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近代美洲华侨社会文化生活

早期华人是怀揣“黄金梦”而踏上远洋异土的。与成千上万渴望在移居地建立新生活的欧洲移民不同，早期华侨大都深信，通过自我牺牲和勤恳劳作，可以赚到黄金和钱财，荣归故里，置产购地，恬然度日，因此他们只想在美洲作短暂逗留。早期华侨这种旅居的心态，影响了他们在美洲的生活方式。

一、华侨社团

在缺少家庭的美洲华侨社会中，华侨社团成为华侨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依托。从外部因素来看，华人初到美洲，人生地疏，言语不通，不止谋生困难，就连个人安全都难以保障。当时美洲国家人口稀少，一切未上正轨，政治统治力量薄弱，社会秩序混乱。鉴于此种境地，华人从踏上美洲始，就自发地组织起来，以发挥群体力量，谋求生存。从内部因素来看，早期华侨地方和家族观念浓厚，他们一旦到某地立足，就想方设法资助乡亲到该地谋生。时间一久，这种连锁式、相互提携式移民就形成了同乡同族在某一地区居留的现象。当时轮船公司载运华工，由香港出发，驶进旧金山港口，船一停定，各乘客依姓氏及籍贯排列成队，由旧金山华侨宗亲及同乡会代表引领，直奔唐人街。 在华人移民与定居过程中，我们可看到华人血缘和地缘纽带的作用。

近代美洲华侨社团，林林总总，类型各异，大致有以下七种：为某一区域之利害而成立者有各种同乡会所；为一姓或数姓之团结而组合者有宗族团体之组织；为某一同业之权益而组织者则有商、工、农等会所；为某集团之自卫或善举而设置者有各种堂会之组成；为共同谋文化教育之发展以培育后代青年华侨者有文教团体之组设；为某一宗教之信仰而创办者有各种教堂会所之建设；为革新国内政治而组织者有各种政党团体之成立。

笔者根据1913年发行的《万国寄信便览》统计，美洲国家华侨社团共计313个。七类团体中，政治类团体最多，达142个；其次是堂会，达72个；再次是姓氏团体，达32个。而以国家统计，则美国侨团最多，达215个；加拿大其次，达52个。

应当指出，《万国寄信便览》中所收录的侨团信息是不完全的，实际数量应大于表中所列数量。如在墨西哥西北部城市墨西卡利，1925年以前，该市连附近地区华侨人数计达8 000以上。1925年以后，由于棉价日落，以种棉为业之华侨遂迁往他埠另图发展，华侨人数减少到千余人，其原籍大多数为广州，他省甚少。该市华侨各重要团体分举如下：

中华会馆　　全体华侨组织之

中山会馆　　中山县人组织之

三邑会馆　　台山、开平、新会三县人组织之

联胜堂　　　马姓等组织之

致公堂　　　各界组成

云山公所　　黄伍两姓组织之

陇西堂　　　李姓组织之

龙冈公所　　刘关张三姓组织之

昭伦堂　　　谭许谢三姓组织之

南平公所　　南平县人组织之

风采堂　　　余姓组织之

西河堂　　　林姓组织之

海宴公所　　台山海宴人组织之

美以美教会　华人教徒组织之

中山堂　　　甄姓组织之

金紫堂　　　马姓组织之

江夏堂　　　黄姓组织之

胥山堂　　　伍姓组织之

溯源堂　　　雷方邝三姓组织之

沛国堂　　　朱姓组织之

至德堂　　　蔡吴周三姓组织之

勷兰（善）堂　余姓组织之

教伦堂　　　司徒姓组织之

至孝堂　　　胡袁陈三姓组织之

上述名单共列24个侨团，最多的是姓氏团体，达17个，地域团体5个，堂会1个，宗教团体1个。仅墨西哥墨西卡利一市的侨团就达24个，可想全墨侨团远不止上述表中所列12个。

（一）地域性会馆

同乡会馆作为华侨生存适应于美洲社会的产物，是其较早建立的侨团。如在华侨最为集中的旧金山，他们就先后组成冈州会馆、三邑会馆、阳和会馆、人和会馆、宁阳会馆、合和会馆等六大会馆。至1862年，这六大会馆又联合组成中华会馆，西人称其为六大公司。这些会馆一般由华商倡导成立，其功能与国内类似，并有其运作所需的楼业、章程、职员等。 ^[1]

加拿大地缘性侨团，发轫于光绪初年之各邑善堂。这些善堂之建立，主要为执运先友遗骸归国及筹款赈济侨乡之灾荒。光绪初年维多利亚已有新宁余庆堂、新会福庆堂、番禺昌后堂等十大善堂。1893年，加拿大新宁人鉴于该邑华侨较多，乃筹议建立固定堂所，以办理其邑侨各项福利事宜，遂于该年9月建立堂所于冚么仑街；至1902年，乃将原有名称改为宁阳总会馆。加拿大其他地方性会馆之成立缘由、经过、组织形式和组织功能也与此相似。

