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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积贫积弱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经济总量位于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回顾70年新中国发展的伟大历程，总结经济发展中的成功经验和走过的弯路，深入探讨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有助于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目标。当今世界正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发展分化，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面临着深刻调整，各国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备受瞩目，以开放促改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其成功秘诀在于市场化的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通过主动融入世界市场为公司治理、政府治理引入外部监督，从而提高治理效率，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如何汲取中国在经济增长、国家治理方面的经验教训；如何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深化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为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探索新模式，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中国解决方案、增添新的正能量，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共同繁荣，是未来几年宏观经济需要重视和破解的难题，是中国经济学者应该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基于上述宏观经济发展背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经济研究》杂志社、《经济学动态》杂志社、香港经济导报社、中欧金融与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增长与周期高峰论坛（2019）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发布会于6月29—30日在北京举行，来自国内外各高校、研究机构的100余位专家学者、10多家媒体以及近80多位中外学生代表参加了本届论坛。大会致辞并发言的学者包括（按发言顺序）：全国人大常委委员、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名誉院长郝如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王传生教授，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陈寅先生，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美国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终身教授田国强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曙光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沈坤荣教授，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研究中心主任许宪春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平研究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郎丽华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杨春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晓晶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经管学院沈越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李建伟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学术期刊社社长杨瑞龙教授，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陈昆亭首席教授，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建强研究员，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陈乐一教授，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李婧教授等。
与会专家围绕“中国70年发展历程与大国发展模式”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对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及原因、现代化国家治理思路以及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政策选择等问题做了深入讨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回顾70年的发展历程，工业化是理解中国经济建设的钥匙。黄群慧认为，总结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历史成就非常有必要。工业化强国是中国梦的一个经济组成部分。大国如果不走工业化道路很难实现经济现代化，进而实现整个现代化。新中国70年工业化的历史性成就可以概括为：工业化水平实现了从工业化初期到工业化后期的一个历史性飞跃；基本的经济国情实现了从落后的农业国向世界工业大国的历史性转变。这两大转变表明了，我们已经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征程上迈出了一个决定性的步伐。
