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阅读史

必须声明的是，阅读史中所说的阅读不完全等同于读书，阅读的对象远比读书的对象来得丰富。阅读针对的是文本或媒介，文本或媒介并不只表现为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它可以包括文字、图像、口语、图片、印刷、音乐等表现形式，乃至于声像材料、电影、电视节目，甚至任何一种计算机储存的信息、碑铭、唱片等各种形式。 ^[19] 书籍只是文本或媒介的一种形式，实际上，书籍与文本的关系非常复杂：

在一些传统中，文本先于书籍，文本独立于书籍而存在，文本主要通过口述来传播，它或是具有产生自某些说唱活动的诗歌作品的可塑性（荷马传统的元古阶段），或是具有借助某些特殊技术强化的书面储存的固定性（例如古代印度的吠陀）。而在另一些传统中，文本是同书籍不可分离的，在这样的文本中，物质的对象被赋予某种内在的价值，而这种内在价值可能影响作为其载体的文本传播方式。

因此，如夏特里埃所言：“事实上，我们应该将口头传播形式和肢体传播形式考虑在（阅读之）内。” 而从阅读的本质及效果看，像达恩顿指出的那样：“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 另外一位阅读史研究者曼古埃尔（Alberto Manguel）甚至将人类感知外界的一切行为都称为“阅读”：

我们每个人都阅读自身及周遭的世界，俾以稍得了解自身与所处。我们阅读以求了解或是开窍。我们不得不阅读。阅读几乎就如同呼吸一般，是我们的基本功能。……一个社会可以没有书写而存在——很多社会的确就是如此，但是没有社会可以缺乏阅读而存在。

当然，如果将“阅读”视作一种主体对外界的认知过程来言，这样的说法也未尝不可。在此意义上，我们甚至都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了，因为历史研究无非是研究主体对于过去遗留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不过，这样就把阅读史的领域搞得太宽泛了；如此宽泛的结果就会导致：既然一切历史都是阅读史，那么很可能就没有历史是阅读史。故而，我们这里说的阅读史研究中的“阅读”，其含义显然不同于曼古埃尔惊人之论中的意思。若如此，标出阅读史研究的口号又有什么意义呢？

对阅读史研究者极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还是属于法国学者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他对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地位之讨论，给阅读史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灵感。在德·塞托看来，人们对阅读存在许多误解：阅读不仅是消费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基本的一个方面。 ^[20] 在对阅读和书写在西方历史中的关系进行了一番考察后，他认为，通常认知到的书写是制造文本，阅读就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

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组织要适应它力不能及的读者之意见。文本之为文本，只赖于它与外来读者之关系。 ^[21]

在现实中，作者的写作还有意无意地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他（或她）会受到读者回应的影响与制约，从而再次阅读或修订原来的文本。他（或她）也会设身处地地把自己作为真实的“读者”，通过“移情”作用，来“神会”作品的感染力。没有作者能写出一个缺乏读者参与的文本，读者与作者一样，实际上也是作品的创造者。 ^[22]

阅读是一种读者主体性得以发挥的创造性过程，这种创造“并不能化约成文本作者或书籍生产者的意图”。 读者经常会从阅读中得到文本自身预设意义之外的东西。这是因为：

文本之意义及对之进行的衡鉴，会随时间、地点与读者的个性特征而改变。没有读者阅读文本时会不抱有体验与期望，超越于文本的收获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些体验和期望发挥作用的结果。 ^[23]

归根结底，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就是一个努力在寻求意义的参与过程。读者对阅读品采取的阅读方式及诠释策略，反映着也受制于读者的“心路历程”和既存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对一个文本的阅读，总是伴随着以往曾经阅读过的文本。资料已经储存在读者的文化库存中，等着被运用。” 藉此文化资本，读者才得以实现文化消费，以及文化的传承与再创造，阅读之意义于此才得到凸显和再生产。但在本质上：

读者接受的既非某个特定作者的立场，也非任何别的作者的立场。他会发明出一些不同于原作者已赋予文本的东西，他会从源头来拆散文本，他会把这些碎片联结起来，藉此组织一个可以容纳无限多元意义的空间，以产生未知的东西。 ^[24]

