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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起西方阅读史研究典范的成熟与研究成果的丰硕，阅读史研究在中国还近乎荒地，大有开拓的必要。据笔者所见，除却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哲学界、文学理论界、图书馆学界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接受理论与阅读理论的译介外，中国大陆对西方阅读史具体研究成果的最早介绍，
可能是上面提及的留日学者李长声，主要是他于1992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从音读到默读》与1993年在《读书》上发表的《书·读书·读书史》两文。《从音读到默读》一文目的在于介绍日本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面向，开始先介绍日本文学研究者在1962年写的《从音读到默读——近代读者的形成》的价值，“是日本第一本揭出读者研究旗号的著作”，到1990年代“犹未被后来的研究者超越”。李文概括介绍了日本的文学研究者对读者问题的研究的大概情况，以及西方学术界相仿的研究取径，指出了“从音读到默读”这种变化在西方和日本的表现与意义。该文还介绍了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读者因素研究的理论成果，也引用了达恩顿《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一文，呼吁在书籍出版中要重视读者的因素。《书·读书·读书史》则概括介绍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由书籍史向阅读史研究的过渡情况，内容涉及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观点及其后来遭受的批评，还介绍了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著作与其个人情况。总的看，李长声这两篇文章虽然不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比较全面且到位地介绍了西方史学界、日本文学界研究书籍史、阅读史（李文称为读书史）的一些情况，并对有关的阅读史理论进行了点评，这在当时的中文学界，无疑是极具有先见之明的，也是弥足珍贵的。
另外，前举介绍西方书籍史研究的文章中也有曾提及阅读史研究的，如彭俊玲的《国外对印刷文字与书籍史研究的新动向》、彭俊玲、陈峰的《美国的图书史研究热》，可惜只有片言只语，无多大学术价值。以后一段时间，虽有图书馆学出身的学者对阅读史研究有理论上的介绍，但基本上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可以这一时期两篇讨论阅读史的文章为例。第一篇是王龙的《阅读史研究探论》
，该文是在李长声两文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也参考了其他相关的一些研究成果，综合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看法杂糅而成；遗憾的是，一些关键地方缺乏注释；另外，作者从不同地方转引了法国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的研究，没有仔细分辨，误将之当作两人，一处译为“沙杰尔”，一处译为查蒂埃尔。不过，该文的一些注释还是很有价值的。第二篇是王余光的《试论阅读史研究》
，该文则连基本的注释都没有，基本是在王龙的《阅读史研究探论》基础上推延出来，加之一些想当然的意见及转述，其学术价值不高。总的看，这两文都有不少对阅读及阅读史的曲解，如将阅读史当作读书史，或将阅读的含义等同于读书，将中国古代关于读书的一些看法等同于对阅读的看法，将阅读史研究等同于中国传统的书籍史研究，等等。当然，两文并非严格的学术论文，也没有发表在正式的史学期刊上，出现一些问题属正常，况且两文还是在一些方面描述了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个别面向，它们对阅读史研究的介绍尚属难得。可惜的是，以上所举的数篇文章貌似没有对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实践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在过去十五年间，我们没有看到一本关于阅读史研究的实证史学著述在大陆问世。
不过，欧美汉学界则比较早注意到了结合印刷史、书籍史、阅读史的文化史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晚明清初一段时间的书籍出版、传播和阅读情况，显示了“对更广阔的社会与文化问题的关注”。
[38]
如周启荣（Kai-wing Chow）的《近代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力》（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
，周启荣和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合编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印刷与书籍文化》（
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晚期中华帝国》（
Late Imperial China
）杂志则早于1996年就推出了“晚期中华帝国的出版与印刷文化”（Publishing and the Print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专号
[39]