张平以改革开放为分水岭分析中国的工业化，他指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从无到有，且整个工业化进程从速度上看相对较高。尽管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面临了一些问题，经济波动较为剧烈，但为今后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改革开放后则充分吸收了前面的教训，工业化再一次从停滞走向发展，经济实现了高速、稳定的增长。并且，改革、开放与宏观稳定在1994年这个关键历史点上“三位一体”的高度结合推进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黄群慧也认为，虽然改革开放前30年的工业化进程中经济政策波动很大，但总体来说，工业建设是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一是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二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实施了两种不同工业化战略，中国内地重工业优先、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轻工业优先；三是先实施计划经济，之后走向市场经济，现在又回过来重新在经济结构上进行调整。从总体工业化水平指数看，2011年后进入工业化后期，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到2035年前后中国将全面实现工业化，进入工业化国家行列，成为一个真正意义的工业化国家。我们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同时，在联合国的产业目录里中国是唯一能够全覆盖的国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完成，正如黄群慧教授所强调的，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后工业化的前提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后期则是仍在工业化进程中。
除了工业化分析，也有学者通过实证方法研究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问题。陈乐一借鉴Hamilton（1989）的方法，采用H-P滤波法处理了1953—2018年实际GDP增长数据，并将GDP增长数据的周期成分进行马尔科夫方法研究。其研究结果表明，整体上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的扩张性持续增强，经济波动幅度逐渐减小，经济的稳定性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增长主要处于扩张状态，周期波动较小，扩张持续时间长。同时，他发现中国经济增长收缩阶段相对较短，平均持续1.45年，且有69%的概率在下一期实现“跳跃式”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长扩张阶段相对较长，平均持续4.44年，且有75%的概率在下一期维持扩张状态，中国经济正以良好和稳定的状态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创造了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40年的改革开放，无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正如张平所指出的，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忽略人民分享的模式或无视个人利益激励的方式，无法实现真正的可持续发展，这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根本动因。实施改革开放后，建立了宏观经济发展和人民利益之间的激励相容机制，使人民分享到增长的利益，这是中国取得成功的关键。
陈昆亭构建了基于有限需求和市场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来探究经济增长因素。他从具体商品需求和消费者效用的角度，提出具体商品的需求绝对有限的假设，并区分了不同收入群体的需求状况。他认为，需求是增长的动力，当需求饱和时经济增长会面临停滞，此时需要产品的创新；而纵向的技术进步会使得财富过度集聚，不利于形成有效需求，不利于经济增长；横向的技术进步会促进社会需求增加，有利于经济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提高平均商品饱和器，从而增加创新驱动增长的持续性。陈乐一的实证研究也指出消费和供给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有重要影响，强调在扩大总需求的同时重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如我们所观察，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条件日益丰富，人民的需求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改革机制，激发国内外市场的需求活力，另一方面积极结合自主创新和引进新技术，成为举世闻名的“制造大国”，并向“制造强国”转变。同时，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调节市场供需，拉动经济的增长。
过去70年的发展历程，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田国强教授认为在对比改革开放的异同时，需要采取科学本质的控制实验的办法，既要弄清哪些是不变因素，又要弄清哪些是变化因素，从而找到决定发展绩效差异的关键因素。因此，除了改革开放这一发挥巨大作用的变化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变因素，那就是在党对经济工作的坚强领导背景下政府的宏观调控。
陈乐一教授将二者结合起来分析考察，指出制度变革对经济波动会产生较大影响。其中，对外开放度在收缩期和长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非国有水平在扩张期和短期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大。同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缓解经济波动，其中货币供应量在收缩期的影响更为明显。换言之，改革开放和宏观调控的意义不仅是拉动经济增长，还起到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作用。其实证分析也指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扩张周期从6.25年增加到8年，经济收缩周期从3年减少到2年。陈乐一教授还指出供给需求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认为在要素供给层面，劳动力供给的影响要大于资本存量的影响；在需求层面，消费需求对经济波动影响最大，其次为投资，进出口影响最小。
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以后，中国经济表现稳中有进、略有下滑的趋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传递着良好的信号。李婧认为，尽管2005年人民币进入升值通道，但中国的贸易顺差已然扩大，这反映出中国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一个重要信号。
