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曦中一座山丘从广阔的平原后面徐徐现身。两支外表和服饰迥异的马队从山的两侧同时向山头挺进。一支队伍的战士穿着革制盔甲、无袖的古罗马束腰外衣，肩上披的军氅随着马蹄声在空中抖动。他们头戴青铜军盔，一缕缕又黑又长的头发在军盔下随风飘荡。战士们人人身佩一把阔剑，背负护身圆盾，右手紧抓着缰绳和长矛。另一支队伍的战士身上紧裹着兽皮外衣，头上戴着用牡鹿或野牛的皮革做成的帽子。从这些兽皮帽檐下散落出金黄色卷曲的长发，兽皮帽也就是他们的头盔了。他们身上佩的剑比较长和窄，其中很多人还另带着一把弯形的匕首。他们的长矛用来戳刺似乎比投掷更合适。

走在这两支队伍前面的是他们的首领，穿着与他们的部下同样的衣服，不过色彩更为绚丽鲜艳。他们各由一名扛举着旗徽的传令骑兵引路：一边举着的是一面刻着SPQR四个字母的鹰盾；另一边举着的是一面粗糙的旗帜，上面画着一个看上去像个公牛头的动物形象。他们在离山顶数百步的斜坡上停了下来，传令兵过来接受命令。发出来的命令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然后，两个司令官离开队伍，各带数十名卫兵向山上走去。不一会儿，他们在山顶见了面，互相致意，但并未下马。

这两个人就是罗马的恺撒和条顿的阿里欧维斯图斯。事情发生的地点在命运之河——莱茵河以西数英里的高卢地区，今天则称为米卢斯的地方；时间是前58年。2000多年来，就在这里，战争和战役轮番上演。但在当时，在这个特定的日子里，他们还是先礼后兵，首先寻求和平的途径。

这两个人，年龄都在四五十岁，彼此并不陌生，也曾听到过对方的大量传闻。今天他们同时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罗马长官恺撒第一次到高卢来，来此的目的是和比他先来一步的征服者商量分享这块土地。阿里欧维斯图斯则曾以帮助受苦的高卢族为由，通过易北河和奥得河向西跨过莱茵河，捷足先登，征服了那时可能还自由的部落，并与遥远的罗马缔结了条约。罗马元老院对此耿耿于怀，曾设想以封授和恩赐的办法来战胜和控制这个北方陌生的野蛮民族。对于这个以掠夺闻名的条顿族，罗马人早有所闻，并对它相当畏惧。但今天，恺撒是以世界强国的名义到高卢的，他不能对被条顿赶出了家园的埃杜维人的抱怨叫屈充耳不闻。

当天两个人在这座山上说的话，被恺撒相当详细地记录了下来：

“记住，阿里欧维斯图斯！”恺撒开始说，“我和我们的元老院已经给了你一切特权，我们承认你为国王，接受你为罗马人民和国家的朋友，这是很少人能得到的荣誉。但是你要知道，埃杜维也是罗马的盟友。不要对他们发动战争。不要反对他们的盟邦。把他们的人质放回去。如果你不愿意让你的部下退到莱茵河那边去，至少要保证不进高卢来。”［恺撒：《高卢战记》（ Bellum Gallicum ）第1卷43章。——原作者注］

对于这个罗马人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和讲话，阿里欧维斯图斯怒不可遏，他跨在马鞍上给予了回答。根据恺撒的记录，这番“不正面地回答要求，而是更多地强调自己的功绩”的讲话，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他说道：

并不是我自己想越过莱茵河，是高卢人恳求我来给他们帮助的。为了他们，我和我的战士不得不弃乡离土！也不是我首先发动战争反对高卢人，而是他们先反对我！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他们不能拒绝，迄今还一直向我献纳贡金！感谢罗马人对我的友谊，但如果这种友谊影响了我的权益，那我必须抛弃它。的确，我带领条顿人来到了高卢。但是我一点也不想打扰这个国家，因为并不是我进攻他们，我只不过在保卫自己！简单地说，如果你让我安安稳稳地行使权力，我将尽力帮助你赢得一切你想赢得的战争。但如果你继续留在这块属于我的土地上，你就是我的敌人！一旦我在战争中杀了你，并取得了胜利，很多强大高贵的罗马基督教徒将欢欣鼓舞——他们曾通过密使告诉我，对我十分信任，答应恺撒死后即向我伸出友谊之手。现在你都知道了。恺撒！你自己选择吧！

