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来记载河东君事迹者甚众，寅恪亦获读其大半矣。总括言之，可别为两类。第一类为于河东君具同情者，如顾云美（苓）之《河东君传》等属之。第二类为于河东君怀恶意者，如王胜时（沄）之《虞山柳枝词》等属之。其他辗转钞袭，讹谬脱漏者，更不足道。然第一类虽具同情，颇有隐讳。第二类因怀恶意，遂多诬枉。今欲考河东君平生事迹，其隐讳者表出之，其诬枉者驳正之。不漏不谬，始终完善，则典籍禁毁阙佚之后，精力老病残废之余，势所不能，此生无望者也。故惟有姑就搜寻所得，而可信可喜者，综贯解释，汇合辑录，略具首尾，聊复成文。虽极知无所阐发，等于钞胥，必见笑于当世及后来之博识通人，亦所不顾及矣。

就所见文籍中记载河东君事迹者言之，要推顾云美所撰《河东君传》为最佳。就其所以能致此者，不独以其人之能文，实因其人于河东君具有同情心之故。可惜者，顾氏为牧翁晚年门生，虽及见河东君，而关于河东君早岁事迹，或欲有所讳饰，或以生年较晚，关于河东君早岁身世，其隐秘微妙者，有所未详也。兹先略述云美之事迹，然后移写顾氏所撰《河东君传》中有关早岁之一节，参以他种史料，解释论证之。

《牧斋外集·一六·明经顾云美妻陆氏墓志铭》略云：

留守相国瞿稼轩既殉国。其幼子玄镜奉其骨归自桂林。甲午正月至常熟。顾苓（云美）来吊。玄镜从其兄拥杖出拜。云美问其兄。曰：“吾幼弟也。生长西南，今九年矣。”云美出谓其表弟严武伯曰：“子为我语瞿氏，以我女字玄镜。”瞿氏诺之。云美告余曰：“苓以女字留守相公之幼子矣。夫子其谓我何？”余曰：“有是哉？”后六年己亥四月十日，云美之妻陆氏卒。越七日，云美之父处士君卒。云美居丧守礼，不置姬侍，躬保护其女。服除，而玄镜孤贫无倚。云美收为赘婿。壬寅吉安施伟长见玄镜于云美之侧，喜而告余。及秋，余过虎丘塔影园，云美出玄镜拜床下，抠衣奉手，目光射人。归而诒书云美曰：“忠贞之后，仅存一线。今得端人正士以尊亲为师保。稼轩忠魂亦稍慰于九京矣。”

同治修《苏州府志·八八·顾苓传》略云：

顾苓，字云美。少笃学，晚居虎丘山塘。萧然敝庐，中悬思陵御书，时肃衣冠再拜，欷歔太息。女一，妻桂林留守瞿式耜子，易其姓名，俾脱于祸，人尤高之。（寅恪案：《初学集·七四·先太淑人述》云：“孙爱之议婚于瞿给事之女孙也。太淑人实命之，曰：‘人以汝去官，结昏姻以敦世好，不亦善乎？’”然则云美亦与牧斋为间接之姻戚。但云美以其女妻稼轩之子，时间甚晚，远在钱、瞿两氏议婚之后矣。）

寅恪案：顾氏为明末遗老，不忘故国旧君者，其人品高逸，可以想见，不仅以文学艺术见称也。清代初年东南诸眷恋故国之遗民，亦大有党派及意见之分别，未可笼统视之。牧斋早为东林党魁，晚乃附和马阮，降顺清朝。坐此为时人，尤为东南旧朝党社中人所诟毁。斯问题于此姑置不论，倘取顾氏《塔影园集·一·东涧遗老传》读之，则知云美对于牧翁平生前后异趣之见解，与当日吴越胜流之持论，有所不同，而与瞿稼轩所怀者，正复相类也。观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一·浩气吟跋》略云：

稼轩先生少年连染于牧斋之习气。自丙戌以后，牧斋生平扫地矣。而先生《浩气吟》中，犹惓惓焉，至形之梦寐。其交情一至此乎？牧斋颜甲千重，犹敢为《浩气吟》作序乎？一笑也。

可知钱、瞿二人关系之密切如此。全氏之论固正，但于河东君阴助牧斋复兴明室之活动，似尚有未尽窥见者，关于此点，俟于第五章论之。所可注意者，即与稼轩特厚之人，不独宽谅牧斋之晚节，而尤推重河东君。就其所以然之故，当与钱、柳同心复明一端有关。如牧斋《投笔集·上·后秋兴之三》第三首“须眉男子皆臣子，秦越何人视瘠肥。”句，自注云：“夷陵文相国来书云云。”考牧斋所谓“夷陵文相国”者，即《明史·二七九》有传之文安之。其人之为大学士，由瞿式耜所推荐，可知文瞿两人交谊实为密切。云美以女妻稼轩之子，则其于稼轩与文氏有同一之观感及关系，又可推之。文氏既遗书牧斋，称道河东君若是，宜乎云美为河东君作传，其尊重之意溢于言表也。后来有“超达道人苇江氏”者，题云美此传后，谓其于河东君“别有知己之感”，“阿私所好”，则殊未明钱、瞿之交谊，钱、柳之关系，与夫君国兴亡，恩纪绸缪，死生不渝之大义，所以藉是发幽光而励薄俗之微旨。乃肆意妄言，无复忌惮，诚可鄙可恶，更不足置辨矣。

复次，关于思陵御书一事，详见杜于皇（浚）《变雅堂文集·七·松风宝墨记》，兹不移录。寅恪昔年曾于完白山人后裔家，见崇祯帝所书“松风水月”四字，始知于皇此文中“端劲轩翥”之评，非寻常颂圣例语。邓氏家之思陵御书，自与云美所藏者不同物，初未解此三百年前国家民族大悲剧之主人翁，何以喜作“松风”二字之故，后检杨留垞（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一》云：

顾云美庐阊门外，半潭绕屋，引水自隔。庄烈帝御书“松风”二大字，云美得之某司香，遂揭于斋中。顾黄公（景星）为赋诗四首。卒章有云：“奇峰名淑景，御坐正当中。五粒皆银鬣，双珠倚玉童。”谓万岁山淑景峰有石刻御坐，二白松覆焉。

然则世上留传崇祯帝“松风”手迹不止一本者，殆与景山石刻御坐有关耶？俟考。

顾氏《河东君传》寅恪所得见者，节略之本不计外，共有四本，即罗刖存（振玉）《殷礼在斯堂丛书·塔影园集》本（第一卷），范声山（锴）《花笑庼杂笔》本（第一卷），缪筱珊（荃孙）《秦淮广记》本（第二之四）及葛雍吾（昌楣）《蘼芜纪闻》本（卷上）。四本中以范本为最善，兹悉依此本移录，其他诸本与范本异者，皆不一一标出也。

复次，罗振玉《贞松老人外集·三》顾云美书《河东君传》册跋略云：

顾云美撰《柳蘼芜传》并画象真迹，乙巳冬得之吴中。传载蘼芜事实甚详。吴人某所著《野语秘汇》，述虞山被逮时，河东君先携重贿入都，赂当道，乃得生还。其权略尤不可及，可谓奇女子矣。传中记蘼芜初归云间孝廉为妾，殆先适陈卧子，他记载所未及。其归虞山在明亡前三年，时年二十四。至癸卯下发，年四十有六。逾年而值家难。光绪丁未三月将取付影印，以贻海内好事者，俾益永其传，并缀辞于后。上虞罗振玉（刖存）父。

寅恪案：刖存先生以“云间孝廉”为陈卧子。五十年前能作此语，可谓特识。但其于河东君适牧斋后，尚称之为“蘼芜”，又言其携重贿入都，俾牧斋得脱黄毓祺之案及癸卯岁年四十六下发等事，皆不免差误。详见有关各节所论，兹不辨及。

顾《传》云：

河东君者，柳氏也。初名隐雯，继名是，字如是。为人短小，结束俏利，性机警，饶胆略，适云间孝廉为妾。孝廉能文章，工书法，教之作诗写字，婉媚绝伦。（《塔影园集·一·河东君传》“婉媚绝伦”作“风气奕奕”。）顾倜傥好奇，尤放诞。孝廉谢之去。

寅恪案：云美此传于河东君之本来姓氏籍贯及在“适云间孝廉为妾”以前之事迹，不道及一字，当有所隐讳，未必绝不能获知其一二也。职是之故，不得不取其他史料，以补此间隙。但此段时间，材料极少，又多为不可信者。故今仅择其材料直接出于与河东君有关之人者，以之为主，而参取后来间接传闻者，以补充之。其间若有诬枉或不可信者，则稍加驳正。固不敢谓尽得其真相，然亦不至甚远于事实也。兹引王沄《虞山柳枝词》之前，先略述胜时之事迹，盖王氏乃最反对河东君之人，其所言者，固不可尽信。然诬枉之辞外，亦有一二真实语。实因其人与陈子龙及其家属关系密切，所知河东君早岁事迹，必较多于顾云美，特恨其具偏隘之见，不欲质直言之耳。乾隆修《娄县志·二五·王沄传》略云：

王沄，字胜时。幼为陈子龙弟子。处师生患难时，卓然有东汉节义风。以诸生贡入成均，不得志。著有《辋川稿》。

李叔虎（桓）《耆献类征初编·四四四·顾汝则传》，下附王沄事迹，引章有谟《笔记》略云：

陈黄门子龙殉难后，夫人张氏与其子妇丁氏居于乡，两世守节，贫不能给。王胜时明经沄常周恤之。

及《陈忠裕全集·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岁在癸酉（康熙三十二年）仲春之吉，孺人命从侄倬来，知予子栘有女孙同岁生，请问名。予额手曰，此小子宿心也。敬闻命矣。乃告于先祠，以女孙字世贵焉。（寅恪案：世贵乃陈子龙之曾孙。）

寅恪案：王胜时文章行谊卓然可称，然其人憎恶河东君，轻薄刻毒丑诋之辞，见诸赋咏者，不一而足。以常情论，似不可解。明季士人门户之见最深，不独国政为然，即朋友往来，家庭琐屑亦莫不划一鸿沟，互相排挤，若水火之不相容。故今日吾人读其著述，尤应博考而慎取者也。胜时孙女之字卧子曾孙，结为姻亲，时间固甚晚，然其与陈氏家庭往来，在卧子生存时已然。卧子死后，胜时周恤其家备至，即就卧子夫人张氏欲与胜时之家结为姻亲一事观之，可以推知矣。据《陈忠裕全集》所载《陈子龙自撰年谱·上》“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祖母高）太安人以予既婚，遂谢家政。予母唐宜人素善病，好静，不任事，乃以管钥属予妇，予始有晨昏之累矣。

及《年谱·下》附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略云：

（张）孺人通诗、礼、史传，皆能举其大义，以及书算女红之属，无不精娴，三党奉为女师。有弟五人，庄事女兄如伯兄然。孺人屡举子女，不育。为置侧室，亦不宜子。孺人心忧之，乃自越遣人至吴，纳良家子沈氏以归。

则知大樽之妻张氏为一精明强干，而能治家之人。故入陈氏之门不久，其祖姑高氏即授以家政也。假使王氏称其能通书史大义之语，非出阿私，然绝不能如河东君才藻博洽，可与卧子相互酬和者，自不待论。倘若张氏转移其待诸弟之威严以临其夫，则恐卧子闺门之内，亦不得不有所畏惮顾忌也。又观其为大樽选纳良家女沈氏为妾一端，知大樽之娶妾，张氏欲操选择之权，更以良家子为其意中之对象。如取以与牧斋夫人陈氏相较，则牧斋用匹嫡之礼待河东君，而陈夫人亦无可如何，安之若命者，诚大不侔矣。复观牧斋之子孺饴（孙爱）所辑《河东君殉家难事实》中《柳夫人遗嘱》云：

我来汝家二十五年，（寅恪案：“汝”字指其女，即赵管妻。）从不曾受人之气。

呜呼！假使河东君即仅在陈家二十五月，甚至二十五日，亦不能不受人之气，尤不能不受张氏之气，而张氏更不能如牧斋夫人之受河东君之气，可以断言无疑也。河东君之与大樽，其关系虽不善终，但两方之情感则皆未改变，而大樽尤缱绻不忘旧欢，屡屡形之吟咏。然则其割爱忍痛，任河东君之离去，而不能留之者，恐非仅由河东君之个性放诞使然，亦实因大樽妻张氏之不能相容，即不能受河东君之气，如牧斋夫人者，有以致之也。河东君所以不能见容于大樽家庭之事实及理由，王胜时必从张氏方面得知其详。三百年前陈氏家庭夫妇妻妾之间，其恩怨是非固匪吾人今日所能确知，既非负古代家属委员会之责者，自不必于其间为左右袒，或作和事老。是以此点亦不须详考。但应注意者，则胜时为大樽嫡妻张氏之党。故其所言者，皆张氏一面之辞，王氏既不能不为其尊者，即大樽讳，又不能不为其亲者，即张氏讳。于是遂隐没其师及张氏与河东君之关系，而转其笔锋集矢于河东君矣。苟知此意，则王氏所述河东君之事迹，不可尽信，止能供作参考或谈助，而不必悉为实录，亦甚明也。

王氏之后，复有钱钝夫（肇鳌）著《质直谈耳》一书，亦述河东君早岁轶事，其言颇有与王氏类似者。然据此书钱大昕《序》云：

吾弟钝夫以暇日撰次生平所见闻，可喜可愕，足资惩劝者，汇为一编，名之曰《质直谈耳》。

又，光绪修《嘉定县志·二八·艺文别集门》载：

《巢云诗草》，钱肇鳌著。诗规摹盛唐。

则是钝夫生年甚晚，其书所述河东君事，自得之辗转间接之传闻。巢云诗草不知尚存否？兹取王、钱两氏所言河东君最初轶事，参以陈子龙及宋征璧（即与河东君直接有关之人）所作诗篇，考辨论证之如下。

王沄《辋川诗钞·四·虞山柳枝词》第一首云：

章台十五唤卿卿，素影争怜飞絮轻。（“影”及“怜”二字可注意。）白舫青莲随意住，淡云微月最含情。（“云”字可注意。）

自注云：

姬少为吴中大家婢，流落北里。杨氏，小字影怜，后自更姓柳，名是。一时有盛名，从吴越间诸名士游。

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条（寅恪案：原文“之”字乃“是”字之误，下文同。参仲虎腾《盛湖志补·四·杂识门》及葛昌楣君《蘼芜纪闻·上》）云：

如之幼养于吴江周氏为宠姬。年最稚，明慧无比。主人常抱置膝上，教以文艺，以是为群妾忌。独周母喜其善趋承，爱怜之。然性纵荡不羁，寻与周仆通，为群妾所觉，谮于主人，欲杀之。以周母故，得鬻为倡。其家姓杨，乃以柳为姓，自呼如之。居常呼鸨母曰鸨、父曰龟。

综合王、钱两氏所述，河东君最初果为何家何人之婢或妾，并在何年至此家，出而流落人间耶？兹据与河东君直接有关者之所传述以考定之。

宋征璧《含真堂诗稿·五·秋塘曲（并序）》云：

宋子与大樽泛于秋塘，风雨避易，则子美渼陂之游也。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且出其所寿陈征君诗，有“李卫学书称弟子，东方大隐号先生”之句焉。（寅恪案：陈眉公《岩栖幽事》载其所作《清平乐》下半阕云：“闲来也教儿孙，读书不为功名。种竹浇花酿酒，世家闭户先生。”可与河东君“大隐号先生”之句相印证。）陈子酒酣，命予于席上走笔作歌。

