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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转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此阶段，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尚面临诸多的挑战和困境。在内外客观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当前经济运行“稳中有变”，这里的“变”主要是内外环境之变、市场预期之变。
从外部风险来看，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由此产生的种种变数可能接踵而至，特别是经济面临的下行压力加大，并已暴露出经济社会转型中的各类风险，包括债务违约、房地产泡沫、人民币贬值等。从增长动力来看，中国经济过去赖以发展的出口和投资动力面临衰竭，要转向高质量发展必然要转移到依赖创新驱动上来，而创新需要发挥技术研发转移的外溢效应。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将会延缓中国技术追赶速度，增加自主技术创新的难度。中美贸易争端背后的根源有多种，但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美综合国力的较量。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面临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领域仍有很多，但成功的关键还在于怎样保证持续健康的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题中之义，高质量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考虑发展的增速，而是摒弃不可持续的高增长，但仍需保持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政策目标可以从数量为主调整为质量为主，政策重心可以由做大蛋糕转向社会分配，但政策出发点仍然是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实践表明，一旦发展出现问题，很多问题都会浮出水面，而所有的内部问题都可以在发展中得以解决。避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将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考虑的问题。短期内亟待需要处理好经济运行中的高债务、高失业、资产泡沫化等棘手的问题，避免陷入低速增长困境，避免造成人民生活水平徘徊不前。短期来看，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总额的增长速度仍大大快于名义GDP，而且由于预算外投资支出继续加大，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迅速增加，地方政府和家庭债务也正在上升。长期来看，还需要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生产率下降、贫富差距拉大、“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都面临通缩和高债务难题。为摆脱这种局面，2012年底上台的安倍政府旋即出台系列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其中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已初见成效，但至今远未达到既定目标，在量化宽松货币等“新旧三支箭”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较以往有较大的起色，但发展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2012年底安倍政府施政以来，日本经济保持缓慢复苏态势，处在稳健发展状态当中，民间投资和出口稳步增长，私人消费也在扩张，企业收入持续改善。短期来看，日本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2019年10月起计划上调消费税率。根据日本银行估算，2014年将消费税由5%提高到8%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大概是8.2万亿日元，本次由8%上调至10%带来的影响规模在2万亿日元左右。中长期来看，人口减少和老龄化是日本经济发展面临的最突出问题。从1990年到2018年日本总人口并未出现太大变化，但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65岁以上人口由约1500万增加到3500万；而15岁到64岁劳动力人口则从8600万减少到了约7500万，可以预计的是今后劳动力人口还会大幅度减少，而同期老年人的养老金、医疗、护理等社保支出将大幅增加。为此，日本必须寻找办法抵御劳动生产率持续下滑的风险。
随着欧美逐步退出宽松货币政策，市场预测日本银行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预期增强。尽管日本银行需要考虑负利率政策对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并不意味着会跟随欧美对货币政策做出调整。当前来看，日本会维持或减少现有购买国债规模（80万亿日元），而要彻底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加息）还为时过早。原因在于日本核心CPI只有1%左右，与既定的2%通胀目标相差甚远，而同期欧美国家的通胀率达到2%左右，因此日本银行不能跟随欧美那样追求货币政策正常化，同步进入加息的通道。日本银行坚持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目标没有改变，只要通胀率没有达到2%，日本银行将会持续执行这一政策，虽然它会对金融系统造成不稳定影响，但并不会推高政府负债率。日本银行长期锚定2%的通胀目标，有三个方面的理由：一是欧美国家都将目标通胀率设置在2%左右，符合国际惯例和常识；二是把物价增长率保持在2%，容易制定与之相符的基准利率，也利于采取措施应对金融危机；三是统计处理的惯例，客观上很难掌握真实的通胀率，为克服统计缺陷，通常会将统计物价目标设置为2%左右。
安倍政府的重要目标是经济增长和财政健全化。安倍政府相信，没有成长的经济就没有健康的财政。为尽快摆脱通缩状态，安倍政府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称为“旧三支箭”），加快推动经济活跃起来，以达到经济成长的目标。2015年后，日本财政赤字有所减少，企业收入出现增长，安倍经济学初见成效。为达到更高经济增长的目的，安倍政府进一步实施了“一揽子”经济规划（2017年12月颁布），包括培养人才、增加女性就业、提高生产率等政策以及完善保育园设施、提高社会工资、增加幼儿教工费、增加基础性研发投入等具体措施。为确保实现财政健全化，日本财务省对预算分配设定基准，实施以提高消费税为主要财源的收入政策，持续减少社保支出（每年减少5000万日元），预计到2027年有望实现财政盈余。日本财务省的重要任务就是持续推进财政健全化。
韩国的经济模式面临着从快速增长到可持续增长的转型，而实现这一转型，文在寅政府开出的药方是实施以收入为主导、创新、公正的增长战略。贸易保护主义、主要经济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等风险因素已经影响到韩国收入增长战略的实施。2018年，韩国步入人均国民收入3万美元的时代，但生活质量却还停留在人均收入2万美元的水平。韩国银行一项报告预测，韩国经济发展依然保持缓慢复苏势头，2019年韩国经济增长预期为2.8%，低于之前的预期，主要是担心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实际上，据韩国银行初步核算，2019年韩国经济增速只有2%，为2009年以来最低增速。
