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美洲华侨的经济生活

从近代美洲华侨的谋生手段来看，19世纪五六十年代，北美华侨多聚集在西部矿区，以开采金矿为主；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矿区淘金已无利可图，他们开始转行他业。19世纪60年代中后期，大部分华侨开始离开矿区，而集中在铁路沿线，建筑铁路。到19世纪70年代，正值西部农业开发之际，需要大批人力，所以华侨得以参与垦荒、兴修水利、种植葡萄、捕鱼等业。排华法案颁布后，华侨为了守望相助，联卫共济，又集中到城市居住，并从事轻工业及餐饮、洗衣等各种服务业。而19世纪中叶，拉丁美洲华侨主要从事工农业生产，到1874年至20世纪后，华侨的主要营生是经商，也有经营工厂和农场。笔者根据旧金山华侨黄金（WongKin）于1913年编写的一份《万国寄信便览》中的记载，统计出当时美洲各国华侨职业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美洲华侨行业中，杂货店是最多的，达2 772家；其次是洗衣与制衣，达785家；再次是餐馆与旅馆，达493家。其他的行业还有中药店、漆器等。

据邝炳舜1941年所载，美洲华侨之一般经济地位，类属工人及中小商人阶级，鲜有大企业及大商人。生活之凭借，端赖劳力，胼手胝足，以获温饱。其能在竞争剧烈之西方社会中生存者，以具有勤苦耐劳、忠诚笃实之特性。谋生之方法，多系以较贱之工值，为较长及较辛苦之工作，盖非此难以与西人竞争而获得栖枝也。 以下分两大地区来论述近代美洲华侨的职业结构和经济生活。

一、美加华侨的经济生活

早期北美华侨主要是来美加两国西部金矿淘金。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华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前往加州。早期加州华侨主要从事金矿开采。据1855年10月萨克拉门托的《每日联合报》估计，太平洋沿岸的36557名华人当中，有20000人在加州开采金矿。据旧金山华商的估计，1862年在48391名华人当中，有30000人在金矿上劳动。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1870年的统计，在当时美国的全部矿工中，华人占到11%强。而在西部各州，其所占比例更加可观：俄勒冈州为61.2%，蒙大拿州为21%，爱达荷州为58.6%，加州为25%。 ^[1]

在矿区，华人虽然遭遇到种种不友善不公平的待遇，但当美洲西部相继发现新的金矿后，他们仍然纷纷涌到新的矿区。这些新矿区主要在俄勒冈西南部（19世纪50年代中期）、英属哥伦比亚（19世纪50年代后期）、哥伦比亚河流域上游（19世纪60年代早期），甚至远至南达科他的布莱克山（19世纪70年代中期）。如此，华人就散布到美国西北和加拿大西岸的矿区。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在西部淘金的华侨逐渐减少。有些华侨淘金发了小财，有些靠为矿区服务开始发迹，但更多的华侨依然辛辛苦苦挣钱度日。他们或积攒些钱财，启程回国，或转而投入到其他行业，日夜辛苦劳作，梦想早日实现“金山梦”。

19世纪中后期，金矿的发现有力地推动了北美西部经济的开发和发展，但中部的崇山峻岭以及广袤的平原却成了西部与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的东部地区经贸往来的天然屏障。而要促进东西部经济的交流和发展，修建铁路成为加速西部开发的先决条件。到19世纪60年代，因南北战争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在1862年通过修建大陆铁路的法案，鼓励私企投资，兴建由美中到加州的铁路。该路段由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共同承办。这段铁路干线，东起内布拉斯加，西至加利福尼亚西海岸，联邦政府给予两家公司极优惠的条件，除赠予铁路沿线大片土地外，还按一定标准给以补助。由于华工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工价低廉，故铁路公司后来雇用大量华工。1864年，中央太平洋铁路建设的中国劳工共有4 000人，而白种工人只有1 000人。1865年，华工在太平洋铁路建设中表现良好，故中央太平洋公司在广州特设办事处，专门从事招募工作。这条铁路在建设高潮时，华工占到筑路工人的90%，约9 000人。 参加筑路的华工，富有组织性，工作效率高，耐力极佳。

1871年英属哥伦比亚地区加入加拿大联邦，联邦政府为便于西部开发，希望修建一条横贯加拿大的铁路。1881年后大量华工参与铁路建设，华工人数在随后的两年中达到高峰。据1885年皇家委员会华人移民报告书记载，在铁路修建的四年中，共有17000名华人到达加拿大，其中大约6 500人直接参与铁路建设。

