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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后期，随着美洲华侨的增多，一些排华分子污蔑华侨是劣等民族，生活习性和行为举止怪异，只会争夺白人劳工的饭碗，并且冥顽不化，到处叫嚣“中国佬滚出去！”他们处心积虑地剥夺华侨在美洲经济领域可能获得的机会，目的是将他们逐出美洲。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了很多歧视和排斥华侨的法律条规。美洲排华运动始于加州，但很快蔓延到美国全国乃至加拿大等国家，这些国家相继制定排华法案，禁止华工移民，限制华侨经济，剥夺华侨政治与文化等权利。一连串排华法案对华侨社会造成了很大危害。
美洲国家排华运动始于美国。华人来美的最初几年，待遇还好。加州白人以尊敬和友善的态度对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华侨，华侨也通过参加一些公共活动表达他们对此礼遇的感谢。然而，善待华侨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早在淘金热期间，加州华侨已遭受美国种族主义者的欺凌甚至残杀。1853年4月，加州州长毕格勒（JohnBigler）在一次特别演讲中，侮辱华侨为契约苦工，要求州议会禁止其继续来美。
由于华侨要价低廉，工作出色，深受雇主欢迎；相应的，雇主们则不愿雇佣索价高昂、工作效率相对较低的白人劳工。这样，白人劳工就把与资方的矛盾归结到华工身上，认为是这批外来的“劣等种族”抢了他们饭碗。他们嫉妒和讨厌华工，甚至用暴力驱赶华工离开碰巧发现的含金量丰富的矿穴。他们污蔑华人对美国社会没有任何益处，诽谤华人将金钱寄回中国、不在美国消费、从中国进口米食等生活用品，都是损害美国的行为。在各地的城镇集会、矿工集会以及立法会议上，种族主义者把华工丑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一份矿区采矿委员会所发表的关于矿区少数民族问题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华人是美国社会与道德的一大祸害——他们是社会颜面上的疥癣，是国家肌体上的脓疮——一句话，令人厌恶。”
从1867年开始，加州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工会在加州历史上第一次控制了两大政党。1866年至1867年的冬天，旧金山工人受到东部工人运动的影响，组织了数次暴动。很明显，暴动的原因仅是为了争取缩短工时，但排华鼓动者却把暴动完全归咎于华人。事实上，华人从事的几乎全是严重缺乏劳力的工种，没有对白人工人造成太大竞争压力。
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加州当局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歧视华人的法案和条例。1850年，加州议会订定苛例，规定凡华人以开矿为生者须领有执照，每月交执照费20美元。19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州地方政府制定华人子弟不得就读公立学校、华人不得拥有房产、不准向华人颁发商业执照等歧视性法规;1870年又制定人行道条例，禁止挑担者在人行道上通行;1875年又制定立方空间条例，要求住房中每人所占的居住空间不得少于500立方英尺；同年《旧金山反蓄辫法》通过，迫使许多被捕华人剪掉辫子。在加州和美国西部的其他地区，《反种族通婚法案》宣布华人与白人通婚属于非法。 [1]
