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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哲学：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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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究竟有没有政治哲学？其实，要回答这一问题并不难，只不过需要我们首先弄清楚一个问题：中国古代有没有哲学。就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学术界从来没有人说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哲学。如果说中国古代有哲学，就没有理由说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哲学。
人们大多认为， 哲学是一门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物质与精神、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按照这种说法，哲学所要解决的全部问题无非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本原的意义上究竟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是我们的意识决定了存在，还是存在决定了我们的意识。当然，关于哲学的这种理解渊源有自，但就东西方哲学史的实际来说，从来没有仅仅为了说明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哲学，从思想家开始讨论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问题那一刻起，他们的主观目的便是追求优良的社会生活。
作为理性的存在者，人类在本质上是倾向于探究终极的原因的动物，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里，只有与普遍的必然性相符合的生活才是正当合理的。所以，我们有理由假定，古代人与我们有着同样的探求普遍必然性的思想倾向，他们与我们一样，都不肯在盲目的状态中生活，都希望拥有“正当（right）”或者“对的”社会生活，而正当的社会生活又总是在终极的意义上合理的生活。在希腊，从很早的时候起，人们便意识到，世界所以为这样的世界，万物所以为此万物，有它的终极原因，而作为事物的终极原因的东西，便是一切事物为之而存在的目的，它决定着事物的本质，“使事物美好的原因也是存在物的本原”
。于是，“何为本体”便成为思想家必须回答的问题。所以，古代思想家对于“终极原因”的追问，始终有着深刻的政治的和伦理的意义，优良的社会生活始终是思想家的核心关注。
就在希腊哲学家追问终极原因和普遍法则的时候，中国思想家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先秦道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道”“道义”的概念，他们也意识到，只有符合“道”或者“道义”的社会生活才是正当的，“天下有道”才是人们应该拥有的社会生活。春秋战国时期的儒、道两家对于“道”的认识和理解虽然各不相同，但是，诚如汉人司马谈所说，“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
，如何使现实的社会生活变得正当，是思想家的共同关注。
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的伦理学，它所关注的始终是政治的道德层面，同时，政治哲学也是关于政治的形而上学，思想家所能做的，不过是通过逻辑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社会政治生活必须遵循的普遍原则，从而说明，什么样的政治在道德的意义上是好的政治，什么样的政治是不好的政治，从而为社会政治生活规定道德的目的和评价标准。只有在这一问题得到解决的时候，人们对于政治生活所做的任何其他层面的判断才有意义。如同古希腊的政治哲学是希腊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一样，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核心结构。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思想方式所决定，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有着自身的某些特点。
首先，人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支点。
与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哲学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家特别是传统儒家始终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在天地万物之中，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 这与希腊哲学家所说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几乎有着相同的意义。除去道家学派中的庄子这一特例，中国古代的大多数思想家都认为，天地万物所以有意义，都在于人本身的存在。在逻辑上说，只有在充分认识到人的重要性这一前提下，优良的社会生活才有了真实的意义。
思想家关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应然判断，依赖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人的本质是什么，因为我们认识到了人是什么，我们才能知道在由人构成的社会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中国古代思想家十分精确地捕捉到了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出于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他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也就做出了各不相同的设计。思孟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因而，把优良的社会生活寄希望于人的道德自觉，由圣人明君“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荀子以及战国法家认为人性恶，因而，强调礼法规范对于人的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因此而主张实行以外在规范与强制为基本特征的礼治和法治。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有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即把“人”理解为一个类的概念，试图把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所带有的各种身份符号剥离出去，进而说明本原意义的人是什么。这种思想倾向至迟在战国思想家那里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燎，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
把人作为一个抽象的类概念来认识，标志着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水平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他们已经不再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而是要在超越人的现实的基础上获得一个“人”的概念。
