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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势必影响中日韩经贸合作的推进。
2017年以来，随着主要经济体实施减税等宽松财政政策，在改善财政赤字的同时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过热风险。同时，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启货币正常化进程，通过加息、缩表、缩减购债规模等方式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收紧，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可能引发新兴经济体资本外流风险。
首先，美联储加息的不确定性将加大金融市场风险。当前，美联储加息预期紊乱。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突出强调美国经济可能遭遇阻力，为美国暂停加息埋下伏笔。这种政策调整预期对利率敏感的各项经济活动将产生较大影响，包括全球汇市、股市、债市、期市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主要国家货币政策调整不同步，导致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尤其是一些新兴经济体为了应对汇率贬值与资本外流，纷纷上调利率，对本国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形成冲击。
其次，美国宏观政策的不确定性加快美元资产调整。如美国财政部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显示，中国、日本、印度、德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减持美国国债。由于美债与美元之间的传导作用，如果美债遭遇大规模抛售，持续攀升的美债收益率将会引发美国债务和美元信任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国债收益率曲线倒挂通常是经济衰退的一个先行信号。市场预测2020年美国或面临经济衰退。
最后，美国税改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减税政策直接导致财政赤字率上升。美国减税、加息和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措施的组合，会加大美国的财政赤字、贸易赤字和债务率。如果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冲突加剧，无疑会增大对全球经济的外溢冲击。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推动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大趋势，然而仍没有改变全球劳动生产率减速趋势。根据国际清算银行数据，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长只有十年前的七成。全球性科技创新竞争的核心是形成创新驱动的世界经济增长新动能，要警惕科技泡沫透支科技创新未来，成为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障碍。新兴市场的结构性改革滞后，结构性改革举步维艰，逆全球化、新工业革命、全球宏观政策调整和国际金融市场调整都使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面临更大的风险。中国正在加快推动结构性改革，重点推动经济的动能转换、结构转换和模式转换，但仍需要一个过程。
全球贸易摩擦升级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加。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以及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引发的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增大了全球经济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世贸组织改革前景不容乐观，导致多边主义和全球化陷入分裂。全球投资预期趋于悲观，投资信心受损，对全球经济贸易增长态势产生冲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和金融体系相连，贸易战与金融风险相互放大，新的金融危机可能正在生成，正在向爆发系统性风险演化，贸易战将诱发全球金融危机。
当前，国际贸易格局出现新变化。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反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明显，国际贸易体系受到严重挑战。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特朗普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2018年3月，日本推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正式签署。CPTPP留存了TPP95%的协议条款，是当前世界水平最高的多边自贸协定（FTA），突出特点为“高标准、高质量、高层次、面向21世纪”。2018年10月31日，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新加坡、新西兰及加拿大六国完成国内审批程序，2018年12月30日CPTPP生效。
美欧日及东南亚等各大经济体都有自己的自贸区战略布局，美欧日加快构建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2018年7月日欧签署零关税自贸协定（EPA），美欧发表零关税联合声明，2018年8月美日开始磋商推动两国开启双边自贸谈判，2018年10月美加墨达成新的三国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USMCA）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欧日三大经济体致力于达成零关税同盟，可能形成一个新的高标准自由贸易体系，这使得WTO规则体系被边缘化。同时美欧推动WTO现代化改革，解决不公平贸易行为。中日韩都是国际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开放方面存在共识。三国应加强政策协调，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
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合作将使全球经济从中受益，两国出现摩擦，不仅损害自身利益，也会极大影响全球经济。美国2018年3月启动了对钢铁和铝制品的进口限制，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决定对每年价值2500亿美元的进口中国产品加征25%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IMF估算贸易战将使全球GDP减少0.5%，相当于4300亿美元；美国GDP预计减少0.8%，日本GDP预计减少0.6%，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市场国家GDP将减少0.7%，中南美减少0.6%，欧元区减少0.3%。
中国经济增长面临高质量转型的困境。新时期，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出现重大变化，消费需求向高品质升级，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面临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需要从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发展为主向以科技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转变，面临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面临产品从低端向高端的升级等挑战。
日本经济缓慢复苏但中长期风险加大。安倍的“三支箭”（日元贬值、财政刺激、结构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效，日本经济仍然低速增长。然而，日本仍面临外需依赖型经济结构、产业空心化、人口老龄化和不断增长的国债负担等难题。特别是日本经济增长面临通缩和高债务问题。受日本持续宽松货币政策影响，日本通胀水平有所提升，但日本核心CPI与央行2%的政策目标仍有一定差距。日本深受其债务可持续问题困扰，日本是发达国家中债务率最高的国家，然而其财政重建仍面临重重困难。日本内阁府制定的中长期财政经济政策，目标是2027年实现财政盈余。尽管近年来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逐渐缩小，但是根据过去几年情况来看，2027年这一目标不太可能实现。近期，中国经济下行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给日本出口带来了打击。安倍经济政策的边际效用明显下降，日元贬值和财政刺激的空间越来越小。
韩国经济增长遭遇内忧外患的挑战。现任韩国政府重点推进的收入主导型增长政策，希望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推动非正式职工转为正式职工来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然而，实践结果与政府的目标完全相反，韩国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继续上升，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反而出现下降。低收入人口收入减少的主要原因在于韩国低收入老龄化人口增加和服务行业的雇佣低迷。韩国对中国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中国经济减速和中美贸易摩擦不利于韩国经济，导致韩国制造业中间产品对中国销售减低，造成韩国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减少。
一是双多边政治关系波动成为影响中日韩合作的重要原因之一。地处东亚的三国有各自特点和局限性，存在历史纠葛和政治互疑。例如，2012年以来，受中日、日韩、中韩等政治安全关系恶化影响，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屡次中断或推迟，在短短7年间就出现两段空白。政治因素极大影响了中日韩三国间的经贸合作。二是中日韩三国经贸合作存在转型升级之痛。当前，中日韩三国经济都面临转型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压力，都有扩大海外投资和扩大出口的需求。但受贸易保护主义影响，全球贸易萎缩，对于中日韩三个出口大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不利于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同时，内部经济结构性矛盾制约了改革进程，难以在短期内实现转型升级突破。三是中日韩经贸和投资合作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投资运营成本高、企业营商环境差等一系列挑战，三国都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四是中美贸易摩擦对中日韩经济合作产生威胁。美国的贸易政策不仅针对中国，美韩、美日也存在贸易摩擦，中美贸易争端短期对中日韩三国经济都是利空因素，但中美贸易争端将会加速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营造公平竞争环境，这将会对韩国和日本有好处。无论中美贸易争端谁胜谁负，贸易摩擦问题都会损伤互信，重启合作难度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