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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华人移民与美洲华侨数量及结构

华人移民美洲是中国与美洲国家内推外拉的合力作用下的结果。美洲华侨的移民方式、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其在美洲的职业与经济状况,以及美洲排华法对华侨移民和生存适应的影响,都是制约美洲华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考察美洲华侨援助中国抗战的起点。

一、华人移民与美洲侨社的形成

中国人移民美洲始于16世纪,主要是西班牙殖民者通过“马尼拉大帆船”将“马尼拉华人”从南洋运至墨西哥和秘鲁,但为数不多。19世纪前期,随着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甘蔗、鸟粪、棉花等原料需求的不断增加,当地种植园主、矿场主及外国资本家急需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此时奴隶贸易又遭废止,欧洲列强遂将注意力转到华人身上。英国、葡萄牙等国的特许公司利用契约劳工制度直接从中国将劳动力运入其殖民地,通常是将招募的华工先集中在澳门等地,再运往拉美各殖民地,以躲避清政府的禁令。根据陈泽宪的统计,在1800—1850年间,共有42000名华人抵达古巴、秘鲁和西印度群岛。 1845年到1874年是苦力贸易极为猖狂的30年,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参加了这一血腥贸易。大量华工被运往拉美各地,成为大庄园、种植园和矿场的劳力。估计这一时期大约有50万华工被运往拉丁美洲。 这些契约华工主要分布在古巴、秘鲁等地,从事种植、采矿等,没有人身自由。他们因无法与当地人沟通,生存状况一直艰难。契约期满后,他们或续签合同,或流落城镇,或当自由工,或成为推销商品的小贩。1874年契约华工制废除后,一些契约华工选择定居在拉美各地。这批早期定居者不熟悉当地语言文化,多从事种植、餐饮、商业和洗衣业,仅以生存糊口为目标。

1890年至1930年出现华人抵达拉丁美洲的第二次移民潮。期间,未受兵乱之苦的拉丁美洲经济发展迅速,华人入境的条件相对宽松。特别是在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需要各种生活和战略物资,拉美许多国家向交战双方提供工矿原料和农牧产品,经济发展迅速,迫切需要大量劳力,多数国家放松了对华人入境的限制。因此,拉美各国在这一时期吸引了大批华人。 [1]

如果说,早期拉丁美洲的华侨多以苦力贸易方式前往,属于被动性移民,那么,北美华侨多以自由移民方式前往,属于主动性移民。1848年1月,加州发现黄金的消息震动了美国,也震动了世界,数以万计的人为了追逐黄金梦纷至沓来。这一消息很快沿着贸易路线从加州传到中国。加州淘金热的到来,助推了华人对外移民的一波新热潮。1848年2月,即加州发现金矿消息传出的第二个月,两名中国男子及一名女子乘坐美国鹰号(AmericanEagle)帆船,从广州横渡太平洋,抵达旧金山市,成为最早登陆并留居在“金山”的华人。接下来的两年中,又有几百名华人前来金山,他们几乎全都是从香港、澳门和广州周围的华南地区而来。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北美依然是中国,特别是珠江三角洲民众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早期北美华侨,除少数商人或技工外,多为普通农民。他们用各种办法获得船票,有的卖掉田地、耕牛等作为路费,有的则以其家属作担保向亲友借贷。当时船费每人约需50美金,且须自备路上吃的粮食。 而很多人则必须借助中间人的“协助”才能出国。“协助”的方式大致可分为两类——赊票制和契约制。赊票制是华侨经纪人给华工支付盘缠,待到达目的地后,华工在经纪人的安排下工作,用工薪所得归还欠款。赊单工的主要组织者是设在旧金山的华侨会馆,这些会馆的权利控制在富商手中。作为赊单制出洋的主持者,他们派员携款回国,为美国各公司招募华工,并租用美国船只运送。 据载,早在1852年,旧金山的华侨会馆就安排了一笔2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用于劳工招募。 [2]