当然，这样的说法并非就意味着读者的主体性及自由度是毫无限制的，借用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和“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概念，读者的阅读嗜好受制于其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是同读者的财富与社会地位、教育背景、文化继承等多种因素紧密相关，他或她不可能脱离于其所在阶层的“共同习性之表达”（the express of a common habitus）。 ^[25]

更进一步说，文本或媒介同样能引导或误导读者，文本或媒介的内容、叙述策略、样貌、价格、发售方式、获得渠道、广告策略等因素都会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同样，“一个文本的寿命越长，则存在于该文本后来的读者以及其预设的读者群、最初的读者群与可能的读者群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一个文本的影响在地理与文化上的‘传播’越广阔，则存在于可能的读者群之间的差别就越大。上述两个差别越大，从同一文本读出不同之可能意义就越多，尽管有些意义之间也许会相互抵触。” ^[26] 职是之故，阅读史研究将不得不考虑文本羁縻读者的这些方式。

于以上可知，我们既不应该将“阅读”无限扩大化，同样也不能将其狭义化。我们不能将阅读的形式仅局限于阅读书籍和报刊等纸类媒介，阅读活动的参与者决非只限于印刷符号的读者，文盲同样也能阅读，看电影、看电视、上网都是阅读的形式；同样，阅读不应只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图画就是文盲的书籍，听大书、听戏等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 ^[27] 所以，在一些阅读史研究者看来：

阅读史也不应该局限于考察我们现在所读的，默读的等凭借眼睛来阅读的东西的系谱。阅读史的任务可能首先是追溯那些在当下已经被遗忘了的过去的阅读姿态、已经消失的阅读习惯。这是一个重要的任务：它不仅能揭示曾经在过去是很普通的实践的久远性与陌生性，还能描述在今天的读者中已经不再习惯的却构成文本最先的、特殊情貌的阅读模式。 ^[28]

因而，阅读史明显不同于书评、文艺批评、文学评论和文学鉴赏，也不同于文学史、史学史、哲学史、文献学史这类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史研究。简单点说，阅读史就是研究过去人阅读实践的历史，研究如何阅读文本、研究人与阅读之间关系的历史。不过按照人们习惯的说法，阅读总是要和书等纸质媒介联系起来，阅读史就常常被称作研究过去人如何读书的历史，但在本质与效果上，阅读的历史不是读书的历史，更不是被阅读物的历史。

事实上，作为文化史中的一个新领域，阅读史研究是从现代西方学术脉络里衍生出来的，主要是藉对过去书写的历史与书籍史（文本发生史）的关注，来强调书写及书籍（文本）之于人的意义。相比于传统的书籍史、出版史等名目的研究，阅读史更注重阅读和生活、社会、性别、权力的关系，包括读者在阅读中扮演的角色，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心态、阅读习惯等方面的变化，读者对书籍（文本）的使用，以及印刷和出版的文化意义，诸阶层间文化互动关系等方面。美国阅读史研究者达恩顿曾对西方阅读史的研究有一个比较精炼的说明和规划。他认为阅读史研究不仅要关注是“谁在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间读”等问题，还要回答更困难的问题：“为什么读”、“如何读”等问题。 ^[29]

在达恩顿本人的阅读史研究中，他不仅关注像《百科全书》这样的启蒙运动巨著在18世纪法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情况；还关注当时的色情书、被禁的畅销书等大众通俗读物，这些书籍在别人看来根本不登大雅之堂，鲜去注意，更不会费心去研究。但在达恩顿看来，阅读这些印刷品的人也许更多，它们“或许比之名家的杰作更加深远地表达和影响了过去某个时代的心态”。 因之，达恩顿本人非常注意将阅读史研究与心态史研究相结合，藉对阅读史的考察，揭示某个人或某群体的心态、思维方式，这种研究取向非常鲜明地体现在他的《猫大屠杀》一书中：

本书探讨18世纪法国的思考方式。书中试图陈明的不只是人们想些什么，而且包括他们怎么思考——也就是他们如何阐明这个世界，赋予意义，并且注入感情。探究的途径不是遵循思想史的高速公路，而是深入文化地图尚未标示的一个领域，在法国称之为“心灵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又可译为心态史，笔者注）。