黄群慧表示，虽然我国已经从以前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但还不是真正的工业强国，因为工业大国或者世界性工业大国只是从量的角度来判定。工业经济的大而不强是我国经济结构性的最大问题，并存在着区域间的巨大差异。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结构性问题的调整也将会是推动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一大动力。同样地，李建伟也认为，尽管基于模拟预测，未来经济潜在增长率基本是不断下降的，但是到2025年仍能保持平均在6.2%左右的增速。保持该增速的经济增长与投资加速数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等结构性因素密切相关。而从出口看，依照各国出口的发展规律，未来我国出口将从过去的高速增长状态转向低速增长状态，出口对实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进一步下降，国内消费需求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动力，中国的家电与电子产业的持续升级发展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坚实的需求支撑，但目前多数产品消费进入饱和状态。工业化后期居民消费重点从商品消费转向服务消费，近年来服务消费正在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缩小收入差距能够大幅度扩大服务消费需求规模、提高服务消费增速，也是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除了中国内地的经济发展，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陈寅认为，中国香港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展机遇叠加期。第一，“一带一路”建设香港处于枢纽位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由大写意向工笔画阶段不断推进，沿线国家和地区对资金融通、专业服务、市场开发、航运物流等诸多方面的需求日趋旺盛，这些领域正是香港的优势所在。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香港是四大中心城市之首。在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战略的推进过程中，香港将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也将是巨大的得益者。尽管粤港澳大湾区人均GDP只有两万多美元，但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后发优势，发展速度最快，潜力大、势头猛、后劲足。第三，香港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桥头堡。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完全得益于人民币跨境使用业务的快速成长。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因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纵深推进而变得更加稳固和牢靠。
面对结构性减速的经济增长态势，张平认为我国需要的是一整套制度性变革、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改革，与此改革相匹配的是宏观政策的一系列调整，以及一套基于大国的规则性跟国际接轨的开放体制。张平研究员还提出了高质量转型的三个根本特征：一是基于开放的工业化如何转向“大国模型”；二是以增值税为基准的税收，如何转向对于城市化而言最重要的所得税；三是以干预保护为主的产业政策如何转向放松管制、提高竞争中性的政策。
尽管古代国人没有明确的国家观念，杨春学教授通过比较“家族国家观”“文明国家观”，指出“有为政府”这一思想根源来自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基因就是强政府的文化历史基因。在家族国家观中，国家与朝廷之间的界限不分明。家族就是皇族，皇帝作为“天子”代表国家的“天意”。在文明国家观中，中华文明把国家（政府）视为所有社会群体的自然、永恒的属性。它的思想基础是整体主义。在这种整体主义观中，国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现实，一个“集体存在者”，被认为是在追求客观上可确定的、高于个人偏好且与某个人的特定偏好没有必然联系的公共利益，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善”。
在此基础上，张晓晶研究员则指出，国家规模于国家治理和经济增长而言，已从原来因变量一方变为自变量一方。国家规模过大会产生“委托—代理”和区域平衡问题，由此进一步导致区域的差异性治理与市场的统一性配置目标间存在深刻的现实矛盾。他进一步主张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认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要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同时要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国家治理核心在于“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在提高国家韧性方面，他强调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表示需要政府更好的监管和监控，但并不代表政府需要承担所有责任，政府核心思路在于提高社会风险抵御能力。
在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过程中，市场改革和社会培育需要双管齐下。现代化治理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共治”。
杨春学教授基于对中国古代国家观的研究指出，与传统国家治理思路相匹配的两个“恶习”——以德替法和对权利没有根本性有效制衡阻碍了良好制度的建设。前者实际上是掩盖问题的一种说辞，它会把与道德无涉的社会经济问题道德化，而后者则会产生历史周期律问题。
张晓晶研究员表示，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博弈中，政府一直处于强势地位。经济学家更多关注了政府与市场，忽略了社会。而自组织力量强大的社会其实更容易起到监督政府、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有利于改善政府治理。因此，强能社会（即社会力量强）更容易产生优良政府，从而获得绩效更好的政府治理。社会需要强大的公民参与网络与社会组织能充分调动相关社会资源，通过共同行动增强社会系统对风险的反应、处置和协调能力，以维持社会系统结构均衡和秩序稳定，进而提高大国韧性。
