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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德国人民，我不免常常黯然神伤。作为个人，他们个个可贵；作为整体，却又那么可怜。
——歌德
查理大帝（742—814）是日耳曼三四个具有才干的统治者之一，是他，第一个向往世界帝国，这是无数日耳曼人千年来梦寐以求的，是今天再次占领了他们心灵的梦想。这一梦想不时诱使查理大帝开始征战邻邦，一再获胜。然而，虽非他本人所愿，他却是使日耳曼民族分裂的种子。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法兰克人，而不是日耳曼人，犹如1000年以后的俾斯麦，始终认为自己是普鲁士人一样。
这种情况可能只出现在一个伟大人物身上，而且在8世纪，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知识尚处在非常低下的水平。关于查理的历史虽然只有很少文字记载，然而对子孙后代还是留下了一些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们可以想象，庄严的法兰克国王正襟危坐，努力学习，掌握了读书本领后，他开始试图书写类似德文文法那样的东西。当他的亚琛宫廷用优美的拉丁文装饰起来后，他已收集了不少古老的日耳曼民间传说，记录了一些日耳曼历史。圣博尼费斯等其他大人物从来不和稍微脱离教规的人说话或共桌进餐，但是查理大帝在穆罕默德侵略法兰克后不久就给哈伦·阿尔·拉希德写信和送礼物去，在偶然的戎马倥偬间隙，他常常说：“让我们做些使今天有纪念意义的事情吧，不要让别人指责我们白白浪费光阴！”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责任感和在他以前没有任何日耳曼人享有过的威信。对于人们的记忆来说，这样的话比任何战役更有生命力，因为它具有普遍意义和足以使后辈仿效并得到鼓励的力量。
查理大帝身材高大，精神饱满乐观，用开阔的视野看世界。他喜欢讲话并讲得很好，语句清晰服人。虽然他性格专横急躁，但所有关于他的记载，都认为他和蔼可亲。谁也弄不清他到底有多少孩子，但在他60至70岁期间，他还生了一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非常钟爱自己的女儿，为了能与她们终生为伴，他不答应她们出嫁，但允许她们自由谈情说爱，并认她们的孩子为自己的孙辈。他曾经为一个爱妻的亡故而悲哀了好几年。他的妻子曾丢失过一枚魔术戒指，他常常在亚琛皇宫她丢失戒指的水池旁边长时间地默坐。
世界对查理大帝的思想早就有所察觉，至少有一件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781年，查理大帝从伦巴德出发夺取意大利几年以后，战争已稍事平息，他重新访问了这个国家，当他站立在一座代表千年文化的古老的纪念碑前时，他深深地被这个国家的优秀文化和相比之下他自己民族的愚昧无知、缺少文化这一事实所震动。不像今天的野蛮主义者，查理大帝承认一个国家的优秀文化，虽然这个国家有可能被武力所征服。这位条顿族的第一个皇帝把意大利的核桃树和杏树移栽到他自己北方的花园里去，这一事实最有力地说明了日耳曼人是如何地向往着美丽的南方。与此同时，为了更崇高的任务，查理大帝在他40岁时，不畏旅途艰险，亲自骑马越过1.2万英里，去学习这个被征服了的国家的文化与精神。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比萨、帕尔马穿过阿尔卑斯山，带回自己宫里五六位从事文学和传奇创作的学者，给予他们与亲王一样的俸禄及充分的创作自由。享有这种待遇的人即使在社会上也令人另眼相看，因为当时连高级官员都得不到充分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他严格控制贵族，不断地派出暗探——经常是一名教职人员和一名文官，到男爵的庄园去看看他们是否荒芜了给他们的领地。
查理大帝比较轻易地征服了伦巴德和巴伐利亚，但为了征服萨克森，他却花了30年的时间，并且即使在征服后，也只在短暂的时间内维持他的统治。出于日耳曼人的预感，这个实际上分裂为很多部落的强大的民族抗拒法兰克人，更反对查理大帝企图借以征服他们的基督教。日耳曼人第一次互相在战场上厮杀。因为萨克森人狂热地坚持古老的信念，禁止信仰基督教，违者处死，而法兰克人决心以自己手中的刀剑，把基督教强加于他们。即使查理大帝不惜一次杀戮4500名萨克森人，这也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
这一切使查理大帝陷入严重的冲突之中。萨克森人不禁要问，自由、平等在哪里？新的信仰不是这样向他们许诺的吗？一次，一个被俘的萨克森贵族维杜肯特与查理大帝在一起吃饭，虽然两人坐在不同的桌子上，维杜肯特还是看见了在他们面前台阶上的一些乞丐。
“看来您的基督生活很贫困，”维杜肯特嘲笑这位幸运儿，“难道要我向那几位已经被你饿死的基督低头吗？”查理大帝面红耳赤。编年史记载下了这段话。
查理大帝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人物时已快60岁了。应当时受到重大压力的教皇的请求，查理大帝进军罗马，把教皇的敌人打得粉碎。教会将在古老的圣彼得教堂为这位高贵的法兰克人举行一个圣诞庆祝会，这样的活动在没有征服者的和平日子里还未举行过。
当查理大帝在祭坛前做完祷告站起来时，教皇突然把一顶金色皇冠戴在这个头发已经灰白的条顿人头上。一群显然是事先隐藏好的罗马骑士随即高呼：“万岁，查理，上帝加冕于你，庄严的罗马皇帝，万岁！”接着，教皇向查理俯下身去。据查理传记记载说，他当时由于惊愕，一句话都没说出来。据说事后他说，如果他事先知道有这样的安排，他将不跨进教堂的大门。正如预料的那样，他的政治观点很快与拜占庭发生了冲突。教皇赶紧把这次行动庄严地称为“罗马皇帝的身份从希腊人到法兰克人的转移”。
这是800年的圣诞节……他征服过三个民族，一生明智地与教会友好相处，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当时最强大的统治者，对晚年生活相当满意。现在这位曾经相当虔诚地匍匐在圣彼得教堂做祷告的皇帝，被突然加在他头上的除了象征世界强权实际上毫无意义的皇冠真有点弄得不知所措了。采取这一做法的教皇可有意识到这件事将给历史带来的后果吗？在未来的五个世纪内，所有的德国统治者都以罗马给查理加冕为借口为自己的野心辩护。如果查理当时于惊讶中把教皇的手推开，拒绝接受异族的皇冠，就像恺撒大帝在同一城市处于同一位置时所做的那样，德国的历史又将如何发展呢？可能只是换了一个名字，也可能它的接班人和恺撒大帝的接班人一样，以他们先祖的名义继续统治国家，而我们今天将用类似“卡尔”这样的名字，来代替“恺撒”。
那么这位上了年纪的征服者查理大帝的情况又会怎样呢？难道这个条顿人在这个特定的圣诞之夜不会想起他那为教皇牵着马笼头的父亲丕平吗？非常可能的是这个12岁的儿子当时在场，这一情景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因为这里含有一个警告。这个伟大的儿子自己很少利用教皇，也不传见教皇。现在他也成了教皇恩惠的受益者，这种恩惠可能有损于他，给他的继承人带来更大的不利。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呢？一个条顿人受到罗马皇帝继承人的加冕，使自己成为他们的继承人？难道这就是查理梦想的世界帝国吗？对于这位命运之子来说，它确实来自梦境，来自祈祷。
日耳曼人的悲剧、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从此开始了。迄至当时为止，由于无权的基督教徒的思想将通过教会而形成强大的力量，因而危险来自思想精神——但这还是一个很遥远的问题。而当这两种势力联合在一起时，第一个罪恶同盟就出现了；那么两者能同时发展，互相支持吗？或者必然是一方征服另一方？那么谁将获胜？
德意志中世纪的历史将对此做出回答。
在德国中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与思想精神之间的斗争围绕着三个运动向前发展：教皇反对皇帝，平民反对贵族，游吟诗人反对骑士。经过700年的激烈的斗争，大约在1500年，精神的阳光一度驱散了乌云，自由和艺术犹如古代的神像，出现在天际，大放光芒。可是不久乌云重新蔽日，直到300年以后，精神又重见天日。上述三个运动在斗争中均涌现出出类拔萃的人物。游吟诗人是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平民是谷登堡；在皇帝与教会的斗争中则出现了主要依靠思想精神的力量统治国家的霍亨斯陶芬王朝腓特烈二世。
德国的整个中世纪历史是一部悲剧。在这部我们以后将称之为德国中世纪的伟大的悲剧的序幕中，我们听到的乐曲的大部分将是低沉的。我们也可以听到从别的国家穿插进来的，打断了当时斗争的光明、宁静和优雅的旋律，但为数不多。德国人的性格和中世纪出现的问题是如此合拍；始创时期的努力和神秘的暴力互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由于此，德国人一直梦想领导世界，并且至少在给世界带来不安宁上，他们成功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再对中世纪回味无穷，今天又希望依靠暴力与思想精神两个因素再次建立他们的统治。但在这个过程中精神的作用消失了。