北美洲西部土壤和气候特别适宜培育小麦、玉米、棉花、甘蔗、麻类及各种水果。这里一方面土地极多，沼泽遍布，灌木丛生；另一方面，人力又非常缺乏，因此，当时的农业是一种粗放式耕作。境内的大片涝洼地，成为农业发展的一个难题。华侨从事加州农业开发始于19世纪60年代，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农村，有着丰富的农作经验，因而成为加州开垦荒田、排水灌溉、开渠修坝和栽种谷物、花卉、水果的能手，这是华工比白人工人更为优越的一点。一位雇佣华工的经纪人说，华工占全体农工的八分之七，但每月工资平均为20元，而且不供应伙食，而白人每月工资30元，又需供应伙食。华工大多勤劳、可靠、认真、诚实、性情温和、干净整洁，在白人不肯接受的食宿条件下，可以把生活安排得很好。 ^[2] 正是由于华工的辛勤耕作，加州大片荒地变成了良田，整个加州成了一个美丽的大花园、大果园，一个玉米满仓的福地。

加拿大华侨从事农业者，全在哥伦比亚省。据1925年该省农业署调查，华侨在该省内自置耕地达5 660余英亩 ，租耕地则达11087英亩，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作种植菜蔬之用，三分之一用为种马铃薯及果类，其他也有建筑暖房以培瓜菜者，加以土肥地沃，故出品甚丰。1925年以前，加西蔬菜市场几全为华侨所占，当时经营农业者多获厚利，但后因日本移民从事该业也不少，加之市场衰落，华侨农业获利已大不如前。

随着19世纪后期北美排华运动的高涨，华侨渐向唐人街聚集，他们的职业也转向洗衣业、餐饮业、零售业、家政业等服务性行业。华侨服务业兴起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在排华时期，为避免与白人劳工直接竞争而发生冲突，很多华人选择餐饮业、洗衣业等出卖体力的服务业工作。在传统社会中，这些职业一般属于女性的就业范围。这些工作需要长时间地辛苦劳作，而且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因此，白人男性对此不屑一顾。但由于受到种族歧视，很多华侨只能从事这些传统上一般由女性从事的职业。1914年间，美西华侨主要经营商业贸易、洗衣馆、餐馆等。以工职言，最多为厨房工及酒吧工，渔业者次之，经营耕菜园及槐花园者又其次之。美东华侨除华商外，主要食力于洗衣馆及杂碎餐馆。而洗衣馆之多者，又以纽约为最，波士顿次之，盖此间华人洗衣馆，多以电机器代劳，故获利颇易。杂碎馆之多者，又以芝加哥为最，在芝一带约有百余家。其中琼彩楼，在芝城中心点，其建筑费达美金13万元，以星期六一日之进数计，往往达1 000元以上。以工职言，亦多食力于洗衣馆及杂碎馆。 根据1930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华侨从事以下职业人数较多：个人及家庭工作类（包括佣人与洗衣工人，28602人），经商类（8 055人），工业制造类（3 562人），农事类（3 279人）。 加拿大华人移民的动因、职业变迁基本与美国相似。 檀香山华侨25000余人，计学童7 700余人，六岁以下儿童约5 000人，充中西学校教职员者共178人，商人及伙计约5 000人，佣于西人铺户者不详，其余为妇女及未分类者。

唐人街内最早的生意，便是服务侨胞的饭馆。中国饭菜使得远离乡土的淘金客略解乡愁，其可口的味道和便宜的价格也为白人淘金者青睐，中餐馆就这样在美国各地流行起来。 20世纪30年代，旧金山有6%的华裔成年男子从事餐饮业，而在东部沿海城市此比率则高达20%—25%。到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大陆有大约4 300家中餐馆。

早期的华人餐馆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己出资经营，经营者既是老板又是侍者；一种是合资开办，分工合作，共同经营。1896年，李鸿章巡美，因嗜食杂碎故，始有杂碎（ChopSuey）餐馆之名。 20世纪上半叶，随着美国城市的繁荣发展，社会娱乐生活的多元化，华侨餐馆也与时俱进。一些华人又在美国大都市创设可容纳千余座位的大型夜总会式餐馆，招来中、上阶层的西人。这些夜总会型的餐馆有声有色，饮誉一时，较著名的有密尔沃基的“琼彩楼”、底特律的“东星楼”、费城的“东亚楼”“金门楼”和“黄球楼”、纽约市的“陈利楼”“陈市楼”“映市楼”和“远东楼”。