江皋萧索起秋风，秋风吹落江枫红。楼船箫鼓互容与，登山涉水秋如许。江东才人恨未消，郁金玛瑙盛香醪。未将宝剑酬肝胆，为觅明珠照寂寥。不辞风雨常避易，鲤鱼跃浪秋江碧。长鲸泄酒殊未醉，今夕不知为何夕。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日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我侪闻之感太息，春花秋叶天公力。多卿感叹当盛年，风雨秋塘浩难极。

寅恪案：让木此诗乃今日吾人所知河东君早期事迹最重要材料之一。据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倡和集》是也。

卧子原作《秋潭曲》载《陈李倡和集》中，即在崇祯六年秋间所作，第二章已略引之矣。同为此游四人之内，河东君不论外，尚有彭燕又（宾）一人。其人亦当有诗纪此游，惜今未能得见，亦可不论。秋潭或秋塘者，据《陈忠裕全集·十·秋潭曲》题下附考证，引《松江府志》略云：

白龙潭在府城谷阳门外，花晨月夕，箫鼓画船，岁时不绝。（寅恪案：《陈忠裕全集》为嘉庆八年所刻。今取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九·山川志》校之，其文悉与此条相同。然则嘉庆二十四年修《松江府志》，当是承用康熙二年所修之《府志》，而此诗考证乃录自康熙《志》也。）

故知宋让木于崇祯六年秋间，在松江府谷阳门外白龙潭舟中，亲从河东君得闻其所述自身之事迹，实为最直接之史料。今依据宋氏之所传述，取与王、钱两氏所言者参证之，则第一问题，即“吴江故相”果为何人乎？依让木所谓“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语，则此“故相”之时间条件为上距崇祯六年不久之宰辅。其地理条件为吴江县籍贯之人。依此两条件以求之，先检崇祯朝宰相之籍贯，惟有周道登一人适合也。陈盟《崇祯内阁行略·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号念西，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金瓯之卜，以礼部尚书召入内阁。崇祯（元年）戊辰六月加太子太保，晋文渊阁。（崇祯二年）己巳正月引疾去。归而著书自乐，不问户外。（崇祯五年）壬申以疾卒。

及知服斋本曹洁躬（溶）《崇祯五十宰相传（初稿）·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邦（？）吴江人。（天启七年）丁卯十二月由太子宾客礼部右侍郎起升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己巳正月闲住。癸酉年（崇祯六年）卒。（寅恪案：“癸酉”二字知服斋本如此。与胡氏问影楼本及宣统三年辛亥铅印本曹书此传，俱作“壬申”即崇祯五年者不同。但知服斋本曹氏此书《宰相年表》亦列周道登卒于“五年壬申”，岂曹书此传初稿作“癸酉”，后来乃改为“壬申”耶？抑或后人据《明史稿》及《明史·周道登传》改易耶？俟考。）

又，《明史稿·二三五·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道登者，吴江人。崇祯初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先后交劾之，遂放归。居五年卒。

《明史·二五一·李标传》附《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吴江人。崇祯初与李标等同入阁。御史田时震（等）交劾之，乃罢归。阅五年而卒。

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人物门·周道登传》略云：

周道登，字文岸。（天启）七年冬庄烈帝立，首重阁臣之选，上自祝天，取会推诸臣姓名置金瓶中卜之，得钱龙锡等六人，道登与焉。召为东阁大学士。崇祯二年春御史任赞化等交章论列，上遂勒令致仕。归就道，复疏言蓟门重地，兵额不宜过汰。家居一年卒。值温体仁当国，赐祭葬咸杀礼。

谈孺木（迁）《枣林杂俎和集·丛赘》“周道登”条云：

吴江周相国性木强，不好矜饰。一日侍朝默笑。先帝见之，诘其故。不对，亦不谢。既出，华亭钱相国（龙锡）尤之。曰，已笑矣，奈何！上自此寖疏。讣闻，仅祭一坛，予半葬。典礼虽薄，犹同官斡护之。

寅恪案：周道登之卒年虽有问题，然据陈盟、曹溶两书，其卒当在崇祯五年。《明史稿》“放归，居五年卒”之语，其所谓“五年”者，即从崇祯二年己巳正月算起，亦不过谓道登卒于崇祯六年而已。若《明史》谓“罢归，阅五年而卒。”则殊有语病矣。至乾隆修《吴江县志》言：“上遂勒令致仕。家居一年卒。”之“一”字，疑是误字也。考潘力田（柽章）《松陵文献·六》有《周道登传》。柽章弟耒作此书《后序》云：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春，归自都门，有言新《志》全用亡兄之书者，索而观之，信然。

稼堂所谓“新《志》”，即康熙间叶星期（燮）所修之《吴江志》，而乾隆间沈冠云（彤）所修之《吴江县志》乃承用叶《志》之旧文。今观潘氏《松陵文献》中《周道登传》，不着道登卒年，故康熙志亦阙而不载。乾隆沈志所书道登卒年，殆取他书移补旧《志》之阙耳。然则潘氏与周氏为姻戚（见第二章所引《松陵文献》），乃阙书道登之卒岁，可知柽章作传时已不能详矣。但力田所作《道登传》末云：

道登事兄如父。无子，以兄子振孙为后。

数语，与兹所考证者有关。其他如道登人品学术之记载，于此姑置不论。总而言之，道登之卒，早则在崇祯五年壬申，迟则在崇祯六年癸酉，或者其卒实在五年，而京师恤典之发表乃在六年，致有卒于“癸酉”之纪载耶？寅恪以为道登之卒，在崇祯五年，或崇祯六年，固未敢确定。但河东君之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则当为崇祯四年辛未，可于卧子《几社稿》中崇祯五年绮怀诸作及《癸酉长安除夕》诗考之。（见下引《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所论。）复参以陈卧子崇祯五年所赋《柳枝词》“妖鬟十五倚身轻”（见《陈忠裕全集·一九·几社稿·柳枝词四首》之四）及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章台十五唤卿卿”诗句。尤足证河东君于崇祯四年辛未十四岁时，出自周家，流落人间。其始遇卧子，实在五年，其年龄正为十五岁。或疑让木《秋塘曲序》中“坐有校书，新从吴江故相家流落人间”之“新”字，其界说如何？鄙意欲决定此字意义，不必旁征，即可于卧子诗中求得例证。如《陈忠裕全集·六·陈李倡和集·酬万年少（五古）二首》。其一云：

与君“新”结交，意气来相凭。帝京共游戏，江表观徽绳。

其二云：

秋英粲林麓，扬舲大江湄。

考万寿祺为崇祯三年庚午举人，与卧子为乡试同年。卧子之得交年少，应在崇祯三年秋南京乡试时。榜后，陈万两人并与诸名士会饮于秦淮舟中。（见《陈忠裕全集年谱·上》“崇祯六年癸酉”条附考证，并《隰西草堂集》附刻李辅中编《万年少先生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自陈万两人结交之日起，下距卧子崇祯六年秋作此二诗时止，其间已有三年之久。卧子于距离三年之时间，既可云“新”，则让木于崇祯六年秋作《秋塘曲》时，上溯至四年，更得谓之“新”。然则陈宋辈之作诗文，其用“新”字之界说，亦不必泥执为数旬数月之义，固可包括至三年之时日。由此言之，河东君在崇祯四年辛未出自周家，流落人间，让木仍可谓之“新”也。

又，让木《秋塘曲》中“平津”“丞相”之辞，自指道登本人而言，其家庭诸男子，如其兄或振孙等，皆不足以当此“平津”“丞相”之名。故河东君其初必为周道登之妾，可以推知。若王沄《虞山柳枝词》谓河东君为“吴中大家婢”，则婢妾之界线本难分判，自可不必考辨。然则钱肇鳌《质直谈耳》谓河东君乃“吴中周氏宠姬”，要是可信。至言周氏主人在崇祯四年时尚有母在，固为可能之事，但无证据，未敢确定。或者此端乃是传闻之误，亦未可知也。

让木诗中所言河东君事迹，辞语不甚明显，但以其关系重要，未可忽视。故姑就鄙见，推测解释之于下。

诗云：

校书婵娟年十六，雨雨风风能痛哭。自然闺阁号铮铮，岂料风尘同琭琭。

寅恪案：“校书婵娟年十六”句，“婵娟”不仅为通常形容女性之美辞，疑亦兼寓河东君原名“云娟”中之“娟”字。此点已详第二章所论，兹不复赘。“年十六”则正是河东君纪年实录。盖崇祯六年河东君之年岁如此。以若是之妙龄女子，而能造诣超绝，与几社胜流相比并，固不必同于世俗之女性，往往自隐讳其真实年龄也。“雨雨风风能痛哭”句，初读之，颇不能解。后得见河东君《戊寅草》，并取卧子集中有关之篇什参互证之，始恍然知让木此句实指崇祯六年春季河东君所赋风雨诸篇什而言。如《游龙潭精舍登楼作时大风和韵》云：

琢情青阁影迷空，画舫珠帘半避风。缥缈香消动鱼钥，玲珑枝短结甃红。同时蝶梦银河里，并浦鸾湖玉镜中。历乱愁思天外去，可怜容易等春蓬。

《伤歌》（寅恪案：《乐府诗集·六二·伤歌行（古辞）》云：“春鸟向南飞，翩翩独翱翔。悲声命俦匹，哀鸣伤我肠。”河东君盖自比春鸟，赋此伤春之辞也。）云：

翔禽首飘翳，白云寄贞私。岁月荡繁圃，风物遑弃时。揽衣眷高翮，义大难为持。沙棠亦已实，乌椑亦已侈。渌水在盛霄，碧月回晴思。厉飙忽若截，洞志讵有私。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诚恐不悟此，一日沦无期。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我行非不远，我念非不宜。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一言违至道，谅为达士嗤。

又，《寒食夜雨十绝句》其五云：

房栊云黑暮来迟。小语花香冥冥时。想到窈娘能舞处，红颜就手更谁知。（寅恪案：《全唐诗·第二函·乔知之·绿珠篇》有：“此时可喜得人情”，“常将歌舞借人看”及“一旦红颜为君尽”等语。河东君诗句，盖即用乔氏诗语也。）

今取《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之诗，其作成时间确知为崇祯六年癸酉春季者，如《花朝大风》《寒食雨郊行（七古）二首》（见《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及《清明三首》之二（见《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倡和集》）云：

梨花冷落野中分，白蝶茫茫剪翠裙。今日伤心何处最？雨中独上窈娘坟。

河东君之“画舫珠帘半避风”“可怜容易等春蓬”“忧来或不及，沾裳不能止”“春风易成偶，春雨积成丝”即让木所谓“雨雨风风能痛哭”者，而“想到窈娘能舞处”与卧子“伤心独上窈娘坟”同用一典，其相互关系，自不待言。又李舒章所谓“春令之作，始于辕文者”（详见下论），当亦指此时而言。盖崇祯六年春季特多风雨，而辕文与河东君此际关系甚密，宜有《春闺风雨》之作也。

抑更有可论者，据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寅恪案：“之”当作“是”。下同）条载宋辕文因受责于其母，遂与河东君踪迹稍疏事。（详见下引。）推计其时间，约略相当于河东君赋《伤歌》之际。此歌云：“人居天地间，失虑在娥眉。得之讵有几，木叶还辞枝。”“俦匹不可任，良晤常游移。”“谁能见幽隐，之子来何迟。”岂河东君以征舆踪迹稍疏，出此怨语耶？后来终与辕文决绝，而转向卧子，其端倪盖已微见于此诗矣。

诗云：

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可怜家住横塘路，门前大道临官渡。曲径低安宛转桥，飞花暗舞相思树。

似谓河东君最初所居之地也。其地虽难确定，若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云：“听其音，禾中人也。”之语，应是指河东君原籍之嘉兴而言。但鄙意此点不必过泥，颇疑宋诗之“横塘”，即谓吴江县盛泽镇之归家院。陈卧子为河东君而作之《上巳行》云：“重柳无人临古渡，娟娟独立寒塘路。”（见《陈忠裕全集·一一·平露堂集》。）陈诗之“古渡”，即宋诗之“官渡”。陈诗之“寒塘路”，即宋诗之“横塘路”。卧子赋此诗时，在崇祯十二年已卯。河东君于崇祯八年乙亥秋深离松江往居盛泽归家院。虽其间去来吴越“行云无定所”（此句见《太平广记·四八八·莺莺传·续〈会真诗〉》），然其经常住处，当仍为归家院。故可以取归家院地域形势以统属河东君。据此陈宋两诗可以互相证明也。余参后论陈卧子《上巳行》节。更考“横塘”地名之出处，时代较早，且为词章家所习用者，恐当推《文选·五》左太冲《吴都赋》：“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长干延属，飞甍舛互。”其地实在江宁。后来在吴越间以“横塘”为名者更多，故文人作品中，往往古典今典参合赋咏。即就让木同时人之诗言之，如吴梅村《圆圆曲》“前身合是采莲人，门前一片横塘水。”之“横塘”，依靳介人注，则在苏州。（见靳荣藩《吴诗集览·七·上》，并参第五章论《圆圆曲》节。）钱牧斋《茸城惜别》诗“绣水香车度，横塘锦缆牵”之“横塘”，依钱遵王《注》，则在嘉兴。（见钱曾《有学集诗注·七》。）此皆其例证。由是言之，让木诗中之“横塘”，虽与嘉兴之环境符合，然吴越水乡本甚相似，故亦能适合吴江盛泽镇归家院之地，不必限于禾中一隅也。仲廷机《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略云：

徐佛，原名翿，字云翾，小字阿佛。嘉兴人。随其母迁居盛泽归家院。

同书四《街里门》略云：

市北自西荡口北岸至东，以巷名者，曰归家院。东市口曰梭子归家。百嘉桥之北，曰石敢当。

同书同卷《桥梁门》“百嘉桥”条下注云：

俗称柏家，旧名终慕。

同书五《古迹门》云：

归家院在终慕桥北堍。地名十间楼。明才媛柳是故居。

下注引王鲲《十间楼》诗云：

柳荫深处十间楼。玉管金樽春复秋。只有可人杨爱爱，（寅恪案：前所论苏子美《杨爱爱传》，王氏未必得见。此不过用昔人李师师之例，以“爱爱”为称耳。）家家团扇写风流。

及卷末《杂识门》云：

十间楼者，柏家桥北一带是也。即《觚剩》所云“归家院”。

寅恪案：《盛湖志》所纪徐佛所居之归家院，亦可与让木诗语相合。岂河东君最初亦居盛泽归家院近旁耶？让木诗“绣纹学刺两鸳鸯，吹箫欲招双凤凰”者，谓河东君少小待字闺中也。“横塘”“官渡”“宛转桥”“相思树”等四句，乃指禾中盛泽之地。谓河东君即居其处也。

诗云：

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青鸟乍传三岛意，紫烟便入五侯家。

似谓河东君初入徐佛家为婢，后复由徐氏转入周道登家。河东君与徐佛本同乡里，云翾收取为婢，自极寻常。至周家之收购，则必经一度之访觅也。后来河东君被逐于周氏，流落人间，辗转数年，短期与卧子同居，又离去卧子，复返盛泽，居云翾寓所，与诸女伴如张轻云、宋如姬、梁道钊等同在一地耳。（参乾隆刊《盛湖志·上·形胜门》、仲时镕《凌巷寻芳诗序》及仲廷机辑《盛湖志·十·列女名妓门·徐佛传》末所附梁道钊、张轻云、宋如姬事迹。又梁道昭事迹详见邹枢《十美词纪》“梁昭”条及徐树丕《识小录·梁姬传》。）又据第二章所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崇祯九年丙子张溥往盛泽镇访徐佛。佛已适人，因得见其婢杨爱事。（参陈琰辑《艺苑丛话·九》“柳如是曾在苏属盛泽镇徐家作婢”条。）可知河东君在崇祯九年云翾未适周金甫以前，尚与之同寓一处。或者徐既适人后，始独立门户耶？至钱肇鳌云“得鬻为娼”，其实乃是河东君之再度流落。前引沈虬之文谓河东君为云翾之婢，如指未入周家以前，则近事实。若言河东君于崇祯九年丙子尚在徐家为婢，则时限太晚，殊为不合也。然据《牧斋遗事》中“初吴江盛泽镇有名妓曰徐佛”条记张溥访徐佛事，作“养女杨爱”。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亦纪此事，作“其弟子曰杨爱”，则颇近事实，惟此等材料之作成，皆在沈氏之后，岂亦知沈氏所言不合情理，遂改易之耶？寅恪初读让木“初将玉指醉流霞，早信平康是狭邪”之句，以为“平康”“狭邪”出自唐人《李娃传》，非不易解之故实。至“玉指”“流霞”之句，则难通其义。“流霞”之语，虽与《李义山诗集·中·花下醉（七绝）》“寻芳不觉醉流霞”句有关。然疑尚不能尽宋氏之旨意，当必更有其他出典。因检李时珍《本草纲目·一七·下·草部》“凤仙”条云：