恺撒正要回答，突接一名军官报告，敌人的马队已靠近，正向罗马兵团投掷石块和箭。恺撒拔腿后撤。当条顿人的话在军中传开后，士兵们个个义愤填膺。两天后，阿里欧维斯图斯提出再见一次面，并威胁说，这是能够签订和平协议的最后一天，机不可失。恺撒派了两名年轻军官去，其中一名过去曾受到过阿里欧维斯图斯的热情接待。但这次，他们一到那里就被当作奸细关押入狱。

恺撒旋即准备打仗。战争的结果是条顿惨败。根据普卢塔克记录，8万名条顿士兵被歼。为了逃生，阿里欧维斯图斯不顾自己的妻子和妹妹落入敌人之手，自己搭乘一条小船逃过莱茵河去，并从此销声匿迹。这个曾经声名显赫的20余岁的条顿族领袖如何终其余生就无人知晓了。

上述历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条顿族领袖的言行：佯装无辜，威胁恫吓，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恺撒使用的也是外交辞令，也唯利是图，但他比较坦率，先礼后兵。相比之下，条顿人说了些什么呢？他入侵高卢完全是出于一番好意，是为了帮助弱者，而且自己还做出了牺牲；他以打破敌人包围为借口，动员士兵作战；声称外国领土是人家自愿割让给他的，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确实是征服者的权力。假如他杀了恺撒，一些位高权重的罗马人将对他感恩戴德——这部分人确实曾经要求过这个被称为野蛮人的人这样去做。他在讲话时，就一边下令动手射击；当恫吓不起作用时，他就表示愿意和解；但当谈判人抵达后，他就把他们扣押起来。

这是发生在前58年的事，以后的历史将同2000年前一样，没有什么改变。

向南挺进——卖国求荣——好战的民族——他们错在哪里？

50年前，恺撒的叔叔马里乌斯曾拯救罗马免于条顿之难，那时整个意大利笼罩着恐惧。罗马人在征服了波河平原后，以终年积雪的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安居乐业，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国家。前113年，一支庞大的北方野蛮部族突然向阿尔卑斯山蜂拥而来，罗马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那些几乎是半赤裸的巨人“长发披肩”，人数上万，但他们不仅是一支军队，他们有原始的帐篷车、猎具、马挽车，还有妇女和孩子。他们带着棍子、长剑以及和人一般高的盾。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群用绳索互相拴在一起的士兵，绳子一解开，他们就号叫起来，故意把盾牌拿到嘴边，以壮声势。与此同时，大批帐篷车中的妇女也大声喊叫起来，给他们助威。俘虏一旦被抓到，就会被处死，无一幸免。穿着灰衣服的老太婆——女祭司在已经是遍体鳞伤的囚徒身上扎上一刀，把他们的血挤出来用盆子接着，并用死者的内脏卜卦。

这些人就是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罗马语中辛布里正好是“强盗”的意思。他们离开自己德国东北部的家乡，在维斯杜拉河、奥得河、易北河一带到处流窜，最后来到并袭击更文明的凯尔特族。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辛布里恐怖”时期。几百年后，当其他条顿族大肆蹂躏意大利时，人们仍然用“辛布里恐怖”来表示人们的恐惧心理。在这场战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罗马顶住了北方野蛮人的袭击。