目前，韩国10%的人口掌握着全国42%的资产，而50%的人口净资产占比不足11%。韩国最顶层20%人口收入每增长1%，对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负拉动0.08个百分点，而最底层20%人口收入每增长1%，对未来5年经济增长率的拉动为0.38个百分点。韩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制约了韩国的创新能力。由于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阶层提升的渠道收窄，韩国很多人不愿意冒险进行创新创业，国内年轻人失业率较高。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17年年轻人就业形势不乐观，失业率高达9.9%，创下统计以来的新高（2017年全年整体失业率为3.7%）。韩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少数大型企业，有限工作岗位导致求职竞争激烈。短期来看，文在寅政府虽提出系列政策改善就业条件，包括上调最低时薪、缩短工作时间、公共机关临时工转正等，但并未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反而导致劳动成本上升，进一步使年轻人的就业状况持续恶化。长远来看，韩国青年就业的不充分已造成社会的低生育率问题，对韩国经济可持续增长构成挑战。
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长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经济面临较高的对外依存度，而且与中、美、日、欧和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有较高比重。近期，美国发起的广泛贸易争端已波及对外依存度近七成的韩国经济，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已令韩国银行下调了未来经济增长预测值。即便把促进经济增长寄希望于提振韩国国内消费，但住房价格持续上涨和家庭债务负担增加已造成韩国民间消费不振甚至出现萎缩，从而使其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出口市场。
近年来，只有在中日、中韩、日韩三个双边政治关系好转时，这些问题才可以得到妥善管控，经贸合作才会比较顺利。令人遗憾的是，由域外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其动向和意图正给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中日、中韩、日韩之间存在复杂的历史和领土纠葛问题的同时，还存在产业竞争合作转向和人员往来不对称等问题。
2012年以后，中日、中韩、日韩等政治安全关系曾出现恶化和波折，此后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屡次被中断或推迟，2011—2017年短短的7年间就出现两段空白。近期，日本安倍政府尽管释放了改善中日关系的信号，但是仍有摇摆心态，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安倍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相当保守，不能对其有过高期望。安倍首相致力于推动修宪，谨防其利用改善中日关系行使修宪之实。此外，台湾问题、历史问题等并未妥善解决，仍然是阻碍中日经贸关系持续改善的不稳定因素。在台湾问题上，安倍首相胞弟岸信夫曾率代表团赴台会见蔡英文；与此相呼应，而陈水扁对外声称台湾要比重视美国更加重视日本，这是国际空间受到挤压的蔡英文当局和日本右翼亲台政权形成合力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日韩对朝政策存在严重分歧，将会对中日韩经贸合作带来新的制约。近年来，只有在三方双边政治关系均出现好转时，这些问题才可以得到妥善管控，经贸合作也会顺利进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长期存在由域外国家主导的军事同盟，其动向和意图正给东亚地区的长治久安带来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的猜疑已人为地给国民感情制造了隔膜。
过去中日、中韩两国劳动密集型和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互补度较高，但是2009年以后，中日、中韩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品互补度呈下降趋势。随着中国制造业逐步迈向价值链中高端，中日、中韩贸易的结合度和互补性有所降低，有些产业开始展现出一定的竞争性。如在显示面板、晶圆加工领域，京东方、中芯国际等中国企业已开始与韩国三星公司展开竞争。然而，公平的市场竞争反而会倒逼中日、中韩两国产业不断革新来满足区域内乃至全球消费升级的需要。
过去中日韩三国都为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而且市场都是瞄准美欧等外部市场，区域内市场发展并不充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涌现，中国正在由“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市场”。在出口导向模式下，中国经济过去相对依赖日本和韩国的贸易和投资，但在区域内需导向模式下，不论是否符合个人意愿，日韩企业都将更多地依赖中国市场，需要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和出口，满足中国市场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要。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中国内需释放和扩大进口的潜力越来越大，日韩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还会明显上升。另一个促成中日韩革新合作框架的因素是美国挑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威胁到中日韩相互依赖的生产网络。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威胁已给日韩的外向型经济带来利空，美国筑起的保护篱笆让日韩也倍感担忧，也需要借助中国市场的力量，规避来自美国方面的贸易压力。在美国实施贸易保护的背景下，中日韩面临着对已形成的面向美国出口的生产网络加速重构的挑战，不得不转向区域市场特别是由中国消费市场升级驱动的生产网络，并重新找准自己在价值链中的优势定位，进而构建新的供需网络和经济合作框架。
中国到访日本游客2018年突破800万人次，而日本来华游客连续减少，已经从2012年的约350万人次减少到2017年的约260万人次。2017年中国访韩游客达到417万人次，因受“萨德”问题等影响，同比减少了48.3%，而同期韩国访华游客约452万人次，同比下降约13%，中韩旅游交流不对称状况有所改善，但2018年中国赴韩游客逐步增多，达到478万人次，同比增长14.9%，但仍不及“萨德”事件前2016年的六成水平。预计随着中韩关系恢复向好，今后中国赴韩游客还将持续增长，进而打破现有双向旅游相对平衡状况，中韩旅游交流也会再次变得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