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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过去相比，现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更加复杂交织，不确定性的因素增多。当今世界面临的新情况不仅表现为全球政经形势的新变化，而且社会思潮和技术革新的力量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当前中美经贸谈判仍在继续，现已经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最终达成全面协议的可能性在增加。不可忽视的是，中美经济互补性仍然存在，但两国的结构性矛盾短期是难以调和的。2018年7月26日，美国与欧盟联合发表声明称，共同致力于“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的贸易谈判。这意味着以WTO为中心的多边体制面临被边缘化的困境，WTO规则现代化改革已提上日程。这些变化已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中日韩经贸关系未来发展的走势。作为亚洲地缘相近的三个开放型经济体，中日韩三国合作关系到东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三国经贸合作对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中日韩经贸关系发展既面临新的机遇，也面临不少的挑战。
近些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低于经济增速，部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资源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拉大等经济社会问题渐成痼疾，“经济全球化”被很多民众视为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此“去全球化”的观点得到很多民众的认同，尤其是在欧美等国出现了“逆全球化”思潮：在政治上意味着民粹主义思潮的出现，在经济上表现为反对自由贸易，在社会上刺激了反移民运动。相比于政治社会领域的复杂多变，“逆全球化”思潮在经济领域的突出体现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将保护主义转化为实际的政策条款，比如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增加技术性保护条款，实施本国利益至上的经贸政策，让多边贸易制度安排达成的难度大幅增加。当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发展的不平衡等新问题时，许多国家民众的政治情绪更加呈现出利己主义，在政治选举中更倾向于选择那些只考虑本国国民福利的政治候选人。近两年，欧美等多国的大选中持有反对移民、担忧恐怖袭击、捍卫贸易保护主义等政治主张的右翼民粹政党得到很多民众的选票支持，包括英国脱欧、美国大选等被视为“黑天鹅”事件的诡异公选绝非偶然，而是反映了时下民众政治情绪的表达。而且这种情绪具有传染性，现在已从欧美等国向外蔓延，很多国家政府开始考虑这部分群体的政治诉求，在移民、投资和贸易等议题中尝试做出倾向于保守的政策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即刻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及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谈判和威胁退出美韩自由贸易区（FTA），这些新情况使亚太地区多边贸易安排遭遇诸多不确定性。亚太区域内，包括中日韩自由贸易区（FTA）、区域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
、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等多边贸易机制都将会遭受更多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相比于中国成熟稳定的政治体系，日本和韩国的民众选举多少会受到这种政治情绪的感染。对日本来说，安倍政权虽仍呈现“一党独大”的局面，但仍面临来自在野党的质疑和挑战，而且自民党内部派别林立，部分右倾势力有较强的影响力。安倍政权在施政举措上不可能不顾及部分民粹政治势力的诉求，在推进对外政治关系中将会受其掣肘。韩国政权更替更具有戏剧性，前任总统朴槿惠因徇私而锒铛入狱，而此事件及后续影响将可能进一步撕裂韩国社会的政治认同，这种政治形势将会束缚文在寅总统的施政空间，尽管文在寅政府可采取就事论事和照章办事的做法处理朴槿惠受贿案，但韩国政治“进步”与“保守”两个势力派别的角力并未完结，尤其是代表中下阶层的“进步”势力将会追求更多的政治利益。在世界政治集体倾向于保守的情况下，日韩的政治选情和施政纲领不会更加包容开放，这可能将切实影响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
2018年以来，美国对太阳能板、洗衣机、钢、铝及各类进口产品加征关税，贸易保护的做法直接、粗暴。全球贸易保护加剧引发市场不确定性，将会对信心、资产价格和投资造成不利影响。贸易摩擦风险将是近期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最大威胁。2018年初，美国依据针对钢材和铝制品开展的“232调查”结果进行了全球范围的征税，并且专门针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并据此拟采取制裁措施，这些举措已经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美国强硬的贸易保护行为，自然会招致来自中国、欧盟、日本、韩国等贸易伙伴的反感和报复。韩国虽然获得了美国25%的钢铁产品关税豁免，但韩国钢铁线材商品却被美征收了41.1%的高额反倾销税。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导致市场预期发生变化，风险或期限溢价突然上升，可能损害商业和市场情绪，从而削弱投资和贸易。贸易壁垒的扩大还会提高可贸易品成本，破坏全球供应链或产业链，并减缓新技术扩散和传播，从而降低生产效率。作为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关键组成部分，中日韩三国都将会成为美国贸易保护政策的受害者。中日韩双边贸易更多的是中间品贸易，其中美国就是三国生产链条中的末端——重要的出口市场。中美贸易摩擦谈判中，美国虽以缩减贸易逆差为由，但背后的目的在于限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特别是早期宣布实施的500亿~2000亿美元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中大都是针对“中国制造2025”明确发展的相关行业，如电机和电气设备、先进轨道交通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倘若美国持续加大贸易保护力度，东亚地区经贸关系及其产业链必然会遭受负面影响。据韩国开发研究院推算，国际贸易交易额若减少1%，韩国的出口将随之下降1.08%，韩国经济增长将减少0.48%。特别是“美国封杀中兴通讯”后，这一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也让很多外资企业感到担忧，对华直接投资陷入观望状态，甚至部分外资开始准备撤离，规避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利影响。
