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生活是在文化规范下运行的，在每一个历史时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都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而一个社会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又在根本上取决于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有什么样的认识和理解。在这一意义上说，每一历史时代的政治生活，都与那个历史时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密切相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自其产生的时候起，便影响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并且决定着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对于中国古代政治生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输出价值观念。

中国古代是宗教神学不发达的社会，因此，世俗的思想文化始终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念主要来自于世俗的思想学说。诸如“天地所以为此天地”“人所以为人”以及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等至关重要的问题，都是由思想家回答的。就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实际而言，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向社会输出的价值观念，基本适应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

在东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与古希腊政治思想有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共同点，二者都强调人的重要性。如普罗泰格拉在《论真理》中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而中国古代的儒家也认为，天地之间人最为贵，而人所以为人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道德属性，“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 。因此，传统儒家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人们应该拥有符合道义的生活。出于这样的认识，传统儒家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把个人的修身看作是优良的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前提。特别是在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占据支配地位以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认识路线，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符合道义原则的政治生活只能是通过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才能实现，因此，修身绝不仅仅关乎个人的美德，而且关系到社会政治生活的整体质量。

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价值指向是群体本位。在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史上，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归根结底来自于其对个人与群体亦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中国古代思想家更多地看到了群体之于个人的优先性和重要性。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多数思想家的认识中，个人是群体的一分子，个人的价值只有在群体生活中才能实现，即使是个人道德品质也只有在群体生活才有意义，如，在表面上看，“仁”是纯粹的个人修养和美德，但据《说文》，“仁，从人从二”，也就是说，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将无法理解“仁”的意义。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如果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角色，尽其应尽的道德义务，即所谓为人君、为人臣、为人父、为人子等等，人们便会拥有优良的社会生活。

群体本位的价值指向，决定了古代思想家对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论设计。在两汉以后，传统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始终是为人们广泛接受的政治信念。在历代思想家那里，好的政治应该是能够为社会提供良好秩序、君臣父子各得其宜的政治。在古代思想家看来，政治在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只能用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如何尽到了自己的道德义务来说明。在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君主专制政体提供理论支持的同时，这样的价值信念也促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的情怀。当然，群体本位的价值指向也有其消极的一面，那就是社会成员个人的重要性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往往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一点容留下文说明。

其次，阐释政治生活。

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发生的时候，由夏商以来形成的君主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对于思想家来说，如果君主专制政体以及依托这种政体而运行的政治过程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事实，那么，在理论上说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合理性便是他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类是需要理由的动物，如果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必须面对国家这一政治设施，就必须给出国家所以存在的理由。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不仅要在理论上说明有组织的社会生活的合理性，而且还必须把这种合理性论证传播于整个社会，从而使社会成员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在无政府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所以人们必须接受国家、接受文明时代的政治结构。

为了说明国家所以存在的理由，中国古代思想家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努力。《周易·系辞下》：“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按照这一说法，国家便是源于自然的进化过程，其主观用意无非是要说明现实的君主政体是必然的和正当的。此外，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把国家以及君主政体与“天命”联系在一起，例如，早在春秋时期便有人说“天生民而树之君” ，而战国时期的孟子与汉代董仲舒则有“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 的说法。总之，历代思想家的论证方式及其内容虽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主观用意却是相同的，他们都认识到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且都试图为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找到可以接受的理由。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思想家有关现实政治生活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维系社会政治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当古代思想家在理论上说明君主专制政体的合理性的时候，他们一方面为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所以接受政治生活的理由，另一方面，也为古代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维持既定的政治生活的理由。在这样的社会心理背景下，国家乃至于君主专制政体的合法性获得了社会大众的广泛认同，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便有了赖以依存的心理秩序。

再次，约束政治过程。

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除去先秦法家那样主张极端君主专制的学派，大多数思想家都赋予社会政治生活以道德的内涵。特别是以孔子为创始人的儒家，倡导符合道义的政治而拒绝暴政，在古代思想家看来，以君主为核心的统治集团在治理国家时，应该信守道义原则，承担起对于社会的道德责任，“仁人者，正其宜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与此同时，历代思想家有着一项共同的努力，即在思想的世界里建立起为他们所认可的政治评价标准，并且用这些标准品分社会政治过程。虽然由于社会历史环境以及思想家个人的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在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的学派那里，思想家用来评价政治生活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在总体上，道义、秩序、富强是大多数思想家的追求，对于思想家个人来说，无论他们从上述哪一个方面审视社会政治生活，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的影响都是积极的。

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防止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不被滥用，是政治思想史的永恒主题。从很早的时候起，中国思想家便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虽然在传统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没有“公共权力”的概念，古代思想家也不可能像近代人那样径直地讨论如何约束权力的问题，但中国古代思想家有关君道、臣道等问题的讨论，已经充分体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关于如何防止君主滥用手中的权力，历代儒家曾经有过许多设想。战国时期的孟子强调君主个人的道德修养，“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古代思想家所以对君主的道德品质提出很高的要求，其目的便是希望由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执掌权力，从而防止暴君污吏“播其恶于众”。中国古代思想家所寻求的是对于君主权力的“道德约束”。

不过，古代思想家也意识到，仅凭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在君主权力之外，应该有一种能够约束君主行为的力量。于是，便有了西汉董仲舒的“天谴说”和明末清初思想家限制君主权力的主张。从春秋公羊学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董仲舒提出了以“天人相与”为主要内容的“天谴论”，把自然界发生的“灾变”与现实生活中统治者的“失政”联系起来，认为专制君主应该对“天谴”有所警惧，自觉地修明政治。直到明清之际，在如何约束君主权力这一问题上，思想家仍然在努力寻求着答案。

确实地说，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诉求，并不能直接地导致现实政治生活的“有道”。但毋庸质疑的是，古代思想家的道德努力，始终是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约束，由于这种约束的存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过程才有可能不断地从野蛮或不怎么文明走向文明，才使得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的质量不至于极其低下。 07QZQOLopdCAu/9pXlhnIzJrqn/2AMLF4zIWaK9aS/W+WnNop15IQfQzuS7WlL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