而阅读的概念则是串连《猫大屠杀》一书的一贯之道。于以上达恩顿的夫子自道我们可得知，他这种研究路径实是“其来有自”，同年鉴学派的主张大有瓜葛。

对心态史的研究本来是第一代年鉴史家布洛赫（Marc Bloch）和费夫贺（Lucien Febvre）非常重视的，他们并且在这方面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 ^[30] 但在年鉴学派第二代巨擘费尔南多·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的主持下，年鉴典范发展到如日中天的地位，经济史与社会史成为更重要或更基本的层次，政治、文化与智识生活只构成了历史经验第三层次，附属于物质、经济和长时段变化的层次，心态史和其他形式的文化史不是完全被忽视，而是被贬谪到年鉴事业的边缘，他们即使关注心态，也是把心态史作为他们主张的“总体史”（total history）中的一个维度，通过长时间的经济、社会结构乃至于环境等因素，用量化的方法来表明人们心态的变化，“过度仰赖文化的量化，同时低估了社会互动的象征要素。” 因为心态的变化不会像政治事件或经济数据那样有比较精确的日期与数字，心态的变化很难有确切的记录和数字来直接说明。因此，在1960—1970年代，“一种重要的兴趣转移发生了”，不只有一位年鉴史家的智识路线从经济基础转到文化“上层建筑”，“从地窖升至阁楼”。其中原因或许出于对学术领袖布罗代尔如此规划历史学研究疆域的不满，更可能也许是一场更大范围内反动的一部分，即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之反动。 在此种情况之下，第三代年鉴史家走向文化史研究。对于新一代的年鉴史家来说，心态或文化已经不能再被规划到历史经验的“第三层次”了，在他们看来，第三层次根本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相反，它是历史事实的一个先决因素，因为心态结构不能被化约为物质因素。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能优于或决定文化因素，其本身就是处于文化生产和文化实践中的。所有实践，不管是经济或文化实践，都端赖于文化或心态为之再现，或者仰仗个人感知世界使用之符码。 ^[31] 新一代的年鉴史家如勒戈夫（J.Le Goff）、拉杜里（Le Roy Ladurie）等人纷纷转向心态史研究，并有像拉杜里之《蒙塔尤》（ Montaillou ） 这样经典的心态史研究成果问世，勒戈夫自己还撰写了《心态：一种模糊史学》 这样讨论心态史的理论文章，试图弥补因计量法的滥用而遭受伤害与挫折的心态史研究。

心态史在法国的复兴自然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史学者，包括阅读史研究者，而把阅读史与心态史相结合，也是目前文化史研究中的常见路数。 ^[32] 这不仅因为在考察阅读实践时，势必要跟读者的阅读心态变化联系起来——“阅读的历史或阅读的人类学迫使我们去面对外来心灵的异己性”， 心态史研究本来是从思想史领域中延伸出来的，可以弥补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缺陷，当思想史研究不再集中于精英时，心态史研究就更有用武之地，重点关注平常人对待日常生活的心态。 ^[33] 同样还由于，阅读史也非常关注对大众心态的解释，阅读史与心态史研究的结合，可以加强文化史研究的深度。因为不同读者的读书方式虽然不同，读的书籍也不一样，但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的读者，他们都分享有大致类同的文化传统、生活态度与价值观，他们所阅读文本的文化构成、叙述方式，以及他们理解、阐释文本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仿的，“每个时代的人都在一个由相似的传统、意见和习惯组成的基本环境中成长，他们不能摆脱这些东西的桎梏。”

进言之，一定时间内的心态变化同书籍史研究一样，不可能用数据就判然而解，光靠事实或数据只能在周边打转，难入堂奥，心理活动必定是个人的，外人跟后来者是很难琢磨的，“心态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个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 但它会体现在日常行为中，它会透过一些蛛丝马迹特别是思维方式、象征符号表现出来，只要凭借缜密细致的解读——尤其是借助人类学手段，我们才有可能再现它。而阅读史的研究，则是我们解读历史上人们的心态及其变化的便捷手段，金兹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和虫子》（ Cheese and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 ^[34] ，达恩顿的论文集《猫大屠杀》，特别是其中的三篇文章《农夫说故事：鹅妈妈的意义》《工人暴动：圣塞佛伦街的猫大屠杀》《读者对卢梭的反应：捏造浪漫情》，可以说都是结合心态史的阅读史研究典范。

