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冯友兰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一书的《绪论》中说：“‘中国哲学史’讲的是‘中国’的哲学的历史，或中国哲学的历史，不是‘哲学在中国’。我们可以写一部‘中国数学史’。这个史实际上是‘数学在中国’或‘数学在中国的发展’，因为‘数学就是数学’，没有‘中国的’数学。但哲学、文学则不同。确实是有‘中国的’哲学，‘中国的’文学，或总称‘中国的’文化。” 就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来说，冯先生的说法是有道理的。不过，冯先生的这段话也容易使人产生某种误解。仅就冯先生所说的哲学而言，中国哲学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和发展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哲学”肯定是“中国的哲学”。但从另一个方面说，“哲学”是对每一个民族的哲学的抽象和概括，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也还是“哲学”在那个民族历史上的存在，基于这样的理解，“中国哲学史”也就是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这一道理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解。

这里，我们不妨再引用冯友兰先生更早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任何民族或任何时代的哲学总是有一部分只相对于那个民族或那个时代的经济条件具有价值，但是总有另一部分比这种价值更大一些。不相对的那一部分具有长远的价值。” 冯先生的这句话，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着更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中国历史上的思想家群体在反省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他们的认识对象肯定是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他们所提出的思想主张，至少在他们自己看来，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是相适应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首先是中国历代思想家反思中国社会生活的历史。但是，尽管传统的中国社会对思想家的思想过程构成了地域的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也必然包含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分。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也可以解释为“政治思想在中国”。只不过，中国思想家的语言、思维方式不同于西方思想家，因此他们的思想成果也不同于世界其他地方的思想家。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人类思想遗产的一部分。

说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在直觉上肯定是民族的和地域的，也就是说，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西方的。应该说，在思想史研究中，重视民族的和地域的差别并没有错，但不能忽略的是，研究和审视中西方政治思想，还有一个历史的和时代的维度。法国著名汉学家T·谢和耐（Jacques Gernet）在论及近代以来中西方文化冲突时说过：“伟大的文化是复杂的，积淀着许多来自不同时期的要素，在每个阶段人们都会遇到许多有时是对立的思潮。” 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都是伟大而复杂的思想传统，它们都是不同历史时期思想成果的积淀。在每一个历史时段，都可以看到相当数量的令人景仰的思想家。仅就中国政治思想史而言，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到两汉时期的经学、魏晋时期的玄学亦即新道家、宋明时期的理学亦即新儒家，每个历史时期都为我们展现了思想进步的轨迹。

如果说中西方政治思想都有其复杂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的起点便是中西方政治思想产生的历史时刻，而这两种思想的发展路向，在逻辑上也应该是从古典思想走向现时代。然而，如人所周知，中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并不是同步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并没有像西方思想那样，循着自身的逻辑而实现从传统向近现代的转换，当然，与之相应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缓慢发展。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真的说不清楚，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限制了思想的发展，还是传统政治思想约束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进程。

如果说中西方政治思想是以往时代思想成果的积淀，现今我们所说的中西政治思想，就思想内涵来说是很不相同的。一言以蔽之，中国政治思想所包含的更多的是“传统”，而西方政治思想所包含的更多的是“现代”。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在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殖民者东来并且对中国乃至于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是西方近代的政治思想，而不是西方古代、中世纪的思想文化。对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早已说得十分透彻：“科学的进展突破了地域，中国不再是孤立于‘四海之内’了，她也在进行工业化，虽然比西方世界迟了许多，但是迟化总比不化好。说西方侵略东方，这样说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侵略中世纪。要生存在现代世界里，中国就必须现代化。” 着眼于时代的内涵，西方政治思想比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更为先进，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的群体生活是靠文化规范维系的，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思想的落伍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落后，价值观念的落后最终必然在整体的社会安排上体现出来。同样的道理，思想的进步最终也必然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

以往，说到思想文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的学术界广泛流行着一个教科书公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我们把思想文化归类于上层建筑，人们通常认为，一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归根结底是由这个社会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或者说，有什么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就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依照这个公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所以没有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是由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今天看来，这一说法是很有问题的，用这一公式来解释历史，也很有可能会形成不真实的认识。例如，现今几乎国内所见到的每一本有关欧洲近代史的教科书，说到近代欧洲的社会变化，大抵是从威尼斯的商业繁荣、佛罗伦萨的毛纺织业发展以及英国的圈地运动说起，但很少注意到，远在这些经济变化发生之前，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也是欧洲社会变化的整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实际上，正是文艺复兴前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以及后来在启蒙时代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价值理念的流行，为欧洲社会的近代化过程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当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性的近代化潮流的时候，中国政治思想尚未实现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十九世纪以后在中国发生的近代化过程，是由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这样一些历史事件构成的，其内在的顺序是从器物层面到经济层面，然后再到政治层面，最后到思想文化领域。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像欧洲那样始于思想文化领域，在全部的经济与政治变革发生之前，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首先发生变化的话，近代以来的中国又会是怎样一段历史。虽然历史不允许假设，但个中的意味却很值得回味。

在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近代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仅没有为这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相反，陈旧落后的政治价值观念为社会变革平添了重重阻力。近代历史上每一次有意义的历史事件，总是有与之相伴随的理论纷争和观念冲突，如“华夷之辨”“道器”“体用”以及中学与西学之争等等，每一场论辩中，凡是那些反对社会变革的道统论者和清流，大都从传统儒家的思想学说中寻找理论武器。甚至“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种曾经被中国历史证明为十分有益的经验，也会受到来自保守势力的质疑，如所谓“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器，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 。来自传统政治思想的阻碍，使得近代许多志士仁人为社会进步而做出的努力最终都付诸流水，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最值得重视的历史教训。 HVeZrPBPW+7ZtT81SlMRRxD93/2yVSJWFQZbteaKtsYLXg+SgijWntvdh8ScbHg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