受美国特朗普政府提高关税壁垒及其贸易伙伴的报复性措施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同步程度下降，可能使经济复苏进程存在脱轨风险，中长期增长前景受到抑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2018年10月）认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增长快于预期的可能性已经下降。2020年1月，《世界经济展望》下调了2020年和2021年全球经济预测0.1个和0.2个百分点，主因是主要经济体2019年表现弱于预期，下行风险依然突出，包括地缘政治紧张抬头、美国与其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及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深化。在发达经济体之间，美国与欧洲和日本之间的增长差异在扩大。其中，美国主要受特朗普减税政策影响短期刺激经济回升，2018年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折年率增速曾高达4.1%，但2019年第三季度下降至1.9%，2019年全年经济增速仅达到2.3%，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大规模减税效应正在递减。随着已经持续很长时间的周期性复苏接近尾声，临时性财政刺激的效应逐渐减退，即便是美国，其经济增长预计今后几年内也将减速；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202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9年的2.3%下跌至2.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面临较大下行压力，也变得更不均衡。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亚洲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率从2019年的5.6%小幅增至2020年的5.8%和2021年的5.9%。受降杠杆政策的紧缩效果和贸易摩擦加剧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从2017年的6.9%下降到2019年的6.1%。IMF 2020年1月份报告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降至6.0%，2021年下降至5.8%。全球范围内相互出台的贸易保护措施将对全球资源配置和生产率提升产生不利影响，由此催生的政治经济不确定性（包括地缘政治冲突、市场情绪变化和汇率急剧波动等）还将对跨国资本流动形成冲击，特别是对基本面较弱或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可能出现资本流入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以及汇率大幅贬值等问题。
英国“脱欧”、美国“退群”（退出各种多边组织）、美日澳印联合推进“印太安保战略”
等地缘政治事件也将给世界经济发展增添风险，从而抑制私人投资并削弱经济活动，以及加剧国际商品价格波动。目前来看，英国脱欧的进展并不顺利，经过数月的艰难谈判，英国退出欧盟的进展有所成效，但仍面临较多难题。欧盟在移民政策、财政治理、法治标准和欧元区制度架构等方面仍争论不休，可能放慢结构性改革进程，引发政策目标出现重大变化。美国针对海洋安保、人道援助/维和行动、反恐等领域，投资约3亿美元加强印太地区的安保，同时向印太地区的能源、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项目投资1.13亿美元，建立美国主导的“自由开放”的经济区，以削弱中国推进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2018年以来，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及其预期曾一度引发国际油价出现近20%的涨幅，随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大量原油供应进入国际石油市场，这在短期内导致油价连续下跌，几乎下跌至2018年初的水平。2018年6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和非欧佩克石油生产国同意将石油产量每天增加约100万桶，纠正近期实际产量低于2016年11月整体目标的情况，但是委内瑞拉石油产能下降和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禁油令有几个豁免国家）将会对国际油价形成支撑，特别是欧佩克国家长远来看重新商定减产目标，抑制国际油价短期的大幅下跌行为。近期欧佩克与非欧佩克的俄罗斯就减产协议谈判破裂，造成国际原油市场的价格战，再次将原油价格压至每桶30美元以下。长远来看，只要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风险不大幅缓解，国际油价还会重拾上涨势头，由此带动其他相关燃料价格上升。这将给很多消费国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美国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处在上升通道，其中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胀上升一定程度会受到燃料价格上涨的影响。受燃料价格上涨影响，消费国的经济前景依然脆弱，而预期通胀上升导致其货币政策的收紧步伐快于预期。对于石油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东亚三国来说，国际油价波动将对中日韩三国的经济造成不利影响。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经济对国际油价波动非常敏感。据测算，国际油价每上涨10%，韩国经济增速将下降0.16%。相反，国际油价若能保持低位，则对中日韩构成实质利好，但也可能引发暂时的通缩压力。
