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是一门认识科学，既然是认识，当然要从认识古人开始，但认识现今才是思想史研究的真正目的。如果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具有充分的现实关注的话，那么，在思想史研究中，如何关注现实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人们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共识：理论研究为现实服务。不容否认，这一说法有其合理性，仅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为例，我们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目的肯定不是为了服务于古人，而一定是要服务于我们所生活的当代。问题是“服务”这两个字应该作何理解。

中国思想史研究所以必要，有一个假定的前提，那就是，我们认定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含有现实社会生活足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弘扬这些思想资源有益于我们提高现实的社会政治生活质量。基于这样的假定，我赞同人们惯常所说的“吸取精华、排除糟粕”，并且认为这句话也应该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宗旨。不过，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着实困难。因为分清精华与糟粕是不很容易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在一篇文章中引述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不要在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并且说，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最糟糕的情况是把孩子倒掉而把脏水留下了 ，这句话似乎有些调侃，但不无道理。

要使思想史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无疑需要我们对于传统政治思想中那些积极的思想成分与消极的东西做出准确的估价，然后，对我们所认定的精华部分加以弘扬，使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如果说思想的精华与糟粕是客观的存在，我们对精华、糟粕的认定却是很有主观性的工作，如何能够保证我们所认定的精华确是精华，这本身就是问题。假如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精华被我们误认为糟粕，其结果便是它们被连同糟粕一起抛弃，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也无从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反之，如果把传统思想中的某些糟粕误认为精华，其结果必然是这些所谓的精华对现实的社会生活产生更加糟糕的影响。出于这样的考虑，我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越是通常被认为是精华的东西越是需要反省。

思想的价值在于批判。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求我们用批判的态度对待既往的思想遗产，同时也要求我们持批判的态度来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所以能够在思想史上占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始终是那个时代的批判者。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世界里建立起一个理想社会的模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存在的诸多弊处予以深刻的批判。春秋时期的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陪臣执国命” ，战国时期孟子所指斥的“率兽食人” ，南宋朱熹所说的秦以后千五百年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 ，思想家的言辞指意虽略有不同，但在用理性标准评价现实社会的政治生活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理性与社会批判精神是思想家特有的品质，如果离开了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性批判，历史上就不会有思想家，我们民族的思想遗产也就无从谈起。而我们这一代研究者，在与以往思想家对话时候，首先要尊重和继承的就是思想家的这一品质。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的社会生活，笔者的意见是肯定的。我们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历史时期的思想家为我们准备好了关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完美答案，也不是他们曾经憧憬的理想社会预示着我们社会生活的未来，而是因为，几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思想家，都怀有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每一个思想家都有其理解社会生活的逻辑。历史上的思想家用来阐释社会生活的逻辑是否周延，他们用怎样的方式阐释了社会生活，他们对于理想的社会生活的构想体现了怎样的道德境界，当时思想家对社会生活的理解在怎样的程度上为我们留下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假如我们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持续地追问，我们便可以养成理解社会生活的能力，从而对现实的社会生活形成自己的理解，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主题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

通过思想史研究来认识现实的社会生活，是研究者对社会政治生活理性思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尤需值得注意。

第一，我们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所以要关注现实，主要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向历史求证现实生活的合理性。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即合理”，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一定会成为现实，而现实的东西一定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这句话自说出以后，人们便对之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其中也不乏各种各样的误解。我们这里无意揣摸黑格尔这句话的本意。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当人们要为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做出解释的时候，常常可以把这句话当作理论根据。

当我们就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思想主题展开讨论的时候，我们在事实上便已经承认思想的历史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思想观念，是影响和约束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重要因素之一，正是由于包括思想观念在内的历史条件的限制，现实的社会生活才成为我们唯一可能的生活。这或许就是历史制度主义所说的“路径依赖”。如果这一说法不误，通过思想史研究做出的有关现实生活合理性的说明只能是历史合理性的证明。

在常识上，理论研究负有不可推脱的解释现实的责任，所以，思想史研究似乎也应该为说明我们的现实生活所以合理而尽一份义务。但是，如同前面所说，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价值观念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值得的，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类似的价值判断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制高点。今天，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必要，也是因为我们仍然要对这些问题做出判断。这样说来，证成现实生活的合理性并不是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

在近年来有关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在向历史求证方面做出过许多尝试。说到和谐社会，便求证于中国传统的和合思想；说到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也有人试图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方面做出论证。应该说，这些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这毕竟不是思想史研究的全部。

第二，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要关注现实的社会生活，但不能以古非今，我们应该拒绝复古主义的思想倾向。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带有浓重的复古情趣。由于形上思维的相对不发达，生当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在对理想的社会生活做构想的时候，不是诉诸理性，而是诉诸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他们不像柏拉图那样明确地说，理想的城邦只是一种理念，它在古往今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曾存在过，而是认为，完美无缺的政治曾经是人类既往历史的片断，或者“言必称尧舜”（如孟子），或者以为“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对他们来说，要实现良好的社会生活，复古便是不二的选择。于是，思想家对于现实生活的认识愈是深刻，复古情趣也愈是浓重。直到清朝初年的黄宗羲、顾炎武，仍然把恢复三代之治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

值得注意的是，复古主义倾向对于现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有着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近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很有一种“回到古代去”的潮流。说到法治国家建设，便有人主张回归儒家宪政，甚至有人主张把当今中国社会的学科体系推倒重来而代之以传统国学。这与前面所说的向历史求证的思想倾向并无二致。

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但研究指向却是社会生活的将来。如同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史是不可逆转的过程一样，思想也同样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过程。应该承认，我们的现实生活并不完美，现实的社会生活或许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因为尽善尽美的社会生活本不可能。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缺憾并不能够说明古代社会更加美好，出于同样的道理，即使是古代思想家的那些最高明的见识，也不足以补足现代人观念上的误会。所以，复古不应该是当代中国人的生活选择，也不应该成为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努力方向。

文载《天府新论》
2015年第4期 WY5lJu+TjMWQgkqc5cc0d9vI5f8McosBk1KLfIZYwj66jmrEw35799F9w8Krypq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