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生活，总是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公共哲学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是因为，即使是最抽象的伦理原则，也可以从中疏导出具体的社会行动，反过来说，即使是最具体的社会行动，也必然依赖于某种理论前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源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

古代中国人的价值理念，通常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哲学中获得的，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都不知道“天理”为何物，可是，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常常以“丧天良”或“没天理”去责骂那些不正当的人和事。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这些基本的观念都只能从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哲学中获得。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在纯思领域里的价值判断，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

就历代思想家的主观认知意向而言，他们追求着应当的生活，无论是道家学派的“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还是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公”为基本特征的“大同”社会，在本质上都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否定。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在应然的层面上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做出构想的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尽人意的。于是，便有了历代儒家对于三代以来的专制政治的批判，有了道家学派“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的说法。当古代思想家构想优良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具有了批判的品质。

在本质上，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解释。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需要从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释，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中，除去处在我们的思维边界上可以作为整个世界的终极原因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同样，政治也是需要政治以外的东西来说明的。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本意来说，他们在价值层面上所做的判断，也倾向于理解和把握适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道德法则。特别是对于伦理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的历代儒家，他们对于道德法则更为关注，实际上，两汉以后儒家政治哲学逻辑化的过程，也就是历代思想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愈益抽象的过程。

如前所述，当古代思想家对于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时候，他们在主观上也就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政治过程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或者是道德的，如“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 或者是功利的，如宋代浙东功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强与事功。今天看来，无论这些评价标准在什么程度上存在着问题，但无疑问，作为古代思想家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判断，毕竟代表着那个历史时代人们可能达到的道德境界。

思想家所做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事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反差，于是，思想家的价值判断便构成了对于现实政治过程的约束力量。至少可以说，思想家向整个社会输出的价值理念，总是通过某种方式规范和影响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如果说这种理念并不足以使封建时代的政治变得良善的话，它至少不会使封建时代的政治更加残忍。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该的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发生的时代与希腊政治思想相当，但是，中国思想并不具有苏格拉底哲学以前那样的自然哲学的前提，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逻辑化过程也较之希腊思想缓慢许多。由于这一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常常要把普遍的伦理原则求证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能想到的应然的政治生活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之间又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通约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理解到的最好的政治，只能是以“圣王明君”为代表的开明专制。由于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然的政治与实然的政治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于是，古代思想家对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的政治。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之所以走上中央集权体制和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发展、强化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持。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对于社会政治的设计，规范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路向。

古往今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就是对于人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估价。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实现了一致。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既没有希腊哲学家那种正义来自于诸神的观念，也没有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把道德原则诉诸上帝的思维定式，在“善从何来”“正义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诉诸历史上的圣贤或者圣王，“圣人制礼义”（荀子语）在逻辑上所以能够成立，只能是对人做出不平等的假定。这在先秦道家那里便是“大知、小知”，在先秦儒家那里便是“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在汉魏以后的思想家那里便是“人性三品”。虽然从先秦至于宋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完成了逻辑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因此而达到了很高的哲理化程度，但遗憾的是，历代思想家始终未能破解的就是专制政治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相反，儒家政治哲学的哲理化的程度愈高，人们对于人的不平等假定也就论证得愈是有力，对于专制政治的合理性的论证也就愈是细密。可以说，以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的日益加固。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东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只能是循着既定的发展路向逻辑地发展下去。 4WUN0wG8We44OtGXZ6uQtCDgUs8/EidvjYdphhvWGZIE6DkaDIYLwZcc+fzcEiRa

每个历史时代流行的公共哲学，都不过是思想家主观思维的产品，面对现实的社会生活，思想家始终探求的是现实社会生活的合理性。思想家在抽象的层次上追问社会生活的伦理前提的过程，也就是解释现实生活的合理性的过程。在每个历史时代，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往往决定于那个时代流行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因为意识形态领域流行的思想学说，代表着这个社会普遍的道德指向，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体现的就是古代中国人对社会政治生活的道德前提的理解能力和理解水平。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传统儒家的伦理建构。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当代中国人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理解，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在近代以来的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支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架构的许多基本概念，如民主、法治、自由、平等，都不是来自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即使是那些为人们一直沿用的概念，也被赋予了现代的意义。所以，我们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所做的任何判断，与古代思想家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可是，在我们扬弃了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的同时，传统的思想方式却在影响着我们的思想过程。当近代思想家在吸收西方近代的思想成分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近代先进的价值理念做了本土化的解释，这至少在康有为、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中可以得到证实，如，民主在某种程度上被诠释为“民本”，“人民主权”被简单地理解为“当家作主”。与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成果相比，近代思想家在政治哲学层面上所做的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判断，尽管超越了传统政治哲学的边界，但在另一面，它们又是同一种思维方式的产品。即使是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也可能在某些方面用与古代思想家相同的方式理解着社会生活。

或许，关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人们最关心的是它的当下意义。在近年来有关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讨论中，时常听到有人谈起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也常有人说到儒家思想的超时代价值。我不同意这些说法。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已经证明，传统的中国思想并不能担负起使中国走向现代的重任，甚至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也根本找不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吻合的价值理念。而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摆在我们面前最为急迫的任务，就是建构现代的价值理念，从而在根本上提高我们的社会生活质量。而在这一点上，传统政治思想本身并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帮助。但这并不是说，在我们日益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可以完全忽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价值。我们必须为我们所以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思想史研究是今人与古人的对话，这场对话所以是有意义的和可能的，就在于，我们与古代思想家关心着共同的话题。无论古代思想家的思想主张在怎样的程度上与我们不同，我们都应该承认，今人和古人面对的实际上是同样的思想主题。当然，就思想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是中国思想家所说的“大同”或“小康”，还是希腊哲学家所说的“哲学王”，与现代人的价值理念都相去甚远，不过，如果我们在更抽象的层次上理解的话，就不难发现，时至今日，古代思想家提出的问题我们仍然在回答。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政治是好的政治，人类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思想的进程来说，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无疑比古代中国人更为先进，现代人的生存条件也远远不同于古代社会。但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要面对与古代思想家相同的思想主题。这是因为，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人类基本的道德承诺，每个时代的人们都不可能因为历史过程的演进而放弃这个承诺。无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与古代思想家所生活的社会何等不同的世界，我们都没有因此而满足，我们有理由说现实的社会生活不是尽善尽美的，我们同样需要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通过自己的思维过程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做出理性的判断。只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与以往思想家的对话才是必要的。

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古代思想家关于政治生活的判断，大多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不过，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目的，不应该是简单地知道他们在许多至关重大的理论问题上的对错，而是要知道，如果古代思想家曾经与我们面对同样的道德问题的话，何以他们的答案不能令我们满意，他们思考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原则路径是什么，我们又应该通过什么方式给出我们自己的答案。总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所以是值得我们珍视的思想资源，是因为它本身体现着人类不可放弃的道德追求，蕴含着需要我们永远面对的思想主题。

文载《政治思想史》
2010年第4期 4WUN0wG8We44OtGXZ6uQtCDgUs8/EidvjYdphhvWGZIE6DkaDIYLwZcc+fzcEi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