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步伐倘若快于当前的预期，更多国家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资本外流压力，反之则遭遇资产价格泡沫的威胁。2018年以来，美联储加息缩表进度有所加快，曾连续三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2019年加息步骤有所放缓，但是因经济不及预期，重新下调利率，有可能会重启量化宽松政策。欧洲中央银行和日本银行虽然表示维持现有宽松的政策利率不变，但视经济表现对量化宽松数量即不再增加每月购买资产数额。如2018年初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将逐步减少每月资产购买数额，从当前的300亿欧元降至2018年10月的150亿欧元，并在2018年12月31日结束资产购买，考虑经济增长不及预期，欧洲央行也在考虑降息和扩大QE规模。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提速意味着跨国资金即将回流，特别是吸引资金从新兴经济体回流到发达经济体，而其货币政策的反向操作又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动态，催生新兴经济体的资产泡沫，总之会增加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将金融风险向外传染，引发汇率大幅波动。2018年2月的一段时期，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有所攀升，屡次突破3%的关口，这意味着全球企业发债成本增加，一定程度上将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随着美联储加息至中性利率，美元持续走强概率增加，2018年2月至2018年底，美元实际有效汇率升值了8%以上，而欧元、日元和英镑汇率基本没有变化，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甚至急剧贬值，如阿根廷比索贬值了20%以上，土耳其里拉和巴西雷亚尔均贬值了10%以上。为对冲汇率贬值压力和国内通胀高企，新兴市场经济体（如阿根廷、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中央银行已启动提高政策利率。中美利差收窄将会对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构成不小的贬值压力。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正在酝酿经历新一轮产业革命，这给人类社会将带来难以估量的作用和影响。在当前全球经济竞争、开放、创新的大背景下，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交叉融合正在引发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尤其是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持续深远。这一技术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扩大生产和消费网络，引领了产业现代化的新方向，将催生大量的新产业，创造新的商业模式，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经济增长，改变全球化进程、生产和消费模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社会福利分配状态。在新技术引领下，传统制造开始与现代服务结合起来，形成服务化制造的新趋势，如智能软件、新型材料、3D打印技术等新事物的涌现，将推动制造业朝数字化方向发展和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催生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为此，很多国家再次把技术创新摆在战略地位，抢抓新一轮产业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面向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基因编辑和新材料、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占领制高点，成为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的领跑者。中日韩三国也不例外，都在致力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致力于经济动能的更新。可以说，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将会带来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引发世界范围内的供需结构深刻变化，推动中日韩在产业链合作的基础上更新升级，紧密结合各自科技和产业发展战略，开展联合攻关和协同创新，培育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以便维持中日韩生产网络的全球竞争力。
朝核问题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最后一道未解难题。在1994年、2005年和2007年，朝鲜半岛曾分别亮起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之光，但是昙花一现，很快就熄灭了。经2018年初的韩朝冬奥会外交后，朝韩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晤，半岛局势迎来和平发展的春天。随着朝美首脑对话达成诸多共识，朝美关系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就朝美建立新型关系、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实现全面无核化和寻找战俘与失踪人员遗骸等目标达成一致。尽管当前形势不甚明朗，但是倘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将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推动东北亚地区深化经贸合作和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促成了“10+3”合作，以东盟与中日韩为主渠道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中日韩三国经济融合持续加深，都有合作的意愿和愿景，建立东亚共同体