加拿大华侨也有很多从事餐馆业。据载，这些“餐馆业多为专做外人生意，规模甚大，分布范围广，像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处，各有华侨餐馆百余间，中等城市如温地辟、卡尔加里，也各有数十家。这些餐馆多合股经营。其资本之大小，视其所需要为定，平均约在千元以外，以至二三万元” 。

排华运动开始后，洗衣业逐渐成为美国华侨最普遍的职业之一，是华侨生计的主要来源。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旧金山至少有1 000家洗衣店。而在中部的芝加哥，随着19世纪70年代华侨的到来，华侨洗衣馆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到19世纪90年代，达300家；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衣馆数量达到高峰，约为700家。 ^[3] 根据全美190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有四分之一的华人从事洗衣业;1920年美国的普查报告显示，洗衣业仍是美国华人最为重要的职业。 而根据抗战时期华侨捐款名单统计的纽约及其邻近地区华侨人数，18岁以上的男人有33000多人，加上妇女儿童，估计总数是4万多人。1933年，即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成立前后，纽约华侨中从事洗衣业的约有17000人，占华侨人数中的大部分，洗衣馆约有8 000间。由此可见，洗衣业为华侨最为重要的职业，尤其是在美东地区。 加拿大华侨从事洗衣业也较为普遍：洗衣馆范围，“则不限于东西中，且所需之资本亦较轻，故华侨业此者人数殊不少。普通洗衣馆多为二三人合伙，其获利之厚薄，视其工作之忙否，因此业全靠汗血易来利益故也” 。

华人洗衣店普遍是小本经营，投资额一般为数百到三四千美元不等，大半是亲属合伙，也有个人经营。华侨洗衣业的工作方式很长时期以来都是手洗、手熨，招牌上一般都标明“手工洗衣”。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采用简单的机器，有些城市出现了规模比较大的“洗衣偈”，采用机器洗衣，减轻了洗衣店手工劳动的强度。1929年经济危机发生，失业人数增加，市面萧条，华侨洗衣馆的生意大受影响。洗衣馆为了维持生意，降低洗衣价钱。

华侨创业最成功的领域还包括零售业。据载，最早抵达美国的华侨中就有商人。早在1849年，他们就在旧金山从事贸易活动。该年秋季，旧金山华侨有好几百人，大多从事商业贸易。 ^[4] 当时的很多商业设施由三邑人合资创办，主要是销售中国货物。这些三邑商人大多在国内就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具备远航美国、开办生意所需的一定资金。1888年6月，在广州及香港经营金山庄的商人，联名向粤督张之洞禀告：“窃商等在粤垣、香港开设金山生理行店有年，与美国旧金山埠华商行店，一脉相承，互相维系，该处华民往来无阻，生理方能茂盛……粤东出洋人众，每岁所得懋迁之利，不下数百万金，盖在金山觅利较易，故销货亦多。如绸缎、衣服、鞋袜、瓷器、丸药、油、酒、茶、糖、海味、酱料之类，举凡华民日用之需，无一不取资于中国，每岁以千余万计。”

随着赴美华人的不断增多，及其居住地的日渐扩散，华侨开设的杂货店、日用百货店，不仅限于出现在唐人街，还扩散到加州各城市的白人社区，及美国中南部各州。一些资本较多的华商还经营进出口公司，这些公司被称为南北行或者金山庄。早在加州淘金热开始的19世纪40年代末期，广东商人就在加州建立了华人贸易网络的首批据点。到19世纪50年代，总部位于香港的金山庄逐渐发展起来。当船运公司和劳工经纪人掌握着人口的向外流动时，金山庄则控制着海外移民生活需要的货物和服务，对中国外贸业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这些华人商业主要由来自同村的族人和村民经营。金山庄总办代表海外商人订购中国货物，并安排运输。他们出口大米、中国杂货、药品和茶叶到华侨社区，从美国进口面粉、干鱼和洋油等。 ^[5]