1873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的金融、铁路公司、轻工业、农业等各大行业，同时，旱灾、股灾和房地产贬值等导致经济低迷、社会萧条和失业率激增，引发工厂和矿山的罢工风潮，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大恐慌。有些美国资本家乘机挑拨白人劳工和华工的关系，造谣说白人劳工被解雇，是因为华工抢了他们的饭碗，企图把劳资矛盾转嫁到华工身上。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总统竞选中，居然也把排华列入竞选纲领。一般美国人轻蔑华人，呼华人为“苦力”（Coolies）、“约翰支那人”（John Chinaman）、“清克”（Chink）、“异教徒”（heathen）等。清代华人头上留有辫子，拖在身后，被美国人讥笑为“猪尾巴”。当时加州一家报社的社论形容华人：“半人半魔，吃老鼠，衣着破烂，不懂法律，吸鸦片，廉价劳工，吮吸内脏。”《纽约日报》警告说：“西部各州正在变成中国的殖民地。”
总之，反华宣传成了当时美国各大报刊每日的主题。“中国佬必须滚开”的叫嚣充斥整个加州，并向全美蔓延，这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关注。在太平洋沿岸各州排华分子的强烈要求下，国会于1876年及1877年对加州的华人问题进行了调查。多数调查报告都断定，华人不可能与白人同化，加州的白人人数有被华人超过的危险，所以应该与中国政府改订移民条约，限制华人进入美国。
这些排华言论被报纸、期刊等各种媒体不停地报道，投机政客也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些论调，误导美国公众对华人形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错误看法。在各种排华势力的推动下，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排华法令。该法令的主要内容是：法令生效后十年内禁止华工入美;1880年11月7日前即居美国并获得海关证明文件的华工暂时出境后，准予重入美国；持有中国政府颁发的英文证件，依约说明的非劳工身份的人员，准予进入美国；非正当途径入美之华人，将依照美国法院之裁判驱逐出境；州立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今后不得允许华人归化为美国公民。
此法令成为美国移民史上的分水岭，标志着美国传统的自由移民政策的终结。这种绝非友善的排华法令，不但阻碍了华侨归化成美国人，而且迫使他们逃亡到附近的唐人街聚集，以便从中寻求安全和支持，以维持生计。但是，他们也因此更加孤立，更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1884年，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海员在美国港口弃职离港、华人在过境美国途中失踪、华人在加拿大和墨西哥边境偷渡、来自其他国家的小贩假装成商人等情况，特制定排华法修正案。修正案将华人视为一个种族，而不管华人的出生地如何，因此，该修正案把排华法的实施范围扩大到来自任何口岸的华人，且对“商人”一词进行了严格界定。1888年10月，美国通过《斯科特法案》（The ScottBill），宣布1882年后办理的回美证件无效。这一法案的颁布实施，致使2万名回国华人不能回到美国，而不管他们在美国是否拥有家庭或财产。
1892年，美国政府又通过《基里法案》（GearyAct），将禁止华工入境期限再次延长十年，并规定华侨必须持有居留证，否则将被驱逐出境。1894年，美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华工条约，规定在十年内不准华人入境，但归国华侨如有妻室、子女、父母任何一人在美国居住的，或有1 000美元以上财产在美者，可准予回美。该约十年为期，期满得再延长十年。1904年，美国国会竟在一个有关拨款的一般法案中硬行塞进一条规定，把排华法无限期延长。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移民法规定，无论美籍华人的妻子还是华商妻子均不得来美，并规定将全世界分为三大区。依此移民法，中国被列入无资格区。华人中受影响最大者，为土生华人之妻。根据该法律，华人生长于美国，如在中国结婚，其配偶则无权入境美国。
这样，在华人移民的头几十年中，美国政府已经建立了一套管理和控制华人的系统，限制华人入境，严禁在美华人入籍，并在法律、政治和社会经济等方面，强加给华人各种歧视性和不平等的约束。