德国人灵魂深处的双重性没有比在中世纪表现得更淋漓尽致的了。当时国家权力与思想精神尚未像后期那样尖锐对立，双方都有武器，也有思想，因此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历经300年而胜负难分。他们彼此唇枪舌剑，这就暴露了德国人为自己的欲望寻找哲学根据，使其披上合理外衣的私心。那些皇帝梦想统治世界，必须寻找一个道义上的借口；他们无止境地扩张欲望，必定出于浮士德式的动机，而残酷的统治则必然裹上一层神秘的轻纱。
这种良心上的疑虑不安使德国人甚至不能尝到征服的丝毫甜头。如果没有什么别的理由促使他们梦想统治世界，那么这种内心的不安全感（表现在他们大规模的徙迁，准备与异族同化，以及为自己的野心和贪婪寻找道义根据，等等）就是促使他们行动的主要动机。法国人的十字军东征也有不可告人的动机。英国人甚至今天还在吹嘘他们的出征是以基督的名义进行的。但是德国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却仍是在这场皮影戏中唯一相信自己借口的人，因为浪漫而不天真的德国人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是井然有序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他们的安宁镇静。世界上最不会掩饰自己的意大利人，只要一行动，就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然而德国人却从来做不到这一点。因此甚至今天它使德国人与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兼历史学家。——译注）以及他们推崇备至的尼采无法达成一致。他们内心缺乏自由感。自从改信基督以后，这些本性粗暴的人受到道义上的很大压力，他们似乎逐渐意识到自己内心存在的不可告人的不安。
如果梦想统治世界的欲望驱使他们向东出征，如果教皇当时居住在波兰的维斯杜拉河，而不是意大利的特韦雷河，那么德国人成功的可能性可能更大些，他们最终可能获得彻底胜利——他们在这几个世纪内征服了东部大片土地便是证明。可是德国的贵族，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对南部广阔的原野垂涎欲滴，他们不仅仅对那里的肥沃土地和阳光充满兴趣，而且感到有一种安详宁静的精神力量在吸引他们。这种精神力量是他们的秉性所缺乏的。当德国皇帝们到罗马去获取统治世界的皇冠时，希望获得这种得不到的精神的欲望也在增强。他们感到这里的人民在过去甚至在衰落的情况下，也有一种优越于征服者的精神力量，这一点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但是这种浪漫主义的欲望，使他们统治世界的梦想落空了。
各国君主希望加强自己小王朝的力量——德国人这种和犹太人共有的家族观念，在查理大帝死后，很快就导致了帝国的四分五裂。甚至在他活着时，他就决定把这个国家分给他的三个儿子。他的继承人能力很弱，仿效他们的父亲，使原来已经一分为三的国家又一次分裂。
就这样，这个在1000年左右被称为东法兰克的日耳曼帝国设置了大量既不是由于种族，也不是由于语言不同而设下的国界。因为1000年来，条顿人一直在他们的亲王中间选择国王，由他们自己在他们中间选择继承人。从此以后，德国的国王和皇帝都是由有既定选举权的亲王选举出来的，因而他在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亲王们组成的共和国的终身主席。通过外交手腕、机遇或打胜仗，他可能最终在王朝中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由于缺乏宪法，德意志帝国国会和王储会议的影响，也就是说德国个别亲王对帝国事务的干扰，始终存在着。
历代皇帝在争取罗马的地位中已精疲力竭。这些发生在意大利的中世纪的战役大都没有明显地影响全局的结果，因此本书将侧重那些能清楚地反映德国人性格的人和事。罗马离德国是如此遥远，这一事实首先提醒了三位奥托大帝，后来德国皇帝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即使如此，由于需要外国的承认，他们在寻找自己的宏伟前途时，眼睛始终盯着自己国家以外的地方。他们一直担心被人看不起，这种恐惧和自卑感驱使他们不断行动。即使今天在为了取悦外国人而发表的长篇讲话中，也必然掺杂着威胁和指责。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物质；德国人并不为生活富裕和轻松去征服别的国家，而主要是为了显示他们比别人优秀，强迫别人接受他们令人讨厌的生活方式。无论个人，还是整个德国的人，生活中如果没有听众便无法忍受。那些对自己没有信心，看不到自己内在价值的人，总是希望听到外界肯定自己的话。
正是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安心理和冲动，使他们的领导人忘乎所以，而置地理概念于不顾。或者，难道真是由于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为他们提供了一大片可以定居的土地，就像流浪的条顿部落在民族大迁徙时的情景一样？的确，要统治这样一大片土地，就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但是当德国的边界还经常受到来自法国和斯拉夫的威胁时，这支军队怎么能长期驻扎在那里呢？当时阿尔卑斯山的通道还很少，北边的人妄想统治阿尔卑斯山南部，怎么能实现呢？
即使那时的政治家也必须承认，教皇道义上的保护实际上毫无意义，除非某人能控制米兰和西西里。德国历代皇帝恐怕也很难推翻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梦想，他们竟无视这一点。
所有这一切关于南方的美梦，其结局又如何呢？强大的奥托大帝经过长期统治及多次战役后带回德国的又是什么呢？当他最后回到德国时，已快60岁了，他占领了某些千里以外的土地，但为时很短。
但是他还有第二项成就——在他南下时，他让他的儿子入赘拜占庭。这一行动具有很大的意义。
奥托大帝死后，罗马-德意志的美梦迅速破灭，并逐渐演变成悲剧。奥托大帝的儿子和孙子为奥托大帝的继承权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最后两败俱伤。他们两个人都被统治世界的野心所驱使，而且两人都有一个外国母亲，这两个外国母亲分别利用自己的儿子谋求自己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一美梦，两代人都付出了代价，丧失了自己的荣誉、国家的利益、个人的才华，甚至生命。两人都还在比较年轻时就在罗马附近衰萎死亡。奥托二世是唯一葬在圣彼得教堂墓地的德国皇帝，他的墓地成了显示大德意志野心的标志。成千颗德国人的心也随之埋葬在这里。
统治世界的梦想和德国人普遍要求南下的欲望，使得年轻的德国在国内外都面临危险。象征权力的皇冠掌握在教皇手里，他将德国人浪漫主义的渴望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对整个德国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要比他对任何别的国家，甚至包括意大利在内所产生的大得多。德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宗教界反对并抗议教会日益世俗化的斗争遍及全国，最后达到了高潮。尽管如此，这个斗争延续了五个世纪，直到出现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
由信仰和野心交织在一起而产生的两重性使德国成了一个独特的矛盾重重的国家，任何具有王室爵位的国家的历史都不能与之比拟。从此以后，德国的皇帝们一直称他们自己为“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
那么，罗马教皇又算什么？很明显，他也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而且是罗马人，不是德意志人。他怎么能忍受异族亲王先他而占据皇位呢？为什么法国人或英国人没有设想过建立法兰西或英吉利罗马帝国呢？诚然，教皇需要一个世俗庇护人。德国人对他又威胁又奉承的态度使他深信德国人需要他。统治世界的梦想使德国人对皇冠爱不释手，而教皇则以毕生的投资换取了巨大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别的比较缺乏幻想的民族是不会向他提供的。
这种情况在德国下一个王朝——奥托大帝的继承人法兰克人的斗争中得到充分的表现。亨利四世（1050—1106）在位时这一斗争达到了顶峰。