，里面收录了弗里德曼（Friedman, Jill A.）、贾晋珠（Lucille Chia）、包筠雅、卜正民（Timothy Brook）、周启荣、贝尔（Bell, Catherine M.）六位作者的六篇文章。以上这些研究成果都受到当今西方正在盛行的文化史研究影响，吸收了诸如布尔迪厄、夏特里埃这样的学者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面涉及中国出版文化的各个方面，从书籍生产到播散，从书商的出版策略到读者的阅读实践，从善书到戏剧、小说、家谱、异端文类，到明代的“图书馆”，再到19世纪的畅销书，从一般文人群到诸如顾炎武、黄宗羲这样的大儒与他们同印刷的关系，从书价到出版业的运作情况，从文学出版市场到其他非汉族语言的印刷文本，从印刷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到与教育、文化、社会的关系，等等，方方面面的情况皆有涉及。周启荣在其研究中还特别指出：印刷的文化史研究与阅读史研究正在进入中国史学家的议程，这些新的研究取径有助于修订往昔对于晚明思想史的习惯看法；周还提醒研究者一定不能忽略对读者接受层面的研究。
[40]
虞莉的博士论文《中华帝国晚期的阅读史，1800—1800》，
太过宏观，论证也非常简单，学术价值有限。值得注意的是梅嘉乐（Barbara Mittler）研究早期《申报》的专著——《一份为中国的报纸？上海新闻媒介的权力、认同和变化，1872—1912》，其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研究中国近代时期报刊的阅读情况。她认为研究报刊“必须考虑那些购买与阅读报刊的人”。梅嘉乐以《申报》为中心还就媒体如何定义读者、如何描述女性读者以及当时报刊的女性读者情况、她们阅读后的反应等情况进行了研究。
[41]
芮哲非（Christopher A.Reed）的《古腾堡在上海：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1876—1937》（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
一书，显然从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吸收了灵感，
讨论了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建构作用。该书内容涉及面很广，从印刷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到上海石印技术的黄金时代（1876—1905年），从上海的书店到文化街到印刷工人到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从教科书到图书市场，从印刷观念、印刷技术到印刷的组织模式，乃至到印刷对文化、对教育、对政治的影响，都有涉及，但书中问题也不少，一些史实性错误也颇多。包筠雅推出的《文化中的商业》一书，
[42]
同样从出版与印刷角度探讨17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国著名的雕版印刷中心之一——闽西四堡的印刷与书籍贸易情况，包括研究邹氏和马氏两个印刷家族的历史、四堡印刷工业的结构、印刷企业的竞争、书籍的售卖路线、分销店、四堡的印刷和书籍售卖企业与清帝国经济的关系、对儒家思想传播的作用，印刷的原料、印刷书籍的各个类别、印刷质量、书籍价格等；作者最后还讨论了清帝国时期印刷文化的扩散及其对士大夫、社会地位与政治权力的影响。包筠雅认为四堡的印刷业揭示了清代印刷文化的两个主要趋势：商业木版印刷在向当时没有被商业出版文化影响到的内地乡村和偏远地区扩散；书籍在向这些地区不同阶层的大众进行着社会渗透。
[43]
惟作为两本印刷史专著，同稍早贾晋珠研究宋元明时代福建建阳出版业的书——《为赚钱的印刷业：11—17世纪福建建阳的商业印刷者》（
Printing for Profit: The Commercial Publishers of Jianyang, Fujian [11
th
—17
th
Centuries]
）
一样，它们皆不重视对读者接受层面的考察。再如美国学者周绍明（Joseph P.McDermott）的新著《中国书籍的社会史：晚期中华帝国的书籍与文学文化》（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 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该书借用社会学的手段，主要关注书籍在晚期中华帝国文化中的吸引力，以及书籍与文化权力、社会、经济阶层之间的复杂关系，着重研究11—19世纪之间中国书籍在技术、学术和社会关系方面的重要变化，书中既有对印刷技术在中国的产生、演变、书籍与文学文化的播散之类的宏观考察，也有对钱进仁这样的藏书家、学者进行个案研究。
美国学者的书籍史研究文章被译为中文的也有，如季家珍（Joan Judge）关于晚清的教科书与国民读本的研究
，芮哲非关于印刷史与出版史对中国研究意义的讨论
，包筠雅对清代印刷业的扩散与出版发行网络的研究
；这些研究都比较侧重于出版与印刷对于大众的文化意义，以及它们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亦是欧美汉学家关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探索。
台湾学者对晚明书籍史的关注也比较多，特别是关注晚明出版的日用类书、书画谱、笺谱、版画插图之类通俗书籍，从消费、大众文化、艺术史的角度来考察书籍的生产、传播。
如王正华的《生活、知识与文化商品：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与其书画门》一文，作者希望以晚明福建版“日用类书”为中心，将之作为文化商品，藉此探索民间大众阅读文化的情形，并对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限于有关读者阅读回应材料的匮乏，该文对读者层面的分析着墨不多。
在台湾这些年来的书籍史研究中，以王尔敏的成就较大，从前些年对《圣谕广训》《点石斋画报》的社会史研究
，到近年来他对明清以来中下层人士所著书籍的收集、研究工作，发掘出了一批比较罕见的书籍史资料，如《酬世锦囊》《营谋小集》《庄农杂字》《鲁班经》等书籍，王氏希望从这些书籍中发掘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思想状况。王尔敏的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先后发表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等刊物上。