他们来干什么？而且为什么一再到罗讷河、塞纳河、波河和埃布罗河这些地方来呢？难道北方没有这样的土地？难道他们的父辈在那里以自己的方式生活得不幸福？他们来自德国干旱的北部，来自图林根原始大森林——总是来自北部地区。他们寻找的不是土地，而是比土地还要好的东西。这该怪谁呢！那儿很冷，他们都穿兽皮衣服，喝麦片糊，吃脱脂干酪，还有那带苦味的啤酒。一旦听说山那边终日沐浴着阳光，面粉是白的，酒是甜的，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南下，这难道不正常吗？要过好的生活就要去征服别人，要征服别人，就要把自己训练成战士。也许正是寒冷的气候、贫瘠的土地使条顿人成为最强壮的民族，至少使他们始终野心勃勃。他们始终向往着肥沃的土地、暖烘烘的太阳，而且他们的父辈开拓奋斗过——一直到达北非洲。生活越舒适，他们就越放荡不羁，就越软弱。同样的欲望驱使他们的先辈、后人到意大利，到高卢去，也吸引他们的子子孙孙——普鲁士人、其他的半斯拉夫人，2000年来不断地到法兰西去，因为摆在他们前面的是花园，而留在后面的家乡，则是干旷的草原及原始大森林。

条顿人被罗马人在意大利打败一个世纪后，罗马人又被条顿人在德国打败。这就是发生在9年的条顿堡森林战役的史实。这个战役揭示了德国人早期的性格与今天的完全一样。

希望在一切方面都模仿恺撒，并完成其未竟事业的奥古斯都，终于成功地征服了德国。他计划逐步把罗马帝国扩大到北至日内瓦湖，南至黑海。同时，他还吸收了一部分来自北部人迹罕至的大森林的那些野性未驯的年轻人到宫廷里来称臣，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偶尔也起用几个印度土邦主，借以点缀一样。这些年轻人中，一个名为赫尔曼（拉丁名为阿米尼乌斯）的亲王，是属于易北河以西切鲁斯凯部落的统治者。在罗马，他努力向他的主人学习一切他能学到的东西，后来，当他在自己的国家重新见到罗马人时，他向罗马将军大献殷勤，并利用自己罗马骑士的称号，暗中监视敌方军团。另外一个条顿亲王，他的表兄赛盖斯图斯，和他一样在宫中做客，却企图出卖他。这是两个条顿奸细第一次互相冲突，他们信任敌人，胜于信任自己人。

后来，这个条顿人阿米尼乌斯，利用诡计将罗马人诱入原始森林，企图围而歼之。但是他的表兄向罗马人告了密。阿米尼乌斯为了报仇，就把赛盖斯图斯的女儿骗到了手。赛盖斯图斯又把女儿从她的丈夫——阿米尼乌斯手中绑架走，并把她交给罗马人当人质。阿米尼乌斯陷入家族斗争，最后被亲族所杀。赛盖斯图斯因而得到了罗马的赏识，就像今天的一些做了俘虏的首领无耻地向敌人谄媚讨好一样。在罗马庆祝胜利的典礼上，他被允作为客人坐在观礼台上，而台下就是他的女儿，身穿囚服，戴着脚镣手铐，怀中还抱着在狱中出生的德意志解放者的儿子。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将不断看到这种奸诈伎俩。部落首领们之间经常发生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斗争。后期，德意志亲王们几乎形成了习惯，经常向国外的敌人告发自己的对手；波旁王朝也是因此而取得对德意志的胜利。从大多数情况看，德意志往往因英勇作战而取得胜利，却往往又因自己人背信弃义而失败。

和当时其他部落一样，条顿人也豢养很多奴隶。各级奴隶主的领袖欲、淫威往往在奴隶身上充分表现了出来。他们肆意虐待奴隶，由于缺乏真正统治的才能，对下往往实行残酷镇压，对上却屈意顺从。今天仍然被认定为理想社会典范的金字塔模式，即使在原始森林时代也具有同样的价值，当然它还不像今天社会那样，因有党派和官僚机构的保证而具备十分严密的社会结构。首先，他们的领袖往往是最英勇善战的斗士，或是最机智勇敢的猎手，往下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在他还没有成为国王或君主前，人们就表示要效忠于他，在古老的沙沙作响的栎树林中发誓要为他做出牺牲，这些誓言具有可怕的约束力，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首领同时代表上帝和命运。

