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历史主义方法就是通过社会历史环境及其发展变化去考察对象的方法，历史主义方法的精髓是注重特定的历史条件对于考察对象的影响以及事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特点及其成因。这一方法无疑适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而且是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必须遵循的方法。

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与一般意义的历史研究有着很大的不同。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与物质文明累积过程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史实考证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在很多时候，文物发现与考证、历史事件的还原，甚至对历史掌故的叙述本身就是十分重要的研究工作。可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这一类的工作虽然不是不重要，却不是研究的主要任务。虽然有些时候也需要对某些历史事实加以考证，但这项工作只能成为思想史研究的背景资料。思想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对每一历史时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加以阐释。

我认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方法，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把历史时期思想家的思想学说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来认识。

在思想的历史上，决定思想进程及其内涵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家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历史环境，二是人们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之中，前者显然要重要得多。在任何历史时代，思想都是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反映。思想家所生活的社会历史时代，将在终极的意义上限定他们的思想视野和感受生活的方式，最终，也将决定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也就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

政治思想是历史上的思想家体认社会生活的结果。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每一时代的思想家提出的政治、经济主张，大都来自于他们对于社会生活的实际感受。如果说政治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这个意义首先就是思想的历史意义，而历史意义只能从思想家的认识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实际的联系中才能被发现和理解。通过这种联系，我们才能够知道，以往的思想家对优良社会生活的追求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反差，他们又在怎样的程度为现实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辩解和批判。我们才能够真实地理解到，每一历史时代流行的思想学说，如何规范、支持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过程，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后果。如此看来，对社会历史环境的理解是思想史研究必需的前提。

其次，在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把每一历史时代的思想家还原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整体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

思想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应，中国政治思想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过程基本是一致的。在根本上说，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发展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式演进、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概括地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萌发于商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中，自此以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历史进程与社会历史环境和知识背景的变化息息相关，于是，便有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两宋以后的理学、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清代乾嘉时期的朴学以及在鸦片战争以后在西学影响下而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政治思潮。中国传统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阶段性的背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发展链条，每一时期的思想家在继承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生活形成了进一步的认识，从而为思想的进步做出了贡献。在中国政治思想的历史长河中，每一个思想家都有他们自己的位置。

中国政治思想自身的阶段性与连续性，是思想史研究必须予以重视的一个方面。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是在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和某一时期社会思潮的研究过程中，把思想家置于中国政治思想整体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认识和理解。这有利于我们确定思想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位置，发现他们的思想学说相对于整体的中国政治思想的价值，从而对思想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或许，按照时人们所认肯的评价标准，以往许多思想家的思想主张都是有问题的，甚至是近于荒谬的。例如，老子小国寡民的社会理想、庄子思想中的无政府倾向、宋代理学家所说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康有为的大同世界等等，与我们的价值观都相去很远。但历史地看，这些思想家的认识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中国历史上的思想进步才成为可能。

再次，在思想史研究中遵循历史主义方法，也意味着研究者应该完整准确地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学说。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很有主观性的工作，研究者的价值取向、知识背景以及理解能力，在很大程度决定着研究的结果。因此，在思想史研究中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尽管是同一个研究对象，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却有种种不同的解读。比如，历史上只有一个孔子，但在思想史研究中，100个研究者的眼中或许会有100个孔子。这就是研究者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在思想史研究中，对历史上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做出多样化解释是十分正常的现象，这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生命力所在。不容否认，从研究者个人的视角出发，每个人都可以认识到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某些方面，同时，其他研究者所发现的东西也可能被他忽略掉。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归根结底是一项需要人们充分发挥自己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工作。

不过，思想史研究的这种“主观性”，并不意味着思想史研究可以是随意的。事实上，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成其为研究，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对历史上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学说的准确解读。也就是说，我们对于原始文献的解读必须符合思想家的本意。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不允许研究者做出望文生义的解释。

在以往有关中国思想史的研究中，由于人们疏于对历史文献的准确解读，常有望文生义、断章取义的情况发生。例如，有人因为孔子曾经主张“克己复礼”，便据此认定孔子是要恢复奴隶制度；因为宋代理学家主张“穷理尽性”，便以为理学家是在空谈性命义理，并且斥之为误国误民之道；因为南宋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 ，便认定朱熹是要消灭广大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否定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一意维护封建纲常伦理；因为王阳明曾经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便据此推论王阳明是要强化对民众的思想统治。类似这样的无根推论，在过去几十年里不胜枚举。其共同的一点便是当人们做出这样的判断的时候，基本没有虑及思想家的本意。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些时候，我们不仅要弄清思想家的本意，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在整体上把握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和逻辑框架。思想家所以成其为思想家，就在于他们有着恒久的道德追求和一贯的思想逻辑，即使他们的思想主张在其一生之中有所变化，这一变化也一定有其逻辑可循。所以，在思想史研究中，我们应该对思想家在道德诉求方面的一贯性予以高度的重视，应该把思想家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具体的思想主张置于其一贯的思想逻辑中加以理解。例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曾经主张“有教无类”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曾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前者是说他在招收学生时不计社会等级与家庭出身，后者是说民众只可以用而不可以有知识，这是彻头彻尾的愚民主张。在表面上看，这两种观点似乎是相互矛盾的，历史上，也有许多注家（如清代刘宝楠）认为，孔子既然主张有教无类，便不可能主张愚民；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学者认为孔子是不主张实行愚民政策的。实际上，如果把孔子的这两句话复原到他的思想体系里，便不难看到，这两句话在深层的意义上有着一致的逻辑。这是因为，在孔子生活的那个时代，“民”主要是指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底层大众，而受过教育的人们则被称为士，民与士的差别直到孟子的时候还十分清楚，如孟子便说：没有恒产而能够有恒心，只有士能做到，“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 。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是其办学的宗旨，其意义不外是向底层大众敞开了学校的大门，但受过教育以后的人已经不再是民。而不使民知则属于治民的策略或对待民众的态度。其愚民主张并没有因为“有教无类”的办学宗旨而发生改变。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类似的实例还有许多。总之，如何发现思想家一贯的思想逻辑、把握思想家的道德诉求，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Z5sfvCUqdPzCJ9wJIqxJRzl9rOuznNzTVLipGu4RYtIRDDRKPXWmgOJYVBQ7Nl9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