的构想也时常被提及。2010年5月，第三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发布了《2020中日韩合作展望》，提出于2011年在韩国建立三国合作秘书处，推进政府间合作机制化，提升三国的伙伴关系，促进三国经济在远期实现一体化，包括在本地区建立共同市场
。2015年6月，中韩正式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2015年底中韩自贸协定（FTA）生效实施后，中韩经贸增速呈现止跌回升势头。中韩FTA的第二阶段谈判正在进行中，主要是以负面清单方式推进投资和服务贸易领域便利化机制安排。按预期计划，中韩FTA升级版有望两年内达成，这将进一步对扩大中韩贸易投资规模形成利好。2012年东盟领导人峰会上，东盟提议与作为对话伙伴的亚太六国开始“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2018年10月22—27日完成的第24轮谈判已有重大进展，不过尚未达成最后协定，2019年11月4日，第三次RCEP领导人会议发表声明称，其中15个成员国已结束谈判并启动了法律文本审核，有望于2020年底如期签署生效。2018年5月初，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提出加快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谈判进程，共同努力在各个领域取得高质量并具有商业意义的成果。2019年6月28—29日G20大阪峰会中日领导人重新加快推进中日韩FTA和RCEP尽早达成。印度对RCEP提出的开放国内市场尽管心存疑虑，但印度表示RCEP代表发展方向，强调必须以谨慎、有耐心的方式谈判，确保“所有国家将从中受益”。2019年12月24日，第八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中国成都举行，会议发表了《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通过了“中日韩+X”早期收获项目清单等成果文件。其中三国一致同意推动RCEP早日签署，加快推进中日韩FTA谈判，共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后，日本主导推动的“全面进展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CPTPP）已于2018年底生效实施，这意味着亚太地区的区域一体化有一定进展。而且，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的成功实施，在长期内为东亚经济体通过开展协调合作，促进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提供了合作平台。
中国将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制度，通过深入推进“放管服”措施进一步优化国内营商环境，逐步将自贸试验区的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这意味着中国将继续主动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2018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提出主动扩大进口的相关举措，如降低汽车及零部件、日用消费品等商品的关税，推出的这些持续扩大进口及关税减让措施，将会进一步刺激进口增长。在此背景下，探索双边多边更高水平的FTA已成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举措。加快区域经贸便利化机制安排将有利于补充和强化基于规则、自由开放、透明、非歧视、包容和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有利于推动中日韩经贸合作朝覆盖面更宽、融合度更深方向发展。中国扩大开放的姿态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也有利于促进中日、中韩双边经贸合作关系。
过去20多年，中日韩产业发展遵循雁形模式，通过纵向分工和产品分割发挥各自优势，形成面向世界市场的紧密生产网络。日本最早在半导体、汽车、机械制造等领域保持领先优势，长期开展对华投资和出口零部件。韩国凭借在精密电子、精细化工等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竞争优势，长期大量向中国出口电子元器件、零配件和中间产品，同时作为主要的投资目的地，中国承接很多来自日本和韩国产业转移，凭借在廉价劳动力及配套组装能力方面的优势，发展三国制成品的产业内贸易，将制成品销往全球各地。随着中日韩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三国经济互补性有所减弱，但是三国的经济融合日益加深，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有着密切的合作，尤其是在新兴产业领域合作潜力尚未充分挖掘。从贸易依存度来看，日本和韩国对美国与欧洲的出口在不断下降，但是对中国出口在增加，从中国进口亦增长较快，即对中国的贸易依存度明显在增加。然而，中国对日韩的贸易依存度在下降，但是三国在产业链中的融合更加紧密。受到政治安全领域的干扰，中日韩三国政治关系时常中断，但在经贸领域的沟通与联系并没有停滞，已在各经济社会领域建立了协商合作机制，包括17个部长级会议和多种交流和对话机制。中日韩三国都在推进各自经济转型，这一过程将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推动三国经贸合作进入创新合作的新阶段。传统产业加速升级的同时，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的不断涌现拓展了中日、中韩产业合作的新空间。现阶段，中国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逐步转向以消费和现代服务业为主，而结构调整的结果意味着中日、中韩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上有较大的合作潜力。比如，中国在电子商务、网络支付、金融科技等领域有发展优势，而日本和韩国在电子元器件、存储器、显示面板等领域有比较优势。在培育增长新动能方面，中日韩三国已经开始在节能环保、生物技术、医疗健康、电子商务、软件设计、文化创意等具有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开展合作，推动培育区域经济新的增长点。中日韩三方把资金、市场、技术和制造能力等多方面的各自优势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升供应链和产业链紧密合作的程度，不断拓展三国产业合作空间。