早期美洲华侨以血缘、地缘等为纽带,以人员往来、书信联系、侨汇和商贸等方式建构的跨国网络,对华人移民美洲起到了很大作用,特别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美洲一些国家相继颁布和实施排华法案,严格界定华商身份,禁止普通华人入境,对华工返国而又入境的条件进行严格规定。海关官员更是对入境美洲的华人百般刁难和严格审查,导致一般中国人望而却步。但是,即使在实施排华法案期间,华人仍源源不断地移居美洲。 [3] 这主要归功于海内外华人所共同构建的跨国网络,正是依赖这种网络,移民所需要的资金和信息才得以解决。

清代广东地区具备发达和成熟的宗族制度,很多村庄就由一两个宗族组成,这种血缘宗亲网络为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持续出国提供了便利。通常情况下,海外宗族成员是需要旅费出国者的主要求助对象。而当出国者在国外致富后,也会将其积攒的资金汇给国内需要资金出国的宗亲,并且为新来的移民提供食宿,帮助其寻找工作,解决移民在异地他乡遇到的各种问题。如来自开平的张思逸,以他在美国开设的中药店和农场等经济实体,设法资助了家族中多达40多名成员来到美国。 [4]

地缘网络对移民的帮助也较大。珠江三角洲地区民众有很多同乡在美洲,或有衣锦还乡的归侨,因此,他们往往比其他地方民众有更多的机会,通过赊单制获取贷款而出国。1877年2月公布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调查中国人入境问题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中,就有这样一位商人的证词:

我本人曾经调查过中国人出洋时所使用的各种契约。我知道来此地的中国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至少是半数以上,出国时都和他们本国人立有契约。和他们立约的本国人,不是从美国回去的,就是和美国方面有联系的有钱人。有些来到此地的中国人,在美国待了几年,积攒了三五百元现钱,就能够带这点钱回家招到十个或十二个中国人随他同来美国。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得到此地的六大公司(即华人会馆)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以及中国方面的苦力掮客的支持帮助。这些人联合起来所形成的压力,足以保证苦力在此地乖乖履行契约。

事实上,从早期美洲华侨的定居格局和就业模式就能看到,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社会网络对华侨影响很大。如在20世纪初,美国加州休松镇(Suisun)附近的华农多是香山县(民国后改为中山县)隆都人,加州汉福特镇(Hanford)华侨多是番禺人,芝加哥华侨多为台山梅姓族人,而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华侨多为开平邓姓族人。四邑人多前往美国大陆,香山人则大多移民夏威夷。19世纪,旧金山的进出口商行多为三邑人经营;20世纪初,旧金山华侨牛肉店的老板和工人多为南海九江人,渔场员工多为香山隆都人,旧金山半岛的菊花种植工多为香山黄梁都人。

从广东到旧金山的航程是随着航道和季节的不同而有长短变化的。19世纪40年代,投入到珠江三角洲到旧金山航线运营的帆船,走完全程需要五六十天时间。19世纪50年代,美国商人将飞剪船投入这一航线,最快时30多天就走完整个航程。1867年1月,中美两国之间开通了汽轮。太平洋邮船公司投入使用的第一艘轮船“科罗拉多号”,从旧金山到香港,全程花了31天。 [5] 总之,近代以来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中美两地间的航程也在逐渐缩短。

华人初到美洲,人地生疏,举目无亲,言语不通,为了抱团取暖、守望相助,他们必须聚集起来。随着19世纪后期华侨人数的增多,以及美洲各地排华运动的盛行,很多华侨向城市迁徙。在美国,到19世纪60年代,随着淘金潮的减退,华侨开始流动到矿区附近的城镇。19世纪70年代,铁路修建完工后,不少华侨开始到铁路沿线的城镇中谋生,也有些华侨开始迁徙到美国中部、美国南部、美国东部等地的大城市寻求发展。这样,随着华侨从乡村向城镇的聚集,规模不一的“华埠”“中国城”或“唐人街”也先后在这些城镇渐渐出现。随着19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排华浪潮的高涨,以及华侨的东迁,纽约、费城、波士顿、芝加哥、华盛顿等中东部城市的唐人街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从1885年至1922年,加拿大的一些城市也出现了较大的唐人街,如维多利亚、温哥华、卡尔加里、多伦多、蒙特利尔等。