因此他们盲目地服从领袖，排斥一切独立思考。即使是叛变，只要是领袖说的，他们就去做。对他们而言，杀害一个失去自卫能力的人并不可耻；相反，如果未能按照领袖的要求去杀死一个人，却是奇耻大辱。没有个人的功绩，一切归功于领袖。没有一个战士应该活着从战场上回来——假如领袖已在那里牺牲。誓死效忠，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这是原始时代的道德观，它代替了一切法律。由于没有个人选择、没有总的中心，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各部落形成了由勇敢的斗士组成的公社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只有家族受到保护。条顿人认为，这样的社会比法治社会更强大。

全体人员都是战士，这是他们的共同思想。战场是他们的天堂，战斗英雄是他们的上帝，群众集会的内容是检阅军队。政治统治只体现在战争的命令中，只有先成为战士，才能成为公民。奴隶只有在被授以武器后，才被认为具有公民身份。领袖的生杀大权被认为是上帝给予的。由于他既是司令又是法官，因此他必须比别人有知识。500年以后，经过希腊奴隶起义和各次社会变革，地中海沿海各国的奴隶制都动摇了，唯独条顿人服从领袖的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几乎没有动摇过。

从另一方面说，条顿人生来粗野多变。命运可以使他在一夜之间失去自由，他也可能会把自己的朋友打得不省人事。一旦进入战场，他就会拼死而战。条顿人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古代人瞠目结舌，只有不懂工作也不懂爱情的野蛮好斗之徒，才会如此失去理性。这种情绪，即使在今天的一部分德国青年身上也会有所发现。

漫游者

罗马人与法兰克人或意大利人一样——说实在的，没有一个日耳曼人的邻邦相信日耳曼人是会信守和平的。不管他们的生活如何幸福，他们那不安分的热血总会使他们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来。好战的日耳曼人不能忍受田园般的宁静生活，更甚于浮士德及其成千上万的追随者不能忍受思想上的高度平静。他们绝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无谓地消磨时光。这些不可阻挡的征服者到底缺少什么呢？

他们缺乏精神、人性和想象力。迦太基人，还有罗马人，都是带着火与剑来到殖民地的，法国人在向世界推广大革命的三大思想时也是这么干的。但是征服者在使用火与剑的同时，思想精神——神学、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或一首经常挂在征服者嘴边的诗歌，起着重要作用，捍卫精神财富的人们紧跟着他们的脚步。但是条顿人是野蛮人，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学习，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心灵的智慧、思想的本能，缺少自然知识和谦逊精神，这些都是人类起源的要旨和地中海文化的遗风。

条顿人的灵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即使他们胜利了，足迹遍及欧洲，也还不感到轻松。条顿人慢慢地背叛自己，自愿接受罗马人、希腊人、拜占庭人向他们提供的一切现成的东西，这证明他们仅仅是征服者，而不是优胜者。这些离开了原始森林来到西西里和普罗旺斯豪华的花园的游牧民族，在不断地努力要超过祖辈的活动中，他们简单的头脑受到了震动。没有比舒伯特的《流浪者之歌》表现得更深刻的了。歌中唱道：

流浪，不断地流浪，带着血和泪，

仰问苍天：何处是我的归宿？

灵魂在我耳边私语：

到你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儿有一切欢乐。

只有一个游牧部落在罗马帝国有所建树，这就是法兰克人，他们征服了高卢并建立了法兰西。他们的部落首领克洛维，一个典型的条顿野蛮人，勇敢、天真、狡诈。他们似乎是500年左右日耳曼人中的第一支具有建设性的力量。经过条顿人和罗马人相互吸收同化的过程，克洛维为后来的加洛林王朝奠定了基础。在一个圣诞节，他和3000名法兰克异教徒接受了规模空前壮观的洗礼。是什么样的一个强者能征服这些野性未驯的人的心灵？在这些人身上既没有国家也没有法律的束缚，除了和信仰完全相反的东西外，什么也没有。是既不会泄愤报复，又不会施雷电以惩罚，而只会祝福、宽容的上帝吗？不，是教士，是那些既不诉之法庭，又蔑视给予鼓励的教士！当古条顿人突然遇到一双无形的却具有万能力量的大手时，他们被彻底打垮了。这一变化延误了500多年——最后一次弗里斯人群众性洗礼距第一次洗礼却已有700多年了。

