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人们在讨论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时候，很少提到地理环境的影响，这大约是苏联理论界影响的结果。其实，在任何时候，人们所能理解的世界都是他们所能感觉到的世界，而人们感觉到的世界，便在根本上决定了他们思想的空间。五十多年前，冯友兰先生就曾指出，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孔子的时代到上个世纪末，中国思想家没有一个人有过到公海冒险的经历”，他们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于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面对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北面的大漠，西部的高山，东方和南方的大海，在当时的技术手段与交通条件下，是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生活的古代中国人所感觉到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希腊人的世界。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人们用于表达世界的概念也有了自己的特点。战国思想家荀子曾经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叫“四海之内为一家” 。这句话充分说明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感觉到的“世界”的范围。中国古代思想家还有一个常用的概念，叫做“天下”。与国家相比，天下是一个更为广泛的概念，冯友兰先生说这个概念可以翻译为“世界”这一说法是有道理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之所以把世界表述为“天下”，也是由于他们所面对的地理条件。

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感受到的世界，是一个有着方圆四至的统一的整体，中国思想家观念中的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北海、南海、东海和西海便是思想家为他们观念中的国家所规定的四至，在他们看来，国家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 于是，尽管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所面对的是一个小邦林立的现状，可是，在他们的意识中，仍然逻辑地存在着一个统治“天下”的政治结构，可以说，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大一统”观念，与中国社会特定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与中国社会的地理条件相比，地中海沿岸则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从意大利到希腊再到北非的迦太基，思想家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城市国家，所以，希腊哲学家所感觉到的国家，是以商品交换和货币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城邦。在希腊哲学家看来，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制度，城邦之间以对等的方式存在是正常的，因此，在希腊哲学家那里，便很少能够看到中国思想家那样强烈的“大一统”情结。

有趣的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下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想象出了一个规模宏大无比的国家，而处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下的希腊哲学家，在谈到国家的规模时却十分谨慎，即使柏拉图在构想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的时候也只是说：“让它既不要太小，也不要仅仅看上去很大，而要让它成为一个够大的且又统一的城邦。” 他从来没有讨论过雅典和克里特岛是否应该统一的问题。至于战国思想家所说的“四海之内为一家”，则是希腊哲学家根本想不到的事情。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尽管也曾出现过短暂的分裂，但是，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至于中国历史为什么能够一直沿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方向发展，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是，古代中国人对于国家的理解和对统一的向往则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希腊哲学家所设想的优良的社会生活，主要是在一个城邦里应该建立起什么样的法律与政体，而中国古代思想家所设想的优良社会生活，则是以国家的统一为前提的，离开了这一前提，优良的社会生活就将无从谈起。战国思想家孟子在回答梁襄王“天下恶乎定”这一问题时答道：“定于一。”这句话虽然出自孟子之口，却是那个历史时期大多数思想家的基本看法。这种政治观念，成为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精神动力，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现实的政治秩序背后，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思想的秩序。

大陆地理环境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维方式。由于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古代思想家所想见的范围内只能有一个国家。当然，古代思想家也未必不知道在他们所生活的范围以外，还存在着其他国家和不同类型的文明。但是，如果说理想中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模样，古代思想家的共同答案仍然是只有一个政治中心的世界。即使是生活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康有为，因为曾经游历欧美诸国，见识不可谓不广，他所撰写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政治哲学的代表性著作之一，但是，《大同书》中设计的“大同”社会，归根结底还是传统儒家大同理想的翻版。康有为所设想的大同社会，在组织结构上不过是一个在“公政府”管理之下的规模宏大的集权国家。

在生产力极不发展的远古时代，地理环境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民族可能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在客观上限定了思想家对于社会生活的理解。如前所述，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们主要的生活空间是陆地，从很早的时候起，农业便成为中国社会决定性的社会生活部门。而在雅典城邦，则是商业与海上贸易成为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于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在理解社会生活时，便极其强调农业的重要性。

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家就形成了农业为本业、工商为末业的观念，并且自觉不自觉地把农业生产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秩序联系起来。商鞅说：“国待农而安，主待农而尊。” 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也主张“省工贾，众农夫” 。此后，农为立国之本便成为大多数思想家所认同的观念。古代思想家强调农业是本业，所关心的不仅仅是如何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的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当这种观念在思想家那里得到广泛的共识以后，它也成了评价政治良否的重要标准。在古代思想家看来，好的法律就是“贵农夫”而“贱商人”的法律，好的政治就是“崇本抑末”“趋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人“各食其力” 的政治。中国古代思想家大多主张，专制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该无条件地向农业倾斜。从两汉到明清，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工商的重要，但是，一旦回到专制国家究竟是依赖农业还是工商业这一根本问题上时，几乎没有人敢于更多地强调工商业的重要性。

然而，希腊思想家却是用多元的方式理解经济生活的。苏格拉底在与别人讨论城邦的正义时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就是因为每个人都不可能是自给自足的，“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在城邦里生活的人们，是通过交换关系相互依存的，“每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的人，从别的人那里拿来一点东西，每个人却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 所以，在这个城邦里，不仅需要农民，而且也需要工匠、店铺老板和商人，在全部的社会生活中，没有哪一个行业比其他行业更重要。所以，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便没有中国思想家那样的重农抑商的思想倾向。

地理环境对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影响，显然不止这些，但仅就上述几个方面，便足以证明地理环境对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决定性作用。 V+ne+JszoSGtJvxIe5j+f4GpQjftc9ye7UPttz055PeFZb7cAmf1pL8L593RU2p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