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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持续性的下行，如何解读经济下行的原因以及是否有必要重新启动新的经济刺激计划来维持高速增长，学界争论颇大。讨论中大家逐渐取得共识，那就是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要素已经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衰变，我国经济将告别高速增长时期，中长期的宏观经济将呈现“L”型走势。如何界定这一特定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第一次提及经济“新常态”，他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一时期的经济下行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所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引发，经济速度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政策重心是实现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与创新驱动。适应这样的经济新常态，党的十九大做出了明确的判断，那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学术界定义很多，莫衷一是。翻阅主流经济学文献，发现并无高质量发展这一概念。传统上我们通常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GNP）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来衡量一国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大量的事实表明经济增长可能并不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例如，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经济结构越来越扭曲，环境变得越来越差等。因此，发展经济学家赫里克认为，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化”
。吉利斯等更是明确认为经济发展应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人均GNP水平的提高；二是经济结构的变化，如工业在国内总产值中的比重上升（以及农业比重的降低）和城市人口所占百分比的上升；三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自己动手加入这个经济发展过程，成为使经济结构发生上述重大变化的主要参与者。”
经济增长有可能付出环境的代价，但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并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后来提出了绿色GDP或者绿色发展，也就是在GDP基础上减去创造GDP所消耗的资源价值，再减去所造成污染的治理成本。绿色发展只考虑了增长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但诸多社会公正等因素并没有在GDP中得到反映，于是可持续发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可持续发展除了强调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外，还关注类似和谐社会、分配公平、社会保障、教育平等、司法公正、消除腐败等有关社会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因素。
高质量发展自然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有关，但具有独立的内涵。目前理论界在高质量发展讨论上非常热烈，论文与专题论坛非常多，但由于在界定高质量发展的内涵上缺乏共识，沉淀下来的理论成果却并不多。一是把高质量发展当作一个“筐”，把各种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都往里装，导致无法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在经济学意义上清晰地讨论问题，对经济范畴进行明确的界定是必须的，如果把影响发展的经济、社会、环境、政治甚至国际等因素都纳入高质量发展的范畴中，那么我们不仅无法区分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发展、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范畴的区别，而且我们也无法构建一个特定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二是把高质量发展与增长速度完全对立起来。盲目追求高速度，特别是一味地通过要素投入并以牺牲环境、结构特别是社会公正为代价的高速度与高质量发展是格格不入的，但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要实现高质量发展也是非常困难的。在保证效率基础上的财富增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物质基础，因此高质量发展并非排除必要的增长速度。三是把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原因归结为资源、环境、社会等因素，而这些领域通常会发生市场失灵，从而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任就只能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于是，高质量发展与市场机制起决定性作用就发生了不相容性。
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涵就是通过提升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来实现有效率的增长。度量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指标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济增长水平。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有发展，发展的物质基础就是经济增长，通常用人均GDP或者人均GNP表示一个经济体的财富增长水平。高质量发展并非意味着经济增速越高越好，也并非是越低越好，而是越靠近潜在增长速度越好。用要素投入盲目追求高速度必定会降低发展质量，但是远低于潜在增速的低速度甚至负增长就缺乏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财富基础。另一个就是经济增长效率，也就是资源配置效率。一般来说，经济的活力与创新力越强，资源配置效率就越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越高。因此，高质量发展通常不是一个政府通过行政干预来实现的宏观目标，而是一个依靠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的微观问题。应该说，微观主体越是有活力、市场机制越是有竞争力、政府的宏观调控越是保持合意适度、经济活动越是具有创新力，经济结构就越是趋向合理、资源配置效率就越是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越是好。经济增长的效率通常可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反映。20世纪50年代，罗伯特·M．索洛（Robert Merton Solow）提出了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特性的总量生产函数和增长方程，形成了通常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含义，即全部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劳动、土地）的投入量都不变时而生产量仍能增加的部分，也就是技术进步率。
我们把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归结为有效率的经济增长，因此就可以探究与分析影响我国经济低质量发展的具体原因。
我国经济低质量发展的首要表现是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经济下行可以区分为周期性下行与结构性下行，前者主要体现为总需求不足引起的经济下行，后者主要体现为由潜在增长率下降引起的经济下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从中长期来看，自2010年底开始呈现的经济连续下行，大部分原因是引发过去30多年持续增长的一些传统增长要素在新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衰减，从而导致潜在增长率的下降。例如，改革变得越来越难，改革红利在消退；中美贸易摩擦加大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开放红利也在减少；资源、环境等条件的变化，传统工业化红利在消退；劳动成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在逐渐减少等。如果经济增速下滑主要由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导致的，在此条件下一味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需求，追求更高的增长速率，那么后果不仅是不能导致实际财富的增长，反而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泡沫化，这样的发展肯定不是高质量的。
