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人类思想遗产的一部分，我们有理由假定，优良的政治生活是东西方思想史上所有思想家的共同追求。如果在较为抽象的水平上审视，便不难发现，在历史上，东西方思想家所面对的实际上是共同的思想主题，即什么是优良的政治生活以及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政治生活。只不过，由于社会历史环境、道德习俗、语言以及思想方式等原因，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们对于这一问题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回答。

政治思想的历史实际上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话的历史，对于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来说，这场对话无疑还在继续，因为优良的社会生活是我们不可放弃的承诺，古代思想家曾经面对的主题我们仍然在面对，古代思想家曾经回答过的问题我们还要回答。这是传统政治思想之于现时代的全部意义所在。当然，就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而言，我们与古代思想家已经有着很大的不同，古代思想家的许多具体的思想主张也大都成为思想的陈迹，甚至已经不符合现代中国人的道德理念，但是，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来说，传统政治思想肯定含有值得我们珍视的思想资源。因此，严肃地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准确地理解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及其局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这一问题上，有两种极端的思想倾向。一种是以“拿来主义”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并且一味否定自己思想传统的价值；另一种则是近年来十分流行的“回归儒学”的主张，说者认为，“当下中国治理秩序之转型或者再造”应该回归于儒家，并且把儒家思想传统概之为“儒家宪政主义”， 由于前一种观点学界已经多所评析，而后一种观点较之前者显然更有诱惑力。

鲁迅先生有一句名言：“不要在倒脏水时把孩子一起倒掉。”时至今日，就对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态度而言，这句话仍然有着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其实，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并不是最糟糕的情况。在笔者看来，最糟糕的情况是倒脏水时把孩子倒掉而把脏水留下了，所谓“儒家宪政主义”便属于此类情况。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观点在学理和知识方面的错误，至少有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需要回答：假如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必须回归儒家，那么，我们如何面对戊戌、辛亥以来思想界为中国社会进步所做的道德努力？传统的儒家思想是否足以支撑高质量的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是否具有值得珍视的思想资源，回答是肯定的。由于其内涵的丰富，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无疑是多方面的，我们在这里只能检其要者加以叙述。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值得我们珍视。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人文主义品质。

古代中国是宗教神学不很发达的国家，直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没有形成一个至上神的概念，而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更以“不语怪、力、乱、神” 而著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中没有一个神的世界，尽管由于认识能力的差异，古代思想家有些时候也会诉诸天命，甚至有些时候也会对天人关系做出庸俗化的解释，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说的天，在本质上是必然意义的天而不是神，如孟子所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推动人类社会政治生活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在于社会内部，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只能靠人们自己的努力。正是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才使得中国古代社会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神学统治。可以据信，在走向现代化的当代中国，这种人文主义的思想传统仍然能够为我们的社会进步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所蕴含的经世致用精神。

经世致用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以贯之的学风。在古代思想家的观念中，思想学术的价值在于有益于天下国家，所以，学者治学应该以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为目的。如果离开了经治天下的目的，即使是再深奥的学问也没有意义，“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之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孔子所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为后世的儒家继承了下来，即使是宋代理学家，也不是在常识上所说的空谈性理，如周敦颐、程颢等，在担任地方官时都政绩斐然，颇有令名，程氏兄弟更把“穷理致用”作为治学的宗旨，“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 。在中国古代社会，经世致用被历代思想家当作治学的目的，这也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成为贴近社会政治生活的知识体系。

再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重民观念。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生的时候，生活于早期国家的政治环境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便意识到了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决定作用，于是，便有了商周之际的重民观念，这一观念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下来，经过荀、孟等人的阐发，形成了系统的“民为国本”的思想。在传统儒家的观念中，国家、君主与民众三者之间，民众有着更为重要的地位，“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管“民贵君轻”与近代权利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民众的重要性的认识却是相当深刻的。

基于对民众的重要性的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统治者“为民谋利”的社会责任。这就要求统治者尽其所能以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至少能够使民众“养生丧死无憾也” 。欲使民众的生存条件得到改善，统治者便不能与民争利，不能凭借自己手中的权力劫夺民众的财富。如西汉董仲舒所说：“天亦有所分予，予其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诸有大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

如果说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是人们的共同追求，那么，判断好的政治与不好的政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国家以及国家的统治者如何对待民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把“为民”看作政治的目的，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结构持续努力改善民众的生存条件的时候，便意味着民众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正当的对待，这样社会便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良序的社会。

在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价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政治思想自身的局限。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局限之一是用“所有”的观念理解国家。