唐人街的建筑一般按中国建筑风格建造,有些建筑材料还从中国运来。这些店铺通常挂起闪烁的金字招牌,高悬红灯笼、红绸缎来吸引路人目光,成为中国元素的一种标志和象征。

由于当时华侨大都来自珠江三角洲农村地区,他们身上都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而这种文化因子是他们在长期处于小农经济下从事生产和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中曾精辟地指出中国乡土文化的精髓:“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的,迁移是变态的”;“大多的农民是聚村而居”;“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在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心安”。 实际上,中国封建社会从基层组织到上层的国家机器,以及维系这种统治系统的儒家伦理就是建立在小农经济的乡土文化之上。由于晚清侨民多为贫穷农民和小商人,他们到了美洲,大多也是从事采矿、筑路、种植及餐馆、杂货店、洗衣馆等小本营生等职业。在一个举目无亲,周围全是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和不同风俗的陌生社会中,华侨为了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往往要构建或寻找一种熟悉的社会环境,使其心理上能将侨居地生活与故土衔接起来,因此,他们往往抱成一团,依照故土时的生活经验,建立具有浓郁中国乡土文化色彩的唐人街。对此,华裔美国学者陈依范指出:“移民们在到达新大陆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他们在故乡就已习惯了的亲密关系——家族、宗族、州县、方言集团、行会和会馆之中了。这种熟悉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铺面敞开的商店,中国烹调的香味,广东面孔与服装,中国的举止与言谈。总之,是一个远离家乡的家: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唐人街。”

可见,美洲各地的唐人街是移民依据其在本土的经验建立的,一方面,它们为华侨在美洲谋生创造了一种适应性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这种社会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移民对乡土文化的认同。对于身处异乡的华侨,早期唐人街是一个重构集体记忆和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是连接故乡与“新世界”的一个通道,是进行娱乐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中心。乡里乡亲聚集在一起,熟悉的语言、饭菜和娱乐更能抒解他们内心的孤独感和思乡情。特别是对只身在陌生郊区工作的侨民来说,唐人街为他们提供了好像回到家乡一样的短暂安慰。

二、美洲华侨人口数量与结构

晚清中国驻外使领馆人员以及到海外侨社游历的人士曾留有笔记、报告等,记录了当时美洲华侨的人口数量和地理分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外侨胞对中华民国的建立贡献很大,因此政府非常重视华侨事务,先后制定了很多护侨政策,并设置专门机构,即国民党海外部和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来统筹全国侨务工作,并对海外侨情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与统计。据1934年《时事月报》所述,侨务委员会通过各驻在地使领馆向散居海外华侨各埠进行详密调查,结果统计华侨总数为7 838895人。

表1-1 20世纪30年代美洲国家华侨人数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海外各地华侨人数比较表》,《侨务月报》1935年第2卷第5期,第107页。檀香山当时为美国属地,故单列,下同。

上述美洲各国华侨人数合计为230983人,其中人数较多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74 954)、加拿大(42 100)、古巴(35 000)、檀香山(27 179)、墨西哥(25 000)等。

国民参政员、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主席邝炳舜于1941年参考各方调查加以核对,及根据各地救国社团之报告与报章记载,估计全美洲侨胞总数约为22.5万人。其中美国最多,计8万人。加拿大次之,共4万人。墨西哥曾有三四万人,而因排华风潮,及经济凋敝,华侨回国或迁往他国者不少,留下的华侨仅有1.5万人左右。中美洲约有7 000人。西印度各属共约3.8万人。南美洲1.5万人,以秘鲁人数最多,约0.45至0.5万人。智利、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等国,均不及千人。委内瑞拉、圭亚那、英属佐治市均约2 000余人。檀香山约2.7万余人。至于男女数之比例,男子占五分之四以上,妇女不及五分之一。因男子多在国内结婚,而各国多不准携妇女、妻子入境,故妇女人数远较男子为少。