另外，他还指导学生吴蕙芳，去做《万宝全书》这类明清百姓日用书的研究
。其他像王飞仙的《期刊、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五四前后的商务印书馆与〈学生杂志〉》
，其中亦援引到西方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并对一些读者因素进行了探讨，可其目的主要在探讨出版与社会文化变迁的互动。台湾学者的这些书籍史研究成果虽然比较接近阅读史研究取径，但主要还是文献学、消费史、社会史、出版史的研究。
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打出阅读史研究旗帜的中国学界的成果正式问世是在2005年9月。潘光哲在台北的重要史学杂志《新史学》上发表了《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
，潘氏在该文里通过对晚清士人读书世界的考察，描述了他们的阅读活动与思维/观念形成之间的互动过程，并结合既有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就如何书写19世纪中国士人的阅读史提出了若干意见，希望“透过阅读史的取向，我们可以深入地了解晚清士人是怎样藉着各式各样的阅读/思想活动为他们的生命寻找意义，编织自己的‘意义之网’（the web of significance）”
。并且作者身体力行，目前正在围绕《时务报》与“华盛顿”、《独立宣言》这两个符号，试图写出《时务报》的文化史，详细梳理“华盛顿”、《独立宣言》这两个符号在近代中国的复杂演变脉络。
潘光哲还在2005年9月出版的《思与言》杂志里主编了一期“近代中国的阅读、出版与文化”专辑，专辑收录了四篇研究近代阅读史的实证文章，分别为孙慧敏：《翰林从商：张元济的资源与实践》，李仁渊：《新式出版业与知识分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为例》，周叙琪：《阅读与生活：恽代英的家庭生活与〈妇女杂志〉之关系》，余芳珍：《闲书消永日：良友图书与近代中国的消闲阅读习惯》，加上潘氏为之撰写的《导论》。这些阅读史研究成果中的前三篇都是围绕知识精英展开，讨论了阅读与思想、阅读对于他们人生的影响以及这些人后来的文化活动。其中孙慧敏文较侧重于张元济的文化身份和他从事的出版活动，使得该文与其说是一个阅读史研究，不如说更像是个人物研究。李仁渊文以包天笑为例，对晚清上海书籍或报刊的被阅读、被传播情况进行了一些考察。周叙琪文还重点讨论了《妇女杂志》的读者与作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余芳珍文以《良友画报》为主，兼及良友图书公司、商务印书馆等，讨论读者阅读《画报》后的回应，以及其中良友图书公司的作用，进而揭示由此呈现出来的民国时期上海的消闲阅读习惯与晚清以来的消闲阅读文化
。上述这些具体的个案研究运用习见的资料，加之以独出心裁的解读，从不同侧面为我们揭示出了一些不太为我们所知的近代历史图像，初步展现了阅读史研究的魅力。或可说，潘氏的《追索晚清阅读史的一些想法》一文及《思与言》这个阅读史专辑的诞生，标志着阅读史研究在中文史学界的正式兴起。
必须补充的是，早在上述这些研究出现之前，中文学界也有一些研究涉及晚清中国书籍报刊的发行、传播，书籍报刊与教育、学术、文化的关系，作者、译者、编者、出版者与书籍的关系，稿费制度，书籍广告，书籍文体，书籍制度与版权制度，书籍的价格、成本、插图、购阅者，不同藏书楼、图书馆的发生和收藏情况，出版机构的历史及其运作和社会影响，出版家的历史及其与出版机构的相互关系，书业组织，书籍装帧、版式、版本的变化，等等方面的情况。较具代表性的有：来新夏等著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邹振环的《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
、《江苏翻译出版史略》
、《20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
、《译林旧踪》
，李仁渊的《晚清的新式传播媒体与知识分子》
，陈林的《近代福建基督教图书出版事业之研究（1842—1949）》
，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叶再生的《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1卷）
，汪家熔的《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汪家熔出版史研究文集》
，李明山主编的《中国近代版权史》
，廖梅的《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
，季家珍的《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的改革文化》（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
，等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除张静庐编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
中已经收集到的一些，其他还可以举出不少：姜义华的《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同盟会——上海孙中山故居西文藏书的一项审视》
，周昌寿的《译刊科学书籍考略》
，张朋园的《广智书局（1901—1915）——维新派文化事业机构之一》
，盛巽昌：《广智书局和它的出版物》
，王树槐的《清季的广学会》
，唐文权的《关于〈革命军〉的借资移植问题》
，宋莉华的《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
，陈建明的《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物的传播概况》
，张宗文的《晚清官书局的图书发行》
，邹振环的《晚清西书中译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与晚清西史东渐》
，桑兵的《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
，李明山的《20世纪初中国版权问题论争》