据1889年游历秘鲁等国的清政府特使傅云龙记载，秘鲁之华侨会馆有14个，最为著名者为中华通惠总局。其他有中华会馆、同升会馆、南海会馆、番禺会馆、冈州会馆等。

早期华侨地域性会馆为各属梓里移民的迁徙、就业、生活等给予很大帮助。如在帮助华人移民的过程中，会馆行使了以下主要职能：当华人移民来到旧金山港口时，各会馆派代表到港口迎接他们，将他们带到会馆所在楼宇，为他们提供住宿和餐食，直到他们找到工作为止。各会馆还为新来者提供其他的娱乐消遣活动，如阅读、纸牌等，必要时还提供医疗服务。 ^[2] 会馆作为需要人力的美国公司的代理人，为其招募华工，这样也解决华人的就业问题。会馆还调解和仲裁华人之间的纠纷，花费雇请律师，支付有关诉讼费用。在中国及美国华侨中多年传教的美国传教士吉布森（OtisGibson）认为，这些会馆的基本职能主要是招待新到侨胞，为之介绍职业；如有疾病困难，由会馆照料；如不幸死亡，会馆将其骸骨运回原籍。会馆内各会员间之纠纷，由会馆排解，若牵涉其他会馆时，则由中华会馆之仲裁机关排解。 ^[3] 可见，华侨会馆具有慈善及法律性质等职能，成为华侨不可缺少的组织依托。

美洲华侨人口较多的地区，一般都设有代表全侨的中华会馆。它是各侨团为了解决华侨间的利益纠纷，并在充满歧视和敌意的排华氛围下团结全侨、维护华侨利益而联合成立的，在华埠中具有一定的权威。随着各地华埠会馆、堂会及行会等侨团的次第建立，这些侨社也仿照旧金山华埠，以侨团为基础，创建全侨性的中华会馆。如在纽约，随着华人人口的增长，生意范围的扩大，各种社会关系渐形复杂，华侨间的纠纷在所难免。同时，宗族、乡里间的组织也逐渐形成。于是，华商赵奉颖等人于1883年发起组织成立纽约中华公所，以为全侨的首脑机构，并呈请清政府立案。1932年修订的《纽约中华公所章程》规定：“本公所由旅美国纽约省及邻省附近地方之华侨联合组织之”，“凡旅美国纽约省及邻省附近地方之华侨曾领有本公所堂底票者即为本公所会员”。 芝加哥、洛杉矶、西雅图等各埠也在清末或民国时期成立中华会馆。

加拿大最早成立的中华会馆则为维多利亚中华会馆。该馆在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协助下，于1884年成立。该馆章程说明了开馆原因：建筑会所，上层供奉关帝、天后、财神，中层为会馆办公之用，下层出租；会馆应办之事有联络华侨，施行善举，调解争讼，扶助贫病，禁除内患，抵御外侮等。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是加拿大华侨第一个统一的社区性社团，广泛吸纳维多利亚各侨团，改变了华侨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自成立起，该馆在团结华侨、反对种族歧视、维护华侨合法权益、调解华侨内部纠纷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拿大华侨成立的其他重要侨团还有温哥华中华会馆、多伦多安省中华总会馆、满地可中华会馆等。

作为美国乃至美洲华侨的首埠，旧金山是华侨出入美国乃至美洲的主要港口城市及重要集散地。华侨人口众多，而作为全侨性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也在旧金山乃至美国，甚至美洲侨社中享有很高地位，实为美洲侨界最高机关，其权限很大，可处理有关全侨利益、慈善、移民、贸易、调解、教育、卫生、诉讼、治安之事，范围甚广，俨如华埠的政府，使华埠区域成为一自治体。 ^[4] 据当地报纸报道，旧金山中华会馆是一个慈善和保护性质的社团，也是旧金山中国领事的助手，它在处理很多事务时比领事更有优势。中华会馆决定的事情一般不会再提请领事考虑。会馆的主席团也是领事馆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发生纠纷，中华会馆让纠纷各方将问题呈上，并尽量裁决。中华会馆通常雇请警卫维持唐人街治安，由唐人街店铺每月捐资支付其薪水。 ^[5]

20世纪初，纽约中华公所主要由纽约宁阳会馆、联成公所、中华总商会、安良堂、协胜堂等社团组成，居所有教育、宗教、商业、政治等侨团之上，有着类似半官方的权力，调停仲裁华侨社会中所有人事争执、商业纠纷等。中华公所所有的规条都张贴在唐人街公告栏中，特别引人注目。对于不熟悉美国法律的纽约华侨来说，中华公所的规条具有法律效应，更具约束力，必须服从和遵守。 ^[6] 1932年的《增修纽约中华公所章程弁言》载道：“本公所成立五十年于兹矣。其宗旨则本爱国之精神，团结侨众，排难解纷，维护和平，举办慈善公益，为我美东华侨最高机关。”

