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哲学与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政治哲学，在本质上都是道德哲学。它们集中体现了那一历史时代思想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的关注。事实上，处在思想发生时期的思想家在建构自己的思想学说的时候，以往时代积累下来的神话传说和史诗系统便成为重要的价值理念源泉。只要把中国古代儒家的政治哲学与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政治哲学加以比较，就不难发现，这种前思想资源的差异以及对这些思想资源的不同态度，对于中西方这两种政治哲学传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希腊政治哲学家对于道德问题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荷马的前提。美国学者特伦斯·欧文（Terence Irwin）在《古典思想》一书中，用很大的篇幅论述了荷马的重要性，他引述希腊哲学家色诺芬的话说：色诺芬之所以批评荷马，是因为“从一开始人人都从荷马那儿学习”， 据较为流行的说法，荷马大概生活在公元前七世纪中叶，在他身后大约一百五十年以后，希腊人才开始了哲学的思索， 荷马用叙事诗而不是哲学的语言表达了他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解，建构了善、美德这样一些基本的道德理念，通过对诸神与世界秩序的描写，荷马创造了一个概念化了的世界。与荷马同一时代的诗人还有赫西俄德，在柏拉图以及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的诗篇一直是人们谈论的主题。在早期的希腊，人们基本的道德理念都来自于荷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荷马被认为是道德的权威，雅典人甚至制定了一部法律，规定每隔四年，应该让他的作品由朗诵者在所有雅典人的庆典上进行表演。 从荷马的诗篇中，希腊人获得了对于诸神、诸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应该遵循的道德原则以及个人的荣誉和利益、正义与非正义等基本的道德理念。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却没有希腊哲学家那样幸运，在他们的前面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系统阐述道德观念和伦理原则的史诗性的著作。在先秦文献中，记载神话、叙述历史的典籍最主要的有《山海经》《尚书》《诗经》。《山海经》中确实包含了大量的史前时期的神话传说，但《山海经》全书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神话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志怪而不是叙述历史，所以，它也不能向当时的人们输出一种系统的善观念。先秦诸子的著作几乎没有引述《山海经》的内容，即使是到了西汉初年，司马迁在写《史记》时，也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诗经》和《尚书》虽然是儒家最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但它们与荷马史诗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荷马时代的诗人那里，史诗的主角是诸神，诗人们所讲述的历史就是诸神的意志统治世界的历史。但中国古代的历史传说中的主角却是人，古代中国人不肯为历史上的英雄披上神的外衣，也不肯编造一个神的谱系，只是承认他们是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人。于是，这两种前思想资源向人们提供的便是全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中西方前思想资源的差异，不仅使中西方思想发生时期的思想家形成了不同的道德理念，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更深的层次上影响了思想家理解和把握普遍的道德原则的方式。每一个历史时代思想家所承担的使命，都是在更抽象的水平上认识社会政治生活，从而理解和把握社会生活应该遵循的普遍道德原则。如果说中西方的思想家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话，由于前思想资源的差异，人们理解这一问题的方式及其结果也就有了本质的差异。

希腊人的政治哲学是在对荷马的伦理观念的反省与批判中生长起来的。实际上，在荷马时代的史诗中，已经提出了后来为哲学家所关注的大部分伦理问题，例如自我与他人、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个人目的与公共目的关系，以及个人行为的合理性等等。在荷马史诗中，个人利益相对于他人利益具有绝对的优先性，“某些涉及他人的关注对于英雄的主要目标来说是纯粹工具性的。一个战士的成功常常依赖于战友的配合。当一个英雄能够像保护他自己的荣誉一样保护他的侍从时，他的权威和力量才得到了具有效的体现。因为这些对他人的关注相对他对于自己的荣誉的关注来说是工具性的” 。荷马的这种伦理观，恰恰成为后来哲学家反省的对象。

柏拉图在谈到荷马时代诗人的作品时指出，诗人有关神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之所以不真实，是因为他们不应该让年轻人听到诸神之间的明争暗斗，也不应该把诸神与英雄们之间的斗争、他们对于亲友的怨仇当作故事的题材。应该“使年轻人相信城邦的公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争执——如果有的话，便是犯罪”。“为了培养美德，儿童们最初听到的应该是最优美高尚的故事。” 柏拉图的这段话用意十分明显，尽管史诗中所记述的诸神与巨人之间事情是真实的，但是，诸神和历史上的英雄为了个人的荣誉和利益而发生争吵却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城邦应有的道德理念。苏格拉底以后的哲学家所谋求的，就是建立一种无需用任何个人品质和偶然的实践活动来说明的正义理念。