时珍曰：其花头翅足具备，翘然如凤状，故以名之。女人采其花及叶包染指甲。其实状如小桃，老则迸裂，故有指甲，急性，小桃诸名。宋光宗李后讳凤，宫中呼为好女儿花。张宛丘呼为菊婢。（寅恪案：“菊婢”之名，可参张耒《柯山集·八·自淮阴被命守宣城复过楚雨中遇道孚因同诵楚词为书此以足楚词》五言古诗云“秋庭新过雨，佳菊独秀先。含芳良未展，风气已清妍。金凤汝妾婢，红紫徒相鲜”等句。）韦后呼为羽客。（余详赵恕轩（学敏）《凤仙谱》。）

始悟让木实有取于张文潜目此花为“菊婢”之意，暗寓河东君初在徐佛家为婢事。其辞微而显，婉而成章，可谓深得春秋之旨矣。又河东君性情激烈，以“急性子”方之，亦颇适切。又，卧子词有云“小桃纤甲印流霞”（见《陈忠裕全集·二十·诗余·天仙子》），可取与让木此句参证也。“紫烟便入五侯家”句，合用吴王夫差女小玉，即紫玉，化烟事，并韩君平《寒食》诗，“轻烟散入五侯家”之语，易“轻烟”为“紫烟”，与“青鸟”为对文耳。此固易晓，不待多论。至“青鸟乍传三岛意”句，则青鸟为西王母之使者，亦常用典故，无取赘释。“青鸟”与“三岛”连用，自出《李义山诗集·上·无题》诗，“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之语，又不待言也。所可注意者，据钱氏所述周文岸之母以河东君善于趋承，爱怜之。后又因周母之故，免于被杀，得鬻为娼。似河东君与周母之间，原有特别关系。或者河东君之入周家，本由周母命人觅购婢女以侍奉己身。故河东君初时实为周母房中之侍婢。宋氏用青鸟之典，以西王母比周母，即指此而言。文岸之以河东君为妾，殆从周母处乞得之者。此类事例，乃旧日社会家庭中所恒见。若作如此假设，关于河东君所以因周母而得免于死之故，更可明了矣。

诗云：

十二云屏坐玉人，常将烟月号平津。骅骝讵解将军意，鹦鹉偏知丞相嗔。

似谓河东君自周家放逐，流落人间之由，即钱肇鳌所云，河东君为周氏群妾所忌，谮于主人，谓其与仆通，因被放逐之事。据诗意，即河东君所自述，乃周仆不解事，与己身无干也。让木诗此节第一、第二两句，言周文岸素以风流著称，姬妾甚多也。“十二云屏坐玉人”者，用杨国忠故事（见苏鹗《杜阳杂编·上》“元载末年造芸辉堂于私第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条及《太真外传·上》“忆有一屏风”节下注文），与下文“鹦鹉偏知丞相嗔”句之出《杜工部集·一·丽人行》诗“慎莫近前丞相嗔”之指杨国忠者，相照应也。“十二”二字出《白居易文集·五·酬（牛）思黯（僧孺）戏赠同用狂字（五律）》前四句“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妒他心似火，欺我鬓如霜”自注云：

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甚得力，而歌舞之妓颇多。来诗谑予羸老，故戏答之。

盖乐天借用《玉台新咏·九·歌词》二首之二“头上金钗十二行”之古典，以指牛氏姬妾之众多，与《歌词》之原旨并不适合。但其后文人袭用，“十二金钗”遂成习见之俗语矣。（可参《全唐诗·第七函·白居易·三三·酬思黯戏赠》并汪西亭（立名）注《白香山诗后集·一五》此题及汪氏案语引朱翌《猗觉寮杂记》云：“乐天诗：‘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以言声妓之多，盖用古乐词云：‘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是一人头插十二钗耳，非声妓之多，十二重行也。”）让木诗“常将烟月号平津”句，“烟月”者，烟花风月之义（可参陶谷《清异录·一·人事类》“蜂窠巷陌”条）。“平津”者，用公孙弘故事（见《汉书·五八》本传）。当时党社中人如让木辈门户之见颇深，其诋斥周氏如此，固不足异。（可参潘柽章《松陵文献·六·周道登传》论及乾隆修《吴江县志·二八·周道登传》后附朱鹤龄语。并朱氏《愚庵小集·一四·书阁学周公（文岸道登）事》云：“李可灼进红丸，大宗伯孙公（慎行）议当加首辅以弒君之诛。公独不附其说，且曰：‘果律以《春秋》之义，某与诸公同在朝，亦当引罪。’及居政府，依傍东林者，遂极口排诋，不久去位。然公言实为平论，后世必有能辨之者。钱虞山有言，近代进药之狱有二，以唐事断之可也。援《春秋》则迂矣。□世宗之升遐也，与唐宪宗相似，柳泌僧大通付京兆府杖决处死，王金等之议辟宜也。李可灼之事，与柳泌少异，以和御药不如法之例当之可也。当国之臣，则有穆宗贬皇甫镈之法在，不此之求，而远求《春秋》书许止之义，效西汉之断狱，此不精于经义之过也。吁！虞山公东林党魁也，而其言若是，然则公之不附孙宗伯，可不谓宰相之识哉？”朱氏之论，颇袒文岸。但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上》，述牧斋阁讼始末，即“钱少宗伯谦益声气宿望虚誉隆赫”条云：“（温）体仁（周）延儒交遂合，始有召对钱千秋之事。谦益等又欲攻去周辅道登，故道登亦从中主持。”夫牧斋在当时俨然为东林党社之宗主，文岸乃与乌程阳羡合流，而为钱、瞿所欲攻去之人。宜乎让木有此不满于念西之辞也。长孺之论，岂为亲者讳耶？）是非如何，兹可不论。但可注意者，即让木赋此诗后七年，即崇祯十三年庚辰河东君所作“向来烟月是愁端”之语（见《东山酬和集·一·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与宋诗此句不无关涉也。此点俟后详论之。“将军”一辞，出辛延年《羽林郎诗》（见《玉台新咏·一》），以冯子都比周仆。“鹦鹉”乃河东君取以自比之辞，即卧子崇祯六年癸酉《秋夕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七律）二首》之二所谓“已惊妖梦疑鹦鹉”者（见《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皆用唐天宝宫中白鹦鹉梦为鸷鸟所搏，后果毙于鹰之故典（见《杨太真外传·下》并《事文类聚后集·四十》及《六帖·九四》所引《明皇杂录》）。盖指在周家为群妾所谮，几被杀之事而言，但不免过于刻薄耳。

诗云：

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乘槎拟入碧霞宫，因梦向愁红锦段。

让木此诗序言：河东君在白龙潭舟中，出示寿陈（眉公）继儒诗。又卧子《秋潭曲》中“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可知河东君此时必将其诗稿出示同舟之陈宋彭诸人。让木此四句诗似述卧子河东君两人今夕之因缘也。卧子有先于苏州与河东君相遇并在陈眉公处得见河东君之可能，见下文所考，兹暂置不论。“湘帘此夕亲闻唤，香奁此夕重教看。”即谓此次集会之事。“乘槎拟入碧霞宫”者，自是指泛舟白龙潭而言。但《李义山诗集·上·碧城三首》之一，其首句云“碧城十二曲阑干”，注家相传以为“碧城”即碧霞之城（见朱鹤龄注引道源语）。义山此题之二，其首句云：“对影闻声已可怜。”宋氏用以指河东君当时“影怜”之名。又《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自慨四首》之四，其第三、第四两句“难谐紫府仙人梦，近好华阳处士风”自注云：

予七八岁时，梦天阙榜名，题云：“乘槎入北海，紫府录清虚。”余近好读《真诰》，故有“华阳”之句。

则让木亦取卧子所梦之意入诗。此梦必为卧子平日或当日舟中与宋氏并其他友朋谈及者。古典今事融会为一，甚为精妙。然今日读此诗，而能通解者，恐不易见也。河东君平生学问受卧子影响颇大，其著述中吾人今日所得见者，亦有明著《真诰》之名，如《与汪然明尺牍》第二十七通云：“许长史《真诰》亦止在先生数语间耳。”之类，即是例证。卧子作《自慨》诗与作《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诗，皆在崇祯六年癸酉秋季。此时间卧子与河东君情意甚密。又为卧子好读《真诰》之时。故疑河东君之与《真诰》发生关系，实在此际。盖河东君于崇祯六年癸酉，年仅十六岁，在此以前未必果能深赏华阳处士之书也。后来牧斋即取《真诰》之语，以绛云为楼名，暗寓河东君之原名，已详第二章。然则河东君与陶隐居殊有文字因缘，而陈、杨关系未能善终，岂“难谐紫府仙人梦”之句，乃其诗谶欤？“因梦向愁红锦段”者，用温飞卿诗“欲将红锦段，因梦寄江淹”之语（《温庭筠诗集·七·偶题》）。此句言今则两人同舟共载，不必如向时之赋诗寄怀矣。（可参下论卧子《吴阊口号》第十首“芝田馆里应惆怅，枉恨明珠入梦迟”等句。）

诗云：

陈王宋玉相经过，流商激楚扬清歌。妇人意气欲何等，与君沦落同江河。

似即让木此诗《序》中所谓“凡所叙述，感慨激昂，绝不类闺房语”，据此可想见河东君当时及平日气概之一斑矣。

复次，据《陈眉公集》卷首载其子梦莲所作《年谱》，崇祯六年眉公年七十六岁，其生日为十一月初七日，则宋诗《序》中所引河东君寿眉公诗，自不能作于崇祯六年。此寿诗之作成，疑在崇祯四年冬或五年冬眉公七十四或七十五岁生日相近之时耶？又河东君“李卫学书称弟子”之句，李卫者，李矩妻卫铄之谓，盖以卫夫人自比。此虽是用旧辞，然其自负不凡，亦可想见矣。更观此句，似河东君亦尝如同时名姝王修微辈之“问字”于眉公之门者。（参汪然明（汝谦）《春星堂诗集·二·绮咏》载陈继儒序云：“又有二三女校书，如（王）修微（林）天素，才类转丸，笔能扛鼎，清言无对，诗画绝伦。”同卷有《山中问眉公先生疾时修微期同往不果》诗，又有《王修微以冬日讯眉公先生诗见寄有云何时重问字相对最高峰余初冬曾过先生山居赋此答之（五律）》，并赵郡西园老人即李延昰《南吴旧话录·二四·闺彦门》“王修微”条所记“王修微将至匡山，问法憨山（德清）师，诣东佘别陈征君。适有貌者王生在山中，遂写草衣道人话别图”事。）以常情测之，当不过虚名而已。今资益馆本眉公《晚香堂小品·五》有《赠杨姬》诗云：

少妇颜如花，妒心无乃竞。忽对镜中人，扑碎妆台镜。

暗寓对“影”不自怜，而自妒之意。盖以河东君之名为戏也。此诗后接以《登摄山（五绝）》（此集分体编辑，故全卷皆是五绝）。摄山在南京近旁，或疑此杨姬亦与南京有关。但检“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六》（此卷亦全是五绝）有《赠金陵妓》及《马姬画兰》两首，似亦与南京有关。唯未载《赠杨姬》及《登摄山》两诗，不解何故。考陈梦莲编《陈眉公集》附梦莲撰《眉公年谱》，六十岁以后并不载其往游金陵事。“眉公集十种”本之《眉公诗钞》及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其诗编纂往往不依年月先后，甚难确定此《赠杨姬》诗之年月，亦不知其与《登摄山》诗究有无地理上之关系也。兹因《赠杨姬》诗，依其内容有“对影自怜”之意，暗藏“影怜”名字。姑假定此乃为河东君而作者，与《登摄山》诗并无关系也。至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四·端午日白龙潭同杨校书侍儿青绡廿一首》（“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亦载此题，但少第一七“往往来来客似潮”一首，共止廿首。）其第十二首云“别后双鱼书一纸，秦淮江上正通潮”，及第十三首云“白门红板渐平潮，侬比垂杨侬更妖”“醉后思家留不住，倩谁同挽紫罗绡”。则此杨校书及其侍儿青绡居处在金陵，必非河东君可知。“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此廿首之后，即接以《赠妓》一题（资益馆本《晚香堂小品》中无此诗），其诗首句云：“翰墨姻缘岂有私，旧知毕竟胜新知。”故知此妓当是青绡之主人杨校书。眉公因过誉其侍儿之故，遂别作一诗稍慰其意耳。此诗又云：“团扇挥毫字字奇。”明是一能书之人。考“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白石樵真稿·一七》载有《题杨媛书》一文，中有“止生复购永兴禊帖，归作导师。此后散花卷上，不待言矣”，是此“杨媛”即茅元仪妾杨宛。《列朝诗集·闰四》及《明诗综·九八·杨宛小传》，俱载其为金陵妓，善草书。然则上引“眉公集十种”本中之《眉公诗钞·五》所谓“杨校书”及“赠妓”之“妓”，乃指杨宛叔而言，与河东君无涉也。

又，卧子《秋潭曲》言及书法一端，则当日河东君在同辈诸名姝中，特以书法著称。兹暂不广征，即据第二章所引牧斋《观美人手迹》七诗，已足证知。云美之传及其他记载，皆称河东君之能书，自非虚誉。寅恪所见河东君流传至今之手迹，既甚不多，复不知其真伪，固未敢妄论。然据翁叔平（同龢）《瓶庐诗稿·七·客以河东君画见示伪迹也题尤不伦戏临四叶漫题》云：

铁腕拓银钩，曾将妙迹收。（自注：“在京师曾见河东君狂草楹帖，奇气满纸。”）可怜花外路，不是绛云楼。

翁氏乃近世之赏鉴家，尤以能书名，其言如此，则河东君之书为同时人所心折，要非无因，而“狂草”“奇气”，更足想见其为人矣。

抑更有可论者，卧子《秋潭曲》及《秋夕集杨姬馆中》两诗，皆明著杨姬之名，其为河东君而作，自不待言。但有一疑问，尚须略加解释。即卧子平生狭邪之游，文酒之会，多与李舒章、宋辕文相偕，何以崇祯六年癸酉秋季白龙潭舟中及集杨姬馆中，与卧子同游会者，仅彭宾、宋征璧二人，而不见李雯、宋征舆之踪迹耶？考光绪修《华亭县志·一二·选举·上·举人表》云：

宋征璧。天启七年丁卯科举人。

宋存楠，改名征璧，见进士。案，《宋府志》作青浦学。今因《进士题名录》补。

及嘉庆修《松江府志·四五·选举·二·明举人表》云：

彭宾。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

然则卧子崇祯六年秋季作此两诗时，与燕又、让木皆是举人。舒章、辕文二人，尚未中式乡试。崇祯六年秋季适届乡试之期，舒章之应试，自无问题。又假定辕文虽年十六亦得有应试资格。此两人谅必离去松江。陈、彭、宋三人则已是举人，因留本籍，以待往北京应次年春间之会试耳。此两次游会所以无李、宋二人之参与者，殆职是之故欤？