这里讲述的是另一位德国皇帝，他的统治时间不长，但在历史上却有一定的地位。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和某种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这种思想使他时而潦倒失败，时而意气风发。在德国权力与精神的斗争中，他遇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是罗马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的真名叫希尔德布兰德，是日耳曼的后裔。他身材瘦小，相貌丑陋，皮肤黝黑，当代人贬称他为“神圣魔鬼”。他比亨利四世大近30岁，天生聪明过人。他不重钱财，对女人则又另当别论。他虽出身低微，却野心勃勃，能轻易对付他所看不起的人。他曾严厉指责他的顶头上司出卖圣职、道德败坏。他如果出身王室，肯定将是一个征服者。
亨利是国王的儿子，但却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他傲慢无能，时而专横跋扈，时而妄自菲薄；喜怒无常，而又好色，具有典型的德国人性格。当这个相貌堂堂的高个儿年轻人有所醒悟时，庄严的命运也随之丧失了。
新教皇认为他可以轻易地对付这样一个国王，特别是当他了解到其他的亲王越来越不服从亨利，并准备废黜亨利时，他更觉得有恃无恐了。一个暴发户对王室后裔本能的仇恨使他为所欲为。亨利对此大发雷霆，让德国教会理事会免除他教皇的职位。教皇的回应是宣布把国王革出教门。对教皇来说，国王的禁令毫无作用；可是对国王来说，被开除出教会却有严重的影响。
这种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形势使年轻的亨利迅速地成熟起来。如果他向教皇忏悔赎罪，把难题推到教皇方面去，情况又会如何呢？“巴黎值得一去”，另一个叫亨利的国王亨利六世在500年以后说。在一个严寒的冬天，亨利四世出发到意大利去，希望以忏悔的方式击败他的敌人。为安全计，他带了妻子和孩子同行。格列高利此时在他北方的朋友玛蒂尔达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暂时隐居。
形势发展得近乎喜剧。两人都不知道这到底是谁在追赶谁。亨利，这位漂亮的头戴王冠的26岁的德国皇帝的儿子，来到了地上满是白雪的城堡院子里，很明显，他是单独来的。一位神甫下来迎接他，亨利恳求教皇接见并原谅一个已经认了罪的人。根据习惯，他只穿了一件长绒衬衣。他一定觉得很冷。而此时在楼上，出身低微的手工匠的儿子坐在盖有拱顶的暖阁里，由城堡女主人，一位有权势的贵妇人陪伴着，在餐桌上谈笑风生。他已经56岁了，丑陋，却有气派，他权欲熏心，已经当了4年教皇了。
格列高利肯定马上意识到，他必须做出让步。如果他是一个真正高尚的人，便应该尽快地结束这一荒唐场面。但格列高利让他的敌人受尽精神上的侮辱，让亨利在室外足足等了三天。他不能原谅亨利优雅高贵的出身和年轻。第三天他来到城堡的院子，恩赐给这个忏悔者一个“犹大的吻”。
1077年1月的这场令人怵目的情景，反映了两个统治者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争的不是领土，而是人心，他们都希望能得到世界的好感。在这场斗争中，当时的屈膝者胜利了。他的同时代人也不认为忏悔是耻辱，他们自己良心上的负担已够重的了。亨利回来后，发现对他怀有敌意的亲王正在酝酿一场新的阴谋，但是人民站在他这一边。
教皇在这场斗争中输了。“卡诺莎事件”7年以后，亨利在罗马加冕为德皇，格列高利在孤独中死去。亨利晚年的大部分时光消磨在与其儿子的大搏斗中。但是亨利是在格列高利死后很久，才在一种胜利者的自豪感中突然去世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两个最有权势的人物的这场斗争，与其说是争夺权力的实质，不如说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在精神上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以德国人典型的方式把统治世界的权欲与精神使命混合在一起了，精神和权力的斗争在他们两人身上绝不是简单地以一方为代表，而是双方都含有两种因素。
几十年来所有力量被毫无目的地挥霍掉，似乎德意志帝国不存在农民和自由民，而实际上这个国家原本却是为了这些人的利益而设计的。
腓特烈一世（约1123—1190）曾以他的意大利名字“巴巴罗萨”载入史册。“巴巴罗萨”意大利文的意思是“红胡子”。他的政绩不能使他流芳百世，而他的红胡子、他个人的勇气和他反对市民的坚定性，使他成了德国历史上一位受人爱戴的统治者。他的出名，完全由于一次机遇。德国传说中最早的皇帝是查理大帝，他在一个魔洞中睡着了，胡子长得穿过了桌子，等待着再一次苏醒。到了19世纪德国民族主义分子才在这一传说中以巴巴罗萨代替了查理大帝。
巴巴罗萨带领他的军队六次出征意大利，他在那里一共度过了15年，与他的先辈一样，他在意大利浪费了很多资财而一无所获。对他来说获得罗马皇冠也意味着统治世界，因此他必须控制意大利北部。
根据历史记载，在那个时候，德国人出于统治的需要，就发明了很多惨无人道的酷刑。1160年巴巴罗萨包围克雷马后，命令把被俘的市民放在篮子里吊到城墙上，甚至夜里强迫他们举着火把。在拷打刑讯方面，德国人在中世纪就超过所有其他的民族。对骄傲而独立的米兰人民的大屠杀或流放是由巴巴罗萨命令或至少是得到他默认的，这引起了他的同时代人的极大恐慌。
他发起的一切战争包括十字军东征（在这次出征过程中他差一点在小亚细亚的一条河里淹死），没有给德国带来丝毫的贡献；但他决定让自己的一个儿子和一位诺曼底公主成婚，这次联姻给他带来的一个孙子，却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这就是腓特烈二世（1194—1250）。
腓特烈二世很年轻时就接了位。在所有的德国统治者中他是最出类拔萃的。从查理大帝到查理五世，他继承了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这个秘密在于他出生在西西里，并在那里去世。他在位38年，但在德国只生活了10年。在他身上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了。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么就会因为这一光辉人物而认为德国人南下的愿望是上帝为了解决德国的冲突而做的特别安排。
腓特烈二世21岁继承皇位后，一开始就取消两项他曾向教皇许下的誓言。他既不交出西西里岛，也不进行十字军东征。教皇就把他逐出教门。对此，腓特烈二世采取了他的前人从未想到过的做法。他既不动武，也不忏悔，但却挫败了教皇。他把教皇训令的副本分送给所有欧洲亲王，同时决定拯救耶路撒冷，因为他现在已可以不受教会的管辖了。腓特烈二世就像一名东方的棋手，而不是一名德国将军那样，对埃及苏丹王进行了访问。他能说六种语言，也会说阿拉伯语，因为他是半个摩尔人。两国领导人很快就达成了一个协议。他们两人彼此惊讶地问道：这200年来的争争吵吵都为的是什么呀？结果苏丹王同意把圣地都交给腓特烈二世，只留下庙宇。不过在庙宇里也允许基督教徒做祷告。这个做法一直延续到1918年，其间只有短时间中断。这两位领导人还签订了一项切合实际的贸易条款。为了进一步羞辱教皇，腓特烈二世把所有的神职人员派离耶稣圣墓教堂，把一顶所谓的世俗皇冠放在圣坛上，然后走进去，把皇冠戴在头上。他带了少数随从回到罗马，迫使教皇取消禁令。这是所有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中流血最少和最成功的一次，领导这场斗争的却是一个比所有的异教徒更不信教的德国人。
德国对腓特烈二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属国。当他知道他的儿子与其他的德国亲王阴谋勾结反对他时，他回到了北方，把叛逆的儿子抓起来处死了，然后又让儿子以国王的身份下葬了。他有很多孩子，因为他有四个妻子和很多妃子。他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表面上让人想起查理大帝。实际上，腓特烈二世更容易激动，常常凭主观的好恶行事。他会突然反对某个儿子，只因为这个儿子做了些使他不高兴的事；对待妇女也冷热无常，这大概是他从小失去母爱，并被迫接受婚约所致。很明显，在很多儿子中，他喜欢那些长得漂亮英俊的。
这个皇帝竭尽一切努力，把美的东西搜集在自己周围。这样做是很聪明的，环境使他自己也变得高尚起来了。他在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的宫廷修建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罗马文艺复兴时期前250年，是中世纪独一无二的建筑，光辉灿烂，犹如其人。他是一个真正的米西奈斯（Maecenas Gains，前70—前8，罗马政治家及文学艺术事业的赞助者。——译注），对于自己赞助的事业，特别是写作，除了积极支持外，还能身体力行。他的一本猎鹰训练术的书，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上面有很多段落为他亲笔所写。不管源出何处，很多有用的发明是由他介绍进来的，如阿拉伯数字（只是近代才输入欧洲的）和第一篇关于年轻的意大利的诗篇；他还在没有黄金的时候效仿古代迦太基的模式。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是个猎鹰能手，没有比打猎更使他着迷的了，为此，德国亲王们经常抱怨他的缺席，因为他们已经惯于和他一起出去分享狩猎的乐趣。