旅美华侨在美国制定排华法前的1880年,人数达105465人,到1920年时因受排华法影响,人口降至低谷,只有61639人。根据美国1930年人口普查统计,美国华侨为74954人,多数居留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伊利诺伊州等。

表1-2 1920年至1930年美国华侨人口区域分布表

资料来源:林蔚《留美华侨概况》,《华侨半月刊》1935年第63期,第7—8页。

以城市为统计单位,据美国1930年人口普查数据,华侨人口较多的城市有旧金山(16 303人),纽约(8 414人),奥克兰(3 048人),洛杉矶(3 009人),芝加哥(2 757人)。华侨男性有59 802人,女性为15152人。 据邝炳舜所载,美国华侨之分布,大约旧金山及西部太平洋岸一带占半数,约4万人,美中芝加哥五六千人,美东多集中于纽约,仅纽约一市即有2.5万人。

早期赴美华侨,绝大多数来自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中国第一任驻美公使陈兰彬于1878年在其《使美纪略》中对美国华侨的来源地有较为翔实的记载:在美华人男女共计十四五万人,华侨设有六大会馆,“一曰三邑,系南海、番禺、顺德、三水、清远、花县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二千;一曰阳和,系香山、东莞、增城、博罗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二三千;—曰冈州,系新会、四会、鹤山等县所设,商民约一万五六千;一曰宁阳,系新宁(1914年后改称台山)一县所设,商民七万余;一曰合和,系新宁余氏一姓合恩平、开平两县所设,商民约四万;一曰人和,系新安、归善、嘉应等州县所设,商民约数千” 。尽管陈兰彬记载的赴美华侨人口数量偏多,但也大致反映他们的来源地构成。实际上,直到1965年,仍有“美国华人半台山”一说,所以台山话成为美国华侨社会通行的语言。

旧金山唐人街是近代美洲最大之华埠,也是美洲侨社的枢纽。旧金山华侨大半来自广东省之15县,而台山、开平等7县侨民人数较多,各设有会馆,由各会馆组成一全体华侨会馆,名为中华总会馆。宁阳总会馆是台山县侨民总机关;冈州总会馆是新会与鹤山县侨民总机关;阳和总会馆是中山、东莞、博罗、增城等县侨民机关;肇庆总会馆是开平、恩平、英德、高要、清远、阳春、三水、新兴、广宁、云浮、德庆、罗定等县侨民机关;三邑总会馆是番禺、顺德、南海、花县侨民机关;合和会馆是台山、开平、恩平一部分侨民机关;人和总会馆是宝安、赤溪、潮梅及东江各县侨民机关。此等会馆之中,以宁阳与肇庆势力为最大,因该两机关统辖侨民最多。 上述这些地缘性会馆基本反映旧金山华侨的来源地结构。

中国赴美留学生除早期的留美幼童外,1905年仅106人,至1918年达1 500人,1932年为1 256人,其中男性为1 109人,女性为147人,他们大都为国内大学毕业后赴美攻读研究生,读本科课程的大学生不过百余人,且大半是美国土生的华侨青年。留美中国学生就读人数较多的美国大学有哥伦比亚大学(152人),加利福尼亚大学(122人),密歇根大学(82人),纽约大学(48人),芝加哥大学(44人),南加州大学(40人)。留美学生所学专业有农科、会计、化学、工程、教育、商科等。