增长效率不高是经济发展低质量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增长效率不高的宏观原因与传统增长模式有关。为了实现“赶超”战略，我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选择了一种以强调数量增长和以外延方式为主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要素特别是资本投入，并通过人为压低要素价格，为工业部门特别是重化工业部门提供廉价资本来实现增长。2008年以来，经济增长由出口—投资驱动逐渐转向信贷驱动，这种强调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不仅扭曲了经济结构，而且导致杠杆率高企、金融风险升高。增长率不高的微观原因与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有关。除了创新能力不足导致技术进步速度不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外需下降较快等因素外，体制约束引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是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一是尽管国有企业的改革在不断推进，但离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还有较大差距，国有企业的总体经营效率还不高。民营企业在发展中还面临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玻璃门”“旋转门”“天花板”等，融资难、融资贵困扰着民营企业，微观主体的活力还不够。二是价格特别是要素价格还没有理顺，垄断及行政干预妨碍了公平竞争，市场机制还不健全，在扭曲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结构扭曲、资源错配的现象。三是政府对经济活动过度行政干预降低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也加剧了经济失衡现象。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首个关键措施就是尽快推进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历史上很多国家在人均GDP处于1万至1.5万美元之间的发展阶段时都曾发生增速放缓的现象，主要原因就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传统增长动能发生了衰减。从一定意义上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增速放缓是一个规律性现象，问题是相当多的国家当面临增速下降时，人均产出与人均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甚至也随之下降，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的国家增速虽然下降，但人均产出及国民的收入水平继续保持稳定，走出了“中等收入陷阱”，迈入了高收入阶段。究其原因，关键在于该国是否实现了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我国近年出现的经济持续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更没有必要对未来失去信心。尽管传统增长动能在衰减，但还可挖掘，如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还有很大的空间；人口的数量红利衰减，但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中高端劳动力成本仍具有优势，还可挖掘人口质量红利；传统工业化之路因资源成本、环境压力等会越走越窄，但新型工业化还有广阔的前景。更重要的是我们还可以培育新的增长动能，如加快创新步伐，由技术模仿走向前沿技术创新；继续推进以城市群一体化的深度城市化进程，发挥城市化拉动投资与消费需求、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由外需驱动转向内需拉动，由更依赖投资驱动到更依靠消费驱动。只要我们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实现新旧增长动能的转换，稳定潜在增长率，继续维持有质量的中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稳定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分解为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与资源配置效率。要想尽快由技术模仿走向前沿技术创新，就需要不断提升创新能力，为此就需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由要素投入驱动的发展战略转向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需求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息息相关，在需求规模持续收缩的条件下是很难保持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次贷危机前，我国主要由外需—外贸—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危机后，外部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特别是近年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加大，这表明在外需收缩的条件下我们在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更需要不断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来保持经济的增长动力。市场规模庞大是我国的一个优势，也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有利条件；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增长方式与经济体制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增长方式的转变是指经济增长从过去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数量扩张转向主要通过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即技术进步来实现。经济体制则不仅是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必要条件，而且体制本身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体制因素之所以可以制约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乃至决定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因为体制的变化可以通过产权、国家及行为的伦理道德规范为经济活动及创新行为提供足够的激励，从而具有既改变收入分配，又改变经济中使用资源效率的潜在可能性。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市场体系、市场机制越是完善的体制，经济结构越是健全，资源配置效率越是高，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越大，经济发展的质量越高，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通过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我国正由高速度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这表明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重要历史时期。显然，发展方式转换、结构优化、增长动能转换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化。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实现增长方式的转换与增长动能的转换，为此就必须坚定地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这一战略的实施及取得成效依赖于体制创新。