvFVYg3S4kKXwgflHC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