河东君自为吴江周氏所放逐，遂流落人间，至松江与云间胜流往来交好。前引李舒章《蓼斋集·二六·坐中戏言分赠诸妓四首》之四所谓“梦落吴江秋佩冷，欢闻鸳水楚怜新”，正谓此时河东君出自念西之家，而以杨影怜为称也。

又，钱肇鳌《质直谈耳·七·柳如之轶事》云：

扁舟一叶放浪湖山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其在云间，则宋辕文、李存我、陈卧子三先生交最密。时有徐某者，知如之在佘山，以三十金与鸨母求一见。徐蠢人也，一见即致语云：“久慕芳姿，幸得一见。”如之不觉失笑。又云：“一笑倾城。”如之乃大笑。又云：“再笑倾国。”如之怒而入。呼鸨母，问：“得金多少？乃令此奇俗人见我。”知金已用尽，乃剪发一缕，付之云：“以此偿金可也。”又徐三公子为文贞之后，挥金奉如之，求与往来。如之得金，即以供三君子游赏之费。如是者累月，三君意不安，劝如之稍假颜色，偿夙愿。如之笑曰：“当自有期耳。”迟之又久，始与约曰：“腊月三十日当来。”及期果至。如之设宴款之，饮尽欢，曰：“吾约君除夕，意谓君不至。君果来，诚有情人也。但节夜人家骨肉相聚，而君反宿娼家，无乃不近情乎？”遽令持灯送公子归。徐无奈别去。至上元，始定情焉。因勖徐曰：“君不读书，少文气。吾与诸名士游，君厕其间，殊不雅。曷不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差可款接耳。”徐颔之。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乱中死于炮。其情痴卒为如之葬送，亦可悯也。初，辕文之未与柳遇也，如之约泊舟白龙潭相会。辕文早赴约，如之未起，令人传语：“宋郎且勿登舟，郎果有情者，当跃入水俟之。”宋即赴水。时天寒，如之急令篙师持之，挟入床上，拥怀中煦妪之。由是情好遂密。辕文惑于如之，为太夫人所怒，跪而责之。辕文曰：“渠不费儿财。”太夫人曰：“财亦何妨。渠不要汝财，正要汝命耳。”辕文由是稍疏。未几，为郡守所驱，如之请辕文商决。案置古琴一张，倭刀一口。问辕文曰：“为今之计，奈何？”辕文徐应之曰：“姑避其锋。”如之大怒曰：“他人为此言，无足怪。君不应尔。我与君自此绝矣。”持刀斫琴，七弦俱断。辕文骇愕出。

寅恪案：河东君与宋、李、陈三人之关系，其史料或甚简略残阙，或甚隐晦改易，今日皆难考证翔实。姑先论李、宋，后及陈氏。至钱氏所言“徐三公子”乃文贞之后。文贞者，明宰相华亭徐阶之谥。阶事迹见《明史·二一三》本传，兹不征引。以时代考之，此徐三公子当是阶之曾孙辈。观几社胜流《钓璜堂集》主徐闇公（孚远），乃阶弟陟之曾孙，可以推知也。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四·徐阶孙继溥传》附弟肇美事略云：

肇美，字章夫。以锦衣卫武生仕本卫百户。亦以不屑谒崔魏告归，终身放于诗酒。

然则此徐三公子，或即肇美之子，所以能“闲习弓马，遂以武弁出身”，盖由久受家庭武事之熏习所致，后因承袭父荫，以武弁出身。否则河东君恐无缘以“事戎武，别作一家人物”勖之也。河东君除夕之约，乃一种爱情考验。其考验徐三公子之方法与其考验宋辕文者，虽各互异，而两人结果皆能及格，则实相同，可称河东君门下文武两状元矣。河东君所以遣人持灯送徐三公子归家者，盖恐其不归徐宅，别宿他娼所耳。名为遣人护送，其实乃监督侦察之。于此愈足见河东君用心之周密也。徐三公子固多金，然陈、李、宋三人何至间接从河东君之手受之，以供游赏？钱氏所言，殆传闻过甚之辞，未必可尽信也。若“蠢人”徐某者，其人既蠢，又不载名字，自不易知。此“蠢人”固非徐阶徐陟之亲支，但松江徐氏支派繁衍，此“蠢人”所居当距佘山不远，或亦阶陟之宗族耶？又据《陈忠裕全集·一二·焚余草·饮徐文在山亭（七古）一首》，后附案语略云：

徐景曾，字文在，华亭人。文贞公阶曾孙。居文贞公别业西佘山庄。

则佘山近旁有徐氏产业，可以证知。河东君既居佘山，其与近旁大族往来，自为当然之事。故此“蠢人”极有为徐阶同族之可能。至徐景曾虽是阶之曾孙，但颇能诗，宋辕文曾序其《集》，则必非钱氏所谓“徐三公子”可知。或者徐三公子乃文在之兄弟辈欤？更有可笑者，今观此“蠢人”与河东君之语，乃杂糅李延年《北方有佳人歌》及白居易《长恨歌》二者组织而成者，是一曾间接受班孟坚、白乐天之影响。倘生今日，似不得称为甚蠢。然因此触河东君之怒，捐去三十金，换得一缕发，可谓非“一发千钧”，乃“一发千金”。但李太白《白纻词》云：“美人一笑千黄金。”（见《全唐诗·三·李白·三》。）后来谢象三以“一笑堂”名其诗集，钱牧斋垂死时《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诗，有“买回世上千金笑”之句（见《有学集·一三·东涧诗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之三十四），则此蠢人所费仅三十金，而换得河东君之两笑，诚可谓“价廉物美”矣。岂得目之为蠢哉？

兹更有可论者，卧子《癸酉长安除夕》诗云：“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见下引全文及所论。）可知卧子等实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参与河东君在内之花丛欢宴。（第二章所引李舒章《分赠诸妓》诗，或即作于是夕，亦未可知。）肇鳌所言徐三公子欲于腊月三十日，即岁除日，宿河东君家，当即指崇祯五年除夕而言。检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崇祯五年六年七年，十二月皆小尽。唯四年八年，十二月大尽。肇鳌是否未曾详稽当时所用之官历，遂以五年除夕为腊月三十日。抑或肇鳌所言无误，而近人所推算之明历，不合实际，如第四章所引牧斋《（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春分日横山晚归作》诗，“最是花朝并春半”句，可证牧斋当日所依据之官历，崇祯十四年二月十二日为春分节。但近人所推算之明代年历，则崇祯十四年春分节在二月十日，相差两日。吾人今日因未得见明代官历，不能决定其是非。故此问题，可置不论。今谓徐三公子欲于除夕宿河东君馆中，似应在崇祯五年除夕。盖四年为时太早，河东君尚在苏州，此年除夕未必即移居松江。六年除夕卧子固在北京，而肇鳌谓陈李宋三人劝河东君“稍假颜色”，是徐杨会晤之日卧子等当必与徐三公子同在松江。故可决定必非六年除夕。且据卧子崇祯六年秋所赋《秋塘曲》及《集杨姬馆中》诗，知陈、杨两人关系已甚密切，徐三公子自不敢作与河东君共渡除夕之事。七年除夕陈、杨两人将同居于徐武静别墅，徐三公子更无希望同宿之理。至于八年除夕，河东君已离去松江，迁往盛泽镇，徐杨两人应无遇见之可能。然则肇鳌所言之除夕，非五年之除夕不可。既为五年之除夕，则河东君以道学先生之严肃口吻，拒绝徐三公子者，恐由此夕与卧子已有成约在先，遂借口节日家人应团聚之语，押送徐三公子归家。斯为勾栏中人玩弄花招，不令两情人觌面之技俩，其情可原，其事常见，殊不足论。所可怪者，此年除夕，卧子普照寺西宅中，尚有祖母高安人，继母唐孺人，嫡妻张孺人，妾蔡氏及女颀，并适诸氏妹等骨肉在焉。（见《陈忠裕全集》所载卧子《自撰年谱》及王沄撰《三世苦节传》。）竟漠然置之，弗与团聚，岂不内愧徐三公子耶？于此可见河东君之魔力及卧子之情痴矣。

王胜时《虞山柳枝词》第六首云：

尚书曳履上容台，燕喜南都绮席开。闪烁珠帘光不定，双鬟捧出“问郎”来。

自注云：

姬尝与陇西君有旧约，以“问郎”玉篆赠别。甲申南都，钱为大宗伯，一日宴客，陇西君在坐，姬遣婢出问起居，以玉篆归之。

寅恪案：“问郎”者，华亭李存我（待问）也。胜时讳其名字，仅称“陇西君”，以其与河东君有旧约为可耻，遂为贤者讳耶？殊可笑也。嘉庆修《松江府志·五五·李待问传》略云：

李待问，字存我，华亭人。崇祯十六年进士。（寅恪案：据同书四五《选举表·二·明举人表》，李待问、彭宾、陈子龙均崇祯三年庚午科举人。）受中书舍人，工文章，精书法。沈犹龙事起，待问守城东门，城破，引绳自缢，气未绝，而追者至，遂遇害。

查伊璜（继佐）《国寿录·二·进士·李待问传》云：

李待问，字存我，江南松江人，工书法，董玄宰尝泛滥于古帖，然气骨殊减，自蝇头及大额而外，便不令人嘉赏。待问傲然为独步，与玄宰争云间，然位不及，交游寡，其为攻苦不若。要之得意处有过董家者。

徐闇公（孚远）《钓璜堂存稿·一六·吾郡周勒卣夏彝仲李存我陈卧子何悫人皆席研友勒卣独前没四子俱蒙难流落余生每念昔者便同隔世各作十韵以志不忘如得归郡兼示五家子姓》其第三首《李存我》云：

李子多高韵，豁然尘世姿。兰风殊蕴藉，鹤步有威仪。不饮看人醉，能书任我痴。笑谈真绝倒，爽气入心脾。观国宁嫌早，释巾稍觉迟。螭头官暇豫，薇省使逶迤。将母方如意，滔天事岂知。凭城鼓角死，捐脰血毛摧。愧我数年长，依人万事悲。几时旋梓里，应得为刊碑。

王东溆（应奎）《柳南续笔·三》“李存我书”条云：

云间李待问，字存我。工书法，自许出董宗伯（其昌）上。凡里中寺院有宗伯题额者，李辄另书，以列其旁，欲以示己之胜董也。宗伯闻而往观之，曰：“书果佳，但有杀气，恐不得其死耳。”后李果以起义阵亡，宗伯洵具眼矣。又宗伯以存我之书若留于后世，必致掩己之名。乃阴使人以重价收买，得即焚之，故李书至今日殊不多见矣。（寅恪案：董玄宰所题衙宇寺院匾额，亦曾被人焚毁殆尽。见曹千里（家驹）《说梦·二》“黑白传”条。）

又，钱础日（肃润）《南忠记》“中书李公”条云：

李待问，号存我，崇祯癸未进士。守城力战被杀。待问善法书，有石刻九歌，仿佛晋唐人笔意。妾张氏，亦善书。人欲娶之，不从。（可参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藏顾云美自书诗稿《李存我中翰示余九歌图并小楷余亦以隶书九歌索题（七律）》。）

寅恪案：河东君所与往来之名士中，李存我尤以工书著称。河东君之书法，当受存我之影响无疑。至王东溆所言，董玄宰购焚李书之事，未必可信。据王胜时（沄）《云间第宅志》云：

坦水桥南李中翰待问宅有玉裕堂，董文敏其昌书。

是存我亦请香光题己宅之堂额。其钦服董书，可为一证。又胜时《志》中所记如李耆卿之海闾堂，董景传宅之筑野堂，胜时先人宅之与书堂，李延亮宅之栖云馆，宋存标之四志堂等之堂额，及董尊闻宅内张氏之石坊“威豸德麟”四字，皆存我所书。可见李书之存于崇祯末年松江诸家者尚不少，且香光之声望及艺术远在存我之上，亦何至气量褊狭，畏忌乡里后辈如是耶？东溆欲推崇存我之书法，遂采摭流俗不根之说，重诬两贤，过矣！但东溆之言，即就流俗之说，亦可推知当日存我书法享有盛名，迥非云间诸社友所能及也。寅恪尝谓河东君及其同时名姝，多善吟咏，工书画，与吴越党社胜流交游，以男女之情兼师友之谊，记载流传，今古乐道。推原其故，虽由于诸人天资明慧，虚心向学所使然。但亦因其非闺房之闭处，无礼法之拘牵，遂得从容与一时名士往来，受其影响，有以致之也。清初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所纪诸狐女，大都妍质清言，风流放诞，盖留仙以齐鲁之文士，不满其社会环境之限制，遂发遐思，聊托灵怪以写其理想中之女性耳。实则自明季吴越胜流观之，此辈狐女，乃真实之人，且为篱壁间物，不待寓意游戏之文，于梦寐中以求之也。若河东君者，工吟善谑，往来飘忽，尤与留仙所述之物语仿佛近似，虽可发笑，然亦足借此窥见三百年前南北社会风气歧异之点矣。

河东君与宋辕文之关系，其初情感最为密好。终乃破裂不可挽回。宋氏怀其悔恨之心，转而集矢于牧斋。论其致此之由，不过褊狭妒嫉之意耳。其人品度量，殊为可笑可鄙，较之卧子、存我殊不侔矣。兹先节录关于宋氏事迹之材料，略加考释。后引宋氏诋諆牧斋之文并附朱长孺之驳正宋氏之语，以存公允之论焉。

嘉庆修《松江府志·五六·宋征舆传》略云：

宋征舆，字辕文，华亭人。顺治四年进士。（仕至）左副都御史。卒年五十。

吴骏公（伟业）《梅村家藏稿·四七·宋幼清墓志铭》略云：

崇祯十有三年，吾友云间宋辕生、辕文兄弟葬其先君幼清公偕配杨孺人、施孺人于黄歇浦之鹤泾。公讳懋澄，字幼清。同年白公正蒙精数学，能前知。尝为公言：“我两人将先后亡，不出两岁。”具刻时日。公初娶杨孺人，继娶施孺人。杨孺人之殁也，公在京师，不及见，为其留侍张太孺人也。张太孺人殁，公免丧后，复远游，所至必与施孺人偕。

同书二九《宋辕生诗序》云：

吾友宋子辕生，世为云间人。膏粱世族，风流籍甚，而能折节读书。

同书二八《宋直方（征舆）林屋诗草序》云：

往余在京师，与陈大樽游，休沐之暇，相与论诗，大樽必取直方为称首，且索余言为之序。当是时大樽已成进士，负盛名，凡海内骚坛主盟，大樽睥睨其间无所让，而独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乃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为不可及也已。于是言诗者辄首云间，而直方与大樽、舒章齐名。或曰陈李，或曰陈宋，盖不敢有所轩轾也。

王贻上（士祯）《池北偶谈·二二》“宋孝廉数学”条云：

云间宋孝廉幼清，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迁副宪，至三品。明年卒官，年正五十也。

寅恪案：《梅村集》中关于宋氏父子兄弟之材料颇多，今不悉引，即就上所录者观之，亦可略见宋氏为当日云间名门，而辕文之特以年少美材著称，尤为同辈所不能企及也。渔洋所记宋懋澄预知其子征舆之官品及卒年事，甚为荒诞，自不必辨，当是由梅村《幼青墓志》中，白正蒙预知幼青卒年一事，辗转傅会成此物语耳。但辕文卒于何年，志乘未载。据此物语乃可补其阙遗，亦可谓废物利用矣。依渔洋所言，辕文卒于康熙六年丁未，年五十岁。然则辕文当崇祯四、五、六、七年之时，其年仅十四、五、六、七岁。实与河东君同庚，而大樽则十年以长，其他当日几社名士，年岁更较辕文长大。即此一端，可知河东君之于辕文，最所属意。其初情好或较甚于存我、大樽，自非无因也。惟吾人今日广稽史料，尚未发见直接根据，足以证实钱肇鳌之说。然于间接材料中，得有线索，可以知辕文在此时期，实有为河东君而作之文字。此作品今已亡佚，但亦足明钱氏所言之非诬。据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话类·下》云：