需要补充的是，近五十年来，受到后现代主义与相关学术思潮的冲击，加之国际风云的变化和日益汹涌的全球化浪潮，近代以来盛行的“理性”、“进步”的现代性观念跟启蒙模式的大写历史叙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渐成强弩之末。多元文化主义（multculturalism）兴起，“虽小道亦有足观”（Small is Beautiful），过去曾被史家们忽略的许多“土著”与边缘群体也不再“失语”（voiceless），他们越来越要求历史书写里要有自己应有的地位。这些情况都促使历史学家的关注点扩大为不仅包括权力的中心和社会的上层，还更要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再现”多元的观点和声音。 ^[35] 西方史学界于是开始了一场“来自下层”的史学革命。 ^[36] 这种趋势反映在西方阅读史的研究上，就是西方阅读史研究非常关注对中下层知识分子、对一般老百姓的阅读史研究，而不再将目光聚焦在社会上的精英分子。然而新问题一出现，新挑战也随之而来，就是对于中下层人士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势必会遭遇材料方面的瓶颈（当然，这个问题对整个东西方的阅读史研究乃至对下层人士的历史进行研究时都同样存在）：

普遍缺乏直接的原始资料（读者不会自我描述），实践上完全缺乏成系列的可感的原始资料，以提供一个统计学上的真实形式。相反，只好运用那些间接的原始资料构建出习俗及其可能的含义的类型学。一部阅读史需要求助于整个社会文化的标志（居住形式的类型，各社会职业类型及宗教隶属等的人口分布，扫盲，入学，印刷品的发送网络），档案的分析（死后财产清单、通信、目录、私人财产等等），肖像学，建筑考古学，当然更不能忽视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本身。

不过，西方阅读史研究遇到的材料问题严格来说或许并不那么严重。在西方，毕竟还有保留下来的诸多关于下层民众的记载（而这些记载在中国大都付之阙如），如时人的出生记录、遗产登记、婚姻登记、签名，教会或官方的审讯记录，乃至18世纪以后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书商的售书目录，一般人物的自传、回忆录、书信、日记、财产清单、购书记录等材料，是故，西方学者对于中下层老百姓的阅读史研究有非常优秀的成果。其中，美国史家达恩顿就曾通过对流行于近代欧洲的民间故事及其不同流传版本的考察与阐释，解决了关于下层民众阅读情况遗留材料不足的问题，揭示出了18世纪欧洲农民特别是法国农民的阅读世界、处世策略和生活面貌，以及由此呈现出的集体心态与思维方式。 夏特里埃的《“他者”的角色：启蒙运动时期的农民阅读》（“Figures of the ‘other’: Peasant Reading in the Age of the Enlightenment”） ^[37] 一文也探讨了启蒙时代法国农民的阅读问题。该文主要关注三个问题：教区牧师将收藏的书籍借给教民吗？农村居民有阅读的嗜好吗？哪些书籍在当时更容易被阅读？且该文还探讨了农民的阅读方式、阅读的用处以及阅读与生活的关联。夏特里埃这里大量使用了当时知识精英对于农民阅读的看法和当时留下的图书馆借阅记录。Martyn Lyons在其《19世纪法国的读者与社会：工人、妇女和农民》（ Readers and Society in Nineteenth-Century France: Workers, Women, Peasants ）一书中，用传记、回忆录以及图书馆的借阅记录等材料，探讨了19世纪法国工人、农民和妇女的阅读情况与心态变化，亦是很有价值的尝试。西方其他优秀的阅读史研究成果还有如金兹堡的《奶酪和虫子》，夏特里埃的《书之秩序》（ The Order of Books: Readers, Authors and Libraries in Europe Between the Four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近代法国早期印刷的文化用途》（ The Cultural Uses of Print in Early Modern France ） ，阿伦（James Smith Allen）的《透过大众的眼睛：现代法国阅读史，1800—1940》（ In the Public Eye: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Modern France, 1800—1940 ） ，卡瓦罗（Guglielmo Cavallo）和夏特里埃合编的通史性著作《阅读史在西方》（ A History of Reading in the West ）等。 yW+xK8y+OZijZAKl5f7rXtFr5/eG17JfTLXwOotubeCtQ3F+uHu/xbm7GVO1XHD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