会馆服务华侨的同时，也制定规章制度来管理和控制华侨。早期华侨来自封建社会的中国，会馆内部的组织关系和管理制度也都表现出这种封建社会的特性。会馆领导人多以家长式的专制作风行使职权，制定一套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并对违反者施行相应的私刑惩罚。这些侨领对侨社的控制是建立在华侨忠于乡土、效忠父母和畏惧权势思想之上的。美国学者冈塞（GuntherBarth）曾指出，由于华侨对乡土和家庭尽忠尽孝，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都是债主的人质，华侨经常在这种精神的强制下劳动，为尽早返回家乡而辛勤地工作，这样就自然屈服于这种传统的封建权威。 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提到旧金山华侨根据原籍地组建的八大会馆，并指出：“以上诸团体，皆有强制的命令的权力。凡市中之华人，必须隶属。各县之人，隶属于其县之会馆。全体之人，皆隶属于中华会馆，无有入会、出会之自由，故曰公立者。” 会馆向回国华侨强行征收出港费，反映了其专横的行事作风。旧金山总领事黄遵宪曾指出：“会馆复与轮船公司商定，凡会馆未经收费，未给予出港纸，则轮船公司不卖与船票。因是回华之人，竟无避匿不捐此款者，沿袭日久，均习为固然矣。”

（二）血缘性宗族

华侨宗亲团体也是侨社重要组织。华侨宗族团体按其联结之方式，可分为两类：单姓制团体和复姓制团体。根据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的考察，华侨单姓制团体有24个，复姓制团体有9个。这些复姓宗族团体的组合，或“以偏旁联”，如谈、谭、许、谢的昭伦公所；或“以双声联”，如卢、罗、劳的邻德堂；或以历史典故联，如刘、关、张、赵的龙冈公所等。 这些宗族团体大多称为某某堂，如陈姓的颍川堂，黄姓的江夏堂，吴、周、蔡的至德堂等。与国内宗族不同，华侨宗族不讲严格的血缘关系，只要同姓，或借用历史传说，就可组织不同种类的姓氏团体，主要是因为移民社会中有血缘关系的同姓华侨数量有限。从美国华侨宗族的内部结构来看，大部分宗族可分为父老房和散仔两层组织结构。前者多称为堂，后者多称公所。

在美国诸多姓氏团体中，“人数最多而势力最大者有五，即余、李、陈、黄及四姓是也” 。四姓即龙冈亲义公所，为刘、关、张、赵四姓之联合体。这些大姓团体控制了其所在的地域会馆。如宁阳会馆是当时规模最大的会馆，就被黄、李、陈、伍、朱、雷等大姓控制，特别是黄、李两姓，这可从会馆主席职务的轮值制度及商董会的名额分配中反映出来。

加拿大华侨宗亲团体大约成立于光绪初年，其成立经过、组织结构与组织功能与美国相似。1885年域多利中华会馆设置列圣宫庙礼堂，其时赠送匾额、楹联和祭皿之各宗亲团体有李陇西堂、黄江夏堂、徐东海堂、陈颍川堂、周爱莲公所、名义堂等十多个宗亲组织。后因人事与环境变迁，若干组织更换名称，如李陇西堂改为李氏公所，名义堂扩大改为龙冈公所，谢玉树堂归并于昭伦亲义公所，周爱莲堂一部分归并于至德三德堂，司徒教伦堂与薛姓合并为凤伦堂，梁安定堂改为梁忠孝堂。 由于加拿大华侨来源地与美国华侨相同，故其姓氏团体与美国也相差不大。加拿大宗亲团体以黄江夏堂、李氏公所成员最众，会务亦最为发达。黄江夏堂共有17个分堂及通讯处分设于全加各地，李氏公所则有15个分所及通讯处分布于各埠。其余如马氏公所、龙冈亲义公所、林西河堂、至孝笃亲公所等会务也较发达。 根据黎全恩教授对1892年至1915年间加拿大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捐款存根的统计，该市华侨人口最多的五大姓氏为李、黄、马、周、陈，占捐款人数的42%。

成立这些血亲的或虚拟的宗族团体，目的是保护同宗或联宗之人的利益，协调宗族成员的内部关系，赈济老弱病残的族人，预防本族妇女逃亡和寡妇再嫁，以此维护本族声誉。姓氏团体的核心价值观是成员间相互信任，共同承担责任。姓氏团体召开宗族理事会，举行祭祖仪式，并与侨乡宗族保持联系。人们的日常生活需要基本可以通过宗族得到解决。 ^[7] 范丁秋曾深入分析芝加哥华侨宗族的宗旨及运作情况。他认为，宗族的主要目的是保护所有家族成员，资助贫困或患病的难侨，帮助族人熟悉、适应移民国的法律，教导族人不能忘记故土祖训。总之，就像在家乡一样，监督他们。 ^[8]