黄九烟曰：兰陵邹祗谟、董以宁辈分赋十六艳等词。云间宋征舆、李雯共拈“春闺风雨”诸什。遁浦沈雄亦合殳丹生、汪枚、张赤共仿玉台杂体。余数往来吴淞，间过之，欲作一法曲、弁言而未竟，殊为欠事。

寅恪案：今检邹祇谟《丽农词·上·小令·惜分飞》第二体《本意庚寅夏作十六首》皆为艳体。（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孙默编《十五家词》丽农词本，将此词所附诸家评语及邹氏原序删去。可参孙默编《十五家词·二七》王士祯《衍波词·上·惜分飞》第二体《程村感事作惜分飞词五十阕为殿一章》。）后附王士祯评语云：

阮亭云：名士悦倾城，由来佳话。才人嫁厮养，自昔同怜，程村惜分飞词凡四十余阕，无不缠绵断绝，动魄惊心，事既必传，人斯不朽，正使续新咏于玉台，不必贮阿娇于金屋也。今录其最合作者十六首如右，俾方来览观者，虽复太上忘情，亦未免我见犹怜之叹尔。

又，序略云：

仆本恨人，偶逢娇女。斯人也，四姓良家，三吴稚质。霍王小女，母号净持。（阮亭评《惜分飞》第二首“却怪净持原老妪，生得霍王小女”云：“霍王小女，引喻极切。”）邯郸才人，终归厮养。左徒弟子，空赋娇姿。

同集同卷《中调·〈簇水·问侍儿月上花梢几许〉》附评语云：

阮亭云：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率皆镂肠鉥胃之作。花间草堂后，正不可少此一种。

寅恪案：邹氏《序》中“四姓”“三吴”及“霍王小女”之语，知其情人为朱姓吴人，殆故明之宗室耶？今无暇详考。但必与河东君无关，可以决言。又观孙氏编《十五家词·二九》董以宁《蓉渡词》，其中艳体触目皆是，尚未见有与邹氏《惜分飞十六首》相应者。然据阮亭“邹、董诸子分赋十六艳诸词”之言，则董氏必有十六艳之作无疑也。殳丹生词，则王昶《明词综·八》所选录者，仅一首，殊难有所论证。沈雄词兹见于王氏《国朝词综·一四》者，亦止《浣溪沙·梨花》两首。第一章末已移录论及之。至汪枚张赤两人之词，则以未见，不敢置言。所可注意者，《陈忠裕全集·诗余》中有关涉春闺题目之词，虽前后分列，而其数亦不少，不能不疑其即是为河东君而作之“春令”。斯问题俟后详论，兹暂不涉及。今所欲论者，即关涉河东君与辕文之公案也。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第二通略云：

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犹之壮夫作优俳耳。我兄身在云端，昂首奋臆。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计日握手，不烦远怀。

寅恪案：舒章书云：“我兄身在云端。”又云：“太夫人病体殊减，兄之荣旋亦近。”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乙丑”条略云：

榜发，予与彝仲俱得隽，而廷对则予与彝仲俱在丙科，当就外吏。予观政刑部。季夏就选人，得惠州司李。抵瀛州，闻先妣唐宜人之讣。

然则舒章此书作于崇祯十年卧子选得惠州推官之后，唐宜人未卒以前也。舒章所谓“春令”，当即卧子《诗余》中有关春闺艳词。舒章既言“春令之作，始于辕文。此是少年之事，而弟忽与之连类”，则卧子此等艳词，疑是与舒章同和辕文之作。今辕文《集》不可得见。《蓼斋集》中又少痕迹可寻，恐经删改。辕文既为“春令”之原作者，则此原始之“春令”当作于辕文与河东君情好关系最密之时，即自辕文白龙潭爱情考验以后，至河东君持刀斫琴以前之时。后来与辕文连类之友人，直接与河东君有关系之卧子及间接与河东君有关之舒章，皆仿辕文原始之作品，继续赋咏，而辕文亦复相与酬和也。（今检顾贞观、成德同选《今词初集》宋辕文、李舒章两人之词，取河东君《戊寅草》及《众香集》所载并《陈忠裕全集》中同调或同题或同意者相参校，则宋、李词中似有为河东君而作者。但未有明证，不敢确言。姑列举可注意之词于下，以俟更考。此等词如辕文之《菩萨蛮》《忆秦娥·柳絮》《画堂春·秋柳》《柳梢青》《醉花阴》《虞美人》《青玉案》《千秋岁》，陈有。《南乡子》《江神子》，陈、柳俱有。舒章之《阮郎归》即《醉桃源》第一阕，《南歌子》即《南柯子》，《虞美人》，《临江仙·春潮》，《蝶恋花》第一阕《落叶》及第二阕，《苏幕遮·枕》两阕，陈有。《少年游》第一阕或第二阕，《江神子》即《江城子》，陈、柳俱有等，皆是其例。）至黄氏所言邹、董、沈、殳诸人中，今唯考得董氏生于崇祯二年己巳，卒于康熙八年己酉，年四十一。（见张维骧《昆陵名人疑年录·一》。）其余诸人之生年及籍贯，与陈、宋、李三人，虽皆不远（如邹氏《丽农词·上·苏幕遮》第二体《丙戌过南曲作》。“丙戌”即顺治三年，可见程村在此年所作已斐然可观矣），然年龄资格究有距离，自不能参与卧子、舒章、辕文等文酒狭邪之游会。况据邹氏《惜分飞·词序》，所指之人，明是别一女性，与河东君无关涉耶？故邹、董等所赋艳词，与陈、李、宋之“春令”，乃是两事。黄氏之意，本有分别。读者不可以其同为玉台之体，遂致牵混，目为一事。因特附辨之于此。

复次，辕文经白龙潭寒水浴之一度爱情考验以后，本可中选。意当日辕文尚未娶妻，其母施孺人不欲其子与河东君交好，乃事理所必然，而辕文年尚幼少，又未列名乡贡，在经济上亦必不能自立门户，故受母责怒，即与河东君稍疏也。钱肇鳌所言驱逐河东君之郡守，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载：

方岳贡。谷城人。进士。崇祯元年至十四年，松江府知府。

同书四二《方岳贡传》略云：

方岳贡，字四长。谷城人。

同治修《谷城县志·五·耆旧门·方岳贡传》云：

方岳贡，字禹修，号四长，谷城人。

又，《陈忠裕全集·卷首·自撰年谱》“崇祯二年己巳”条云：

时相国谷城禹修方公守郡，有重名，称好士。试诸生，拔予为第一。

考之，知是方岳贡。方氏在崇祯六年七年间，虽已极赏大樽，然未必深知辕文。河东君于此时已才艳噪于郡会，自必颇涉招摇，故禹修欲驱之出境，此驱逐流妓之事，亦为当日地方名宦所常行者，不足怪也。河东君之请辕文商决，其意当是欲与辕文结婚。若果成事实，则既为郡邑缙绅家属，自无被驱出境之理。否则亦欲辕文疏通郡守，为之缓颊，取消驱逐出境之令。殊不知辕文当时不能违反母意，迎置河东君于家中，又不敢冒昧进言于不甚相知之郡守，于是遂不得不以“姑避其锋”之空言相搪塞，而第二度爱情之考验，辕文竟无法通过矣。以河东君之机敏，岂不知辕文此时处境之难？然爱之深者，望之切。望断而恨生，更鄙辕文之怯懦不肯牺牲，出此激烈决绝之举，亦事理所必至。辕文当时盖未能料及，因骇愕不知所措也。此事之发生，其可能之时间殊难确定。虽至早亦可在崇祯五年壬申，然此年之可能性不多，故可不计。就常情论，疑在崇祯六年癸酉，或七年甲戌。依上文所推测，河东君出自周家，流落松江，至早或在崇祯四年辛未，而最可能则在五年壬申。白龙潭寒水浴之考验，亦最可能在五年冬季举行。但辕文因第一次之考验及格，遂与河东交好。自此时起至其母施孺人怒责，因而稍疏之时止，其间当有将及一年，或一年以上之时日，在此两时限之间，方四长必尚无驱逐河东君出境之令，故四长出令至早当在崇祯六年之秋，至迟则在崇祯七年也。若在崇祯六年秋间，恐与《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中《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者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之二云“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有关。此两句诗意盖谓河东君在周家已如杨玉环之鹦鹉，几被杀而放逐。今则又不可如杜鹃之啼“不如归去”，而驱逐出松江之境，归去原籍吴江盛泽镇也。若禹修出令在崇祯七年，则或更与大樽《集》中崇祯八年春间及首夏为河东所作诸诗词有关。此端俟下文考河东君与陈氏之关系时，再详论之。至于方氏此令是否执行，今虽无以确知。然除上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言，崇祯九年丙子河东君实居吴江盛泽镇外，其他时间，就所确知者，如崇祯七年甲戌及九年丙子曾游嘉定，十二年己卯春间至十三年庚辰春间，曾在杭州，是年又曾养疴嘉兴，复于冬间至十四年辛巳春间居常熟，则俱为短期旅行或暂时访问之性质，而河东君于崇祯十四年春间至仲夏六月七日与牧斋结缡以前，固住在松江。其时任松江知府者，仍是方岳贡。职此之故，颇疑驱逐之令未成事实，当由倩人为之缓颊所致，而其间必有待发之覆，自无疑义也。

辕文自失爱于河东君后，终明之世，未能以科名仕进，致身通显。明季南都倾覆，即中式乡会试，改事新朝，颇称得志，而河东君则已久归牧翁，《东山酬和集》之刊布，绛云楼之风流韵事，更流播区宇，遐迩俱闻矣。时移世改，事变至多，辕文居燕京，位列新朝之卿二，牧斋隐琴水，乃故国之遗民，志趣殊途，绝无干涉。然辕文不自惭悔其少时失爱于河东君之由，反痛诋牧斋，以泄旧恨，可鄙可笑，无过于此。兹节录《痛史》第二十种《国变难臣钞·纪牧斋遗事》附宋征舆《上钱牧斋书》略云：

侧闻先生泛轻舠，驾华轩，惠然贲于敝邑。惟敝邑之二三子及不佞征舆在远闻之，以为先生有岁时之事，信宿而已。日复一日，骊驹不歌。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呜呼！以先生之密迩，曾不闻敝邑之病乎？敝邑狭小，有明之末，困于烦赋。顺治二年大兵攻焉，宿而守之。为之将者，若李若吴，皆叛帅也。其为郡守者，若张若卢，皆残吏也。（寅恪案：嘉庆修《松江府志·三六·职官表·武职》载：“李成栋，顺治二年，松江提督。吴胜兆，顺治三年，松江提督。马进宝，顺治十四年至十五年止，松江提督。”及同书三七《职官表·府秩》载：“张铫，偃师人，举人，顺治二年，松江知府。卢士俊，锦州人，监生，顺治五年至六年，知府。李正华，献县人，拔贡，有传，顺治十年至十三年，知府。郭起凤，锦州卫人，拔贡，顺治十四年，知府。祖承勋，汉军正黄旗人，贡生，顺治十四年至十六年，知府。”又同书四三《名宦传·李正华传》略云：“李正华字茂先，献县人，精明强干，奸弊一清。提督马进宝威悍莫与抗，独心惮正华。去之日，儿童妇女竞以束蔬尺布投其舟几满。”）视民如仇，而慑之以军。十年以来，无岁不灾，无家不役。今郭以内，皆列伍也。郭以外，百金之家可籍而计也。江南诸郡，松难深矣。邀天之幸，获一廉守，鸠我残黎，而又以法去。（寅恪案：董含《莼乡赘笔·二》略云：“吏兹土者，往往不能廉洁。有李正华者，小有才，矫廉饰诈。下车之日，行李萧然。及其归也，方舟不能载。”董氏所言与辕文书及《松江府志》违异。俟考。）今亦惟是新帅之纪律，新守之惠义，若时雨焉。（寅恪案：“新帅”指马进宝，“新守”指郭起凤或祖承勋。）小人闵闵皇皇耕其五谷，织其卉麻，以庶几供旦晚之命，如是而已，而何足以淹从者？且先生少怙隽才，壮而通显，所事者，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及弘光帝，以至今朝廷，历六君矣。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所变亦已广矣，所取亦已侈矣。丑于记而给于辨，游人文吏亦内服矣。宜乎动为人师，言为人则，而乃不能割帷薄之爱，负难受之声，忘其蘧蒢，而仿其谑浪。是以谤言流传，达于行路，使我三吴之荐绅，言及变色无以应四方之长者。先生虽不自爱，其若虞山之水何？呜呼！鬼神不吊，延先生以年，其将益其疾，而降之大罚耶？抑使先生自播其行，以戒我吴人耶？未可知也。然如先生者，可以归矣！可以休矣！南使之便，敬布腹心，惟先生加意焉！

寅恪案：《有学集·七·高会堂诗集·高会堂酒阑杂咏序》云：“不到云间，十有六载矣。”序末云：“丙申阳月十有一日书于青浦舟中。”可知牧斋实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冬季在松江。辕文作此书在顺治十四年丁酉任职北京时，故云“不佞征舆，在远闻之”“（先生）自庚戌通籍，至于丁酉，四十八年矣”及“南使之便，敬布腹心”也。（《松江府志》载马进宝顺治十四年始任松江提督，有误。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据《江南通志》载马进宝于顺治十三年升苏松提督，移镇松江，因定牧斋顺治十三年丙申游松江，甚确。）其实牧斋自顺治三年丙戌辞官自燕京南归后，即暗中继续不断进行复明之活动。是以频岁作吴越之游，往往借游览湖山，或访问朋旧为名，故意流播其赏玩景物，移情声乐之篇什。盖所以放布此烟幕弹耳。辕文方仕新朝，沾沾自喜。其痛诋牧斋，出于私意，与吴越旧时党社胜流之不忘故国旧君者，不可同日而语。观其书中“不能割帷薄之爱”一语，如见其肺肝。噫！自顺治十四年丁酉，辕文作此书之时，上溯至崇祯七年壬申，或六年癸酉，辕文与河东君决裂之时，其间已历二十五六年之久，何尚未忘情耶？夫辕文因己身与河东君之故，痛诋牧斋，固已可鄙，似犹有说，而王胜时以其师与河东君之故，复附和辕文，集矢钱、柳（或疑《纪钱牧斋遗事》为王沄辈所作。俟考），则殊可笑，实更无谓也。辕文书中又云：“且闻诸从者曰，虽返，将数至焉。”盖牧斋之至松江，实阴说提督马进宝，即辕文书中所谓“新帅”，以响应国姓进攻崇明南都。此为牧斋复明活动之一端，俟后第五章详论之。或谓辕文于此中秘密似有所知，而尚未得确证，故未告诸清廷，捕杀牧斋，以报其私怨也。鄙意此时清廷尚欲利用马进宝，揆之清初驾驭汉奸之常例，即使辕文言之于清廷，恐清廷不但不接受其告密，转而因此得罪。斯又怯懦之辕文所以虽知牧斋有所活动，而终不敢为告密之举欤？