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标志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评价和度量的，而技术创新又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制度创新。有些人仅从技术层面来理解创新，而笔者认为更应该从制度层面来理解创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是由制度来创造的。过去，很多学者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以蒸汽机在工业中的大规模使用为标志的技术革命，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思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一书中更是把英国的工业革命看成是一场制度革命。他指出，在产业革命之前，蒸汽机就已经在英国的煤矿中使用了几十年，为什么直到瓦特改良了纽科曼蒸汽机后才发生了工业革命？答案是瓦特遇到了一个制度变革的时代，那就是当时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催生了保护创新与交易的专利制度、竞争制度、质量控制制度等。竞争制度的形成和产权的有效界定与保护，进一步激励技术创新，扩大市场规模，导致了更高的专业化与劳动分工，这样一种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交互作用才引发了工业革命，从而使英国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制度创新之所以影响与决定技术创新行为与绩效，是因为制度创新通过塑造出新的激励或动力机制，激发行为人参与交易活动和进行技术创新的动机，进而推动经济增长。
结构扭曲、资源错配是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经济结构的扭曲主要表现为：产品结构不合理，有效供给不足，无效供给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过剩产能难以消化；收入结构不合理，由于收入结构制约着需求结构，这使得传统的供给体系与现实的有效需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区域空间结构不合理，限制了社会有效需求的形成，加深了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就必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同时着力补短板，增加有效供给。经济结构优化的根本出路在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体制改革的深化。从逻辑上讲，无论是分配结构、总供给结构还是总需求结构，其特征都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增长模式。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结构反映的是既定增长模式和体制模式下的利益结构，收入分配制度对应了一种权力关系和动力机制。同样，投资体制转型的关键困难就是要化解行政分配权力和市场分配权力之间的冲突。如果增长方式不转换，体制模式保持不变，那么在经济利益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经济结构调整就具有刚性，此时经济结构的调整只能依赖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历史上我国政府多次采用各种手段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但收效甚微，甚至结构问题越来越恶化。究其原因，在利益刚性条件下，政府调结构常常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不仅如此，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时，一般会导致租金的产生，这种租金就可能扭曲产业进入或退出的成本收益关系，微观主体在选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行为偏差，从而导致资源错配，发展质量下降。因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落脚点是结构调整，关键是体制改革。没有体制改革的深化，增长方式是难以转换的，经济结构的调整就很难取得实效。
由此可见，高质量发展依赖于高质量的制度。究竟什么是高质量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微观主体有活力、市场机制有效、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构建高质量制度的核心就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首先，微观主体有活力。微观主体的活力大小与一定的产权结构直接相关。产权经济学大家德姆塞茨指出，排他性的产权“之所以有意义，就在于它使人们在与别人的交换中形成了合理的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为实现外部效应的更大程度的‘内部化’提供行动的动力”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必须充满活力，为此一方面必须在分类改革的原则下加快对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做强做优国有资本，另一方面必须优化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打破行政性垄断，向民营资本开放必要的市场，加强对民营产权与民营企业家的保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
其次，市场机制有活力。市场机制是指在一定的市场形态下，市场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互为因果、互相制约形成的连结系统和运转方式。提升市场机制的活力就需要系统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是市场主体必须产权明晰、决策独立、具有硬的预算约束。二是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反对不正当竞争与地方保护主义。三是灵敏有效的价格机制。价格机制能自动协调微观决策、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前提是价格能灵敏及时反映供求变化及资源的稀缺性，合理的价格体系不仅包括一般的商品价格，而且包括工资率、利息率、汇率等要素价格。四是进一步开放市场，构建一个有序竞争、开放、统一的现代市场体系，在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尤其是要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特别是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五是进一步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健全现代市场经济的信用体系。
最后，宏观调控有度。所谓“有度”的宏观调控就是指把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在必要的限度之内。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所说的：“政府的失败既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少，也可能是由于它们做得太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完全自由放任式的古典市场经济，我国作为坚持公有制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大国与转型中的国家，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调控作用，来实现国家的长远目标与弥补市场失灵。但是，如果政府干预超越了必要的限度就有可能产生寻租与创租行为，损害市场机制，降低经济效率。一般来说，市场机制越完善，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市场机制调节企业的行为，资源配置效率越是高。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前提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离开了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干预的范围就没有边界了。为此就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的改革，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权力边界，政府不要失位、错位，更不要越位，既要避免政府“懒政慵政”式的不作为，也要防止政府的“有形之手”伸得太长，对经济活动的过度干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