2018年初韩国平昌举办冬奥会后，奥运外交推动朝鲜半岛南北和谈，使朝鲜半岛出现难得的和平。2020年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2022年北京举办冬奥会，而且2022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中韩建交30周年，利用分别举办奥运会这一历史契机，深化奥运会赛事合作，可以拓展三国奥运经济合作空间。
中日韩地理相连，肤色相同，均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同属东亚文化圈，儒释道学说都深刻地影响着三国的文化传统与学术进路，尤其是汉字的广泛使用，大大增进了三国民众的情感，拉近了彼此间的心理距离。近年来，中日韩民间文化交流紧密，人员往来频繁。比如说，“汉风”“韩流”、日本动漫等文化元素将三国的民众紧紧联系在一起，很多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日本的动漫文化、韩国的影视文化，日韩的民众也有很多人熟悉并推崇汉文化。中日韩在文化上的同源性为民族间相互认同提供了基础，三国文化和艺术的密切往来，极大地拓宽了三国民众“灵魂往来的道路”。
2017年下半年以来，中韩、中日关系开始出现缓和迹象，中日、中韩以及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多次会面交流，并表达恢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愿望，三国合作实现再出发。
2017年7月和11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G20汉堡峰会和越南岘港APEC会议上与安倍首相会见，坦诚交换意见，增进互信理解，积累有利条件，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问日本，两国政经关系明显改善，稳步向着正常轨道发展。2018年10月25—26日安倍首相访华，这是时隔7年日本首相正式来访，中日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在安倍访华期间，中日双方举行了纪念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招待会和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达成诸多共识，取得务实成果，其中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20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2018年11月30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G20领导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安倍首相时指出，中日关系呈现新的气象，中日发展关系面临比以往更为有利的条件。中日经贸务实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欢迎日方继续参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日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但要切实妥善处理好一些重大敏感问题，确保两国关系不再受到干扰。在两国高层互访的带动下，中日两国省部级官员交流频繁，恢复了经济、财金、农业、文化等多领域高层级对话，并就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表明了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中日经贸关系呈现稳步向好态势，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规模呈现较高速增长。2017年以来，中日双边贸易额转为正增长。2018年中日贸易额同比增长8.1%，其中中国对日出口增长7.2%，进口增长8.9%；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也出现回升，同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额达到38.1亿美元，同比增长16.5%。2018年，中国访日游客达到838.0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3.9%，占到访日外国游客总数的1/4。中日经贸合作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两国企业互动密切，产业合作深入，已由垂直水平分工向差异化、隐形化发展。
中韩两国于2008年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了中韩要做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和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等“四个伙伴”，这标示着中韩关系再次升级。2017年12月，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式访华，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双方愿意共同推动中韩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2018年伊始，习近平主席同文在寅总统再次通了电话，两国元首就发展中韩关系、加强在重大地区国际问题上的协调达成重要共识。2018年11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莫尔斯比港APEC峰会上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指出，要继续发挥好高层引领作用，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建立和巩固互信，继续妥善处理好敏感问题；要重点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第二阶段谈判，推动双边互利合作优化升级；并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中日韩等多边框架内协调和合作。中韩双方沿着两国元首共识指明的方向，全面开展各层级沟通与对话，进一步活跃交流与合作。