他是在西西里岛长大的，那里的生活使他有可能接近伊斯兰教的圣贤，而不是有学问的修道士。他对所有的宗教表现出充分的宽忍。他自己并不信教，但却常常向狂热的基督教徒称赞伊斯兰教的安详宁静。在某种程度上说，他比较倾向伊斯兰教，迷信而且又是个宿命论者。他给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写道：“好好学习。这样你们可以开阔眼界，增加知识；君王的生死同于普通人。”但他认为自己还是神圣的后裔，这并不是因为自己出生在霍亨斯陶芬家庭，而因为自己是天才。这种近乎伏尔泰的精神，要求他做出很大的努力和付出很多时间，即便如此，他还能分出精力去研究各种东西方的艺术知识和学问。这些知识反映在他的思想和宫廷的布置中。
他的德国人的性格表现在他与一个条顿骑士的终身友谊上。这个骑士是图林根人，在他身上集中了德国人羡慕的智慧和忠诚、力量和善良，因此被称为“德国人”。根据腓特烈二世这个朋友同时也是首相的性格来看，他一定有个对手，或至少一个陪衬，这就是另一个最后终于欺骗了这位德国皇帝的部长，一个意大利人。腓特烈二世在他晚年的这些阴暗的日子里，可能会批判自己关于南方的思想和改变对北方的看法。
腓特烈二世外表充满知识分子气息，这与他的性格相一致，特别是他年轻时期就开始秃顶和近视。一个阿拉伯作家写道：“如果是一个奴隶，他一点也没有价值，而作为一位国王他太有价值了。”一个访问者描写道：“他有时用蛇一般的眼睛凝视人。”这一描写一定是非常真实的。总之，腓特烈二世是德国除了查理大帝以外，唯一依靠自己的力量的德国皇帝。
他不是从他的前任手中接过皇位的，57岁逝世时也没有继承人。他死在他热爱的巴勒莫，并埋葬在那里。当人们从炎热的太阳下走进停放他的大理石棺椁的天主教堂时，不禁感到凉气袭人。
从加洛林王朝到大革命，法兰西800多年来实际上没有经历真正的朝代变革，与德国统治阶层内部不断的你争我夺的斗争比较起来，瓦卢瓦和波旁王朝的建立就微不足道了。德国各公爵家族之间不仅在皇室选举时彼此倾轧，即使在平时，他们之间的没完没了的钩心斗角也往往打断个别朝代的统治。由于没有统一宪法规定他们要为皇室征集兵员，因此他们犹如今天的独裁者，其私人军队对皇室形成了持续的威胁。在斗争中他们组成各种联盟。13世纪，正当德国处于四分五裂之际，法国却已做好了登上国际舞台的准备，这恰恰是因为它没有统治世界的野心，因而政权比较稳固。对于法国人来说，任何可能对于皇帝的尊严和罗马继承人产生的天生的嫉忌心理，一开始就消失在他们集中建设自己的文化的过程中了。德国人是在国外遭到失败后才开始注意建设自己的文化；法国却是在巩固了自己的文化后，再走向国外。因而两个强大的相邻国家在较长的过程中，没有发生冲突。直到13世纪，法国的注意力才开始转向意大利。
与此同时，条顿骑士团不断进行东征，斯拉夫人利用德皇到罗马去朝觐的机会，积极扩张领土。约于1250年，条顿骑士征服了后来成为普鲁士领土的大片土地。
这些侵略活动产生的影响在当时尚不明显。17世纪，这些由当地人和侵略者杂居而产生的后代——东部人开始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如果德国皇帝在中世纪能腾出时间和精力扎根于西部地区——勃艮第和佛兰德斯，那么德国西部凭着天赋的优势可能会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德国人没有如此做，相反，盘踞在易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诸侯不受德皇的任何管辖，独立性越来越大，并不断出征斯拉夫部族。经过之后几个世纪的混合繁衍，出现了一支被称为普鲁士人的民族，它是古代好战的普鲁士部落的后裔，但只是接受了这一部落的一部分血液。移民商人的贸易精神与它的好战精神一样，永久地渗透进了他们的血液里。这支民族头脑清醒，工作效率高，却又庸庸碌碌，在一大片干旷难耕的草原上，他们必须勤俭节约地生活。后来东部人向富于幻想的德国西部进行了暴风雨般的进占。
各个时期的国王在东部的发展中影响并不大。1400年左右，他们逐渐放弃了统治世界的念头，不再为意大利和德国统一的问题烦恼忧虑，而是一心巩固自己的小朝廷。哈布斯堡王朝在这方面率先做出榜样。如果说哈布斯堡在德国历史上比其他王朝更负盛名的话，这主要是由于它的统治时期特别长。哈布斯堡在德国或奥地利统治了600多年，直到最后一个皇帝逃离维也纳，哈布斯堡各代皇帝中除了查理五世外没有出现多少伟大人物。
当时，哈布斯堡还只是在领地内享有王权的伯爵，他们为皇室建立的最初功勋至今仍有巨大意义。他们对瑞士人的压迫引起了瑞士人的反抗。腓特烈二世以他的鹰一般的目光，看出了这些牧民和农民特有的力量，因此他同意并承认瑞士人有权保卫自己和反抗哈布斯堡的粗暴压迫。
一个王朝的光辉是多么容易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啊！除非它有几个显赫的人物。有谁还记得哈布斯堡的第一个国王？他在马尔希河战役中击败了波希米亚国王，然后占领了奥地利，并于1291年在一片赞扬声中死去。但是至少很多人听说过同一年在瑞士卢塞恩湖边平坦的阿尔卑斯吕特立草地上，几十个穷苦的农牧民团结起来反对封建朝廷的故事。这场可歌可泣的斗争是由那些被出身高贵的骑士们谑称为“牛娃”的人以及瑞士伯尔尼、苏黎世的镇民一起发动的。他们反抗比他们强大百倍的王公贵族，这一光辉的事迹被写成很多歌曲、戏剧、电影和传说。为什么它流传得如此广泛而不被人们遗忘呢？
因为这是一个弱小的民族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这是因为处境比萨克森人、弗里斯人还优越的人也起来反抗朝廷了。这个弱小的民族知道如何做出决定，如何战斗。这是因为加在一起也只有阿尔卑斯的一个山谷那么大的地方的人团结起来了，他们起先只有来自三小长条土地的人，后来是八条，再后来是十三条。这是因为这个后来被称为瑞士、当时是三个最古老的州之一的地方，是当时唯一建立了民众政府的州，在德国亲王们的蹂躏下，在欧洲复苏了1000多年来的古代共和思想。这是因为这个当时德国最小的公国之一的瑞士，居然能在此起彼伏的历史风暴中坚持团结，甚至能和别的民族结成联邦，为世界树立了一个有着几个民族、说着几种语言的国家，能够捍卫自己，不由个别人或民族统治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榜样。
就这样，日耳曼的瑞士为法国和美国树立了如何建立民主的榜样。在其他日耳曼人始终默默忍受德国亲王的种种统治时，这是唯一捍卫了日耳曼荣誉的部落。1000年来日耳曼人经历过两次小小的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至今仍保持统治与被统治的地位。这支弱小的部落经过了短时期的胆战心惊的自由后，最后又重新由一位各方面都比较强的领导人领导。然而长期以来，瑞士位于欧洲中部，四周由阿尔卑斯山的中圣哥达群峰环绕，即使在已有火车和飞机的现在，仍扼守着许多重要驿道。他们长期以来经受着沉闷与闭塞的考验，对于这支唯一有着政治传统、四分之三的居民操德语的日耳曼人后裔所经历的困难，外界是难于理解的。在这一片深山峡谷和村镇中，日耳曼自由，犹如其最初从这里发生的那样，找到了它最后的归宿。
中世纪末期，一切促进德国内部发展，甚至影响今天德国的荣誉的历史，都离不开德国的市民。
其他大国的历史也是如此，城市居民往往与王公贵族矛盾重重；但在这些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文化，民族的文化艺术经常在国家兴旺发达的同时得到繁荣发展。在德国，这二者的高潮却从来没有一致过。凡是帝国处在强大统一的时候，它的文化精神就比较贫乏；而当国家衰弱之际，思想文化却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德国人的性格，这种脱节现象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国家政权和思想精神的不一致，主要是由于王室贵族的不学无术，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例外，对于这些少数例外我们已经并将继续进行单独介绍。与此同时，市民被排除在政治活动之外，散落在学术和教育领域，就像男人们外出打仗时，妇女和老人被留在家里一样。久而久之他们失去了政治敏感，对政治越来越不感兴趣。他们感到盛气凌人的容克地主看不起他们，就索性避而远之；政府的事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把自己投入巨大的工作中去。当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时，他们的儿子或孙子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从事科学或其他专业活动，这样，艺术家就会直接从一个工匠家中产生。他们很少产生对自由的渴望。
