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中西方政治思想，我们首先感觉到的无疑是二者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至迟在两种思想传统产生的时候便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产生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时间上虽然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源头的希腊城邦时代大体相当，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面对的是与希腊迥然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这种历史环境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更重要的是，在希腊的苏格拉底时代以前，曾经有过发达的史诗传统和自然哲学的前提，思想家从很早的时候便养成了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思考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却是另一种情形，由于没有古希腊那样的思想前提，除去老子等少数思想家，人们并没有养成形而上的思维能力，这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形成的时候，便没有达到希腊哲学那样的逻辑化水平。

在直到近代以前的十几个世纪里，中西方政治思想基本上是在相互阻隔的环境下，各循其自身的逻辑发展的。在西方，发生于古希腊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古典时代具有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的政治思想，中世纪诉诸上帝的基督政治思想，和以民主、自由、法治为基本理念的近代政治思想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在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思想内容的变化和转折，与之相应的便是社会政治生活的改变。而在中国，与秦汉以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相应，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既没有发生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从古典思想向中世纪基督教神学那样的转折，也没有发生诸如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那样的重大事件，当然，也没有实现从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的转换过程。总之，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有着不同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路径。如果没有十九世纪初叶西方文化的东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或许还要沿着各自的道路发展下去。

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历史上每一种有着持久生命力的思想文化都有其传播的过程，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每一种思想文化的传播又都有其界域。历史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东亚地区曾经有过广泛的影响，进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儒家文化圈”。所谓“儒家文化圈”，实际上就是历史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传播的范围。在另一面，儒家文化圈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正是由于这个相对封闭区域的存在，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国思想文化的民族特征。在近代以前相当长历史时期内，这个区域内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生活都是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下运行的。近代以前东亚地区各民族的政治生活，绝对没有受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

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打破了中西方政治思想传统之间的屏障，中西方的文化冲突与融合便成为难以避免的事情。近代中国的思想界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逐渐接受近代西方先进政治思想的时候，应该如何对待我们自己的思想传统，这是使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界一直纠结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形形色色的答案，如张之洞的“中体西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还有近几十年间海内外新儒家所主张的“返本开新”或“回归儒学”，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现在看来，要求得关于这一问题的令人满意的答案，着实不太容易。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已经步入现代化轨道的历史条件下，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本身，而不是对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予以充分的关注，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时代的需要。比较的视角对于我们深刻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或许是有益的。

虽然中西方政治思想之间有着诸多差异，但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并不缺乏可供比较的思想主题。我们有理由假定，在历史上，当中西方的思想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反省社会政治生活的时候，在终极的意义上，他们所思考的是相同的问题，那就是，什么是优良的社会生活，怎样才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他们都试图说明，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在道德的意义上是正当的，统治者应该怎样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国家应该如何对待它的国民。只不过由于语言以及思想方式的差别，生活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这些问题有着各自的理解，也有着各不相同的表达方式。正是由于这些共同的思想主题的存在，中西方政治思想的比较便有了真实的基础。而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发掘那些中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共同主题，再看一看中西方思想家对这些主题给出了什么样的答案，他们的思想主张在怎样的程度上符合现代人的理性。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近代思想文化在整个世界的传播，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都是传统政治思想中不曾有的，即使是古代中国人所习用的一些术语，在近现代的语境下也有了较之以往不同的意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当今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研究，在一定意义上是用从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引入的话语对传统政治思想进行重新解读。对此，或许有人以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中国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它是与中国社会固有特点相适应的，因此，没有必要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加以比较，而且也不应该用当今的流行话语来解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这是不小的误会。

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置于现代语境下解读，并不是有些人所说的“做西方文化糟粕的俘虏”或“整天仰视西方文化”。 其实，在当代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如果想要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它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能够通约，也就是说，在这个民族的思想文化里，不应该有无法用当今世界流行的话语解释的成分。否则，这种思想文化便只能是没有意义的存在。

冯友兰先生在叙述中国哲学的研究状况时说：“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把中国哲学作一门学问来研究之后，也就是中国哲学开始反思的时候，人们开始觉得，中国哲学中原来的术语很不够用。” 于是，人们开始在佛学中找术语用。中国政治思想史与冯先生所说的情形十分相似，作为一门学问，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专门研究也始于近代。梁启超撰写的《先秦政治思想史》，是最早的一部政治思想史。据说，梁任公最初曾想写一部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而止笔于先秦。可以想见，当时，梁启超也一定感到中国传统典籍中有关政治的术语明显不够用，所以，他只能从中国传统学术以外去找寻一些术语来用。其实，“中国政治思想”这个概念也借过来的。

时下，有许多充满复古情趣的人们喜欢谈论“国学”，如果“国学”也可以从政治的层面来理解的话，它本身也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知识体系。传说中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其所能提供的术语到春秋战国时已不足用，于是有了先秦诸子和六经；先秦经籍中的许多术语，汉唐时代的人们理解起来已经相当困难，于是有了注、疏。汉唐学者注解经传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用当时流行的话语重新解读以往的思想学术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传统儒学才成为当时的语境下能够解释的学问。两宋以后的学者所以费尽心力注解经传，也是出于同样道理。通过诠释经典，历代学者在学理上也实现了某种进步，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也愈益深刻，这一过程在我们的时代仍然在继续着。所不同的是，当我们把中国政治思想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做的时候，我们有着更为深厚的知识背景和更加广阔的文化视野，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的融通，使得我们能够找到更恰当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来建构适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体系，从而实现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我们一直以来强调的原则是“吸取精华，排除糟粕”。实事求是地说，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问题的。但需要说明的是，所谓精华和糟粕，必须在现代知识背景下加以体认。比较分析的视角所以有意义，就在于这种方式可以使我们进一步弄清，面对东西方思想家共同关注的那些思想主题，特别是我们今天仍然要面对的那些思想主题，生活于我们之前的思想家作了怎样的回答，我们又应该作出什么样的回答。在中西比较的视角下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不是要简单地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西方政治思想之间孰优孰劣，而是现代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人类以往的思想成果作理论反省。 Nm7aKO6C0x3MZNqMD6L6V1VyE4aMZsvxGk01zGkbxkwDxNUh2ll3zojkMwXHq26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