日耳曼的悲剧开始了

这些日耳曼贵族，容克地主的先驱，是勇敢的。他们知道如何去死，他们不惜牺牲。但是起初效忠领袖只限于在战场上，后来，效忠的内容改变为要求战利品或者所谓的封地，也就是说，要求财富了。让那些不答应贵族要求的首领倒霉吧！他们是他的剑、他的矛、他的匕首，他不得不担心这些被他看成武器的人会反过来反对他。中世纪日耳曼国王与首领之间反复上演着诸侯阴谋篡位造反的故事。日耳曼人对效忠不渝，并且直至今天一直给予其如此高的评价，是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能做到这一点，真正忠诚的人是罕见的。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历史是一部充斥着血腥残杀和背信弃义的历史，如果后来他们日渐稳定下来，那是因为残杀日渐减少，而讨价还价、谈判日益增多了。为了把自己的权力传给儿子，国王们经常担惊受怕，有时不得不让步，他们的私人回忆录里充满了悲哀怨恨。的确，这些国王常常表示愿意到民间去寻找安宁，而后来普鲁士的容克地主，也就是这些古时诸侯的后裔，却挑战似的把所有其他阶级都掌握在他们的支配之下，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今天。

缺乏团结，不仅构成了日耳曼历史的悲剧，也使这部历史充满了魅力。这一弱点来自日耳曼人的强烈的个人主义，即使在历史的早期，也表现出了它的严重后果，它要求每个亲王对自己的家族负责，而同时少数亲王又要对整个王国负责。因而新的法兰西国家遭到不断的分裂，再分裂，开始是克洛维，后来是他的继承人。分裂削弱了这个国家，也推迟了它的统一的来到。

在部落家仇斗争与分裂的纷争中出现了一位勇敢的王室总管家，他宣称自己是国王。但在他冒险地发动“政变”前，他得到了上帝的祝福。他曾向那时即以教皇自居的罗马大主教打听过，对一个只知享受、漫不经心、无所事事的国王他应该做什么。那时的情形不像今天，少数留下来的君主被独裁者或大臣们像傀儡似的保护着。

教皇查哈里意识到与一个日益强大的大国结盟，对于他未来的1000年之内的接班人来说，可能具有无可估量的好处。查哈里决定对这个具有世界历史重要意义的问题做出答复：新领导人丕平必须由教皇赐以涂油礼。

这里我们看到了德国悲剧的开始，它曾是如此严重地损害了日耳曼民族。自愿服从教会力量——欧洲最勇敢的领袖就是如此地放弃他们的权力的，这样就在国家权力方面形成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来自日耳曼人灵魂的深处，而且从此永远消灭不了了。

丕平只不过是许多接受教皇涂油礼中的一个，他谎称：“我并不以任何人的名义，而只是以圣彼得的名义外出去作战，因此我的罪孽也许可以得到宽恕。”这种说辞是典型的日耳曼人的自我利益和虚无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丕平就是用这种充满感情的歉意来为他的“政变”辩解的；他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日耳曼人的心里话，为他们的暴行冠以美丽的辞藻。告诉条顿人一个神圣的目的，让他们望一眼挂在刀剑上面的救世主像，他们将立即感到自己成了圣米歇尔（《圣经》中庇护以色列人的大天使。——译注）。即使在掠夺别的民族时，他也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崇高的，从此丕平成了1000年以来德国德高望重的征服者。甚至今天的德国人还在利用上帝、荣誉或国家的名义，从事他们口蜜腹剑的活动。 BCdRWBbgAgVS+UVB8Jju8K+LuSkLGsZfN9r0eCqQr5FTVKJ3A5Bma/u0D4Yd31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