又，蔡练江（澄）《鸡窗丛话》“古来文人失节修史”条，附录宋辕文杂记云：

娄东王冏伯，弇州长子也。家有一书，编辑先朝名公卿碑志表传，如焦氏《献征录》之类，而益以野史，搜讨精备，卷帙甚富。冏伯殁，牧斋购得之，攘为己有。乃更益以新碑及闻见所记，附会其中。喜述名贤隐过，每得一事，必为旁引曲证，如酷吏锻炼，使成狱而后已。以是捃摭十余年，漫题卷上曰《秽史》。书成之夕，其所居绛云楼灾，即编纂之地也。所谓《秽史》者，遂不可复见。乃取程孟阳所撰《列朝诗选》，于人名爵里下各立小传，就其烬余所有，及其记忆而得，差次成之。小传中将复及人隐过，或以鬼神事戒之，乃惧不敢。然笔端稍滥，则不能自禁。

吾邑张雪窗云，牧斋诗人小传，人多称之，而意见偏谬，则有如辕文所言者。近日顾芝岩序吾邑史氏《致身录》云，王褚下流，变乱黑白，不能自即于正，每力排正气，以为容身之地。呜呼！其不能逃于公论如此。人品如斯，何怪乎诗学之谬也。

寅恪案：辕文所记甚谬，朱（长孺）鹤龄尝辞而辟之矣。兹附录其《愚庵小稿·十·与吴梅村祭酒书》于后。至吴氏有无复书，今不可知。以意揣之，骏公与钱宋两人交情俱极深厚，必难措词，当是置之不答也。朱《书》云：

忆先生昔年枉顾荒庐，每谈虞山公著作之盛，推重諈诿，不啻义山之叹韩碑。乃客有从云间来者，传示宋君新刻，于虞山公极口诟詈，且云，其所选明诗，出于书佣程孟阳之手。（寅恪案：燕京重印本朱鹤龄《愚庵小集》“书”作“笔”。非。）所成《秽史》，乃掩取太仓王氏之书。愚阅之不觉喷饭。夫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评，愚何敢置喙。若其高才博学，囊括古今，则夐乎卓绝一时矣。身居馆职，志在编摹，金匮之藏，名山之业，无不穷搜逖览。乱后悯默，乃取而部分之，自附唐韦述元危素之义。未及告成，熸于劫火，《秽史》之名何自而兴？夫古之撰文者，自司马迁、班固而下，如《新唐书》之修，因于刘煦，《五代史》之修，因于薛居正。凡载笔之家，莫不缀缉旧闻，增华加丽。（燕京本“丽”作“厉”。非。）弇州藏史未定有无，即使果出前贤，采为蓝本，排缵成书，亦复何害？宋君乃用此为譊譊耶？鹊巢鸠居，厚诬宗匠，不足当识者之一粲。而愚敢斥言之于先生者，以其文援先生为口实也。先生夙重虞山公文章著作，岂有以郭象《庄解》，齐丘《化书》，轻致訾謷者？愚以知先生之必无是言也。先生诚无是言，当出一语自明，以间执谗慝之口。如其默默而已，恐此语荧惑见闻，好事之徒将遂以先生为口实。

又，同书一三《书王右丞集后》云：

王右丞为子美前辈，子美赠王中允诗，何等推重，且深为湔雪其陷贼之故，而《右丞集》中从无一诗及之，何也？岂有之而集中偶佚耶？何为西庄王给事，柴门空闭锁松筠。说者以王给事即王右丞，未免有不足之意。然此语亦惜之，非讥之也。右丞与郑虔同污禄山伪命，乃子美诗皆无刺语，可见古人用心忠厚，非独以全交情也。今人于才名轧己者，必欲发其瘢垢，掊击不啻雠仇。解之者则曰，文士相倾，自古而然。呜呼！使诚为文士也，岂有相倾者耶？

可知朱氏自比少陵，不以王郑受污禄山伪命，而与之绝交也。

上论述河东君与李存我、宋辕文之关系既竟，兹请言河东君与陈大樽之关系。杨、陈两人关系之史料，今日通常流布者，乃违反真相，绝不可信。究其所以致此之故，恐因有人故意撰造虚伪之材料，以乱真实，而卧子又以殉明死节之故，稽考胜国之遗闻，颇为新朝所忌恶也。今先略引通行以讹传讹之伪史料，然后详征杨、陈关系之真史料，以纠正旧日虚伪之传说，并附论杨、陈二人情好始终不渝之事实。但移录原文稍繁，亦有所不得已也。

《虞阳说苑》本《牧斋遗事》“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条云：

柳尝之松江，以刺投陈卧子。陈性严厉，且视其名帖，自称女弟，意滋不悦，竟不之答。柳恚，登门詈陈曰，风尘中不辨物色，何足为天下名士？

寅恪案：钮玉樵（琇）《觚剩·三·吴觚》“河东君”条，当是取材《牧斋遗事》此条。但删节河东君登卧子门相詈之语，而稍加润色。玉樵之文较佳，世人喜观之，故卧子严拒河东君之物语，遂流传于今日，莫有悟其与事实相违反者也。读者若检后列卧子所作诗词，自可知其虚伪。兹暂不辨证。又古学汇刊本《牧斋遗事》及香艳丛书中《绛云楼隽语》（即《牧斋遗事》一书之改名。）其校者将此条“女弟”二字易作“女弟子”三字，殆由浅人习闻袁枚、陈文述广收女弟子之事，因认陈大樽为随园、碧城仙馆主一流人物。此端颇为可笑，而又不能不为之辨明。盖师弟尊卑殊等，旧日礼教不能有婚姻之关系，是以简斋、云伯搜罗当日闺阁才媛，列诸门墙，不以为嫌。观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自常熟《致汪然明书》，尚自称为“弟”。（《柳如是尺牍》逆数第二札。）考其时河东君年二十三，汪然明年六十四（据《有学集·三二·新安汪然明合葬墓志铭》，然明生于万历丁丑即万历五年，至崇祯十三年庚辰，其年为六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逾四十岁，而河东君乃以兄弟平辈为称谓者，以歌筵酒坐，酬酢往还，若尊卑殊等，则于礼数不便，更无论男女情好，或至发生婚姻之关系也。兹先录卧子集中明显为河东君而作之诗，略加释证。然后再就其他最为可能为河东君而作之诗词，择录少数，稍为引申。若诗词中可疑为河东君作，而不能确定者，则择其重要者，列具篇目，以供参考，不复详论焉。

前已引《秋潭曲》及《集杨姬馆中》诗句，今再录其全文于下，以其明著河东君之姓，无复致辨之余地者也。

《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秋潭曲》（原注：《偕燕又让木杨姬集西潭舟中作》）云：

鳞鳞西潭吹素波，明云织夜红纹多。凉雨牵丝向空绿，湖光颓澹寒青蛾。暝香湿度楼船暮，拟入圆蟾泛烟雾。银灯照水龙欲愁，倾杯不洒人间路。美人娇对参差风，斜抱秋心江影中。一幅五铢弄平碧，赤鲤拨刺芙蓉东。摘取霞文裁凤纸，春蚕小字投秋水。瑶瑟湘娥镜里声，同心夜夜巢莲子。

同书一五《秋夕沉雨偕燕又让木集杨姬馆中是夜姬自言愁病殊甚而余三人皆有微病不能饮也（七律）二首》云：

一夜凄风到绮疏，孤灯滟滟帐还虚。冷蛩啼雨停声后，寒蕊浮香见影初。有药未能仙弄玉，无情何得病相如。人间愁绪知多少，偏入秋来遣示余。

两处伤心一种怜，满城风雨妒婵娟。已惊妖梦疑鹦鹉，莫遣离魂近杜鹃。琥珀佩寒秋楚楚，芙蓉枕泪玉田田。无愁情尽陈王赋，曾到西陵泣翠钿。

寅恪案：此两题皆卧子在崇祯六年秋为河东君而作者，前已略论之矣。但检《陈忠裕全集·一五·几社稿》，崇祯庚午辛未壬申三年之间所作七律中，有《中秋风雨怀人》一题，其辞旨与《集杨姬馆中》二律颇相类似。诗中复包含“怜”“影”“云”“婵娟”等河东君之名字，尤为可疑。初见此诗后第四题为卧子六月一日廿五岁《生日偶成》诗，以为此中秋乃崇祯四年之中秋，细绎之，此《中秋风雨怀人》诗之前第六题为《伤春》，中有“海滨烽迫鲁王宫”之句。据所附考证为“指山东孔有德事。”依《明史·二三·庄烈帝本纪》所云：“崇祯四年十一月丁卯孔有德率师援辽，次吴桥反。五年春正月辛丑孔有德陷登州。”则《伤春》一题明是崇祯五年春季之作。故《中秋风雨怀人》一诗，亦不必定为崇祯五年所赋。盖诸诗排列先后，未可拘泥也。或者此“中秋”乃五年中秋，甚至六年中秋，殊未可知。卧子全集中尚多类是者，详后所论。兹姑录此诗于后，以俟更考。《中秋风雨怀人（七律）》云：

谁将幽怨度华年，河汉蒙蒙月可怜。落叶黄飞妖梦后，轻绡红冷恨情边。青鸾湿路箫声歇，白蝶迷魂带影妍。惆怅卢家人定后，九秋云雨泣婵娟。

复次，据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云：

孟冬分手，弟羁武林，兄便北上，已作骊歌，无由追送。弟薄岁除始返舍，即询知老年伯母尊体日佳。开春以来，见子服兄弟，益审动定。我兄可纵心场屋，了此区区，以慰弟辈之凉落矣。辕文言，兄出门时，意气谐畅，颇滑稽为乐。张三作侠，中间乃大有合离。某某在云雾之中，怅怅不休。何物篱落间人，乃尔颠倒人意。弟辈正坐无聊，借此一鼓掌耳。今里巷之间，又盛传我兄意盼阿云。（寅恪案：李雯《蓼斋集·二二·除夕咏怀兼寄卧子》诗云：“闻君念窈娘。”舒章此诗作于崇祯六年癸酉除夕，正卧子在北京留待会试时。考窈娘事见孟棨《本事诗·情感类》。窈娘为乔知之家婢，艺色为当时第一，固适切河东君身份。又据河东君《戊寅草·（崇祯六年）寒食雨夜十绝句》其五云：“想到窈娘能舞处。”及《陈忠裕全集·一九·陈李倡和集·清明（七绝）四首》之三云：“雨中独上窈娘坟。”等语，故知舒章所言之“窈娘”，即是阿云无疑矣。）不根之论，每使人妇家勃溪。兄正木强人，何意得尔馨颓荡。乃知才士易为口实，天下讹言若此，正复不恶。故弟为兄道之，千里之外，与让木、燕又一笑。若彝仲，不可闻此语也。

舒章书中所谓“孟冬分手”者。当是崇祯六年孟冬。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六年癸酉”条略云：

文史之暇，流连声酒，多与舒章倡和，今《陈李倡和集》是也。季秋偕尚木诸子游京师。是岁纳妾蔡氏于家。

《陈忠裕全集·一五·陈李倡和集·留别舒章并酬见赠之作二首》其第一首结句云：“秋深碣石有飞鸿。”附录李雯《送卧子计偕北上》诗原作，其第一首云“北极云平秋气屯”，其第二首云“翻然仗剑历秋城”等可证卧子此次别舒章为深秋初冬之时。若卧子崇祯九年由松江赴北京会试，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九年丙子”条略云：

复当计偕，以先妣唐宜人久疾，予意不欲往，先妣以义勉之。冬尽始克行。

则卧子崇祯九年北行在年杪，必非所言之“孟冬”明矣。然则卧子与河东君相遇，岂即在崇祯六年耶？鄙意在此年之前，亦有可能。何以言之？据《陈忠裕全集·十·属玉堂集·癸酉长安除夕》诗云：

岁云徂矣心内伤，我将击鼓君鼓簧。日月不知落何处，令人引领道路长。去年此夕旧乡县。红妆绮袖灯前见。（可参同书一三《几社稿·除夕（五律）》。此“除夕”即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也。）梅花彻夜香云开，柳条欲系青丝缠。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今年此夕长安中，拔剑起舞难为雄。汉家宫阙暖如雾，独有客子知凄风。椒盘兽炭皆异物，梦魂不来万里空。吾家江东倍惆怅，天下干戈日南向。鹤驭曾无缑岭游，虎头不见云台上。且酌旨酒银筝前，汝曹富贵无愚贤。明朝曈曈报日出，我与公等俱壮年。

此诗题既是《癸酉长安除夕》，而诗中又有“去年此夕旧乡县”及“今年此夕长安中”等句，则此“红妆绮袖灯前见”之人，必于崇祯五年壬申除夕与卧子相遇。此人虽未明著其为谁，但检卧子集中，与此诗前后时间距离不甚久所作绮怀诸篇观之，则此人非河东君莫属。故卧子于崇祯五年壬申冬季即遇见河东君，殊为可能。更据《陈眉公集》首载其子梦莲所撰《年谱》“天启七年七十岁”条云：

是冬，（寅恪案：眉公生辰为十一月初七日。）远近介觞者，纨绮映带，竹肉韵生，此亦凤皇山未有之事也。

及《陈忠裕全集》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四年辛未”条略云：

试春官，罢归。四月抵里门，即从事古文词，闲以诗酒自娱。是时意气甚盛，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拟上之。陈征君怪其切直，深以居下之义相戒而止。

于此两《年谱》可得两结论。一为陈眉公生日之时，祝寿客中亦必不少当日名姝如王修微辈。观前引宋让木《秋塘曲序》所述河东君寿眉公生日诗句，可为例证也。二为卧子会试不中式，牢骚愤慨，弃置八股时文，从事古文词。又作书数万言，极论时政。但同时复以诗酒自娱。此“诗酒”即放情声色之义。前代相传俗语云：“秀才家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正卧子此时之谓也。检《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即崇祯五年壬申所作五律，其“除夕”诗之前，载《偕万年少李舒章宿陈眉公先生山房二首》。其第二首有“冰霜月起时”之句，是卧子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相近之时，曾谒眉公并宿于其山房。并同集一九《几社稿》有《吴阊口号（七绝）十首》，亦为崇祯五年冬季所作。依下文寅恪所考证，其中三首乃为河东君而赋者。由此言之，卧子至迟于崇祯五年眉公生日不久以前，在苏州已得见河东君。或又返松江追踪河东君至佘山，于眉公生日时，复相遇于祝寿宾客之中也。更取《几社稿》中其他绮怀诸作，如崇祯五年春季所作《柳枝词》之类参之，则河东君卧子两人初次相遇，在崇祯五年春季，或竟早在四年冬季，亦未可知也。至于“曾随侠少凤城阿，半拥寒星蔽春院”之句，“凤城”依通常解释，自指京师而言。据卧子《自撰年谱》“崇祯三年庚午”条略云“予幸登贤书。冬月偕计吏如京师”及“崇祯四年辛未”条云“试春官，罢归”，似亦可指崇祯三年庚午冬卧子第一次会试在京时事。然依诗中文气语意，此两句明是述崇祯五年除夕在松江情况。据嘉庆修《松江府志·七·山川志》有“凤凰山”。前引陈梦莲撰其父继儒《年谱》，亦有“凤皇山”之语。似松江府城，亦可称“凤城”。若不然者，则卧子乃用典故，如《文选·二八》所载陆士衡《长安有狭邪行》之类（可参《陈忠裕全集·四·陈李倡和集·长安有狭邪行》）惟易“长安”为“凤城”耳。（可参《陈忠裕全集·一三·几社稿·行乐词十首》。此词即崇祯五年所作也。）舒章书中所言之“子服兄弟”，当即指卧子妻张孺人之五弟中张子服（宽）及子退（密）。（参《陈忠裕全集》王沄《续卧子年谱·下》及后附胜时撰《三世苦节传》与《越游记》。并同书八《平露堂集·送子服之维阳兼讯子退期以八月会淮南》诗题下案语，又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履端传》及弟轨端附子宽传等。）若张孺人之幼弟子函，则在顺治四年子龙被逮时，清吏见其年稚，诱以利害，使之尽言子龙亲知，遂以此被释（见《卧子年谱·下》后王沄附录），以此点推之，则其在崇祯七年舒章作书时，即使已生，当亦不过数岁。（张孺人之父轨端卒于崇祯十一年戊寅二月。见《陈忠裕全集·二九·张邵阳诔》。）舒章所指，必非此人无疑。又张孺人别有弟处中，其名为宫，明代贡生。（可参《陈忠裕全集·九·焚余草·同惠郎处中胜时分赋高士传》诗所附案语并《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及《松江府志·四六·选举表》。）张氏兄弟既为子龙至亲，故舒章得从其处探悉子龙家中动定。又书中所述宋辕文之言，可与《陈忠裕全集·十·陈李倡和集·予偕让木北行矣离情壮怀百端杂出诗以志慨》诗参证。俟后论之。至所言“张三作侠”之“张三”，未敢确定其为何人。然必非张孺人之诸弟张宽张密等。因子服兄弟向畏惮其姊之尊严，自不敢参与张门快婿陈孝廉纳宠之事也。或疑此“张三”即张昂之，斯说殊有理由。据《陈忠裕全集·一五·属玉堂集·送张冷石太守之任阆中（七律）》题下附案语云：“张昂之，号冷石。”又据光绪修《金山县志·一九·张昂之传》略云：