至此，历史的发展开始反映德国人的主要和次要的性格特征。德国人的勤劳往往与他们的富于幻想分不开。十分明显的是南方人从事文化艺术，北方人从事工商贸易。伟大的艺术家和发明家大都来自南方；而商人、殖民者却往往来自北方。嗜好漫游的北方人对外国人充满好奇，渴望寻找和吸收外国的一切好东西，这可能是促使北方的市民外出贸易的原因之一，而希望远走高飞以寻找更美好的土地的思想更刺激了德国人的欲望。这样做对于个人思想的发展是件好事，而对整个国家来说却是件坏事。
文化在德国城市里开始走出它诱人的小圈子。而且令人奇怪的是，四周用高墙围起来的最小空间，却是思想发展得最远的地方。这就是迄今为止一直是思想精神卫护者的修道院。12世纪以前，都是由修道院为教师、医生、袖珍画家提供数以千计的由大批修道士煞费苦心用上等羊皮纸着色染墨精心制作的文件。
在法国和意大利，中世纪的贵族统治阶级把文化带入宫廷，然后又传回民间；而在德国，自900年到1500年的六个世纪内，只有三到四个国王真正具有文化。在德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日益低下的同时，城市的文化水平却迅速发展，访问者对此无不感到惊讶。
德国城市的发展比之其他国家要艰辛困难得多。古代条顿民族的思想是与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不能想象，当一个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甚至没有房子时，还有什么自由与公民权可言。这些人四处奔波，结婚，建造大教堂，还有奴隶，自认为享有自由人的权利。当商人开始来到他们的家乡时，当地的神职人员辱骂他们是“异教徒、酒鬼、强盗”，而这些骂人的神职人员中，很多自己就是利欲熏心、妄图攫取巨利的人。那些享有世袭特权的贵族和亲王也竭力反对市民，因为这些人声称自己也应该享有同样的特权，并为之进行斗争。至于各国国王们，由于他们需要亲王们选举自己的儿子和为罗马教廷征兵，因此开始时也反对发展城市。如此，三个阶层——骑士、教会、农民，都感到有一个新的阶层要进入德国历史，而在此以前，这个历史是属于包括教士在内的贵族阶级的。他们抗拒这个历史变化。
但是金钱却从一些古老的国家源源流入德国，给德国带来了财富，而在财富的积累中他们的国力增强了。尽管圣托马斯·阿奎那声称一切赚取超过本人生活所需的利润的活动都是不道德的；另一位教会牧师也写过“一个商人很难没有罪过”这条令人难忘的警句，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轮船和公共马车开始把因大迁徙而变得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联结起来。事实很快证明，德国商人干得不错。
不久在法兰克福耸立起令人骄傲的商业大楼，美因茨、科隆从东方进口丝绸、香料，出口金属、皮毛，在十字军东征和罗马扩张期间，这些城市发展成为强大的贸易中心。
但是德国商人绝不随同国王南下。威尼斯的德国人货栈恐怕是他们在那里的唯一商号。他们不想统治世界，他们只要钱，他们所寻求的皇冠，只要能代表滚进他们口袋的一个硬币就行了，因此他们把皇冠称为钱袋。德国商人大力向北方和东方发展，充分证明了一心想在南方实现统治世界美梦的德国皇帝所犯下的历史性错误。德国商人发现阿尔卑斯山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而北海、波罗的海却为他们提供了进入其他国家的通道，这些国家可以成为他们商品的市场和原料的来源地。德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从莱茵河的葡萄园、巴登的栗树林到奥得河的燕麦地，都说明了这个国家缺少大城市。发展较晚的柏林从来不能与罗马或伦敦的地位相比，巴黎从10世纪开始已在各个国家占据了应有的地位。
中世纪向东和向北扩张的两支最强大的力量是“条顿骑士团”和“汉萨同盟”。
“德国汉萨城市同盟”不需要任何宗教借口，它是德国历史上最好的集团代表之一。在瑞典、丹麦、立陶宛等北海和波罗的海的非德国城市中，“汉萨同盟”在伦敦享有最大的权威。在英国，德国人曾一度被称为“皇商”，“汉萨”享有专门的特权。他们有自己的法庭，行会的势力很大。英国对“汉萨”的资本有很大的依赖性，有时爱德华三世不得不以不列颠皇冠为多特蒙德城市的商人担保。“汉萨同盟”历经200余年盛而不衰。
直到现代蒸汽轮船公司发展起来以前，德国的开拓精神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独立走向世界而没有树立更多的敌人，而不像通常那些取得成功的人往往会遇到的情况一样。“汉萨同盟”没有保护人，而它拥有的武器是用来自卫的。这是一个贸易性的组织，它不想征服别国领土和人民。但是在汉堡、不来梅、吕贝克三个城市中，“汉萨”在德意志帝国中享有小小的共和国权利。它没有正式的地位，但它有统一的货币、统一的度量衡和统一的关税，除了“瑞士同盟”以外，“汉萨同盟”是德国市民唯一不需要亲王，也不需要皇冠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活动的组织。“瑞士”和“汉萨”向世界证明了德国人具有充分的天赋，可以和平、成功地管理自己。
但是德国人的性格是不会允许任何形式的自由长时期地存在下去的。这两个例子包含着国际主义因素，显然不同于德国人通常做出的反应。但是“瑞士”“汉萨”这两个组织总共只占德国人口的十分之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德国历史上的两个例外。即使今天苏黎世人和汉堡人还常常对普鲁士人把所有的德国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做法感到惊讶。他们对这件事却很少有任何抱怨，而是感到满意。
城市是一座四面围墙的城堡，它的居民就称为“市民”。围墙对城市来说，犹如骑士的盔甲。皇帝没有常备军，在多数情况下也没有钱，而亲王们两者兼有，却使用不当；高级神职人员在他们自己的城堡里，高枕无忧；而骑士却大批出没于交通要道，结伙成帮，拦路抢劫，有些人沦为土匪或强盗。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皇位空缺期。帝国编年史的任何部分都有这种事例。生活在这样的国家里，任何商人都没有行路和交通的安全，他们经常受到袭击。如果希望清楚地了解德国1100年到1300年这方面的情况，读者只要看看今天的欧洲就行了，那些武装到牙齿的拦路强盗对没有保卫能力和富有的邻国可以在毫无理由和不做警告的情况下，随时袭击和抢劫。
德国的城市是手工作坊的诞生地。德国人始终必须是有组织的。用弗莱塔克的话来说：“全国就是由各种小组组成的。”士兵和手工业者合作起来，保卫能力大大增强，这样的小组就成了最强大的了。同样，单凭勇气也是无济于事的，技巧、勤奋、远见和坚忍使德国人出类拔萃。铁匠、黄铜铸工精于加工金子和黄铜，生产出非常漂亮、实用的产品。在磨制凹凸镜片和化学加工方面，德国工匠工艺的精确性至今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今天，他们的手艺在手工行业受到了约束，可在当时，他们是以从事艺术的态度进行加工的。
然而有力的团结还是把德国早期城市中的各个阶级集合在一起了。除了那些直至今天仍然以罗马的方式称自己为贵族的古老的商贾外，城市委员会也逐渐吸收手工匠了。自由城市政府——德国历史上最美好的一页，经历了几个世纪，只是在今天才向一个最大的政党屈服。
商业行会和工匠的同业公会是城市的两个对立阶级，它们都有自己的很好的组织形式。现代的国家形式只不过是这些老式组织的翻版，这些组织当时在德国得到高度发展。在亲王和主教的允许范围内，工匠也许可以得到自由；但工匠是注定要服从他的同胞的。德国人崇拜和服从权威，这起源于古时条顿作战时养成的习惯，一旦形成阶级，德国就是理想的组织纪律森严、官僚专政的国家。
德国的市民——商人和工匠——出于无奈，对政治生活感到无能为力，因为1000年来他们一直被贵族排斥在国家生活之外。服从权威的习惯使一些人只想做一个有限的属于自己小范围的领导人，因为这样他可以不负责任，并避免指导。如果只让他在新的场合中担任一个小领导，负责领导几个自己的同事，那么他对于被置于自己上面的人，是充分地肯定和心甘情愿地服从的。德国人从来就把社会生活看成金字塔形的组织，就像国家是由国王、亲王、贵族、绅士一层层等级组成的一样。现在，在城市兴起的过程中，这些等级却要与无数小金字塔结伴为伍了。工匠们在自己的同业公会中，对沉重的层层上级领导毫无怨言，只要他也可以压制他手下的人，分享这种服从的好处就可以了。在原始大森林中，德国人除了打猎和战争外，不从事其他工作，把耕作和饲养等事交给妇女及奴隶去做。现在他们从一开始就学习忍耐，甚至寻求权威与服从；而以后，比起自由来，他们逐渐更喜欢纪律。德国工匠和商人行会坚持自己的习惯与做法到了可笑的程度，他们顽固地坚持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发扬战士服从与纪律的美德。同时他们的勤劳与朴实也是堪为模范的。
在巴塞尔，有一次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尔夫偶遇一个满身污垢的制革工人，这个工人正在臭气扑鼻的车间操作。他邀请国王第二天到他家里去做客。出乎国王意料，这个工人住在一座十分讲究的房子里，这个工人和他的妻子穿着十分漂亮，站在一张布满银器的桌旁等待国王的到来。国王在席间问道：“你既然如此富裕，为什么还要从事如此肮脏的工作呢？”“这是我的职业，”这个工人回答说，“正是它给了我这座房子。”