可以据信，在春秋战国时期，也一定有许许多多的历史传说和神话，但是，这些神话与传说并没有揭示荷马那样深刻的伦理问题。于是，春秋战国思想家，特别是传统儒家只是采信了尧舜以下至于商周之际的历史，他们不像希腊哲学家那样，有一个荷马的伦理传统可供反省和批判。于是，他们所要做的事情要比希腊哲学家更多，一方面，他们要通过各种方式向人们讲述历史故事，另一方面，他们又要在这些历史故事中疏导出伦理原则。

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所采信的历史传说中，像荷马史诗中阿基里斯因为个人的行为而造成希腊人的损失这种情况是根本不存在的。为古代思想家所称道的圣人（也就是荷马时代为人们所称道的英雄），其个人利益与民众利益是绝对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既可能决定于天的意志，如《诗经》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可能由于圣人本身的道德品质，圣王只能救民于水火，而不可能像阿基里斯那样使他人蒙受损失。当然，在有些时候，古代中国人也能够意识到君主的行为可能使民众蒙受灾难，如夏桀、商纣之类，但是，古代思想家用一种十分巧妙的方式把这些暴君从圣王的伦理传统中排除了出去。

当然，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曾有人意识到圣王与民众利益之间的不一致，因而反对把历史上的圣王当作道义的化身，如道家中的庄子学派曾猛烈批判过儒家所称道的圣人，甚至说圣人治天下，实际就是“乱天下”“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 。可是，庄子学派在批判圣王的同时，除去“返朴归真”“同乎自然”以外，却没有能力建构一种符合人类群体生活本质的伦理原则。由于缺少在事实上能够增进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道德指向，道家学派的思想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中国政治哲学的主体。

政治哲学的本质是对于应然的社会生活做出判断。由于思维水平的原因，为了对于什么是应该的社会生活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必须在观念形态上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原型，由于前思想资源以及思想家对待这些前思想资源的态度的差异，中国古代思想家与希腊哲学家便有了不同的思想结果。在希腊哲学家那里，正义与至善是独立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的理念，而在中国古代思想家看来，道义与至善就存在于经验性的历史过程之中。由于这一差异，希腊哲学家在很早的时候便已经意识到，他们所构想的社会不过是一种理念，这样的社会在希腊以至于在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找不到。可是在中国思想家的观念中，那种不可实现的至善至美的理念，却变成了可以复原的历史过程。于是，从春秋战国时代至于明清之际，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了一种理论的困境，一方面，他们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于优良社会的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又无视历史过程的进化的本质，发出一阵阵复古的梦呓。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愈是追求，复古的愿望也就愈是强烈。

诉诸人的理念与诉诸经验性的历史过程，历史时期的思想家在事实上回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正义何在，善从何来？这对于东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来说意义是重大的。在希腊，从荷马时代起，直到柏拉图的时代，人们一直相信真理、善和正义只是属于神，任何人都不能成为正义与善的化身。而中国古代思想家则不然，他们所面对的史诗与历史传说中根本没有神的位置，他们所信据的英雄就是以往的圣王明君，往古圣王就是道义原则与善的化身，而且他们与现实生活中的君主在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道德外源是一以贯之的思想方式。希腊哲学家诉诸诸神或逻格斯，中世纪的思想家把正义归结于上帝的意志，近代的思想家诉诸自然或理性，其内在的思想内涵虽然是大不相同，但是，西方思想家理解道德原则的方式却有着明显的一致性。按照西方思想家的逻辑，由于正义不属于任何人，所以，任何个人都没有使自己的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理由。而中国思想家所提供的却是另一种思想结果，那就是，道义与真理来自于历史过程中的某些人，“道者，先王之道也”，圣王的个人品质与优良的社会生活是一体的。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这一逻辑，一部分人的意志服从另一部分人的意志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虽然先秦儒家也曾有过“重道义而轻王公”的说法，君道关系也曾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一直争论的问题，甚至两宋思想家还疏导出了具有绝对意义的“天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古代思想一直试图在现实的君主专制统治之外建立一种道统，但由于思想方式的原因，中国思想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是不成功的。“君道同源”始终是古代中国人无法摆脱的观念，而个中的原因也在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前思想资源。 h1AbWbwF04XPvPpPly5XTB1dnjWzNqLh4L3/BMr/eZd27nzjRPNnMqAHwbXgbl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