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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价值源泉的传统政治哲学

每一个历史时代的政治生活,总是与那个时代流行的公共哲学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是因为,即使是最抽象的伦理原则,也可以从中疏导出具体的社会行动,反过来说,即使是最具体的社会行动,也必然依赖于某种理论前提。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源泉,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那个历史时代的政治,在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生活的质量。

古代中国人的价值理念,通常是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哲学中获得的,虽然在中国古代社会,绝大多数的社会大众都不知道“天理”为何物,可是,即使是目不识丁的妇孺,也常常以“丧天良”或“没天理”去责骂那些不正当的人和事。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不应该的,这些基本的观念都只能从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政治哲学中获得。在这一意义上说,思想家在纯思领域里的价值判断,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深远的。

就历代思想家的主观认知意向而言,他们追求着应当的生活,无论是道家学派的“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还是儒家学派以“天下为公”为基本特征的“大同”社会,在本质上都是对于现实的政治生活的否定。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是在应然的层面上对于社会政治生活做出构想的思想家,都在某种程度上认为,现实的政治生活是不尽人意的。于是,便有了历代儒家对于三代以来的专制政治的批判,有了道家学派“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的说法。当古代思想家构想优良的社会生活的时候,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具有了批判的品质。

在本质上,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伦理学解释。社会政治生活之所以需要从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释,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中,除去处在我们的思维边界上可以作为整个世界的终极原因以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己说明自己,同样,政治也是需要政治以外的东西来说明的。就中国古代思想家本意来说,他们在价值层面上所做的判断,也倾向于理解和把握适用于社会政治生活的普遍道德法则。特别是对于伦理问题有过深刻的思考的历代儒家,他们对于道德法则更为关注,实际上,两汉以后儒家政治哲学逻辑化的过程,也就是历代思想家对于道德法则的理解愈益抽象的过程。

如前所述,当古代思想家对于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时候,他们在主观上也就试图建立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政治过程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或者是道德的,如“重其义而不计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 或者是功利的,如宋代浙东功利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富强与事功。今天看来,无论这些评价标准在什么程度上存在着问题,但无疑问,作为古代思想家对于优良的政治生活的判断,毕竟代表着那个历史时代人们可能达到的道德境界。

思想家所做的价值判断在本质上是逻辑推理的结果,它与古代社会政治生活事实之间总是存在一定的反差,于是,思想家的价值判断便构成了对于现实政治过程的约束力量。至少可以说,思想家向整个社会输出的价值理念,总是通过某种方式规范和影响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如果说这种理念并不足以使封建时代的政治变得良善的话,它至少不会使封建时代的政治更加残忍。实际上,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该的政治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正是在这种张力的作用下循序渐进地向前发展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尽管中国政治思想发生的时代与希腊政治思想相当,但是,中国思想并不具有苏格拉底哲学以前那样的自然哲学的前提,因此,中国政治思想的逻辑化过程也较之希腊思想缓慢许多。由于这一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常常要把普遍的伦理原则求证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他们所能想到的应然的政治生活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之间又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通约的,这就导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所能理解到的最好的政治,只能是以“圣王明君”为代表的开明专制。由于古代思想家所追求的应然的政治与实然的政治在本质上并不矛盾,于是,古代思想家对应然的政治生活做出判断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的政治。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之所以走上中央集权体制和大一统的君主专制统治不断发展、强化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持。可以说,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学派对于社会政治的设计,规范了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路向。

古往今来每一种社会制度,都有其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就是对于人的道德价值的不平等估价。而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与现实的君主专制政治实现了一致。在古代中国人那里,既没有希腊哲学家那种正义来自于诸神的观念,也没有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把道德原则诉诸上帝的思维定式,在“善从何来”“正义何在”这些基本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只能诉诸历史上的圣贤或者圣王,“圣人制礼义”(荀子语)在逻辑上所以能够成立,只能是对人做出不平等的假定。这在先秦道家那里便是“大知、小知”,在先秦儒家那里便是“中人以上”和“中人以下”,在汉魏以后的思想家那里便是“人性三品”。虽然从先秦至于宋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完成了逻辑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因此而达到了很高的哲理化程度,但遗憾的是,历代思想家始终未能破解的就是专制政治赖以依存的伦理前提。相反,儒家政治哲学的哲理化的程度愈高,人们对于人的不平等假定也就论证得愈是有力,对于专制政治的合理性的论证也就愈是细密。可以说,以儒家伦理政治学说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结果,只能是专制政治的伦理前提的日益加固。在这一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东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只能是循着既定的发展路向逻辑地发展下去。 yvTVLcvpGtl0v2ivuL60U6On6NycoC+Sb8hQGt/K+on4uYNDlTw2Fep49020pe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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