张昂之，字匪激。天启二年进士。令庐陵时，魏珰禁伪学，檄毁天下书院。附阉者欲就建珰祠。昂之力持不可，卒坐夺职。崇祯初，起知保宁府。以功进川东道。寻告归，寄居郡北之息庵。又尝筑圃佘山，自称六头头陀云。

及王沄《续卧子年谱·下》“顺治三年丙戌”条略云：

是岁所与往来者，故人惟张冷石先生（等）而已。

又，“顺治四年丁亥”条略云：

五月十六日往载（先生）尸。十七日至张冷石先生斋，于其邻贳得一棺。张冷石先生，则先生之执友且姻也。

故从社会气类亲友情谊言之，舒章书中作侠之“张三”，已有为张昂之之可能。又，冷石此时，以闲居好事之身，筑圃佘山。此山适为河东君卜居之地。其可能性更复增大也。但昂之是否行三，尚未发现有何证据。姑识所疑于此，以俟详考。

至河东君所以卜居佘山之故，要与陈（眉公）继儒，施（子野）绍莘诸名士直接或间接不无关系。其直接关于眉公者，前已论及之矣。至于子野，则亦有间接之关系。兹请略言之。或疑前所引李雯《蓼斋集·三五·与卧子书》中“张三作侠”之“张三”即施子野。所谓“张三”者，非排行次第之义，而是“张三影”（宋张（子野）先）之简称，实指施绍莘而言也。检施绍莘《花影集·四·乐府·南商调二郎神》，及《春云卷·舟次赠云儿》。同书同卷《乐府小令·〈南商调玉胞（抱）肚·赠杨姬和彦容作二首〉》。同书五《诗余·〈菩萨蛮·和彦容留别云姬〉》及《代云答》。然则此“云儿”“杨姬”“云姬”岂即河东君耶？又考《青浦诗传·一二·施绍莘小传》略云：

施绍莘，字子野。少为华亭县学生。负隽才，跌宕不羁。初筑丙舍于西佘之北，复构别业于南泖之西，自号峰泖浪仙。好声伎，与华亭沈友夔（龙）善，世称施沈。时陈继儒居东佘，诗场酒座常与招邀来往。工乐府，著《花影集》行世。早殀，无子。时共惜之。

及王昶《明词综·五·施绍莘小传》引《青浦诗传》略云：

子野作别业于泖上，又营精舍于西佘。时陈眉公居东佘，管弦书画，兼以名童妙妓，来往嬉游。故自号浪仙。亦慕宋张三影所作乐府，著《花影集》行世。（可参《花影集》首顾彦容（乃大）《序》云：“冉冉月来云破，不负张郎中之后身。”及顾（石萍）胤光《序》云：“云破月来之句，不负自许张三影后身。”又同书一《泖上新居》，后附彦容《跋》云：“斋曰三影。”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有斋两楹曰三影。予字子野，好为小词，故眉公先生以此名之。”）

则以施子野之为人及其所居之地言之，更似与河东君直接有关涉者。但东海黄公所辑《瑶台片玉·甲种·下》载子野《舟次赠云儿》《决绝词》《有怀》等套曲。其《决绝词》自跋云“庚申月夕秋水庵重题”，“庚申”为万历四十八年。又《花影集·五·〈菩萨蛮·代云答〉》词后第五首同调《雨中忆张冲如》词，序中有“天启改元正月五日得冲如靖州家报”之语，可知子野词中之“云”，时代太早，与河东君居佘山之年月不合，而舒章书中所言崇祯六年癸酉之“张三”其非施子野亦甚明矣。然据《陈眉公集》所载《年谱》“万历三十五年丁未”条略云：

府君五十岁，得新壤于东佘。二月开土筑寿域，随告成。四月章工部公觐先生，割童山四亩相赠，遂构高斋，广植松杉。屋右移古梅百株，皆名种。后若徐若董，园圃相续。向有施公祠，亦一时效灵，而郡邑之礼香祭赛，并士女之游冶者，不之诸峰，而之东佘矣。

并子野《花影集·一·乐府·山园自述》自跋云：

余别业在西余之阴，迩来倩女如云，绣弓窄窄。冶游儿乌帽黄衫，担花负酒，每至达旦酣歌，并日而醉。

及同书三《西佘山居记》云：

每值春时，为名姬闺秀斗草拾翠之地。

是佘山一隅乃文士名姝游赏之盛地。后来河东君又卜居其处，要非无因也。总之，舒章书中之“张三”，甚难确指为施子野。但以子野与佘山有关，即间接与河东君卜居其地亦有关。故略论及之，以备一重公案云尔。

又，舒章此书所言诸点，今难详知。然至少与卧子纳妾蔡氏一事，必有关系。因卧子于《自撰年谱》此年言：“文史之暇，流连声酒。”观其此年绮怀诸作，可以证其不虚。李舒章《蓼斋集·二五》有《卧子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而不遇也寓书于余道其事因作此嘲之（七律）》一首。此诗后又载《怀卧子》诗一首，有句云“可怜一别青霜后”，则知蔡氏非卧子满意之人，故“纳宠于家，身自北上，复阅女广陵”也。卧子既不满意蔡氏，则纳以为妾，必出其妻张孺人之意。盖所以欲借此杜绝其夫在外“流连声酒”之行动。用心虽苦，终不生效，虽甚可笑，亦颇可怜。舒章所谓“使人妇家勃溪”乃事理所必至，自无足怪。“阿云”乃指河东君，详见第二章所考证。由此言之，凡《陈李倡和集》之大半及《属玉堂集》之一部分，所有绮怀诸诗，皆可认为与河东君有关，虽不中，亦不远也。

《秋潭曲》结句“同心夜夜巢莲子”之语，盖出《古今乐录·杨叛儿》第五首云：

欢欲见莲时，移湖安屋里。芙蓉绕床生，眠卧抱莲子。

卧子取河东君之姓氏与此歌名相结合，盖“杨叛儿”本亦作“杨伴儿”，歌之词意亦更相关联，颇为适切。“同心”二字尤情见乎辞矣。（参《乐府诗集·四九·杨叛儿》题。）王胜时有《和董含拂水山庄吊河东君二绝句》（见董含《三冈识略·六》“拂水山庄”条），其二云：

河畔青青尚几枝，迎风弄影碧参差。叛儿一去啼乌散，赢得诗人绝妙辞。

亦用此歌第二首“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之句，而胜时诗意复与此歌第六首云：

杨叛西随曲，柳花经东阴。风流随远近，飘扬闷侬心。

相关，殊为轻薄刻毒，大异于其师也。

复次，《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四·乐府杨叛儿》云：

君歌杨叛儿，妾劝新丰酒。何许最关人，乌啼白门柳。乌啼隐杨花，君醉留妾家。博山炉中沉香火，双烟一气凌紫霞。

寅恪案：河东君后来易“杨”姓为“柳”，“影怜”名为“隐”。或即受太白诗之影响耶？据沈虬《河东君传》所云：“余于舟中见之（指杨爱）。听其音，禾中人也。”然则河东君之乡音，固是“疑”“泥”两母难辨者。其以音近之故，易“影怜”之“影”为隐遁之“隐”，亦无足怪矣。至若隐遁之义，则当日名媛，颇喜取以为别号。如黄皆令之“离隐”，张宛仙之“香隐”，皆是例证。盖其时社会风气所致。故治史者，即于名字别号一端，亦可窥见社会风习与时代地域人事之关系，不可以其琐屑而忽视之也。

详绎卧子《集杨姬馆中》诗题之意，似陈彭宋三人之集于河东君寓所，本欲置酒痛饮，以遣其愁恨。三人皆以微病不能饮酒，而河东君亦然。据此河东君平日之善饮可以推见也。程嘉燧《耦耕堂存稿诗·中·朝云诗（七律）八首》，此诗亦为河东君而作者。其第二首云：

拣得露芽纤手瀹，悬知爱酒不嫌茶。

则河东君之善饮足以为证。又，《有学集·九·红豆诗初集·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并序略云：

戊戌中秋日天酒告成，戏作采花酿酒歌一首，以诗代谱。其文烦，其辞错，将以贻世之有仙才，具天福者。非是人也，则莫与知而好，好而解焉。

长干盛生贻片纸，上请仙客枕膝传。（遵王《注》本“请”作“清”。）老夫捧持逾拱璧，快如渴羌得酒泉。归来夜发枕中秘，山妻按谱重注笺。却从古方出新意，溲和齐量频节宣。东风泛溢十指下，得其甘露非人间。（“得其甘露”遵王《注》本作“得甘露灭”。）

《有学集·八·长干塔光集·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丙申？）春留题之作》，其第二十首云：

面似桃花盛茂开，隐囊画笥日徘徊。郎君会造逡巡酒，数笔云山酒一杯。（自注云：“盛叟字茂开，子丹亦善画。常酿百花仙酒以养叟。”）

同书二十《小山堂诗引》云：

比游钟山，遇异人，授百花仙酒方。采百花之精英以酿酒，不用曲蘗，自然盎溢。

陈伯雨（作霖）《金陵通传·一四·盛鸾传》附《宗人盛胤昌传》云：

宗人胤昌，字茂开，工画。持身高洁，年几九十，行步如少壮时。胤昌子丹，字伯含。山水法黄筌，尝作秋山萧寺图，与弟琳空山冒雨图称二妙。琳字玉林，每当春日，酿百花酒以养亲。胤昌顾而乐之。

《有学集·一九·归玄恭恒轩集序》略云：

丙申闰五月余与朱子长孺屏居田舍。余翻《般若经》，长孺笺杜诗，各有能事。归子玄恭俨然造焉。余好佛，玄恭不好佛。余不好酒，而玄恭好酒。两人若不相为谋者。玄恭作《普头陀传》，高自称许。把其本向长孺曰，杜二衰晚腐儒，流落剑外，每过武侯祠屋，叹卧龙无首，用耿邓自比。归玄恭身长七尺，面白如月，作《普头陀传》，胸中逼塞未吐一二，遂惊倒世上人耶？（寅恪案：同书五《绛云余烬集·下·冬夜假我堂文宴诗·和归玄恭（七律）》一首，后四句云：“何处青蛾俱乞食，几多红袖解怜才。后堂丝竹知无分，绛帐还应为尔开。”附自注云：“是日女郎欲至，戏以玄恭道学辞之。来诗以腐儒自解，故有斯答。”牧斋此诗作于顺治十一年甲午阳月二十八日，《恒轩集序》作于顺治十三年丙申闰五月，故序有“杜二腐儒”之语，乃指甲午冬假我堂文宴时事也。）

《牧斋外集·二五·题邓肯堂劝酒歌》（寅恪案：邓林梓，字肯堂，常熟人。事迹见王应奎《柳南随笔》一及六有关邓肯堂等条。）云：

东坡自言饮酒终日，不过五合，而谓天下之好饮，无在予上者。（可参《初学集·四·归田诗集·下·谢于润甫送酒》诗：“我饮不五合，颇知酒中味。”之句。）后人掇拾东坡全集，以王无功《醉乡记》羼入其中，岂非以东坡慨慕东皋，庶几友其人于千载，其妙于酒德有相似者欤？予酒户略似东坡，顷又以病耳戒酒，读肯堂诗，浩浩然，落落然，如与刘伶毕卓辈执杯持耳，拍浮酒池中也。他时有编余诗者，将此首编入集中，余方醉眼模糊，仰天一笑，安知其非余作也。

《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性）四通》之二（寅恪案：侯性事迹见《小腆纪传·三六》本传及《牧斋尺牍·上·与侯月鹭》诸札）云：

秋间欲得洞庭葡萄酿酒，苦不能得其熟候。彼时得多饷，以酬润笔。知不厌其贪也。内子辱深念，并此驰谢。

然则河东君不仅善饮，更复善酿。河东君之“有仙才”，自不待言。至于“具天福”，则殊难言。据上引《题邓肯堂劝酒歌》《恒轩集序》及复侯月鹭札，是牧斋不善饮，而河东君善饮。河东君之“具天福”，或可言具此善饮之“天福”耶？若牧斋者，虽不具此善饮之“天福”，但能与具此善饮之“天福”者，相对终老，殆亦可谓具艳福之人矣。

复次，全谢山（祖望）《鲒埼亭外集·三三·钱尚书牧斋手迹跋》略云：

尚书手迹共十幅，在冯研祥家，皆与冯氏群彦往还者。第十幅云：“春宵一刻，先令细君满引一杯，以助千金之兴。”细君指柳氏也。予闻之周鄮山谓牧斋年六十四，（寅恪案：当作“六十”。此误。）柳氏年二十四归之。客有访之者，柳氏出侑酒，依然旧日风流。观此笺并前索酒札，知柳氏固酒徒。黄忠烈公见诸弟子有与女校书诗者，辄戒之。牧斋跌荡乃至于此，宜其有“浪子燕青”之诮。

寅恪案：冯研祥者，冯开之（梦祯）孙文昌之字。冯氏一家与牧斋交谊深厚，研祥又为牧斋弟子，故其关系尤为密切。（见《初学集·五一·南京国子监冯公墓志铭》，并可参《牧斋尺牍·一·与冯秋水札》云：“西浙俊髦，无如冯（文昌）、范（骧）。研祥落落竹箭，文白亭亭明玕。”又，葛万里《牧斋先生年谱》“顺治七年庚寅”条云：“同行有冯范研祥。”误以“冯范”为一人。殊不知“冯”固为文昌之姓，“范”则指浙江海宁范骧字文白号默庵之人而言也。文白事迹见光绪修《杭州府志·一四五·范骧传》、杜登春《社事始末》、吴修《昭代名人尺牍小传·七》及震钧《国朝书人辑略·一》等。）《有学集·四六·跋酒经》云：

《酒经》一册，乃绛云楼未焚之书。五车四部书为六丁下取，独留此经，天殆纵余终老醉乡，故以此转授遵王，令勿远求罗浮铁桥下耶？余已得修罗采花法，酿仙家烛夜酒，将以法传之遵王。此经又似余杭老媪家油囊俗谱矣。

《有学集·十·红豆二集·酒逢知己歌赠冯生研祥》云：

老夫老大嗟龙钟。（遵王《注》本“大”作“夫”。）绿章促数笺天公。天公怜我扶我老，《酒经》一卷搜取修罗宫。山妻按谱自溲和，瓶盎泛溢回东风。世人酺糟歠醨百不解，南邻酒伴谁与同。昔年尝酒别劲正，南熏独数松圆翁。（“熏”误。注本作“董”，是。）此翁骑鲸捉月去我久，懵瞢四顾折简呼小冯。（下略。）