从经贸发展看，当前中韩经贸关系呈现快速恢复趋势。中国仍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以及第二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仍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近10年来，中韩贸易发展平稳，中韩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比重基本维持在7%左右。2015年6月起，中韩签订自贸协定（FTA），双方超过90%的产品进入零关税时代，中韩贸易本应上一个新台阶，但“萨德”问题却给中韩贸易带来了极大的消极影响。2015年和2016年中韩贸易增速分别同比下降5.0%和8.4%，直到2017年双边贸易增速下降的势头才得以遏制。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为2802.6亿美元，同比增长10.9%；2018年中韩双边进出口总额为31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8%，其中中国对韩出口增长5.9%，进口增长15.3%。2015年5月13日，中日韩签订了《关于促进、便利和保护投资的协定》，为三国投资者相互投资提供更为稳定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同时促进和保护三国间投资行为机制化，并为推进中日韩FTA建设奠定基础。截至2018年底，韩国对华实际投资累计767.7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实际投资累计73.8亿美元，其中，2018年韩国对华投资46.7亿美元，同比增长26.6%；中国对韩直接投资额高达27.4亿美元，同比增长238.9%。2016年6月，人民币对韩元直接交易在中国正式启动。2017年10月，中国人民银行和韩国银行续签规模为3600亿元人民币本币互换协议。为推进中韩双边经贸关系深入发展，中韩两国政府陆续签订了中韩FTA等系列政府间合作文件，并正在推进中韩FTA第二阶段谈判，一旦达成将会有力地推动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
一是结构调整驱动产业同构性增强。近年来，劳动力、土地、环境等要素成本的攀升，中国企业技术追赶的步伐加快，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提升速度加快，不仅推动中国产业结构持续升级，而且在制造业领域与日韩产业的互补性减弱、同构性增强，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逐步增强，与日韩传统制造业趋同竞争明显。中国加快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致力于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推动传统的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通过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适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提高市场需求的适应性，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此情形下，日韩原有的产业优势呈逐步被削弱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导入新的有竞争力的产业。中日韩经济合作领域也由此从传统的制造业合作开始向高端制造业、制造服务业、现代服务业等转变，合作领域逐步拓展。比如日本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日本在医疗健康产业、养老产业、零售业和流通业多年形成的成熟运行模式可以为中国服务业企业提供经验和借鉴，可以作为今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二是产业水平合作进一步扩大。尽管中日韩三国在垂直分工合作层面的互补性在减弱，但是并不意味着水平层面只会竞争不会合作，相反在水平层面的合作空间非常广阔。从制造业来看，中国高技术制造业以中间品形式出口的比重仅为30%左右，远低于日韩50%左右的比重，这意味着中日韩在先进制造领域仍有互补性和合作空间，特别是在整个东亚生产网络中，中国仍处在价值链的中低端，短时期内中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先进制造能力仍赶不上日韩企业。要提升整个生产网络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迫切需要中日韩三国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开展务实的产业合作，包括共建产业园区、共同技术攻关及共推产业化、商业化。
三是产业创新合作将加快提速。多年来，中日韩都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战略，包括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日本实施科技立国政策，韩国实施创造型经济政策等。建设创新型国家离不开产业创新的合作。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的引领下，中日韩在很多领域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也存在很多优势互补的产业领域，尤其是在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方面有很多互利共赢之处。值得指出的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将会是三国未来进行合作和开展联合行动的最有潜力的领域。比如，日本在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拥有先进的技术，韩国在液晶显示板、电池等领域拥有先进的制造技术，而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先进制造、新能源、生物科技以及电子商务、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多个领域具有优势。三国在各自优势产业的推动下，需要将市场与技术有效地衔接起来，有效地利用东亚统一的大市场，在新兴产业及创新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优先满足区域内的高质量、高层次消费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