中国早期国家是在家长制家庭没有瓦解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早期国家产生之际，最初家长制家族内部的家长权力直接演变为君主的绝对权力，家长制家族内部的各级家族长便成为国家各级行政结构的长官。由于这样的历史环境所决定，中国古代思想家很难理解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公共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主体的儒家，是通过家庭认识社会的，他们正确地认识到家庭是国家所以构成的基本要素，“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 。但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社会政治生活与家庭之间的差别，在他们的看来，国就是家的扩大，人的全部社会关系不过是家庭内部伦理关系的延伸，人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里的行动原则与家庭内部的伦理原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思想家观念中的国家并不是公共的财富（common wealth），而是君主个人的所有物，“国者，君之车也” ，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至关重要的法律也不是公共的权威，而只是君主维护其政治统治的工具，如《管子》一书的作者所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尽管在有些时候，传统儒家也倡导“天下为公”，但在更多的时候，“天下为公”的观念只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来表达的，而不是在制度层面上的社会构想。

其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另一个局限是缺少对个人权利的关注。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价值指向是群体本位，中国古代思想家从很早时候起，就意识到了群体生活的重要意义，“人生不能无群” ，这一价值指向的积极意义自不待言，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强调群体生活的重要的时候，却忽略了个人的重要性。在传统儒家的典籍中，诸如“民”“庶民”“众民”“百姓”“群众”这样一些用来代指民众的概念，都不是个体的概念，这表明，中国古代思想家所体认到的作为社会政治生活主体的人，在本质上是整体的存在，而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存在。两汉以后，历代儒家都十分重视民众的利益，但是，人们所理解到的不过是作为整体的民众的利益，古代思想家在最大限度上肯定了作为整体的民的价值的时候，也在最大限度上消解了个人的利益。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没有关于个人权利的概念。虽然在很多时候，思想家都主张统治者应该“为民谋利”，但在逻辑上，权与利是相分离的，在任何时候，民众生存条件的改善都不被认为是民众应得的权利，而被看作是统治者的赐予或者善政的结果。直到明末清初，思想界仍然按照这样的方式理解民众。当古代思想家忽略了民众作为个人的重要性的时候，也就消解了社会大众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权利与机会。而民众个人的权利没有受到充分尊重恰恰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特权周期性发生的根本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恰恰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症结。

再次，重视政治过程而忽视制度安排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另一局限所在。

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规范政治生活、调解人们的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安排；一是依托于既定的政治、经济制度而运行的政治过程。就对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的影响而言，前者显然更为重要。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所以把当时希腊城邦中存在着的各种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的讨论对象，其原因就在于他看到了制度之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性。与古希腊思想家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更加看重政治过程而很少讨论国家的政治体制。 在古代思想家看来，特别是在传统儒家看来，好的政治与不好的政治不过是由于道德品质不同的人实行了各不相同的治国之道而引至的结果，所以，他们信奉人治而反对法治，“有治人，无治法” ，即使间或有某些思想家说到法治（如先秦法家），他们所主张的法治也不是制度安排意义上的法治。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是政治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因此，他们把个人修身看作是优良的政治生活所以实现的门径。古代思想家强调个人修身特别是强调君主的修身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因为在任何历史时代，权力由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掌握总是要比操控于恶棍手里好得多，而个人的心性修养无疑是提高道德品质的可靠途径，如果社会生活中的个人都能加强道德修养，在理论上说，社会政治生活也就有了良好的道德环境。可是，古代思想家无疑过高地估计了道德修养之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道德品质很重要，但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却常常变得不可靠。

传统儒家追求符合道义的政治，古代思想家似乎也意识到，要实现这种政治就需要有效地防止权力被君主以及大大小小的官吏滥用。传统儒家所以强调个人修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这个方面的考虑。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事实告诉人们，没有合理、有效的制度约束，一旦传统政治中的那些阴暗的东西与人的本性中固有的消极因素纽结在一起，个人的道德品质将变得苍白无力。遗憾的是，直到明清之际，中国古代思想家仍然没有发现制度安排之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意义。

由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自身的局限，在中国社会被卷入世界性的近代化潮流时，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整体上显现了诸多的不适应。这使得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思想界经历了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演进过程在事实上中断了。这是因为，传统政治思想已经不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需要，它无法为人们提供民主、平等、法治这样一些促使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的价值规范。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自身演进过程的中断有其合理性。在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在本质上是古代的或中世纪的，我们只能从传统政治思想中汲取有益于现代社会政治生活的思想资源，而不应该把回归儒家传统作为我们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这才是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审慎态度。

文载《政治学研究》
2013年第1期 JI7wFkCeikG+HX8QyJW8DAZfdA14iftu+IsmxhDMIkT3BQ89Y7gxZwdIHaPXo3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