沈坤荣从政府行为的演变以及增长动力转换的视角来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增长。他指出从新中国成立至今70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历经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一个阶段，政府行为演变与增长动力转换互为耦合，深刻地影响宏观经济的增长与波动。新中国成立后30年，政府行为表现为中央政府主导资源配置；改革开放至今，地方政府竞争成为政府行为的主要形式。他认为地方政府行为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决定了中国经济要走大国发展道路，大国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分权，即中央政府负责政策的顶层设计，由地方政府具体负责政策的执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的高速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地方政府行为驱动的，离开地方政府行为的视角，便无法透视中国经济增长的基本逻辑。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地方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为市场互补功能，总体而言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比如，地方政府为吸引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展开税收竞争，虽然短期内牺牲了税率，但是长期却扩大了税基，带来了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财政收入的长期高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逐步迈向追求高质量发展的新常态，地方政府行为引起的区域竞争却愈演愈烈，合理的约束机制被不断突破，市场功能很大程度上被地方政府所取代，在一些关键领域，地方政府总是游走在管控的边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似乎已经盖过正面效应。
基于以上现实，他认为有三个领域值得重视，一是跨区域的环境治理地方政府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愈发突出。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间发展阶段的差异性，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协作愈发困难，由于不同地区无法在环境治理上达成联防联控的共识，激烈的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了污染的空间转移，不仅降低了污染治理的效率，更是影响了整体经济质量的提升，因而，跨区域污染治理尤为必要。二是跨区域的金融资源扩张与地方政府对金融资源的争夺逐渐演变为隐性债务扩大的竞争，由于我国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尚不够完善，这给予地方政府无序竞争隐性债务提供了空间，金融的扩张与争夺使得地方政府债务高企，一些违规的债务即使通过中央调控也难以彻底清除。三是跨区域的土地出让金竞争与同一逻辑的“人才争夺战”，地方政府围绕土地出让展开的竞争，推高了房价，降低了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近来，各地开展“人才争夺战”，这看上去是为城市的创新积累人力资本，实际上背后仍然是土地出让竞争的逻辑。因此，在不完善的市场与强有力的政府这一大背景下，如何矫正地方政府异样的博弈，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否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不仅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还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而言，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科学统筹国家治理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必须重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存在诸多优势，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规则，又要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而这就要求政府职能的恰当发挥。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发挥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张晓晶认为，就现阶段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应该有一个优先序。未来的改革要以市场经济为基本原则和基本信仰，并以此来约束、规范、调整政府的行为；而不是以政府主导为信仰和遵循，让市场经济来协调和配合。一个国家的繁荣需要国家能力、法治政府与责任政府的三者配合，缺一不可。
张晓晶同时指出，把“社会”找回来。因为强能社会（即社会力量强）更容易产生优良政府，从而获得绩效更好的政府治理。因为自组织力量强大的社会更容易起到监督政府、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有利于改善政府治理。相反，一个弱能社会更容易造成政府的恣意行为、权力的任性和失控，最终导致政府治理或陷于低效或陷于衰败的境地。增强社会能动力有利于提高社会的风险抵御能力、恢复重建能力和调整适应能力，提高大国韧性。
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关键。根据创新策动主体在创新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将近现代经济中的创新分为三种理念模式：个人引领的创新模式、企业策动的创新模式和具有在原有架构下对技术和组织完善深化优势的国家主导的创新模式。在这一框架下，沈越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模式分为3个阶段：在初期，是以学习模仿适用技术为主阶段，因学习比创新成本更低，以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创新体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样可缩短赶超时间。在现期，是学习+再创新模式，现在仅依靠外来技术和经验已不能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原始创新变得越来越重要。同时学习也不再是单纯模仿，而是在学习外来技术、管理、制度基础上再创新。目前除个别领域外，这种学习再创新模式已成为现今中国创新的主要形式。这一阶段，国家创新模式须进行调整，需要不断提升企业和个人在创新体系中的地位。在未来是以前沿创新引领的创新模式，由于中国可借鉴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小，前沿创新愈加重要。在中国主要依靠某个主体（个人、企业、政府）推动创新不能满足大国模式的要求，尤其需要改革现行由政府主导的创新模式，这需要重新安排个人、企业和政府三者在现行创新体系中关系：提升个人和企业在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逐步降低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主导的创新主要在三个领域：基础研究领域，尤其是基础科学领域；涉及国家安全的非市场化领域；技术与市场前景明朗领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政府主导作用，强调的是政府的兜底职责，在这些领域中并不排除个人和企业来主导，在其他领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深化改革，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制度安排和文化环境，以激励企业和个人的创新。