19世纪60年代以来，加拿大华侨的境况也与美国华侨相似。在金矿区，不时发生华侨被白人矿工开枪打死的事件。至19世纪70年代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加入加拿大联邦后，在报刊和政客的煽动下，排华气氛愈演愈烈，各种辱华和排华的事件层出不穷。1872年，哥伦比亚省立法机构通过了《选民资格和登记法》，剥夺了华侨的选举权。1878年，加拿大联邦选举时，维多利亚出现了一个反华组织——工人互保会，其目标是保护哥伦比亚省的工人阶级，利用合法手段制止华人的涌入。1883年5月，哥伦比亚省立法机关认为在该年的惠灵顿罢工事件中，华工破坏白人工人罢工运动，道德败坏，并传播疾病，危及当地社区，于是出台了防止华人获得皇家土地、防止华人移民及监管华人的三个法案，不断加大排华的力度。
1885年7月，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哥伦比亚和东部支持排华舆论人士的压力下，通过了限制华人入境的新移民法，主要内容是：每个原籍中国人在进入加拿大时，应在港口或其他入境地点缴纳人头税50加元，外交人员、留学生、商人除外。这是加拿大政府第一个针对一个特定族裔、并以种族偏见为基础的法案，违背了加拿大建国精神。从客观效果来说，该法案的实施确实限制了华人入境，因为当时华工平均月工资为25加元，每年为300加元，而他们一年的衣食住行等各种开支为257元，实际所得只有43元，因而50元的人头税让他们无法承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加拿大政府在强大的反华浪潮中不断增加人头税，1900年增至100元，1903年增至500元，而且以当时排华的广度和深度，反华浪潮渗透到就业、教育等各个领域，严重影响了加拿大侨社的生存和发展。
节节攀升的人头税并没能完全阻止华人的入境，而一战之后加拿大经济受到重创，白人反对亚裔移民情绪高涨。在这种情况下，1923年加拿大国会通过《中国移民法》，全面禁止华人入境，法案细则共有43条，因此被华人称为“四三苛例”。这一系列排华法的制定与施行，对加拿大华侨社会产生严重影响，致使华侨人口减少，华裔学生入学困难，唐人街逐渐萧条，华人难于谋职。
华侨前往墨西哥之初，因中墨条约关系，其待遇尚属宽大，华侨来往，均能自由。其后受美国排华法影响，墨西哥政府也对境内华侨大加排斥，“始则借口中墨商约期满，拒绝新客入口，继则派警擅往各华侨商店，借检查护照为名，实行敲索，偶一不遂，即科以偷关入境之罪，置之于狱，不加审问，驱逐回国”，华侨在当地的财产商业，均被没收。1929年以来，因世界经济不景气，华侨工商业凋零，而墨西哥颁布之苛例又层出不穷，如“吾侨之商店或产业公司，应雇佣役，百分之八十，须雇墨人，否则被其勒令停止”，华商“所贩售之什货丸药，又借口不合卫生，尽量销毁，或征以最高税率，阻其推销。复以华商之牌税、印花、什捐等滥行增加，以挫侨商营业之发展。至如新设商店，则又借口中墨商约期满，遭其峻斥，于是旧商遭挫，新商无法添设，侨商前途，因以锐退矣”。
巴拿马也在此时期制定移民苛例，禁绝华人入境，后在1922年经中国公使交涉，虽准许入境，但每人须科税200美金。驻香港的巴拿马领事，则又多方留难，签证手续费竟达200元至500元之多。巴拿马当局还不时检查华侨居留证。每次风潮发生，华侨须捐资延请律师驳例，或运动议员协助抗议，破费金钱动辄数万。哥斯达黎加也效法美国，颁布对华移民律，不许再有华人入境，但华侨为提挈其子弟谋生起见，仍设法运动，受尽苦楚。尼加拉瓜禁止华人入境，只准其出境，不许复入，故华侨之数日渐减少。华侨为嗣续计，就与当地女子结婚，比例高达90%。1931年尼加拉瓜发生排华风潮，政府制定严厉的排华法，凡华裔均不得居留，华侨开设之商店，雇佣尼国人数须占十分之七。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古巴政府也颁布移民法，限制华人入境，以维持其本国农工生活。自此之后，古巴华侨有出不能再入，间有正式商人，经过种种困难手续，始能获得回古巴的执照，但也是寥若晨星。因古巴经济萧条，华侨多失业返国，居留者日见减少，由七八万降而为三四万。加以苛捐百出，中古向无商约订立，华侨身家性命财产，难以保障。