加拿大华侨职业有矿工、鱼厂工、木工、路工、杂工等。鱼厂工是哥伦比亚省的专有工业，但每年仅有一季工作，华侨从事此种工作者约二三千人。木工也为哥伦比亚省华侨的主要职业，全盛时期工人达二三千，其工作分为数种，如伐木工、锯木工等。杂工约分为旅馆及家庭厨夫、杂役等项，亦有在各轮船、货仓上下货之工人，与各西人商店当洗窗门、搬货与整理私人花圃者。加拿大华侨经营旅馆业的不少，多在加拿大中部三省，且多在小城市间，因中部诸省为农业区域，每到大麦收割季节，由其他地方来此等候工作的人不少，且乡镇市集西人所设之旅馆很少，故华侨多乘机开始此种生意，且定价甚低廉，尤获工人欢迎。

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华侨每日平均工资高的达加元四元五角，低的只有两元，普通两元五角，餐馆工平均每日工作14小时，洗衣工时间更长，“工资所得，除个人衣着及应酬零用外，若能节俭者，可所将金汇回中国，兴家置产或在外购买他人已创办之餐馆、衣馆，但侨工大都以无家室在坎，不免在外狎妓，及赴唐人街赌博，甚至吸食鸦片，每年此项消耗之费，亦甚浩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北美华侨经济影响很大。自1923年起，六七年间，纽约百老汇区华人餐馆如南园、大中国、梁家楼等16间先后倒闭，损失约192万元。1929年至1933年间，美国经济不景气，人多失业，生产减少，华侨餐馆业大受影响，自动歇业者不少，失业者约有三四千人。 在纽约，“以目前调查所得之华侨失业状况，结果极为悲观。有一房住有二十五人，其中有工业者仅得五人，失业者达二十人。又查有一房，有七八人居住，问之则有工做者仅三名耳。又到查一大房，有四五十人居住，其中失业者三十余人。平均计之，十人之中失业者七人。甚至有一住房，有华侨二十五人，仅得二人有工做，其余二十三人，一律失业” 。另有史料记载：“年来世界经济恐慌，以富称于世之美国，亦大受影响，失业工人日见增加，裁员减薪之声浪，遍于全美各地，而尤以纽约为最甚。以华侨言，失业者已约占百分之七十。其作厨子者，在往昔生理畅旺时代，月可得工银百余元，今则人浮于事，虽月薪低至四十元，亦争相愿就，甚至有因失业已久，虽有食无薪，而亦愿就雇，其苦况于此可见。” 在旧金山，华人失业会向旧金山总领馆请求救济的信函中也讲到失业华侨的惨况：“窃思年来华工失业日增，始则尚赖积费养活，继则借贷典当为生，最后则忍辱贪羞，登门乞食，番宿借眠。今则失业痛苦，日形严重。昔时之能自给者，今亦同登饿殍之途矣，鸠形菜色，踯躅街头，阮籍途穷，时背人而暗泣，嗷嗷待哺，老羊羸瘦小羊悲。” 在加拿大，因市情冷淡，华人餐馆、衣馆大受影响，且机器洗衣厂较前时增加，导致失业华工与日俱增，华侨失业人数约占全体40%。

二、拉丁美洲华侨的经济生活

猪仔华工时期，华侨多为农工、矿工等。自1874年华人以自由移民方式进入拉丁美洲后，大多居住在城市，故从事商业者较多。1900年后，中墨两国订定商约，华人来墨者源源不绝，事业因之大见发展。当时托雷恩（Torreon，华侨时称“菜苑”）一埠，华侨有电车公司、机器洗衣公司、各种菜果园、洋货店、衣服铺等。其中华墨银公司，资本达百万元以上。该埠市场“几为华人占据过半，规模宏远，蒸蒸日上”。墨西哥华侨职业主要分布在四个领域，即商业、农业、渔业和工业，而以商业居首。商业可分为布店、杂货店、餐馆、面包铺、咖啡馆数种。农业以果子园、菜园为最多。工业多系从事欧美人所办铁路、矿务之工作。其余则为华人商店及农主的佣工。

根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30年墨西哥华人移民总人口为18965人，其职业分布如下表所示：

1930年初，古巴华侨约三万人，其中逾半数居哈瓦那埠，居山埠者也不少。哈瓦那华侨有三四十大商号经营中西货品，也有四五十家小商号经营杂货店，其余如生果、鸡鸭店，亦有百余家。工界则洗衣馆五六十家，操作者千余人。山埠则以蔗园、菜园及糖偈工居多，亦有杂货店数间。故在古巴商务，除美国及西班牙人外，华侨商务，实居第三地位。