张平也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质量转型就是从比较优势到要素质量升级，除了传统要素的升级，还要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信息、网络等新要素的供给，这些可以使得生产函数提升一个新的档次。而新要素加入的关键是如何激励创新，尽管政府干预有它的历史贡献，但是到创新的阶段，面对新要素的提升需求，这些就变成了桎梏。他认为这种创新不可能靠国家干预产生，而是要靠一套制度安排激励企业家创新，由此，整个创新问题才能从所谓的国家干预的宏观问题变成基于企业的微观分布式创新问题，然后进行内生性增长。此外，通过金融的跨期匹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创新效率补偿的不确定性。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流通和生产的一体化更加广泛，新的经济模式不断涌现，平台经济在互联网时代成为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许宪春教授以福建莆田为例，分析了平台经济的模式、特征和作用。
他指出平台经济是以网络信息技术为基础，整合各方资源，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多方位立体式服务，为参与双方或多方实现价值创造，提升市场总体收益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莆田的平台经济模式，一是以众鞋联为代表的上下游纵向联动模式；二是以智慧U站为代表的小企业横向组合模式；三是以物泊物流为代表的物流创新模式。在发展过程中平台经济呈现出了政府引导支持、国企民企融合发展、依托实体产业、轻资产运营与网络外部性快速积累规模优势以及跨界整合等特征。其积极作用在于：一是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企业效率；二是可以发挥信息优势和规模效应，降低客户的采购价格；三是可以实现供应链协同作业，提升供应链运行效率；四是可以通过供应链金融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五是可以依托平台汇聚流量，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六是可以降低进入门槛，创造大量就业。但是平台经济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了人才供给不足、资金短缺、数据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相应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要推动适应新经济时代的教育变革；另一方面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同时要加快数字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打破信息孤岛，构建政府大数据平台。
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旧动能转换之际，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离不开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因此，在未来的经济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包容并监管新经济模式的发展，使其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又一大动力。
若实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以国有企业为中心的改革。张曙光提出企业改革的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使用权中心的企业理论。他认为，为了直观形象和便于理解，比照君权来讨论。在本质上，君权和所有权等价，前者的对象范围是政治领域，后者关注的是经济生活。如果说国君有实君、半实君和虚君，那么，所有权也有实权、半实权和虚权。如果说所有和所用合一的古典企业是实君实权，那么，以委托代理关系为中心的现代公司制企业则是半实君半实权，因为代理人的权限是所有者授予的和所有权派生的，其控制权或使用权的独立性是有限的。新制度经济学仍然是以实君实权和半实君半实权为中心展开的。如果说租佃制，特别是永佃制近似于虚君虚权，那么，立足于使用权中心的现代企业和网络组织才是真正的虚君虚权。
他认为，使用权中心论改变了企业和企业理论的性质。过去的所有权中心论，科斯和张五常等把企业看作交易主体，把企业活动的中心看作“获取市场价格信息的成本”，这样，企业就变成了一个交易中心，处理的是同质性的问题。而从使用权出发，企业就不是一个交易主体，而是一个动能的使用主体和创新主体，企业活动的中心是所用资源的性能、结构及其匹配，在结构上对应的是拓扑结构，处理的是异质性的问题。
同时，企业内部结构和组织流程发生了变化。以前董事会的权力来自所有权，现在来自使用权。以前董事和董事长由所有者选聘，具有自上而下委派的性质，所有者扮演了伯乐的角色；现在由使用者在使用者中选举，使用者既有选举权，又有被选举权，具有了自下而上推举的性质，这在企业经营和发展中真正注入了民主的因素，实现了劳资共和与权利平等。
另外，追求利润的主体和利润的享用发生了变化。在所有权中心论下，利润被看作资本产物，按照资本投入的比例分配利润和承担亏损，全员持股是全体员工既是所有者，又是使用者，股票期权制度是资本所有者拿出一部分利润用来激励管理层的一种安排。这种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为了保证股东的权益。在使用权中心论的条件下，利润不能再简单地看作是资本的产物，而主要是经营者能动和创造的结果，其分配制度的设计也不能以所有者的权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而要从使用者的分享和激励出发，还要考虑对社会的服务。
杨瑞龙也表示，由于市场存在很多禁入原则，民营企业现在很难在一个平台上和国有企业进行竞争。为解决民营企业当前遇到的“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等诸多困难，极其重要的思路方向就是如何通过开放市场，给民营企业增加更多的投资机会，而“国企混改”就是一个重要机会。使国有企业的融资和市场支配优势与民营企业的灵活经营机制优势相互补充，既能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又为民营企业投资提振信心。然而，目前国企混改主要实现了“混”，而没达到“改”的目的，民营企业参与投资的机会仍然有限。他进一步对国企混改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将民营资本的参与程度作为考量国企混改的参照标准；二是参照国际通行做法，用产业分类确定国有企业的“公益”或“商业”属性，从而把哪些企业能够纳入混改的决定权由“谁出资谁分类”转变为一个客观标准。