多米尼加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岛国，华侨时称之为多明尼加。20世纪30年代初，该国政局动荡，新党摄政以来，处心积虑，大兴排华之风，“野蛮无道，勒诈之举丛生，要我华人新旧客入口，收美金三百元。现居留者，每年一律收一百元，限期缴纳，否则将财产没收充公，并加以惩罚，处以徒刑”，致使该国华侨处境艰难。
危地马拉有华侨千人，向皆安分营商，绝少违犯居留国法律，唯当地政府以华侨向无使领条约为之保障，既严禁华侨入境，复取缔华侨居留资格，移民苛例，应有尽有。1932年8月公布的取缔黄种或蒙古种人苛例38条，其中以第三条补注新册之繁难手续（往外交部注册时，需要国籍证明书及由其祖国重要官员所发之凭据，本国市政厅之居留纸、入境时间证明、现住址证明等），第六条补注新册之费用（每张须缴具罚款美金500元），及第三十二条对华侨贸易之限制，最为苛酷。
萨尔瓦多（华侨时称“汕化那国”）华侨，向以经商为业，对于当地法律，绝对服从，刻苦耐劳，尤富于冒险性，故每凡建业，外人辄生欣羡。1931年汕人由羡生妒，由妒生恨，于是组织排华机关，号召土商，联名向政府请愿，要求驱逐华侨出境，没收华侨资产，征收华侨商业苛税，每月每间200元，继由总统阿劳霍（Arturo Araujo）签字实施。
美洲国家排华风潮最为猖獗者首推美国。在反华团体的煽动下，19世纪后期美国发生了一系列驱逐、劫掠、杀害华侨的排华事件。具代表性的有洛杉矶惨案、旧金山骚乱、丹佛惨案、石泉大屠杀、西雅图事件和塔科马事件等。暴力排华由加州发展到西部诸州，由分散、零星、无组织的暴力排华事件，发展为集中、广泛、有组织的暴力排华运动。白人劳工是暴力排华的主力，劳动骑士团在暴力排华运动中起了组织和领导作用。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就可以肆意驱逐、殴打甚至杀害华侨，抢劫、焚烧华侨财物。在排华最猖狂的年月，华侨受到了各种虐待，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在旧金山、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大街上，有成群结队的美国人对华人投掷石头、污泥，甚至拳打脚踢。有些小城市的排华活动更为猖獗，成群结队的美国流氓、恶棍，专门抢劫华人的洗衣馆、小商店，甚至假用官吏名义向华人勒索，骗取财物。
排华最凶暴者，当属以排斥华人为目的的加州沙地党。1877年，加州经济衰退，美国工人生活艰苦。华侨勤俭节约，生活成本低，对工资待遇的要求不像白人那样高，又无家眷相随，故美国资本家喜用华工，致使白人就业机会减少，因此招致白人工人对华工的嫉恨，为沙地党排华提供了机会。沙地党首领叫坚尼（DanisKearney），原籍爱尔兰，所谓“沙地”，原是坚尼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所，位于加州西部。1877年，加州发生工人罢工事件，坚尼煽动加州工人，以打倒资本家及华工为口号，以谩骂为能事，骗取普通劳工的支持，势力大增，于是以坚尼为首的加州工人党成立，其标榜的政纲之一就是排华。坚尼每次公开演讲结束时，都振臂高呼“中国佬必须滚出去”的口号。
以1882年的排华法为标志，美国从地方到联邦的一系列排华行径逐渐达到高潮。排华法实施后，社会上的排华暴力事件合法化，驱逐、迫害和屠杀华人的暴力事件不仅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愈来愈大。粤督张之洞在1886年致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及驻美使臣时，讲到了出洋粤民所经受的焚、劫、杀、逐等种种迫害，以及他们在美生活之艰辛。
美国政府实施的排华法一直延续到1943年为止。排华法旨在限制华人赴美，排斥在美华人，禁止华人归化入籍，结果使美国华侨人数不断减少，华侨社区萎缩，华侨的就业、生活及子女的教育都受到很大影响。由于种族主义者的迫害，他们被逼离开各大行业和工厂，离开城镇和乡村，逃到大城市的外国人聚集区，从此渐渐发展出了唐人街，而华侨村落开始衰败。到1910年，已有75.9%的华侨在城市居住。
1910年至1917年墨西哥内战期间发生的排华风潮及其后制定的排华法，对墨西哥华侨影响很大：“侨胞在墨之命运，便受若辈生番野兽摧残殆尽。其略具资产者，尚可购买归舟，彼妙手空空之失业侨众，被其驱挞之下，惟有东逃西窜，苟迟延不决，生命亦受其贼害，其遭遇之惨，诚令人不忍书也。”