，张敏的《从稿费制度的实行看晚清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育》
，潘建国的《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
、《清代后期上海地区印刷文化的输入与输出》
，等等。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面列举的研究成果，对于整个中国近代书籍史乃至出版史、印刷史、新闻史的研究情况来说，实在是挂一漏万，展现的不过是近百年来书籍史（包括印刷史、出版史、新闻史等）研究成果的冰山一角，笔者这里实在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将既有的相关研究罗列无余。
总体来看这些提及和未提及的研究成果，个别研究或许还存在这样那样的未尽如人意之处，在方法论及史料的利用拓展上也可能存在争议和不足，但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些学者已经受到新的学术潮流的影响，从新的角度来处理有关问题，超越于纯粹的技术层面的书籍史或出版史、印刷史、新闻史研究，研究书籍报刊（出版、印刷）与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少研究业已触及读者层面，呈现出与传统书籍史研究不同的研究取向，这无疑是可喜的现象。同样，这些研究成果也与西方近50年来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关注点相似，反映着近些年来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的深入程度。由于旨趣各异，对于读者如何阅读及阅读实践变化的关注非他们所重视。因而，这些研究各有所见，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思路与视角，严格说，这些作品也不能作为中国近代阅读史的研究成果来看待。
对比西方阅读史研究关注的问题，前举《思与言》杂志上刊发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成果就与之大相径庭了。当然如达恩顿之言：“阅读有其历史，但它在各地并不相同”，而且“阅读的历史同思想的历史一样复杂”。 [44] 相比于西方的历史脉络及人文传统，中国前现代的历史自然是有其“中国特色”，其演变轨迹与路径依赖程度明显不同于西方。比如，随着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平常人可得到的书籍数量、种类日益多样，西方近代的阅读方式可能有这样三个转变：
从朗读到默读，从公开阅读到私下阅读，从缓慢的精读到快速的泛读——也就是常被称为18世纪“阅读革命”的问题。 [45]
而这三个转变又是同现代性的发生成长有莫大关系的。但在近代中国，阅读方式就未必有这样的转变。同样，中西方在阅读习惯方面，也多大相径庭之处，如在近代欧洲旧制度下，阅读经常是一个集体和公开的活动，这种情况在前现代的中国亦不显著。又如，近代欧洲诸国并立，各有其民族语言：
但书籍本身却不甘于局限，不管是在语言上或是国界上。书籍经常被来自国际文坛的作者书写，并被不使用其本国语言的印刷工人印刷，被发售商跨国界贩卖，被持另一种语言的读者阅读。 [46]
但在前现代的中国，其出版的书籍中的一些虽然也会被运到日本、韩国、越南等地贩卖，被当地懂汉语的人阅读，总起来看，书籍的主要销售地还是在中国，其主要读者也是中国人。这时，中国与周边这些国家的文化交流不是对等的，可以说是输出——接受的关系。这些国家当时还没有民族语言，且受汉文化影响极深，汉语就是他们中间最通用的语言；这些国家的作者也主要用汉文写书，他们写的书，只有极个别能流传到中国。
西方对下层民众的阅读史研究很多，对于当今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来说，要想开拓这方面的研究就很困难，因为中文世界学者面临的材料缺乏问题远超过其西方的同侪。尽管中国有许多关于精英阅读情况的资料保留下来，但中国缺乏像近代西方那样保存下来的许多下层人士的资料。且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都不一样，这也增加了研究下层百姓阅读史的难度，类如Martyn Lyons那样的做法，在研究前近代中国阅读史时可能并不适用，毕竟当时中国的识字率与公共图书馆的普及程度都不可与19世纪的法国同日而语，下层民众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更是极端稀缺。因此，受到资料的束缚：
我们或许未必能够完全精确地建构读者（特别是未曾留下文字记录，因而在历史舞台上“失语”的贩夫走卒或是妇女等群体）的阅读与思想经历的内在面向（inner dimension）的变化。
这也就不难理解既有的中国近代阅读史研究为何依然立足于精英层面，对于更广大的中下层受众，则注意不够，或几乎没有道及。对于大众文化与集体心态的研究者来说，这样停留于精英层面的研究自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关于下层人士的材料虽然欠缺，但不是没有，而且我们还可以从新角度来使用旧材料。当然，上述这些研究者，各有其兴趣所在，研究下层人的阅读史非其关怀，理无足怪。
以上仅粗粗说明阅读史在中西方的差异，旨在说明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问题，未必适合“中国特色”，至于更复杂的关于中西阅读史研究的比较及西方阅读史研究中存在的一些争议，则要专文详细考察。不过，这些情况已足以说明中国阅读史研究处理的主要问题与西方阅读史研究相比，有不少大异其趣的地方，因此正如潘光哲所言：“西方‘阅读史’的既有成果，不该是开展‘晚清阅读史’时完全奉之为尊的邯郸学步，而应仅以刺激研究者个人的思路为导向视之。”
中国阅读史的研究者应该取长补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既有书籍史研究的基础上，积极开拓阅读史的研究。但如何拓展这方面的研究呢？下面结合自己的关注点，特别是拙著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一些简单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