中美洲各国华侨也以经商为主。根据1929年巴拿马领事馆履行的华侨总登记，结果只得四千余人，其中经商者居三分之二，做工者、耕种者三分之一。商人大都经营粮店、丝绸庄、洋货庄、小餐馆；做工者或充华商店伙，或受雇于西人商店，或业洗衣；耕种者以种植瓜菜为大宗。哥伦比亚华侨人数仅五六百人，其中经商者居大多数，商家大都经营杂货、疋头、粮食、生意，做工者或充商店卖货员，或业洗衣。尼加拉瓜华侨人数在一千人以上，其经营商业者，十居八九。危地马拉华侨人数约有3 000余人，所经营之生意，以杂货、粮食、疋头为最多，其他如种植及操劳工者绝少，在商业方面占相当地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排华例的实施及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当地华侨经济生活打击很大，很多华侨因此而失业，经济困难。如在墨西哥索诺拉州，自排华事发，全州华商均皆被迫歇业，华侨受苛例重重压迫，及强拘勒罚，无一不被其摧残殆尽，完全破产。且墨国下驱逐出境之令，更迫令业主立刻收回屋宇，不准租赁与华人居住，种种苛酷，如狼似虎。很多侨胞，稍有川资者，纷纷逃避，出境回国，唯失业已久之华人，衣食早已缺乏，无计自存。墨人残杀华侨时有所闻，一些华侨多被排华党人驱逐，只身黑夜奔逃，更有因饥寒交迫，苛酷难于忍受，而萌自杀者，已有多宗，继续而死，及饿毙者，更难其数。

古巴政局动荡不安，故各行商务，大受影响，失业日增，乞丐日多。柯景埠位居东北，乃握东省中枢之咽喉，但受政变影响，农工商等皆受其害，农村破产，商务冷淡非常，大有一落千丈之势，工人失业者不知凡几，在此经济恐慌之时，盗匪日形猖獗，且政府苛例百出，各行商人，不堪其苦。 古巴哈瓦那华侨，有“洗衣馆三百间，因受五十工例休业者，已有二百间。华侨洗衣馆向是通力合作之股伴生意，每馆有工友十人或十二人，每日收入先行拨出物租、食用及洗衣所用之材料，倘有盈余，始能照股多少分利，否则罢论。历年来仅足皮费，因多数顾客不还欠费，惟欠费者乃历年之顾客，无可奈何” 。

在多米尼加，排华新例宣布实施后，西报鼓吹，甚嚣尘上。其催收之款，急如星火。当此之时，“吾侨惊惶万分，无法可施，故开全侨会议，电请驻古公使驾临，多方抗议，结果亦归无效”，当地政府“因我无能”，“竟将全侨生意财产，抢夺净尽，或向拿人，加以夏楚之威。其种种蹂躏行为，举世未有如此之凶残，纵有老客数店之留存，为该例重金所束缚，终日不得昂头，亦不足供此数百难人之一饱也”。

智利大小埠华侨职业单一，主要是开设百货商店。华侨百货商店触目皆是，当地居民日常用品大都仰给华侨之手。“惟晚近日本人、土耳其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移植该国甚多，且极力与我侨胞竞争营业；尤其是日人，欲消灭我侨胞在智经济势力，其手段无微不至，其政府更有实力之援助，予日商以补助金，使其与华商竞争。加之经济不景气遍全球，意基忌硝矿停顿，工人失业，市面萧条，而当地政府禁金出口，汇兑无从，金融停滞，尤予华商以莫大打击，是以现在当地华侨破产失业者，不胜枚举。”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洲华侨因受居住国法律之排斥，及世界性经济危机之影响，经济较为萧条，生活步履维艰，境况堪忧。

[1] Dusanka Miscevic and Peter Kwong， ChineseAmericans : The Immigrant Experience （Southington:Hugh Lauter Levin Associates，2000），pp.62-63.

[2] Mary Coolidge， Chinese Immigration （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09），p.382.

[3] Siu，Paul C.P.， TheChinese Laundryman : aStudy ofSocial Isolation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7），p.37.

[4] Chinn，Thomas W.e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1973），p.9.

[5] Madeline Hsu，“Trade with Gold Mountain:Jinshangzhuang and Networks of Kinship and Native Place，”in Sucheng Chan（ed.）， ChineseAmericanTransnationalism : the Flow of People ， Resources ， and Ideas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2006）. LLs1caIrWKy2/hHuY62St9Ot94MG2kSPJxml6Dhd8O+I76x7plh9QgvqogAfogf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