1919年，墨西哥发生大规模排华风潮。墨西哥华侨代表廖元煌、朱然等人写信给国内华侨联合会，痛述墨国排华情形以及对华侨造成的巨大创伤：墨国朝野，“上下一心，官民一致，视我如鱼肉，杀我如鸡豚。一夜之焚掠，达数十家，一日之死亡至数十口，赤身牵去，不见回家，孩童哭泣，闻声立遭枪决。彼都人士有‘杀一个少一个，墨西哥免华祸’之谣”
。顺奴来等省政府在华侨遭受迫害时，不仅不按中墨两国条约之规定施行保护，反而多加刁难，寻找各种借口关闭华人店铺并没收财产，限制华人可营业的种类，准许墨西哥人随意终止与华人的合同而不受任何处罚等。
墨国华侨主要集中于顺善两省，当全盛时期，华侨人数共有一万余名，经营大小商店共有4 000余间，所耕农园，亦有千余个，牧场七八所，统计资产值银一亿余元。墨国20世纪30年代的排华浪潮致使墨国侨情发生较大变化。自墨国前总统解野氏于1931年授命其党羽遍设排华机关以来，华侨农商各业概被摧残，财产损失以数千万计，华侨被迫远走他方者，亦达十分之九。所余诸侨，其行动失去自由，谋生均感道绝。但排华党人绝华侨生计犹未已：“有时闯入侨居，横施拳打脚踢；有时强加人罪，从而没收财产；有时党人强迫屋主，下令逐客；有时上峰纵容差役，无辜囚人，甚至夜间拘人，胆敢破门入屋，殴打狠凶，绝不以人类见怜。最伤心者，当吾侨无辜被拘拨之时，一毫俱被搜清，衣服铺盖不准携带。”
1932年5月，墨西哥华侨写信给《公论晨报》，倾诉其在墨国所遭受的非人待遇。该信指出，1931年7月，顺善两省突起排华，其残酷手段前所未有，故两省之华侨商业尽被其摧残，两省之华侨田园亦尽被其收没，墨侨经此创巨痛深，犹欲茹苦含辛以冀将来有一线恢复之望，但时经半载，此风不特不息，反有甚于当初之势，故迫得走至美墨界边偷关入美，欲冀其拨回祖国，另作良图。“岂料甫经抵步之日，惨遭顺奴来省那卡利埠野蛮之市长，半夜下令挨户搜查，银两及贵重物件洗掠一空，行同盗贼，仍滥拘入狱，天明押出扫街，两日之后，始得释放。当其扫街也，日无一餐之食，夜无半榻之宿，而做工稍不力者，即施重刑。”
秘鲁也在一战后发生大规模排华风潮。1922年9月、10月间，秘国政界要人屡次推倒执政当局，“借口于政府之擅许华人入境，危害民生为词，各党报又复推波助澜，众议员罅拿打氏提议废除中秘商约案，旋即通过”;11月间，有两批华人各一百多人乘船抵秘，“均携有正式护照登航，时已在驻秘领事处图押”，手续齐全，登岸时，“均被阻止登岸，报界鼓吹，议员附和，秘政府恐地盘之动摇，徇党意而蔑公理，拒绝登岸”。
古巴政府鉴于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需要维持本国农工生活，遂颁布移民苛例，比之各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自此之后，古巴华侨有出不能再入，间有正式商人，经过种种困难手续，始能出得回古之执照者，亦寥若晨星。加以苛捐百出，中古向无商约订立，华侨之身家性命财产，绝无保障。华侨之被人谋害者，数见不鲜。
萨尔瓦多民俗狂悍异常，排华之心尤烈。华侨业农及经商者往往为土人戕害丧命或放火焚烧，铺户全家成为灰烬者，时有所闻。此种惨案，该地政府，不特无法破获，且将死者财产没收。
厄瓜多尔华侨遭当地土人排斥，生存也较为艰难：华人“既达彼地，又在外人铁蹄践踏之下，笞之挞之，一任人之喜怒，禁例森严，时新月异，不平待遇，愈演愈甚。报界则横加蜚语，大倡黄祸，土人乘机暴动，群起排华，以致狂风骇浪，吼地而来，恶雾愁云，掀天而起。斯时也，买舟归国，虽乘博望之槎，抢地呼天，莫鼓张仪之舌”
。
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洲华侨大都遭遇居住国法律之排斥，以及各种排华暴乱之冲击，生命财产毫无保障，损失严重，生存艰难。在此排华风潮之下，一些华侨设法打道回府，从而导致美洲侨社渐趋萎缩。
[1] John Soennichsen，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 （Santa Barbara，Calif.:Greenwood，2011），pp.6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