面对当前形势，杨瑞龙认为目前着力要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取消所有制歧视，让民营经济吃上“定心丸”，稳定预期。在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我们还需进一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处理好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关系，再来一次解放思想，真正打消民营企业家的顾虑，提振民企的投资信心。特别是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的税费负担，让已经出台的鼓励政策能真正“落地”，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二是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重塑改革动力机制，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建立新型的政商关系（亲、新），重塑改革的动力机制，特别是激发地方政府官员与国企领导人的改革勇气与胆识，完善“混改”的制度安排，营造一个以改革为荣、不改革为耻、让改革者有好报的宏观环境。三是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向外资开放，首先对内资特别是民营资本开放。四是处于垄断性领域的国企混改，应鼓励民营资本突破进入壁垒；处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混改，应让民营资本染指“控制权”。五是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稳定预期，弘扬企业家精神，安全是基本保障。
工业化及其所带动的产业发展和城市化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方面，因此，工业化和城市化往往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基于经济社会发展现实，我国提出了新型城镇化战略，城镇化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彭建强认为，城乡建设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中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能保持经济增长，其一大动力是新型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然而，当前对未来城乡体系演变把握的不合理性，导致了城乡建设出现两难困境。在城镇建设层面，一方面城镇建设无法满足城镇人口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又出现大量市政项目的重复建设；在乡村建设方面，一方面乡村发展不足、人口流出，出现空心化，另一方面又出现农村重复建设问题。他认为以往城乡建设没能很好地把握城镇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忽略了提高农村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导致城镇化的转移不彻底且质量不高。
因此，要倡导新型城镇化，也就是既要城镇化，又要乡村振兴，从而实现双轮驱动，而新型城镇化的关键在于城乡融合。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城市流向农村的要素促进农村三大产业的发展和新兴社区的建设，另一方面要继续推行城镇化实现市民化。同时，对不同类别的村庄应该采取不同的方式。其中，集聚提升类村庄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城乡融合类村庄要有动态规划，特色村庄要注意保护特色和改善物质条件，搬迁并类村庄要注意人口安置问题。
因此，高质量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协调当前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还可以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动力。
中国70年的经济发展历程本身就包含着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曲折历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实现了自身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还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当代中国一定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的“定盘星”和“压舱石”，也是国际体系变革的“发动机”。但是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需要我们重新思考，并且审慎安排对外贸易策略，实现转型。
李婧重点分析了当前贸易摩擦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汇率转换问题。通过历史分析，她指出过去中国汇率制度的转换以服务对外贸易为主要目的，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在多种汇率制度上进行尝试，并具有相机性。但是，由于对外贸易的增长，收入效应的影响大于价格效应，且国际的贸易竞争从价格竞争向技术竞争转换，汇率调整这种短期措施在解决贸易摩擦问题上存在局限性。因此，汇率水平是不能被操纵的，未来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设置，中国应该更多关注资本和金融账户以及货币自主权，遵循经济逻辑而非被动地服从政治逻辑，遵循中国整体经济而非追随“华盛顿共识”，遵循科学逻辑而非进行简单的相机选择。
田国强教授针对当前的贸易，指出中美关系在信任和利益方面都严重受损，已不仅限于贸易领域，有开始向技术、制度、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转移的迹象，很可能会长期化，不容忽视。并且，中美关系全面恶化的后果非常严重，对中美双方都不利、对世界也不利，美国的产业转移，以及加强对中国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封锁，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动力有所下降。中国作为中美竞争中较弱的一方，需要低姿态，尽可能韬光养晦，但并不意味着一味退让，应寻求与能力相一致的对外战略目标，不能模糊化和无限化，引起国外的担忧、疑虑甚至恐惧。