14世纪，国王对新兴市民阶级的态度已有所改变。在市民与主教的斗争中，国王也常常支持敌视教会的市民。在王室的斗争中，市民也成了不可轻视的因素，有时他们的态度可以决定王室选举的成败。
早期，大城市生产一切本地居民所需的商品。那个时候生产服装的城市确实要比今天多。但是随着城市的发展，专业分工很快就开始了。西方最大的国际贸易中心、德意志西北部的布鲁日与莱茵河中部地区的大城市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奥格斯堡的商人向蒂罗尔和萨克森的矿区投资。巴伐利亚的商人到布拉格定居。福格斯和威尔斯大银行逐步兴起了。
犹太人和金钱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
查理大帝在这方面有弱点可以为他们所利用。因此在以后几个世纪犹太人受德国亲王保护的情况下，犹太人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还算和睦。
但是那些对他们来说是优秀品质的东西，实际上证明也是德国人性格中的一部分，而这恰恰后来成为他们的祸根。和德国人一样，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特选的子民，也极易同化，极易接受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他们也具有商人的敏感性与高效率，想象力丰富又充满好奇。此外，他们具有语言天赋，这使他们在东方获得成功，大发其财。当某一王室派一名犹太商人去拜占庭买回一些银器或高加索上等皮毛时，这个商人不仅很好地完成任务，并且还会向女主人献上一匹丝绸，讲述与这些丝绸有关的奇事逸闻。
后来，约在1090年，突然发生了第一次迫害。当德国市民发现自己也具有从商的才干后，他们马上就对那些早就从商致富的人产生了妒忌。他们首先怀疑这些狡猾的竞争者是异国人，因为这是最方便的理由。同时十字军东征的热情还在继续鼓舞他们。当十字军东征领袖哥弗雷第一次在国内发出反对基督的敌人的呼吁时，他就是以这一简单的口号点燃了狂热的火焰，为那些希望侵吞犹太人财产的人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借口。
但是教会没有参加这一行动。后来当所谓的祭神杀牲的传说被制造出来时，另一方面的敌人——主教和德皇都站出来反对。在13和14世纪发生的新的迫害行动据说是因为犹太人从事高利贷，因而似乎变得合理了。第一次迫害后，犹太人不得不转而出借贷款，取得一定权力后，他们就据此从事高利贷。反对他们的人的理由是，犹太人不能拥有自己的家园，也不属于任何可以享受国王批准行使某些高利贷特权的行会，而且从基督教教规来说，高利贷是不被允许的。高利贷的利率即使在古代就高达50%，现则达60%。另一方面，犹太人担心，个别债户会乞求教会的保护而赖债，因此他们要求以房子作抵押，并且通过在其他的国家的同乡把钱借出去，很快他们就成了国际银钱业的巨富。皇帝、国王、亲王和市民都成了他们的债户。
少数地区，很多市民也成了犹太人的债户。为什么不把犹太人的房子烧掉？他们心里想，这样就可使那催命的债契化为灰烬。这恐怕还会被认为是基督美德呢！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心，犹太人纷纷从乡下迁往城市。
不久，1385年，德皇文塞斯劳斯陷入市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他下令大肆掠夺波希米亚和德国南部的犹太人，在这次侵吞活动中，全部债契都被销毁了。仅纽伦堡一地，就获得了200万金马克的好处，其他城市也因此而致富。现在皇帝知道支持哪一边可以得到好处了。
卢森堡查理五世是这场反犹太运动的头头。与今天一样，犹太人最大的敌人是一个脸色苍白、好幻想的厌世主义者，他对自己幼年的不幸一直耿耿于怀，并且老是在寻找克服因迫害无辜而带来的灵魂深处的自卑感的办法。在他的号召下，民众肆意暴虐。在史匹莱和维也纳，犹太人宁愿自焚而死。某些债台高筑的莱茵地区市民集合起来把数百名犹太人关在莱茵河岛上一间木制小屋内，然后付之一炬。皇帝自己也把斯特拉斯堡的一所犹太人的房子送给了某个名门淑女。
某个当时的阿尔萨斯的编年史家在总结这一历史及其以后的影响时令人深思地指出：“犹太人的才干是自己致死的原因。”
在德国这部爱情悲剧中，国家权力和思想精神一直在彼此寻找对方，但几乎始终没有达到目的，具有这种观点的人可以在13世纪中找到两个象征性的日子。史无前例的皇位空缺——无政府时期，是由两块精致的当代艺术纪念碑来概括的，它的两块奠基石就放置在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下。
犹如石头上的图案，一个个灰色的尖顶耸立起来了。乌尔姆、特拉沃斯、弗赖堡、班贝格、瑙姆堡等地的大教堂像灯塔一样在德国中世纪的迷雾中冉冉升起，它们风格一致，典雅精美，只是衬托这些教堂的天空有时并不是蔚蓝色的。在德国人的努力下，哥特式的尖顶体现了浮士德理想的艺术形式。这种艺术形式是从法国学习来的，在法国它可能有更完美的表现方法。对我们来说，世界上却再也没有比德国这样的国家更适用哥特的艺术形式的了。因为它既深沉稳重，又轻巧挺拔；既昏浑幽暗，又明快和谐；既实实在在，又富于幻想——就和德国人精神的表现形式一样。
德国早期的能工巧匠掌握了精湛的人物石雕艺术，圣人、国王、恩主的石像栩栩如生地沿墙而立，灰色的墙壁和灰色的石像庄严肃穆。在班贝格大教堂里，至今仍然伫立着这些塑像，骑士很可能就是诗人，也许过去是诗人；王子凝视着远方，也许是南方；在他们中间苏皮尔抱着一个俄耳甫斯式的美妙绝伦的妇女或女祭司的头像。在遥远的斯特拉斯堡大教堂也有另外一个后来被人奇怪地称为苏皮尔的石像，在瑙姆堡大教堂沿墙也站着迈森王子夫妇的石像。
不久，最漂亮的，或至少在中世纪最别致的建筑物——市民们在那里宣布获得新自由的市镇大厅建造起来了。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六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他们的子孙还在对他们的工艺赞叹不已。就以本书作者曾在那里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的辉煌的布雷斯劳大厅为例吧，让人感到似乎在坚实的拱顶上升起了优雅之梦，一个强壮的男子抱着一个纤巧的妇女穿过广场。它建在西里西亚被称为拳击场的主要广场中心，宽敞通达，不像那些建筑在狭窄街道上紧挨教堂的礼堂，让人有一种压抑、拥挤的感觉。当人们第一眼看到布雷斯劳大厅的上半部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由红、白、绿三色花瓦砌成的巨大的三角形山墙屋顶。然后是墙上一些不规则的线条和窗户，让人有一种自由自在、欢乐多彩的感觉。慢慢地人们的目光就会转移到正方形的底层正面的窗户上，在这些窗户上面的是第二层的哥特式的窗户，其中一扇特别雅致，引人注目，也不在正中间。在一个彩色的日晷仪上面是巨大的砖砌山墙，它是那样精巧细致，仿佛是块圣诞蛋糕。建筑师通过底层两侧哥特式的又高又大的窗户与上层近乎文艺复兴时期壁龛式的窗户的对比，展示了他的艺术想象力。
建筑物的顶端是一座八角形的尖塔，简单而又有点阴郁，就像一个严肃的校长生气似的瞧着下面那一群淘气的学生，特别是位于两侧的醉汉和妇女的石雕像。但是有一件事似乎使得阴郁的校长有点高兴，那就是入口处的黑色柱子，这个地方是公开鞭笞或处决坏人的地方，它目睹这里发生的一切，包括那些有时被惩罚错了的无辜者。
从教堂到市场，从市镇大厅到田野，整天音乐声不断。中世纪德国人在建筑艺术上显示了他们的天才，同时也征服了另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使他们摆脱了日常的愚昧生活，而进入了一种精神生活。德国的早期诗歌也和其他艺术的历史一样，即使在它的朦胧时期，就显示了它取之不竭、长盛不衰的强大的生命力。
一位东征时期的非德国人编年史家在他的书中写道，当克莱沃修道院神甫圣伯纳尔（12世纪克莱沃修道院的第一位神甫。——译注）得知他的德国伙伴们就要离开他时，感到非常难过，因为他知道，随着他们的离去，歌声也将停止了。这是非常简单却又十分动人的话。当我们重温德国音乐文献资料和古老的德国乐曲时会发现，它不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他们播种时唱歌，祷告时唱歌，作战时也唱歌。”一份材料上写道。这个法国十字军战士的伙伴并不是音乐家或诗人，而是普通的拿起武器的市民、农民和战士。当罗塞尔一世企图出兵阿普利亚时，他的一个将军希望劝阻他，就命令部队弹奏一曲思乡曲，引起了战士的思乡情绪，战士们纷纷拒绝出征作战。
直到今天，德国音乐是出自德国人内心的。自从战士们唱着歌去东征，迄今几乎已经1000年，在今天这场世界大战中，全体德国青年战士走到哪里唱到哪里。因此从这个民族的性格及历史中很容易看出，德国民族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
德国人过去以打猎为生，每天在罕无人迹的条顿大森林里冒着生命的危险追逐野牛，他们过的是战士的生活，不知道也不愿意过安静的农民生活。后来他们的冒险精神和刑罚的残酷远远超过中世纪的一般水平，他们以屠杀犯人为乐，以复仇为豪。但即使如此，他们的心灵可能也不能得以全部满足。天生的七情六欲怎样才能得以发泄呢？古希腊俄耳甫斯和雅里翁人用音乐来使海陆野生动物兴奋，每当这些音乐传到德国人的耳朵时，也往往引起他们的深思。确实，德国人创造了自己的音乐，所有认为德国歌曲源于法国和中世纪的民谣歌手的说法，在德国发展了自己的民歌以及类似的那种音乐的事实面前，就显得没有多少根据了。