可见，早期美洲侨团为华人移民及其在美的生存适应提供了很大便利。据载：“多数华侨来美之前，对于美国情形，一无所知也。其所知者，不过少数亲戚朋友在美之住处，与夫某某团体之地址而已。到美之初，大都身无长物，于是就其同乡或同姓团体以求寄托焉。团体既使来者有所依托，即对于未来者有所鼓励。由此言之，虽谓之为华侨移植之发动力，不为过也。”

在美洲侨社，宗亲团体一方面为华侨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服务，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当地生活；另一方面，宗亲团体也通过这些服务来约束和控制华侨，以维持侨社秩序。梁启超曾指出旧金山华侨宗族团体之权力与功能：“此种团体，在社会上有非常之大力，往往过于各会馆。盖子弟率父兄之教，人人皆认为应践之义务，神圣不可侵犯者也。故虽以疲癃之长老，能驯桀骜之少年。旧金山所以维持秩序者，惟此攸赖。其同姓之人，相亲相爱，相周相救，视内地更切密”；而联族团体，“相亲相爱，相周相救，与同姓无以异也。彼等子弟率父兄之教，与同姓无以异也”。

（三）业缘性行会

除上述侨团之外，还有保护工商业经济利益的行会组织，它们也是起源于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同行在各地成立的行会。行会宗旨多是处理商人间的交涉、划定价格、杜绝恶性竞争、排忧解难等。19世纪50年代旧金山华侨就成立“中国客商会馆”、昭一公馆、四邑客商公所等。随着美西经济发展，社会竞争激烈，排华浪潮掀起，各大同业行会就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到19世纪80年代，随着华侨行会内部斗争的加剧，行会内不同身份的成员，如老板、个体经营者和工人等，组织了东西行会，如雪茄行业工人组织同德堂、皮靴制造业工人组织履胜堂、缝纫和服装业工人组织锦衣行等。

二战以前，仅旧金山的华侨行业工会就有：

西福堂　　洗衣工人工会

同德堂　　卷烟厂工人工会

履胜堂　　皮鞋厂工人工会

锦衣行　　车衣厂工人工会

鲁班公所　木匠工会

华英阁　　翻译工作者工会

调元会　　厨师工会

同业堂　　西装裁缝工会

联合堂　　旧票行工人工会

合益堂　　新票行工人工会

这些侨团为改善工人生活和生产条件做出了不少斗争。华侨衣馆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筹划组织了真正能代表衣馆工人利益的团体。成立于1933年4月的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简称衣联会）在华侨行业组织中影响很大。衣联会最高的权力机构是全体会员大会，由全体会员选出27名执行委员，组成执行委员会，另外选25名监察委员，组成监察委员会。在执行委员当中互选7名委员组成常务委员会。衣联会吸收会员条件比较严格，必须是衣馆老板，或是在衣馆打工的人才能入会。会员需要交纳会费和恤金，如果不幸死亡，其家属就可一次性在衣联会领到恤金100元。假如死者亲属远在中国，衣联会也一定设法查询到死者亲属的地址，将恤金汇去。会员如有租铺等牵涉到法律问题，衣联会即派出西文干事办理，分文不收。 衣联会成立后，聘请律师，展开反苛例的斗争。衣联会还做了不少对华侨洗衣业有利的事情，如代办交保证金和牌照的手续，联络美国洗衣店定期起价等。

当时在美留学生也成立了相关团体，主要有留美中国学生基督教会和留美中国学生总会。留美中国学生基督教会1909年成立，王正廷、郭秉文、余日章等为该会发起人。该会发行刊物对外宣传，以求促进中美两国邦交。留美中国学生总会成立于1911年，分东中西三支会，每年夏季各支会召集中国学生开会，会址大都借用各大学的校场。

（四）洪门堂会

华人移民美洲的同时，也将国内盛行的秘密结社带到美洲。1903年，梁启超在《新大陆游记》中说：“溯咸同间，最初有所谓广德堂（四邑）、协义堂（三邑）、丹山堂（香山）者，亦统名为三合堂，是为秘密结社之嚆矢。盖四五十年前，良懦之民惮于远游，其冒险往者，率皆乡曲无赖子。迨洪氏金陵溃后，其余党复以海外为尾闾。” 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载：“清季咸丰、同治间（1851-1874），广东三合会人物以不堪清吏压逼，适逢海禁大开，美国招募华工之便，遂多乘帆船至旧金山，另创基业。初在旧金山设立洪门机关，命名致公堂，又曰义兴公司，复在全国各埠组织分堂，借资联络。凡有侨胞所到之地，莫不有之……及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在粤太平军首领）诸部将亦多亡命美洲，参加致公堂团体，为之提挚指导，因之旗帜鲜明，势力日盛。华侨非厕名会员而能施用秘密暗号者，殆难立足。”

1858年，加拿大卑诗省发现金矿，在美国西部淘金的华人闻讯，纷纷从加州经过蒙大拿州和爱达荷州北上加拿大，沿着菲沙河流到达百架委路埠。1863年大约有3 000多名华侨居住于此，十之八九为来自美国的洪门人士，当年即建立加拿大第一个洪门组织。它是已在美国加州活动的洪门会分支，创始人为黄深贵，来自加利福尼亚，赴美前已入洪门。他依照美国旧金山市各堂的称呼，将此分支取名为洪顺堂。

