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在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与前思想资源，对于其思想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我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某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应该通过前思想资源加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前思想资源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仅就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首先，中国传统思想发生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思想资源，决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重视经验与观察的思想方式。

历史时期的客观环境是思想家的思维不可超越的绝对界域。社会历史条件为思想家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也就决定了思想家只能在什么范围内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思想家与希腊哲学家加以对照，就不难发现，中西方的思想家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和把握概念的，希腊哲学家把抽象的定义当作理解和把握定义的门径，而中国思想家则偏重于对经验性事实的直观观察。例如，在《雷歧兹篇》，苏格拉底讨论了什么是“勇敢”的问题，按照苏格拉底的说法，如果要知道什么是培养具有勇敢品质的人的适当方法，首先就要知道勇敢是什么，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便是给出一个定义。另外，在《欧蒂罗夫篇》，也由于欧蒂罗夫指责他父亲不虔敬而引发了对什么是虔敬的讨论。在这一讨论中，苏格拉底试图引导人们脱离任何具体的、有条件的行为，而给出一个“标准”或“模式”，人们通过援引这一标准和模式，便可以知道某人的行为是否表现了这一美德。通过对于概念的抽象理解，从而得出一个普适性的标准，这成为希腊哲学家道德论证的基本方法。

与希腊思想家不同，中国古代思想家则主要是通过直接经验来理解概念的。特别是在先秦儒家那里，从孔子开始，人们便很少意识到概念定义的重要，如先秦儒家政治思想体系中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概念，如仁、义、礼等等，儒家所倡导的伦理原则都是建立在这些概念基础上的，而且事实也告诉我们，先秦思想家也不是没有意识到对于概念的理解的重要性。不过，先秦儒家理解这些概念的路径并不是首先把握抽象的定义，而是求助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经验性的事实。孔子在向时人说明什么是仁、什么是孝的时候，往往会做出因人而异的回答。有些时候，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有时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时尔又说“仁者，其言也讱”。此外，在不同的场合，孔子还曾说过“仁者，爱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再如，孔子在回答孟懿子等人什么是孝的问题时，或者说孝是“无违”，或者说孝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据一贯的说法，孔子是一个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上述诸多说法都是针对发问者自身特点的有的放矢。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因材施教”对于一个教育家来说是一种优秀的品质，但思想之于思想家的要求却不仅这些。当然，从前面引述孔子的这些言论看，孔子所以列举诸多符合仁孝标准的具体行为，确实是在说明什么是仁、什么是孝。孔子这样做的一个十分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思想家缺少对于概念的抽象把握。于是，中国思想家与希腊思想家在道德哲学里所走的便是两条各不相同的路，前者是借助于经验性的事实和具体的行为来说明概念，而后者却恰恰是要脱离经验性的事实来说明概念。

其次，中国古代的前思想资源，导致了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逻辑化进程滞后与缓慢。

人类对于社会生活乃至于整个世界的理解离不开直接经验，也离不开对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实的观察。但就人类的本性而言，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都不肯也不应该使自己的思维停留在直接经验的水平上。这是因为经验性的事实本身并不能告诉我们有关社会生活的更深刻的道理。所以，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思维超乎经验性的事实，在更抽象的水平上理解经验性的事实，从而能够悟出指导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标准或模式。所以，每一个民族的政治思想都必须经历一个逻辑化或哲理化的过程。

希腊政治思想的逻辑化过程，至迟在柏拉图的时代已经完成了，其重要的标志就是思想家清晰地意识到并且建构了一个独立于现实世界的概念的世界，从而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决伦理问题。而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而上学与伦理学是相互分离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形而上学素养最高的是道家学派，道家学派明确地指出，自然界的万物产生于一个终极的原因——“道”，并且论证了道的逻辑先在性。但是，在先秦道家的著作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道家在很多时候还是要依赖于直观的观察。更为值得注意的是，道家学派所认识到的道，仅仅是自然的法则，他们还没有能力把自然法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法则统一起来，于是，道家学派可以把作为自然法则的道推向绝对，但却没有能力把人类社会生活的道德法则推向绝对。在道家学派的世界的里，人与自然分属于两部分，道家学派只是看到了人与自然矛盾的一面，但却无法用统一的观念去理解人与自然。于是，“返朴归真”便成了他们消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惟一方法。先秦道家所以陷入这样的思想困境，其原因就在于形而上学与伦理学的分离。

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中，最关注伦理问题的显然是儒家，但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以及荀子都不是用形而上学的方法解决伦理问题的。孔子本人说，他五十才学《易》，《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孔子“晚而喜《易》”。如果这些记载不误，孔子本人接受形而上学方法的时间显然有些过晚。这必然要影响先秦儒家思想学说的哲理化程度，这表现在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便是缺少具有统摄作用的核心概念和对于客观世界及其终极原因的形而上学把握，所以，先秦儒家也就无法在学理上把普遍的道德原则推向绝对。实际上，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哲理化过程，是在两汉以至宋明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完成的。

文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 SshkpG67moUEsXHdhQltf5o4IVAyF16SWEWbRvXC1QdChneivu+HGQ4LZm8UyMb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