人性的善恶是不可证实的命题，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人性的判断，在本质上都是一种理论假定，在现实生活中，人性的善恶是不可验证也无法验证的。当然，古代思想家所说的这种抽象的人性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也不符合人的实际，但正是这样一种理论假定，才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提供了真实的支点，没有了这一支点，思想家便将无法说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真正符合人的本性的政治，才是在道德的意义上的好的政治。
其次，道义问题始终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
社会政治生活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运行，统治者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来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这是全部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与希腊哲学家所探求正义原则的努力相似，中国古代思想家也提出了“道义”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道义”的概念所占据的位置恰如希腊哲学中的“正义”一般。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道义”是社会政治生活运作的根本法则，也是品分政治善恶的评价标准。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社会政治生活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中国古代绝大多数的思想家都拒绝用政治本身来说明政治。从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天下有道”“天下无道”的讨论，到两宋思想家有关道义与富强的论辩，贯穿于这一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是思想家的道德努力，虽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道义问题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但归根结底，思想家所追求的无非是社会政治生活在道德意义上的正当性。
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道义原则的关注，体现了思想家追求至善的道德情怀。虽然在近代思想史上，特别是以康德为代表的义务论思想家，曾经反复强调正义优先于善，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至善与道义却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概念。“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上于至善”。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认识中，“至善”是一种道德境界，因此，思想家总是极尽自己的想象对于完美无缺的社会做出自己的构想。只不过，由于认知意向和思想方式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对于理想社会的构想也不尽相同。在先秦两汉儒家那里，至善至美的社会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尧舜时代或者三代之治，而先秦道家所认识到的理想社会则是“小国寡民”或“无何有之乡”，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家则把这种社会理解为符合天理的社会。
再次，正当地运用权力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核心关注。
如何约束现实生活中的权力，如何保证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不被滥用，是全部政治哲学的最终依归。中国古代思想家也在有意无意之间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公共权力”的概念，所以，思想家对于权力的关注主要体现在有关君道、臣道等问题的讨论中。
在古代中国人的观念中，君主是最高的社会等级，也是终极权力的所有者，所以，权力被正当使用的关键，在根本上决定于一个社会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君主。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中国古代思想家不像西方思想家那样更多地关注制度安排，而是更多地关注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战国思想家孟子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古代思想家一方面说君主应该具备什么样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对于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君主，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
毫无疑问，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道德品质提出极高的要求，也同样希望由有良好的道德品质的人执掌政治权力，时至今日，这仍然是每一个社会所面对的主题。我们没有理由说，把权力交给恶棍要比交给道德品质良好的人更加可靠。
传统儒家一方面要求君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隐约意识到，君主个人的道德品质并不可靠，于是，思想家也寻求着某种约束君主权力的力量。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君主的道德品质寄予了太多的期望，他们一直幻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能够成为一种可靠的实践模式，幻想道德约束能够成为现实生活中有效的约束力量，却从来没有想到权力制衡才是防范权力被滥用的最有效的机制。
作为权力问题的另一方面，便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的问题。由于中国古代没有经历过古希腊和罗马共和国那样的民主制度，所以，在中国思想家的观念中，民众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被理解为政治统治的对象。不过，古代思想家也清楚地认识到，民众的安乐与否，是政治秩序能否稳固，国家治乱兴衰的关键。因此，民众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也自然而然地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除去先秦法家以及两汉以后极少数的思想家，大多数思想家都十分强调民众的重要性，如，战国思想家荀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孟子则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用现代的价值尺度衡量，上述认识都不足为道，但在那个历史时代，其理论价值却是显而易见的。
民心向背是君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而改善民生则被设计为权力的目的。两汉以后，历代思想家曾经围绕许多论题展开过论辩，如王道与霸道、道义与事功、分封与郡县等等，这些论辩在内容上虽然各有所重，但隐含在这些论辩中的一条思想线索，却是统治者应该如何对待民众，如何承担起改善民众生存条件的责任。很显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政治权力方面的考虑，一方面给予了君主专制统治充分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也把民众规定为政治权力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