北美致公堂组织发展很快，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各地主要的华侨社区都有其分支机构。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美国排华法的施行，华侨为了安全，彼此能守望相助，遂渐从矿区、农场等退缩到唐人街定居谋生，结果造成唐人街烟户过稠，生活与经营空间局促，各地域帮群的矛盾和摩擦更为激烈。新的生存环境为华侨堂会势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不少新的堂会也成立起来。1894年2月，旧金山华商雇请八名华人侦探，调查华侨堂会情况，结果发现唐人街有17家堂会，主要有至善社（Gai Shin She）、广德堂（Kwong Tak Tong）、协英堂（Hip Ying Tong）、瑞端堂（Suey On Tong）、保善社（Po SheenShay）、秉安堂、萃胜堂、保安堂、秉公堂、安益堂、萃英堂、协胜堂等。 ^[9] 另据史料记载，1917年至1923年间，堂会最为活跃，当时西部共有约50家堂会，并都在旧金山设有总堂。 ^[10]

美国华侨堂会的组织传播与美国华侨的迁移路线基本相同，即始创于旧金山，而自1869年联结美国东西部的铁路干线建成后，华侨开始从加州迁移至其他地方，因此整个19世纪80年代，中东部的芝加哥、纽约、波士顿、费城，西北部的波特兰和西雅图等地，华侨社区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起来，堂会也随移民足迹在各地建立起来。 ^[11] 麦礼谦先生也指出：“美东、美中华人社区的发展比较晚，长期只有洪门的分堂，但到90年代，协胜堂已经在纽约立足，到1893年，洪门分子又在纽约成立安良堂。”

自1900年后，“美东各埠，凡华侨人数较多之地，堂号次第设立。凡有‘堂籍’华侨，非隶安良，即属协胜” ，安良、协胜两堂已成为美国东中部最大的堂会，且将全美分成若干由它们控制的势力范围：协胜堂在整个西部以及东部的一些小城市势力强大，而安良堂控制了东中部的大城市。到1924年，安良堂在美国20个城市建立地方支堂，包括纽约、芝加哥、费城、克利夫兰、华盛顿、匹兹堡、波士顿等。 ^[12]

1877年至1881年间，加拿大境内有九地相继成立了致公堂，分别是：委林士隙、士丹利（史丹利，Stanley）、曲士化利、利顿、二埠（新西敏，New Westminster）、参臣、波士顿巴、乃磨（纳奈莫，Nanaimo）、冚巴仑（坎伯兰，Cumberland）。 1882年至1885年间，又有大批致公堂在雅利（耶鲁）、干尼路福士（QuesnelForks）、干尼路（Quesnel）、车梨域（奇利瓦克，Chilliwack）、占美利市（彻梅纳斯，Chemainus）、夭寅咪（Union Bay）、比尹、党近（Duncan）、兰拿、甲巴喜路等地相继成立。 1886年至1912年间，致公堂由加拿大西岸的卑诗省扩展到加拿大东岸的哈利法克斯市。

世纪之交，随着国内反清运动的兴起，美国致公堂发展更为迅速。1907年，冯自由在美国动员华侨支持反清革命时，也看到美国华侨中致公堂之昌盛。他说，美国致公堂“总部设在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高、波士顿、圣路易、费城、华盛顿、洛杉矶、西雅图、沙加缅度、钵仑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莫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名列会籍者占十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伟大，为各团体冠” 。

1910年夏，冯自由行抵加拿大温哥华时，就有人请求发起同盟分会，冯认为此次来加的最主要目的是募集革命资金，而“致公堂为当地革命党之中枢，该堂会员素以老前辈自居，若一旦另立门户，殊易惹起洪门人士之误解，故不欲公开组织同盟会，致牵动未来筹款之大计” ，但他在旅加的半年时间里，秘密发展了20余人加入同盟会。1911年初，冯自由开始着手同盟会组织的建立，并取得一定成效，同盟会组织规模不断扩大，入会人数不断增加。同年4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一致推举冯自由为支部长，但其当时仍然是秘密组织，担心公开活动招致洪门会员的不满，所以将会所设立在华埠之外的地方。

之后在孙中山要求下，洪门人士准许同盟会会员加入，以求共同发展。但在革命成功后，同盟会会员建议将洪门改为国民公会，进而另立新党，取名为“中国国民党”。加拿大的国民党势力日益壮大，出现加入洪门的同盟会会员劝说洪门人士脱离组织、加入国民党的现象，这严重触动了洪门致公堂的利益，洪门认为这是一种兔死狗烹的政策，是一种瓦解洪门的手段。另外，洪门内部面临破产，因债主临门，产业均已变卖抵押，此时的洪门内忧外患严重。在这个时候，洪门的中坚分子，坚决树立洪旗，坚守洪门三大信条，于1915年发动组织达权社，“本着洪门一贯忠义精神，辅翼洪门在加拿大之生命线，已〔以〕完成‘达我公权’为宗旨” 。1919年，加拿大洪门致公堂有48个分部，至1924年总共有65个分部。新的分部之一设在哈利法克斯，从而首次把洪门的分部发展到魁北克以东。但65个分部中，仍有43个在西部的卑诗省。 1924年，全加洪门举行第二届恳亲大会，会议制定加拿大洪门分区制度，共分七区，仍设立总机关于维多利亚。其七区分别为：维多利亚、温哥华、坎卢普斯、纳尔逊、卡尔加里、多伦多、蒙特利尔。在此七区中，前四区都在卑诗省。