1928年6月,檀香山官报记载,夏威夷全境人口共348767人,其中华人共25310人,美籍华人占15058人,非美籍华侨占10252人,其分布如下:檀香山正埠13383人,火奴鲁鲁市3 547人,夏威夷县2 649人(其中希炉埠662人),架剌窝县23人,道威县1 810人,茂宜县2 095人,其他地区1 803人。

加拿大华侨主要分布在加拿大东、西、中三部,以加西的哥伦比亚省(华侨时称“卑诗省”)最多,特别是温哥华市,当全盛时(1925年以前)计有万余人,维多利亚亦有4 000人左右。此外安大略省多伦多市亦逾5 000,蒙特利尔与温尼伯则各有3 000余人,其他如新西敏则有千余人,卡尔加里与埃德蒙顿则各有八九百人左右。自1925年以后,因迭遭加拿大政府苛例的对待,更加以1929年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全加华侨人数大为减少。 就加拿大华侨来源地来说,这与美国大体相同。直到抗战结束前,绝大部分加拿大华侨来自珠江三角洲地区,其中又以四邑、三邑及中山县为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黎全恩教授根据1892年至1915年间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捐款存根进行统计,在6 155张存根中,34%来自台山,18%来自新会,16%来自开平,9%来自番禺,7%来自中山,5%来自恩平。就加拿大华侨人口自然结构来说,1921年全加共有男性华侨37163人,女性华侨2 424人,男女比例为15∶1,男女比例严重失调。

华人移民墨西哥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由古巴、秘鲁两国之契约华工期满脱身,自由谋生而来者;由美国迁徙而来者;墨西哥招来之华工;历年自来之华侨。20世纪20年代,旅墨华侨人数约在三万人左右,其主要居住地如下:参迫古埠(坦皮科,Tampico)及其附近各处华侨,有一万人以上;顺奴来、新那罗(新那罗亚,Sinaloa)及太平洋沿岸共有8 000人;未市卡利(墨西卡利,Mexicali)有5 000人;米利达(梅里达,Merida)及答巴秋拉(塔帕丘拉,Tapachula)两处有4000人。其他散处小埠者,约有5 000人。居住在墨西哥城的华侨不过五六百人。墨西哥华侨,“都系粤籍,而粤籍中又以台山县人居大多数;次开平;次南海、新会;次香山、恩平”。

古巴侨民多属粤籍,其中台山县人最多,7445人,次为新会,3 621人,开平1 541人,其他为中山、恩平、南海、番禺诸县。古巴华侨与当地人结婚者为数不少。所生子女,因受母亲影响及教育之故,脑中只知有古巴,不知有中国。其生活方式与语言文字完全古巴化。

智利华侨分居各埠数目以意基忌(伊基克,Iquique)为最多,约千余人;亚里加(阿里卡,Arica)及晏埠(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次之,各约200余人;智京又次之,约百余人;法尔巴来索(瓦尔帕莱索,Valparasio)、达打及独角比耶各埠,则各约数十人等。

[1] Li Anshan,“Survival,Adaptation,and Integration: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ommmunity in Jamaica (1854—1962),”in Andrew Wilson (ed.), The Chinese in the Caribbean (Princeton:Markus Wiener,2004),p.57.

[2] 参见Herbert Asbury,“The Chinese and The Hoodlums,” The Barbary Coast : An Informal History ofthe San Francisco Underworld (New York:Alfred A.Knopf,Inc.,1933)。

[3] 关于1882年至1932年间华人每年入境美国的人数,可参见Judy Yung, Unbound Feet : aSocial History ofChinese Womenin San Francisco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5),pp.294-295。

[4] Haiming Liu, TheTransnational History ofa Chinese Family : ImmigrantLetters FamilyBusiness andReverse Migration (New Brunswick:Ringers University Press,2005),p.2.

[5] Gunther Barth, Bitter Strength :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 1870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58-59. RQZgHVAL41xw2VmYdkRIQTHLm/gwVsWPdOCpNvjhbMGHMOnBZaatvMmOu7tSKh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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