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自误打误撞进了思想史研究的大门，已经三十几个年头了。还是1985年初的时候，我从吉林大学古籍所转到了政治学系，恰逢刘泽华先生主持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教师进修班开班，我便被派到了这个进修班学习。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也由于某种机缘调到南开任教。从此，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惭愧的是，由于生性疏懒，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如果说当初是刘泽华先生把我带进了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门的话，对于中国政治思想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却是2000年以后。2001年，我考入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跟随高清海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当时，我所以去读在职博士，是因为有一个新规，没有博士学位便不能评博导。对我来说，读学位是为了谋生。这样，我这个历史学科出身的人又去学了哲学，按照时下某些高校的用人标准，我可能连饭碗都找不到，因为我的本科、硕士、博士学历不连贯。不过，也正是这个学历的不连贯，却使我获益终生。读博期间，在高先生的指导下，粗读了几本西方哲学名著，对于西方思想史有了些许了解。于是，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有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用比较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自那以后所写的有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更为注重对传统思想内在逻辑的解读。

思想史研究是一项发现意义的工作，在研究中，我们首先发现的是思想的历史意义，因为每一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都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历史的感觉是思想史研究中第一位的东西。我们要弄清楚，生活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想家究竟说了些什么，他们说这些话的本意是什么，在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他们说的话具有什么样的意义。要弄清这些，需要我们把思想家还原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环境中去加以理解，需要我们对历史文献做出准确的解读。如此看来，思想史研究又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这些年来，虽然我一直在这方面努力着，但由于学识所限，仍有许多未尽之处。

当我们致力于发现思想的历史意义的时候，我们不过是做了一件“复原”的工作，虽然这项工作使我们弄清了历史上思想家的本意，但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认识当今。我们所以关注以往思想家曾经讨论过的那些思想主题，是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主题与现实的社会生活有着某种联系，对于这些问题的理解，将会影响到现实社会生活的质量。因此，尽管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但所体现的却是研究者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关注。可以说，思想史研究的真实意义不在于历史上的思想家说了些什么，更重要的是，作为研究主体的我们从中悟到了什么。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反思传统政治思想，用现代的价值理念去理解和评价传统政治思想，是近年来我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着意去做的事情，对于我这个学识与能力都十分有限的人来说，这个集子所记录的是我朝着这个方向的努力。

这里，很想就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取向说上几句。关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些年来，随着不同时期社会生活主题的变化，学界常常有一些时尚的说法，如“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间或也有人主张恢复国学、重建传统。近年来，更为时尚的便是“本土化”或“建构政治学的中国话语体系”。一些学者以为，目前中国学界的主要问题就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范畴和结论，“引西方之经”“据西方之典”来研究中国问题，依照这个说法，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就是要用中国的概念范畴、中国的思维方式来研究中国问题。如果这个说法能够成立，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最适合这项任务的。因为我们所研读的经典都是中国的，这些经典中所使用的概念、术语也是中国的，以往思想家所讨论的问题也是中国的，对于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如果仅仅是出于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目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很可以成为纯而又纯的“本土”学科。不过，这不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人类共同思想遗产的组成部分，它所以成其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并不仅仅在于它是我们民族的，而是因为其中包含着能够为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理解并且珍视的知识。中国历代思想家的道德诉求，例如对于符合道义的政治的追求，在终极意义上是可以与人类普遍的道德追求通约的。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历史、语言等错综复杂的原因，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许多人来说，不仅是其他国家的人们，甚至是对于现时代的中国人来说，都是难于理解的。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又算不得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所以，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使命不是重建传统或者中国话语，而是使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放在现代的知识背景下加以解读，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现时代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知识。

使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真正成为人类共同的思想遗产，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传统政治思想可以简单地继承下来，我对近年来流行的“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说法是深感怀疑的。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通过继承传统而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在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是与传统告别，而不是与传统结盟。虽然我们可以假定，古代思想家和我们一样，有着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强烈追求，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环境、思维方式以及认识能力方面的原因，究竟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才是优良的，不同历史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回答。我们所面对的这部思想史，记录的是以往时代的思想家对于优良社会生活的思考过程，而不是现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的答案。历史赋予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使命，并不是去传统思想中找寻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的答案，而是解构以往思想家的思考过程。

在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过程中，传统思想是作为批判的对象而存在的，这也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以必要的前提。这些年来，常有一些学生和朋友问起，为什么我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更多地是持批判的态度。朋友们说的确是事实。从这个文集收入的文章可以看出，有些时候，出于“辩证”的考虑，我也在文中就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说些什么，但对传统政治思想更多地是持以批判的态度。在强调继承传统的当下，这有些不合时宜，但我坚信，学术研究的生命在于批判，思想史研究尤其如此，一旦我们放弃了批判精神，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学术研究方向的迷失。作为思想史研究者，我们有责任在学术批判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在这个文集里，有几篇论文是与别人一起署名发表的，在著作权的意义上说，这几篇论文应该属于我们共同的作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素来没有在别人写的文章上署名的习惯，与别人一起署名发表论文只是由于某种无奈，目前高校对博士生毕业资格有一个要求，就是要在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若干篇论文，这对于有些专业来说似乎是个不很高的要求，但对于思想史专业来说，这个要求却不低。有些时候便会遇到有学生毕业而发表论文不够的情况，这是我们这个专业学习过程中极有可能遭遇的情况，为了救急，如果赶上我有论文要刊出，便署上一个学生的名字。但不管怎样，这些论文能够收入集子，还是要对与我一起署名的同学致以谢意。

在这本文集的编辑过程中，好友吕文增博士，我的学生徐忱博士和刘学斌博士，对于论文的收集、整理、校对做了大量的工作，本书责任编辑卞清波、特约编辑吴建方对文集做了精细的审读，并且提出了极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书法家赵彦国先生为本书慷慨题签，谨此一并致谢。

孙晓春
2020年1月9日草于天放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