1915年致公堂在旧金山召开一次大会，旧金山致公堂选择使用一个新名称——北美致公总堂。1923年10月10日，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美洲各地共70余处洪门团体代表出席这次会议。大会通过《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续订致公堂根本章程》。1925年，美洲致公堂部分人士和港澳地区洪门代表，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会上根据旧金山致公总堂的建议，决定正式成立“中国致公党”，宣布1925年10月10日为驻美旧金山致公党总部成立的日子，由筹备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发布《通告洪门全体书》。大会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炯明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次洪门恳亲大会，实际上成了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檀香山，有檀香山致公总堂。该总堂乃洪门人士所组织之慈善团体，以振兴教育、提倡实业、联络感情、敦睦友谊为宗旨。其历史可追溯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最初则在角蒌有丛义会馆，次为同兴公司，又次为国安会馆、保良社、和安会馆。保良社成立于1892年，和安会馆成立于1905年。遂将保良社及和安会馆两大团体合并而为义兴总会，1919年又由义兴总会改为致公总堂。1925年，上海致公总堂五祖纪念祠成立，该堂派代表出席，并改为致公总党。后因党字有涉及政党嫌疑，又恢复致公总堂名称。

另外，在墨西哥、古巴、秘鲁等国，洪门组织也较为发达，势力较大。

二、华文学校

美洲华侨，尤其是美国华侨，十分重视教育，因为这是华侨能长期坚守祖国文化传统并与祖国保持联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美洲华侨人数的不断增多，社团的不断发展，华侨社会中一些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士开始兴办私塾，私塾和专馆的名称以教师的姓氏而定，如李馆、黄馆、曾馆等。

清末保皇党与革命党人对美洲华侨教育的推动起到很大作用。长期在美洲从事华侨教育的林始亨曾论述美洲华侨教育的发展过程：“至光绪末年，革命思潮勃兴，饱学之士，避清廷逮捕，流亡美洲，为侨校聘为教员，更有游学生，兼任教学，从此美洲华侨教育，渐有可纪。此后学生日众，经济日裕，而华侨又具争胜之心，以办学为荣，以无校为耻，一团体有校，而别团体随之。一埠有校，而别埠随之，至今美洲侨校林立。”到1930年，华侨在美国办起中学一所，小学约50所，另私塾约20所。 较著名的学校有旧金山中华学校、旧金山晨钟学校、纽约华侨公立学校、檀香山明伦学校等。

20世纪30年代，美国华侨适学年龄者约6 000人。此6 000人中，旧金山市占2 000余人，纽约、芝加哥、波特兰、西雅图、洛杉矶、波士顿、费城等埠约共2 000人，其余千余人散布于各小埠。加州奥克兰、萨克拉门托、弗雷斯诺等地华侨学校规模也较大。美洲华侨教育，以旧金山为中心。1935年，旧金山的中文学校有中华中学校、协和学校、圣玛利学校、阳和学校等10所，共开设3个高中班、9个初中班、67个小学班。另外，旧金山高中侨生237人中，在华文学校读书者仅87人，占全部人数的36%，这主要是因为华校师资水平低。如40余位华校教师中，接受师范教育者寥寥无几。旧金山中华中学校是美洲全侨公立中学，设有高中班，计中学与小学人数共400余人，教职员10余名，凡各校小学或初中毕业者，多升入此校。中华中学校在组织与管理及课程上，完全采用加州市镇制，即把学校监督与行政划为二部：董事会属监督，校长属行政。董事的产生，由中华总会馆当年理事推举，校长则由中华总会馆理事会共议后聘任，学制分初小三年，高小三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其余8校，或属一邑会馆，或属教会所举办，学生由百名至200余名。

檀香山华侨学校可划分为檀香山正埠与夏威夷群岛各小埠两个区域，属于前者的有明伦、中山、互助、檀光、中华等9所，属于后者的有华文、公益等5所。14所侨校中，有一所高中，3所初中，8所小学。各侨校侨生总数为3 171人，教员81人，班级86个，每年经费62310美元。檀香山华侨子弟所受教育，以公立英文学校为主。1938年，侨生入公私立英文学校肄业者共8 500余人，入华侨学校读书者不及半数。华侨学校中创办最早者为中山与明伦两校，均为1911年设立。平日授课时间在下午2点半至5点半，而暑假与星期六则在上午。学生学习内容以中文、中国历史地理为主，外加地方性之自编教材，并以国语为教学用语。