因为上面提到的法国东征战士的德国伙伴，实际上不过是德国音乐的先驱者，德国人在音乐方面至今仍超过其他国家，他们生活中不能缺少音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培养了自己的音乐才能，而生活恰恰是音乐爱好者的真正音符。即使在波希米亚人和匈牙利人中间，音乐的来源和实用也不像南部德国人那样丰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追溯德国人性格的根源。
德国人的历史决定了他们是一个既是战士又是音乐家的民族。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对于命令和服从的热情，他们斯巴达式的严格的训练和节俭的生活，以及突然的无所节制、烂醉如泥——这是一个具有满腔热情的民族因屈服于压力而需要发泄的社会活动或方式。犹如伟大的意大利画家所创作的战神阿瑞斯因丘比特而双臂获得了解放一样，德国人也需要这种解放。但这不是统治阶级为逃避残忍的斗争而寻求的艺术生活，这是人民为了摆脱周围混乱不堪的生活而潜心创作的不朽作品。
德国的市民能逃向何处呢？用什么方式才能摆脱精神上的来自国家的强大压力呢？在别的国家里，普通百姓早就参加公共生活并显示自己的才能，可是在德国市民是被拒绝于政治之外的，他们受亲王、贵族、教会等权力的左右。不仅在中世纪，而是直到19世纪，最优秀的人物总是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有文化和才干的市民往往从商或做些知识方面的工作，晚上业余时间他们不是捧起一本书就是拉拉小提琴，他们的儿子可能成为一名医生；工匠的儿子可能成为一位画家；而那些没有儿子的或侥幸有个非婚生儿子的中世纪游吟诗人整天周旋在有地位的人物中间，吟诗作歌，劝诱这些人自己动手写诗作曲。
当人们的眼睛盯着远方，梦想统治世界时，这一切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而当人们集中精力专心于音乐或其他文化事业时，这又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欢乐。幻想自由、幻想摆脱奴隶暴力的生活，为鬼怪神话故事带来了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德国的喜剧和话剧中，人们常常可以看到描写阴间地狱的故事，这是德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故事。
由于一部分德国人执意追求文化艺术生活，他们与另一部分引导国家命运的德国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普通老百姓把自己的命运交给贵族统治阶级去领导，自己就越来越脱离政治。而由于无知，贵族统治阶级对人民所从事的艺术生活越来越没有兴趣。德国人的性格在社会生活中的这种越来越大的不一致，终于导致分裂，这种分裂直至今日人们还能有所感觉。
我们在这里和以后所要讲到的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干，对于其向全世界献出的不朽作品来说，只不过是一个综合性的介绍，因为所有的伟大的艺术作品，如科隆大教堂、格吕内瓦尔德的创作、歌德的诗，都是音乐的再现。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们人格中的伟大的一面，它的对立面是朦胧、游移、多变的。通过历史和各种人物，德国人在音乐方面的才能充分说明了德国人具有丰富的天赋。
除了建筑师和艺术工匠，诗人和游吟歌手也是活跃在德国中世纪的一群仰慕“繁华”的世界性人物。教会开始反对他们；主教在提到诗人和歌手时称他们为小丑和高级妓女；圣高尔修道院院长因为写过爱情歌曲，几乎被认为是异教徒。
开始，只有骑士在他们的城堡里举行社交活动，除了王室侍从、猎手、女主人外，也邀请歌手和诗人参加，还有什么可以让他们消磨漫长乏味的冬天呢？在外出袭击的间隙，他们坐在城堡的沉闷大厅里，壁炉里烧着松树枝，烟雾缭绕，至少因脱掉了笨重的盔甲而感到轻松的骑士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自己在战斗中的故事。无数良家女子被他们劫来这“圣地”奸污。现在这些妇女就坐在离他们远远的廊下小房间里，因为即使是女主人也不允许在有新客人的大厅里就座，大部分时间男人们只顾自己聊天。
德国中世纪骑士制度时代，妇女处在既是奴隶又是女神的中间地位，充分反映了德国人矛盾的性格。当时在法国妇女已经可以与男人同桌就餐，即使在那时，法国也像我们今天常常看到的那样，妇女与男人成双成对地坐在小桌旁。她们与男主人共饮一壶茶，轮流从盘中夹肉。但在德国城堡里妇女是骑士的私有财产，她们是从别人手里，或者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由她们的父辈卖出来的。这种买卖往往是在她们年纪很小的时候进行的。克里姆希尔特15岁时就结婚了。她们的命运取决于能不能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或女儿。法律规定，妇女“如有越轨行为”，丈夫可以把她卖掉或处死。这种法律对德国历史的发展影响很大，直至15世纪还可以看到它的痕迹。
但是这些既没有自由，又没有财产，对孩子也没有任何权利的妇女，在法庭和马术比赛大会上却被安排在引人注目的位置上。人们向她们表示敬意，在法国时髦的影响下，她们的丝头带成了冠军的奖品；她们在法庭上表示宽恕的暗示也成了判决的根据；尤其是她们的服饰成了公众以及那些诗人的注意中心。大量的叙事诗和编年史用很长的篇章来描写她们的裙裾、帽子和她们微笑的姿势。
但是女孩子的唯一命运是结婚。她们的被拐骗，甚至她们的爱情从来也没有成为歌曲的主题。骑士们的唯一愿望是如何占有其他骑士的妻子。而这些人表面上是十分严格维护家庭尊严和一夫一妻制思想的。当“骑士之爱”（Minne）作为爱情更高的方式，在粗野的战士中广为传播，赋予其掠夺生涯更多内容时，它给整个民族的生活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它一直深入女修道院和寺院，修女和僧侣也都阅读尤维纳利斯和欧维德，甚至互相结伴而读，使上了年纪的主教瞠目结舌。城堡和宫廷里的爱情故事简直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往往总是一个骑士企图占有一位夫人，而她则知道如何以已婚为借口长久地维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使对方欲罢不能、欲近不得。这样的情况往往可以延续数年，她一方面还是为人之妇，与丈夫同床而眠；同时又是另一人的崇拜对象，与此同时，这个妇人的丈夫也可能在追求另一个妇人。这个时候的德国，比之南部的一些国家很少有休妻的现象，这是唯一的代替处死的形式，在这方面德国落后于其他国家。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在当时的社会和语言条件下，两部伟大、令人震惊的德国历史叙事诗问世了。诗——德国艺术的最初形式已发展到了被用来叙述国家大事的高度。
《尼伯龙根之歌》是在6世纪到15世纪之间创作的，时间的跨度很大。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德国的国诗。它毫不掩饰和毫无惭愧地暴露了德国人灵魂深处的罪大恶极的兽性。他们残暴的报复心理简直到了疯狂的地步。以普通而不是美学的观点比较一下《尼伯龙根之歌》与《伊利亚特》这两部作品，人们就能清楚地看出北部沿海地区、大森林、大平原与南部土地肥沃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北海与地中海国家人民在精神气质上的差异。这样的比较对两个地区共有的基本的异教主义问题可以得到充分的公正看法。2000年前的长者荷马应该远离文明，笔下的人物也更残暴。
当人们把《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佩涅洛沛，同《尼伯龙根之歌》中的齐格弗里德、哈根、勃隆希尔德对比一下后，就可以得到十分鲜明的对照。希腊人的历史中虽也充满谋杀、奸诈，但他们的目的是捍卫爱情、忠贞和自由，相反《尼伯龙根之歌》所反映的活动，却只能被看成宣扬背信弃义。因为所有男女主人公，特别是女主人公，在德国人复仇欲的支配下，干尽了出卖背叛的勾当。朋友间不守信义，夫妻在新婚之夜就互相反目悔约，为臣的可以欺君，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爱情、自由或国家，而是为了金银财富，其结果是一场浴血大战，一切变成了废墟。这一切为《尼伯龙根之歌》奠定了基本思想，它不仅不同于希腊人，而且也不同于当时民族史诗围绕着圣杯展开的盎格鲁-法兰克人的精神气质。任何希望探索今天又重新攫取了德国人心灵狂热情绪的人，都应该读读原版《尼伯龙根之歌》，或者至少读一读忠实于原文的介绍，而不是去看那今天唯一广为流传的瓦格纳的歌剧，那部歌剧严重地歪曲了原著。