此跋作于顺治七年庚寅十月初二夜以后，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可与上引前一年，即顺治十五年戊戌所赋之《采花酿酒歌示河东君》诗相参证。据此，颇疑冯研祥家牧斋手迹《索酒》札即此第十幅，乃顺治十六年己亥所作也。周鄮山即周容，事迹见《鲒埼亭外集·六·周征君墓幢铭》。其人与牧斋往来颇密，可参《有学集·四四·叹誉赠俞次寅》（寅恪案：牧斋此文作“周茂山”），及鄮山所著《春酒堂诗话》关涉牧斋诸条。夫河东君之善饮，不独其天性使然，其环境实有以致之。盖歌筵绮席，酬酢周旋，若不善饮，岂能成欢？此乃事非得已，情尤可伤，而谢山转执闺门礼法之条，以相绳责，殆未免失之过泥矣。黄忠烈公即黄道周。“忠烈”者，明唐王所予谥也。（见《黄漳浦集》卷首洪思撰《黄子传》及《文明夫人行状》。清乾隆四十一年追谥道周为“忠端”，陈子龙则追谥“忠裕”，皆是专谥。若李待问则谥为通谥之“忠节”。谢山卒于乾隆二十年，自不及知“忠端”之谥。然揆以明代殉国诸人之心理，岂能甘受清廷之谥号？谢山称之为忠烈，甚合漳浦平生志业。至王兰泉编《卧子全集》，其取今名者，盖所以避忌讳，免嫌疑，亦有不得已也。）卧子会试中式，实出石斋之门。（见卧子《自撰年谱·上》“崇祯十年丁丑”条。）卧子平生之诗为女校书如河东君而作者，亦甚不少，安能不为其师所戒乎？由此言之，卧子应与牧斋同科，谢山举此以讥牧斋，又未免失之过偏矣。

今日吾人幸得窥见河东君《戊寅草》，因取他种材料参证，遂得约略推定其中篇什作成之年月，并相与有关之人。复更取《陈忠裕全集》中《几社稿》《陈李倡和集》《属玉堂集》《平露堂集》《白云草》《湘真阁稿》及《诗余》等，综合推计之，则论陈、杨两人之关系，其同在苏州及松江者，最早约自崇祯五年壬申起，最迟至崇祯八年乙亥秋深止，约可分为三时期。第一期自崇祯五年至崇祯七年冬。此期卧子与河东君情感虽甚挚，似尚未达到成熟程度。第二期为崇祯八年春季并首夏一部分之时，此期两人实已同居。第三期自崇祯八年首夏，河东君不与卧子同居后，仍寓松江之时，至是年秋深离去松江，移居盛泽止。盖陈、杨两人在此时期内，虽不同居，关系依旧密切。凡卧子在崇祯八年首夏后，秋深前，所作诸篇，皆是与河东君同在松江往还酬和之作。若在此年秋深以后所作，可别视为一时期。虽皆眷恋旧情，丝连藕断，但今不复计入此三期之内也。兹选录陈、杨两人此三时期中最有关之作品原文，互相证发。其他最有关诸作，则仅录其题，以供参考。至《秋潭曲》、《集杨姬馆中二首》、《霜月行》第三首及《癸酉长安除夕》等篇，前已载其全文，不复移录焉。

复次，王氏编辑《陈忠裕全集·凡例》第二则略云：

诗文次序先后关乎生平梗概。如《采山堂》《几社稿》之作于庚午、辛未、壬申，《陈李倡和集》之作于癸酉甲戌，《平露堂集》之作于乙亥丙子，《白云草》《湘真阁稿》之作于丑寅卯辰，《焚余草》即《丙戌遗草》之作于乙酉丁亥。按之《年谱》，了如指掌。至各集原本古今体诗，或分或不分。今汇为全集，概行分体，而仍标各集之名，以存其旧。虽其中次序，间有淆乱，然亦不甚悬隔也。

及第四则云：

公词有《湘真阁》《江蓠槛》两种。国朝王阮亭（士祯）、邹程村（祗谟）诸先生极为推许。又曾选入《棣萼香词》《幽兰草》《四家词》。俱未之见。今录公高弟王胜时（沄）所辑《焚余草》，益以散见别本者数阕，汇成一卷，并略采前人评语附之。俾读者知公乐府亦为填词家正宗，如宋广平赋梅花，不碍铁石心肠也。

寅恪案：王氏虽明知“诗文次序先后，关乎平生梗概”，但其“汇为全集，概行分体”则不免“其中次序，间有淆乱”，故今据每篇题目及篇中词旨，以推计时日，则王氏所云某集作于某年者，虽“不甚悬隔”，然今日欲考河东君与大樽之关系，于此区区时日之间隔，实为重要。兹录下列诸诗，大体固依王氏原编次序。若发现题目或词旨有未安者，亦以鄙意改定，不尽同于王氏原编次序也。详绎王氏所编《全集》中诗文，其次序先后，实如其所言“不甚悬隔”。独“诗余”一类，则兰泉因未见原本，仅从王沄所辑《焚余草》，略附散见别本之数阕，编成一卷。《焚余草》中之词，虽是乙酉至丁亥（即顺治二年乙酉至四年丁亥。）三年中所作，其间当无与河东君有关者。但散见他本之词，则必应有涉及河东君之作。盖大樽《诗余》，摹拟《花间集》《淮海词》，缘情托意，绮丽缠绵。观兰泉辑本，其中故国故君之思见于语句者不计外，尚有不少艳情绮怀之作。然则此类诗余似不止兰泉所言“散见别本者数阕”而已。岂胜时所辑之《焚余草》，其中亦羼入其师乙酉以前之旧作，而稍稍窜改，使人不觉其为河东君而作者耶？今日大樽词原本不得窥见。若仅就兰泉裒集残余之本，以考卧子与河东君之关系，实为不易也。又绎兰泉所编卧子《诗余》，其先后次序之排列，悉依字数多少而定，与作成时代绝无关系。如《二郎神》《唐多令》为卧子绝笔（据王沄《续卧子年谱》“顺治四年丁亥”条云：“三月会葬夏考功，赋诗二章。又作《寒食》《清明》二词，先生绝笔也。”），今王氏辑本《二郎神》其次序为倒数第二首，至《唐多令》则为倒数第二十四首。即是例证。职此之故，兹所选录卧子《诗余》，其编列先后，乃依据河东君《戊寅草》所载诸篇什作成时间，参以鄙意考定。不若所录卧子之诗，其排列时代之先后，尚是约略依据王氏辑本也。

周铭《林下词选·柳隐小传》云：

柳隐，字如是。归虞山钱宗伯牧斋。所著有《戊寅草》，云间陈大樽为之序。

徐树敏、钱岳《众香词·书集·云队·柳是小传》略云：

初为云间陈大樽赏识，序其词问世。虞山（钱牧斋）百计纳为小星，称河东夫人。遗有《我闻堂（室）鸳鸯楼词》。

寅恪案：周氏谓陈大樽为河东君《戊寅草》作序。徐钱两氏谓大樽序河东君词，当即指《鸳鸯楼词》。今日得见河东君《戊寅草》钞本，其中有诗、词、赋三类，首载陈子龙序。序中所言者为诗，而不及词。不知是否别有《鸳鸯楼词》刊本，而大樽为之序，未敢断定，尚待详考。然取《林下词选》与《众香词》对勘，则徐钱两氏所选六首，较周《选》多《垂杨碧》一阕，其排列次序亦有不同，而文字更有差异。今取河东君《戊寅草》参校，则周《选》排列次第及文字皆与《戊寅草》符合，而《戊寅草》亦无《垂杨碧》一阕。可证周氏实选自《戊寅草》。徐钱两氏之选本不同于《戊寅草》及周《选》者，其所依据，或即鸳鸯楼之单刊本耶？至《垂杨碧》一阕，其出处尚待考索，未能确言。其词云：

空回首，筠管榴笺依旧。裂却紫箫愁最陡，颠倒鸾钗久。

羡杀枝头豆蔻，闷杀风前杨柳。一夜金沟催叶走，细腰空自守。

今绎其词意，与《金明池·咏寒柳》词略同，恐是河东君离去卧子以后所赋，似非《鸳鸯楼词》中原有之作，殆为徐钱两氏从他本补入者。总而言之，无论《鸳鸯楼词》是否别有刊本，兹可推定者，《戊寅草》中所收之词，必包括《鸳鸯楼词》全部，或绝大部分在内。因《戊寅草》中诸词，皆是与卧子关系密切时所作。卧子于崇祯八年所赋诸诗，目为《属玉堂集》，河东君之以“鸳鸯楼”名其词，正是两人此时情景之反映也。

复次，考卧子平生文学，本属李、王一派，故深鄙宋诗。但于词则宗尚五代、北宋。兹不欲辨其是非，仅择录其有关论词之文，略见梗概。

陈卧子先生《安雅堂稿·二·三子诗余序》云：

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然斯时也，并律诗亦亡。是则诗余者，匪独庄士之所当疾，抑亦风人之所宜戒也。然亦有不可废者，夫《风》《骚》之旨皆本言情，言情之作，必托于闺襜之际。代有新声，而想穷拟议。于是以温厚之篇，含蓄之旨，未足以写哀而宣志也。思极于追琢，而纤刻之辞来；情深于柔靡，而婉娈之趣合；志溺于燕媠，而妍绮之境出；态趋于荡逸，而流畅之调生。是以镂裁至巧，而若出自然，警露已深，而意含未尽，虽曰小道，工之实难。不然，何以世之才人，每濡首而不辞也？

同书同卷《王介人诗余序》（寅恪案：王翃，字介人。见《明诗综·二二》及《明词综·九·小传》。此序可参沈雄、江尚质编辑《古今词话·词品上·原起门》所引陈大樽语）云：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其为诗也，言理而不言情，故终宋之世无诗焉。然宋人亦不免于有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非后世可及。盖以沉至之思而出之必浅近，使读之者骤遇如在耳目之表，久诵而得沉永之趣，则用意难也。以嬛利之词，而制之实工炼，使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圆润明密，言如贯珠，则铸调难也。其为体也纤弱，所谓明珠翠羽，尚嫌其重，何况龙鸾？必有鲜妍之姿，而不藉粉泽，则设色难也。其为境也婉媚，虽以警露取妍，实贵含蓄，有余不尽，时在低回唱叹之际，则命篇难也。惟宋人专力事之，篇什既多，触景皆会，天机所启，若出自然。虽高谈大雅，而亦觉其不可废。何则？物有独至，小道可观也。

同书三《幽兰草词序》云：

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寄慨者亢率，而近于伧武，谐俗者鄙浅而入于优伶，以视周、李诸君，即有“彼都人士”之叹。元滥填辞，兹无论已。

寅恪案：所可注意者，一为卧子言“北宋律诗亦亡”及“终宋之世无诗焉”，可见其鄙薄北宋之诗，至于此极。二为《幽兰草》乃集录李舒章、宋辕文及卧子三人唱和之词。颇疑几社诸名士为河东君而作之小令，即载是集中，惜今日未得见也。

又，今检《陈忠裕全集》及陈卧子《安雅堂稿》，不见有《戊寅草序》或《鸳鸯楼词序》。此殆为收辑卧子著作之人，如王沄辈早已删弃不录，遂使此两书皆未载。若今日吾人不得见《戊寅草》者，则卧子此序天壤间竟致失传矣。故全录之。

卧子《戊寅草序》云：

余览诗上自汉魏，放乎六季，下猎三唐。其间铭烟萝土之奇，湖雁芙蓉之藻，固已人人殊，而其翼虚以造景，缘情以趋质，则未尝不叹神明之均也。故读《石城》《京岘》《采菱》《秋散》之篇，与《宁墅》《麻源》《富春》之咏，是致莫长于鲍、谢矣。观《白马》《浮萍》《瑟调》《怨歌》之作，是情莫深于陈、思矣。至巉岩骏发，波动云委，有君父之思，具黯怨之志，是文莫盛于杜矣。后之作者，或短于言情之绮靡，或浅于咏物之窅昧，惟其惑于形似也。故外易而内伤，惟其务于侈靡也。故貌丽而神竭，此无论唐山班蔡之所不逮，即河朔汉南之才，雕思而多蒙密之失，深谋而益拟议之病，亦罕有兼者焉。故有媛远之略，而失在于整栗，此其流逸之患矣。有割曳之姿，而失在于壮溟，此其轻脱之患矣。夫言必诡以肆，气必傲以骋，文必奔腾而涌浏，义必澄泓而取寂，此皆非其至也。然可语于学士大夫之作，不可论于闺襟之什焉。乃今柳子之诗，（寅恪案：影宋本《白氏文集·三五》及《全唐诗·第七含·白居易三五·春尽日宴罢感事独吟》云：“春随樊子一时归。”卧子称河东君为“柳子”，盖本于此。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三八·朝云诗引》，亦作“樊子”。其他白集或他书所引，有作“樊素”者，误也。）抑何其凌清而瞷远，宏达而微恣与？夫柳子非有雄妙窅丽之观，修灵浩荡之事，可以发其超旷冥搜之好者也。其所见不过草木之华，眺望亦不出百里之内，若鱼鸟之冲照，驳霞之明瑟，严花肃月之绣染，与夫凌波盘涡，轻岚昼日，蒹葭菰米，冻浦岩庵烟火之袅袅，此则柳子居山之所得者耳。然余读其诸诗，远而恻荣枯之变，悼萧壮之势，则有旻（曼）衍漓槭之思，细而饰情于潴者蜿者，林木之芜荡，山雪之修阻，则有寒澹高凉之趣，大都备沉雄之致，进乎华骋之作者焉。盖余自髫年，即好作诗，其所见于天下之变亦多矣。要皆屑屑，未必有远旨也。至若北地创其室，济南诸君子入其奥，温雅之义盛，而入神之制始作，然未有放情暄妍，即房帷亦能之矣。迨至我地，人不逾数家，而作者或取要妙，柳子遂一起青琐之中，（寅恪案：《世说新语·惑溺篇》“韩寿美姿容”条云：“贾女于青琐中看见寿。”卧子以“青琐”代“青楼”，藉以掩饰河东君之社会地位。遣辞巧妙，用心良苦，特标出之，以告读者。余详第四章《论有美》诗节引《戊寅草》序文中鄙注。）不谋而与我辈之诗，竟深有合者，是岂非难哉？是岂非难哉？因是而欲以水竹之渺蒙，庭阶之荟蘙，遂可以伏匿其声援，而震怵其意气，此实非矣。庶几石林淙舍之寂，桂栋药房之艳，天姥玉女，海上诸神山之侈以巨，使柳子游而不出焉者可也。夫灵矫绝世之人，非有以束之，固不可。苟天下有以束之，亦非处子最高之致也。则意者挟沧溟之奇，而坚孤栖之气乎？夫道之不兼，斯遇之不两得者也。故舍飙驰而就淡漠，亦取其善者而已。使繇是焉，寰中之趣，其亦可眇然而不睹也夫。陈子龙题。

寅恪案：卧子推重河东君之诗，举北地济南诸家为说，引之以为同调。可知河东君之诗，其初本属明代前后七子之宗派，应亦同于卧子深鄙宋代之诗者。但后来赋《寒柳》词，实用东坡七律之语。至其《与汪然明尺牍》，亦引用苏诗，皆属北宋诗之范围，更无论矣。据此推之，足征河东君虽先深受卧子之影响，后来亦渐能脱离其宗派教条主义也。 qh+SjAWHhBo/asId4rlb18GRYr6G3GTElTjEcDLcCPJDZjo9fqSSLiRMHNnhVSV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