20世纪初，康有为、梁启超游加拿大后，提倡组织学校，在维多利亚设立华侨公立学校，在温哥华设立爱国学堂，是为加拿大华侨教育之始。加拿大西部侨校有温哥华华侨公立学校、文疆学校、文华学校、颍川学校、培德学校、广智学校、卡技利华侨公立学校、维多利亚华侨公立学校、菁我学校9所，大多为高初小学，也有私塾，学生数30至90人不等，教师多为一二人，校舍多在政党、侨团会所内。

其他华侨较多的拉美国家，也建立了一些侨校，但是，拉美侨校一般都以小学为主，规模不大。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时，拉美共有华侨学校12所，其中秘鲁有5所，巴西2所，英属西印度群岛2所，古巴、墨西哥和巴拿马各一所。

美洲华侨学校因受条件限制，办学设施比较简陋，大多未在侨务委员会及教育部立案。华裔学生和青年日间入当地公立学校读书，下午四五时起到侨校学习中文二三小时，以补习中文、史地为主。华侨子弟因同时到中、西两种学校就学，比较辛苦，且因中文学习困难，很多学童视入侨校为畏途。侨校多以粤语为教学语言，因美洲华侨绝大部分来自广府地区。国语则列为课程之一种。后华侨社会之国语运动颇盛，华裔青年能说国语者颇不乏人。抗战以后，歌咏、话剧，亦盛极一时，此皆有助于社会教育。

三、华文报纸

美洲华侨报纸始于美国。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为美国华文报刊的初创期。1854年，美国第一份华文报纸《金山日新录》在旧金山创刊，这是一份周刊，由美国传教士威廉·霍华德创办，其办报宗旨为“利商贾，资见闻，达舆情，而通官事”。从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又有《唐番公报》《华美新报》《檀山新报》等约15种报纸创刊。这些报纸创办地点大多在旧金山，多数存在时间短，政治功能不突出。

随着清末国内时局的变迁，美国华文报刊成了当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海外进行舆论斗争的重要阵地，其发展与中国国内局势和社会运动紧密相连，表现出极为突出的时代特征。据不完全统计，从兴中会创立到1911年底，华侨创办的革命报刊多达50种，其中在美洲创办的报纸就有旧金山的《少年中国晨报》，檀香山的《隆记报》《民生日报》《启智报》《新自由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等。保皇人士在美洲先后创办或控制之海外报刊，有檀香山的《新中国报》，加拿大的《新报》和《世界日报》，美国的《文兴日报》《世界日报》《大同日报》等数十种， 向华侨灌输中国已处亡国亡族危局之意识，鼓吹唯有保皇才能图存，救圣主才能救中国。革命派和改良派以美国华文报刊为阵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政治大论战。

20世纪20年代后，美国华文报刊的政治纷争则主要围绕着支持革命党还是支持共产党而展开。亲共的报刊有美国的《先锋报》《美洲华侨日报》等，古巴则有《正义半月刊》等。由宪政党和致公堂创办的报纸既反蒋又反共，如美国《公论晨报》《世界日报》、加拿大《大汉公报》等。也有不少由国民党海外部控制或经营的报纸，如美国《少年中国晨报》《国民日报》《三民晨报》，秘鲁《民醒日报》，檀香山《自由新报》。也有一些报纸在政治上相对中立，如美国的《中西日报》等。美洲华侨社会之所以缺乏独立营业的报纸，其原因之一是华侨社会不甚大，营业不独难以获利，甚至成本也难维持，所以必定要有团体的群众来作后盾，用团体的经费或特别募捐来挽救危机。 曾在美国游历的人士也指出美国华侨报纸的这一特点，即美国华侨报馆大抵有党派关系，虽其新闻材料甚枯窘，外国人名地名译成粤音难以明了，然其销路不会因之断绝，因“在美各华侨不宗于甲者，必党于乙。其所谓甲派、乙派，决非金钱势力，巧言利口，所能动摇其心志也。各报只须择其同派之人，按户派送，便可得大多数之定报人矣”。

对于当时美国华侨报纸的选稿、刊载内容、办报风格，时人有所记载：美国各侨报“有若干极寻常极相似之面目。其社论往往发扬其一党之色彩，常以同派中重要人物之文字充塞之。其殿后之杂俎，则舍粤讴等特别广东文字外，其他诗篇或丛载，大抵取于上海报纸，依样转录而已。其中部之寻常新闻，大抵译自西报，尽系短节，绝鲜全文。其译笔之不伦，实令人有才难之叹。故在有学识者之眼光观之，舍专电外，无物也。间有侨界琐闻，其记录详尽者，不可多得也。其言论上仅有之价值，惟对驻外官吏有时或施其箴劝，对侨民学生等，有时或洩其难言之隐。俾衔命出国门，任保护之责者，与身处万里外，而有赖于官吏之护助者，彼此情各相通，而绝不以壅蔽隔阂为苦耳” 。