中世纪的三位伟大诗人——沃尔弗拉姆·冯·艾兴巴赫，歌脱弗雷特·冯·斯特拉斯堡，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他们的毕生活动，不约而同地证实了日耳曼思想精神的社会发展规律。这三个人都是在帝国四分五裂时得到蓬勃发展的；他们都出生在德国的南部；他们都是普通人民或者是已经不得不靠行歌吟诗来糊口的破落骑士。
但是在德国中心，文艺女神缪斯的殿堂里，有一位赞助一切思想文化活动的亲王是突出的例外。这就是住在瓦尔特堡的图林根赫尔曼公爵。这是萨克森除了后来成为伟大的音乐家之乡的维也纳宫廷以外，唯一保持了王室荣誉的宫廷。约于1200年、1500年和1800年，就在瓦尔特堡这里或在它的附近，路德和歌德三次受到了王室的保护。1919年德意志共和国议会迁到魏玛，这件事具有深刻的象征性意义。
中世纪后期在城市出现的诗歌，当时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手工艺工匠逐渐发展为画家或雕塑家，但是诗人却远远落在后面。那些从前身为行会的专门的音乐学校出来的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名歌手在全国没有什么地位，即使是著名修鞋匠诗人汉斯·萨克斯的6000多篇作品也都失散。
除了歌曲以外，无论是狂欢节的节目、工匠的滑稽戏，还是伟大的史诗都没有在人民中间扎下根来。从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开始，情况有了变化。
游吟诗人实际上是区别于宫廷歌手的音乐家。当然，其中也有少数人从这个阶层转到另一个阶层。因此，游吟诗人的地位是很不一致的，就像他们为之歌唱的妇女的地位一样。他是扒手，还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在沃尔姆斯，他们是不允许被市民带回家中的，不论到哪里，人们总是将他们与骗子、戏子、驯兽者等可疑分子混为一谈。
对游吟诗人的这种态度，其根源在于平民而不是城市居民。游吟诗人实际上是闯江湖的游客，他们在乡村小客栈饮酒喝茶，在广场上看跳舞，无处不往，到处留宿。德国的第一位大诗人能拉提琴、击铙钹。对于不懂德语的人来说，是很难体会瓦尔特·冯·德·福格尔维德诗的全部韵味的。即使今天的德国人也很少能读懂他用古德语写的作品。
瓦尔特，德国的第一位真正的音乐家和诗人，约于1170年出生于奥地利的蒂罗尔。为维也纳宫廷服务了不久后，他便四处漫游。除了在他的诗歌中有些自我叙述外，人们很少知道他的过去。但是人们确实知道，他人生决定性的变化是发生在他离开宫廷之后。与歌德一样，瓦尔特在用祖国的语言写作之前，只在少数几年中，追随法国时髦，写过一些闪闪发光的诗句。这些充满活力的作品，我们至今尚能受其感染，犹如歌德早期的朴实无华的歌曲。
瓦尔特作为一个政治诗人，他的态度十分勇敢。他逐渐出名，但人们对他褒贬不一。他描写漫游生活的自由自在及大自然的和平宁静，但认为德国缺乏这种生活，他称主教为撒旦的仆人。
只是到了晚年，他已年老体衰，在派别斗争中弄得精疲力竭，不能再四处漫游时，才想找一个可以投身其门下的主人。过去，从一个德国人的立场出发，对凡是他认为对国家有利的，他就写，今天为这个写，明天为那个写。但是后来，就像奥古斯都对贺拉斯（Horace，前65—前8，原名Quintus Horatius Flaccus，罗马诗人及讽刺文学家。——译注）一样，腓特烈二世分封给他一块小小的领地。从很多迹象看，这位国君并不认识瓦尔特，很可能只是在他猎鹰时，陪伴他的年轻骑士为他唱起瓦尔特的《鹰之歌》及《心爱之人》，并向他叙述了诗人晚年凄凉的漫游生活，而这位皇帝由于自己也是诗人，在酒兴之下，吩咐大臣给这位北方的诗人以必要的帮助。这是德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美好的时刻。我们将深刻分析这两个人对历史做出的贡献，看看这位中世纪最伟大的皇帝对他在位时最伟大的歌手所提供的远在宫廷之外的一间小屋、一个花园、一小块土地。
迷雾逐渐消失。在乌云散去的日子里，透过迷雾人们看到了一线光明。这是新世纪的黎明吗？这是推动新世纪尽快到来的一颗晨星。
15世纪，德国不同的阶层开始发出渴求知识的呼声，要求打破知识为教会特殊阶层所垄断的局面。神秘主义者追求感觉与占卜，而不是了解；异教徒则要求了解与理解，而不仅仅是祈祷。在法律和各种文件中德语被普遍使用。市民和农民要求学习更多的知识，要求了解上帝和世界，而不仅仅局限于教会给予他们的东西。在庄严塔顶下的市政大厅里，以及肃穆的大学课堂里，民主的幻想弥漫着每一角落。在此以前，所有的书籍均由僧侣手工制造，数量极为有限。改革的时机成熟了。开始是有人把1400幅画刻在木料和金属上，然后用它来印刷。人们想，如果能把这些木料和金属做成活字，该多好啊！这样印刷得又快又便宜。就在这时，斯特拉斯堡的一名青年人已准备好应对这个问题。
约翰纳斯·根士弗拉埃希约于1400年出生在美因茨，取名谷登堡，随父亲移居斯特拉斯堡。他不是人们所传说的出身名门望族，而是一个普通市民——一个金匠行会会员、珠宝匠的儿子。他开始时制作镜子，当他用一个压具把镜子装到框子里去时，他产生了一个想法——用同样的压具把排成词或句子的活体铅字托住，然后利用它来印刷。
如同很多发明家一样，促使他努力探索的是贫穷。谷登堡回到家乡，认识了一个姓浮士德的人，这个人本身毫无功绩，但却名垂青史。他属于贪得无厌、头脑简单，但却很有钱的那种人。即使今天也有这样的人，他们利用艺术家或发明家的聪明才智大发横财，而实际上连给艺术家们提鞋都不配。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创造革新刚开始，工作进展不快，而发明家却已囊空如洗，负债累累。这个土财主向法院告了谷登堡，虽然是土财主自己违约，不按期付钱，但他还是赢了这场官司，法官将谷登堡的排字机判给了这个土财主。如果不是美因茨的教会从中调停，这位发明家也可能因此而被毁灭。
因为在当时，不可能是别的组织或个人，只有教会才会第一个发现这项具有无限威力的新发明的意义及其对教会的威胁。应该把这个发明家及他的排字机一起送去见阎王。在这些小小的铅字内，这些木制的框架以及黑墨水中难道不就潜伏着恶魔般的力量吗？但是教会却成了这一新发明的第一批使用者。这个带来新光明的发明者亲自印刷的第一批文件却是黑暗时代的赎罪书——教会同意教徒用钱来免除自己的罪恶。如同神话故事般的，据说一位遥远的传奇式的王子——塞浦路斯国王，他正集合所有的教徒反对土耳其异教徒，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所继承的小岛。为了从财政上支持王子打仗，主教要求代理人把这些赎罪书散发到全国各地。德国代理人觉得印刷要比手写快得多，用这个办法只消几个小时就可以印出几百份，一切有罪恶感的人马上可以从灵魂上得到解脱，只要他们愿意付钱。
谷登堡这时60岁左右，仍然是一名单身汉，因为他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创造发明上了。他被召去见拿骚的大主教，他被允许完成他早已开始的工作：出版德文《圣经》。
那些曾经看到过这本1455年第1部42行《圣经》（现存的少数原版之一尚陈列在纽约，它拿在手里太重，必须搁置在读经台上阅读）的人无不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预计它将像第一台蒸汽机或第一辆汽车那样笨重，现在看到的却已是相当美好的作品了。几个世纪以来都是由寺院手工制成的刻本，现在却非常漂亮地用文字印刷在活页纸上了。当时字母篆刻工人和铸工所遇到的问题正是如何把这些活页装订得更漂亮和方便。
但是这位德国发明家在给世界带来福音的同时，德国也给世界带来了威胁。
早在1340年德国就生产出火药。使用石块或铁弹的笨重的大口径短枪也同时问世。英国人用长短枪打了一场胜仗，但实际上这些枪不能射击，只能靠发出来的声音吓退敌人。火药的发明应该归功于一个名叫贝瑟特·施瓦茨的德国僧侣。据说他在一个大臼内捣研用硝石、硫黄和木炭掺和在一起的混合物时，大臼爆炸了。可能他是一名炼丹士，贪婪使这个亡命徒很快抓出一大把粉末，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抓出了多少，反正就像多年后他的继承人诺贝尔一样，他并未因此丧生。1400年左右，另一些不知名的德国人制造出了大炮及其他小型的带铅弹的铜制武器，现保存在格丁根的一份1405年以前的手稿上有这些武器的图片。不久，一个法兰克贵族在一本名为《贝利费鲁斯，茁壮的战士》的书中为这些火器提供了文字资料。15世纪末，德国人已经发明了火药池、火绳枪、来复枪管（存维也纳）、燧发枪（存纽伦堡）。100年以后德国军械工人制造出了快速手枪。
德国人几乎在同时将这两项具有决定意义的发明投掷到世界的旋涡之中。当时的世界与今天一样正处在危机和变革的时代。这表明了德国人日夜追求的两个欲望和与此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性格的两个方面：野性、复仇及破坏的欲望驱使他们去寻找一切破坏手段，渴求知识的欲望把他们引向书本。他们通过自己的手，几乎于同时产生出新的战争武器和思想武器，这两方面的武器不久就陷入严重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