他进一步指出，面对中美关系冲突性和对抗性的增强趋势，应以“基准四最”进行应对，分别是：保持战略定力和冷静最为重要，互信互利最为基础，做好自己的事最为根本，加大改革开放力度以此发展壮大自己最为关键。他认为短期政策只能治标，关键还是要通过扩大开放倒逼改革深化，具体措施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加快推进中欧、中日韩、中韩、中日、中英等主要多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升级，同时要避免将对抗扩散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典型特征的冷战中去，否则会引起像美国与苏联那样更加激烈的冲突，西方国家可能会重新站队；二是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形成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格局；三是中国应该以中美经济贸易摩擦为牵引，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助推中国实现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
面对当前的对外形势，龚刚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三步走”战略，即人民币周边化、人民币区域化、人民币国际化。他认为，目前人民币周边化已经基本实现，因此建议针对人民币区域化目标国家，转变传统的对外开放模式，转向以人民币主动扩大进口；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将那些不符合中国现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并将其生产的产品返销中国。
以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并将其生产的产品返销中国，不仅会推动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同时也为中国用人民币进口提供便利。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的资源（如劳动力等）已不再大量剩余，从而也不再廉价。因而，中国对外开放模式（如对外货币和对外贸易等）需要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是中国经济本身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应对美国压力的需要。然而，传统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模式将严重阻碍人民币国际化。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推动贸易转型，即针对发达国家主动扩大进口，不追求贸易顺差；针对发展中国家，追求以人民币进口。新时代下贸易转型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也更有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经济实验研究院城市生活质量研究中心2019年继续对35个城市生活质量进行跟踪调查，得出城市生活质量的满意度指数。
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是通过对35个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主观感受进行网络调查得到的。本次调查产生有效随机样本8824个。根据调查所获得的数据，通过统计分析得出描述城市生活质量的4个满意度分指数，即消费者信心、教育质量、健康水平、医疗服务，分别反映了城市生活质量的某一特定方面。其中，消费者信心指数是采用密歇根消费者信心指数计算方法获得，答案赋值为0~200，在国际上具有可比性。
调查显示，2019年，全国35个城市消费者信心指数加权平均值为138.39，35个城市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全部超过100。排名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南宁（145.35）、重庆（143.36）、南昌（143.03）、济南（142.10）、青岛（142.01）、贵阳（141.87）、长春（141.44）、郑州（141.27）、乌鲁木齐（140.83）、南京（140.40）。其中，东部地区城市3个，中部地区城市3个，西部地区城市4个。排名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呼和浩特（137.50）、福州（137.08）、上海（136.78）、天津（136.64）、沈阳（135.39）、银川（135.34）、北京（135.09）、广州（134.03）、石家庄（130.35）、成都（129.63）。
全国35个城市居民教育质量满意度指数为67.04，答案赋值为0~100，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厦门（73.02）、青岛（70.99）、海口（70.75）、长沙（70.08）、贵阳（69.94）、银川（69.17）、深圳（69.00）、杭州（68.83）、郑州（68.80）、宁波（68.76）；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西安（65.76）、武汉（65.74）、福州（65.55）、广州（65.30）、天津（65.17）、哈尔滨（63.49）、石家庄（63.45）、上海（62.84）、成都（61.86）、沈阳（61.70）。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健康满意度指数为56.99，介于好（50）和很好（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郑州（61.50）、太原（61.04）、深圳（60.82）、北京（60.80）、杭州（60.41）、哈尔滨（59.99）、济南（59.95）、厦门（59.27）、贵阳（59.01）、呼和浩特（58.98）；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天津（55.81）、银川（55.64）、大连（55.62）、兰州（54.98）、上海（54.33）、长沙（53.71）、广州（53.32）、石家庄（52.72）、乌鲁木齐（52.01）、西宁（50.94）。
全国35个城市居民医疗服务满意度指数为62.80，介于一般（50）和满意（75）之间。排在前10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66.79）、南京（66.31）、杭州（65.92）、南昌（65.54）、宁波（65.27）、合肥（65.12）、西安（65.03）、济南（64.94）、郑州（64.94）、沈阳（64.70）；排在后10位的城市分别是：武汉（61.87）、西宁（61.62）、深圳（61.55）、银川（61.40）、太原（60.53）、昆明（60.28）、大连（60.16）、福州（60.08）、哈尔滨（60.00）、长春（59.16）。
根据35个城市居民生活质量调查结果，总体而言，在我国经济高质量转型背景下，消费者信心增强，但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依然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