位于旧金山的《世界日报》，发行人为陈琇大，广东新会人，办报以“开民智、通商情、知国事”为宗旨。该报经理为林福元，原籍开平，生于美洲，屋仑高等学堂及商务学堂之毕业生，博通西学，兼达中文，砥砺成才，素存公德。1913年，《世界日报》在《万国通信便览》上发表告白，说明该报经营之大概情况：“近自时局变迁，风云万状，本报不惜巨资，增设访员、专电，以飨海外同胞关怀祖国之热望，因此费用更繁，不得不借报费以资周转，是亦阅报诸君所共谅者也。”其在各地收费标准如下：旧金山市全年6元，半年3.5元，每季2元，每月0.75元，邮寄每年10元，每月0.85元。美属其他地区及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马、古巴等国全年7元，半年4元，每季2.25元，每月0.85元。 ^[13] 纽约《中国维新报》开设在美东，至1913年，“流行于五洲已将十年，向以促成祖国立宪、改发国民权利为宗旨，于民国成立，建设问题尤独注意。至若材料丰富，消息灵通，久为阅者所称许”，“该报兼办印务，发售各种时务新书，承译中西文件，接印中西文货单、报价单、衣馆单、餐单、年结簿、各项章程、各种传单、各式名帖、各种书籍，皆能印造校对无讹，依期不误。本报另有招登告白、简章，凡梓里嘱登告白，价格自可从廉”。 ^[14]

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华侨日报有：《少年中国晨报》，为国民党海外部旧金山支部所办；《国民公报》，为国民党左派所办；《中西日报》，为基督教会所办；《金山时报》，为美国土生华人所办。每家报纸每日发行二三千份。 另外还有《世界日报》，为中国宪政党与旧金山致公总堂合办。

檀香山华侨报纸在20世纪30年代共有5家，即《中华公报》《自由新报》《檀华新报》《汉民报》《新中国报》。其他还有几份定期与不定期刊物。

根据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海外党务组1932年对华侨报纸的审查统计，美洲地区华侨报纸共计37家，美国有16家，加拿大5家，檀香山5家，古巴4家，墨西哥3家，巴拿马2家，秘鲁2家。这些报纸，为国民党、共产党、宪政党、致公堂等不同政治党派或团体创办，故其政治倾向较为明显。

上述美洲华文报纸的创办，在华侨了解国内外消息、开启华侨视野和智慧、传播新思想和新文化、加强华侨与祖国的联系等方面，都起到一定作用。

[1] A.W.Loomis，“The Six Chinese Companies，” Overlandmonthly .Vol.1，I.3（Sept.1868），pp.221 227;F.J.Masters，“The Six Companies:They Are Only Great Chinese Benevolent Institutions，” TheAtlanta Constitution （Jul.9，1893）.

[2]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The NewYorkTimes （Feb.5，1878）.

[3] Otis Gibson， The Chinese in America （Cincinnati:Hitchock & Walden，1877），pp.333-345.

[4] 有关旧金山中华会馆的论述，可参见William Hoy， The Chinese Six Companies （San Francisco:The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1942）;Him Mark Lai， BecomingChinese American : a History of Communities and Institutions （Walnut Creek，CA:AltaMira，2004）;Yucheng Qin， The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 The Six Companies and China＇s Policy Toward Exclusion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9）；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第149—212页；刘伯骥：《美国华侨史续编》，第157—216页。

[5] Chinese Consolidated Benevolent Association，“Chinese Six Companies:a Strong Organization，” SanFrancisco Chronicle （Jan 12，1916）.

[6] 关于纽约中华公所的功能和运作情况，可参见Louis J.Beck， New York＇s Chinatown : An Historical Presentation of its People and Places （New York:Bohemia Publishing，1898），pp.13-22;屠汝沫编：《旅美华侨实录》，上海：华丰书店1924年版，第68页；吴剑雄：《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84—329页。

[7] Victor G.& Brett de Bary Nee. Longtime Californ＇ : a Documentary Study of an AmericanChinatown （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pp.64-65.

[8] Fan Tin-Chiu， Chinese Residents in Chicago .Ph.D.diss.，University of Chicago，1926，pp.77-78.

[9] “Chinese Societies:The Highbinders in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Feb.27，1894）.

[10] Leong Gor Yun， Chinatowninside out （New York:B.Mussey，1936），p.71.

[11] Adam McKeown， ChineseMigrant Networks and Cultural Change ， Peru ， Chicago ， Hawaii ， 1900 - 1936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187.

[12] “500 Chinese Here From 20 Cities To Attend Convention，” The Washington Post （Sep 2，1924）.

[13] Wong Kin， International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ofthe World ，p.86.

[14] Wong Kin， InternationalChinese Business Directory ofthe World ，p.81. 8S03nRhXz4yFlVuFHd2DYh+SA/X5586QZeSNm/2o58+j47XORUm5A2iMNQwgM0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