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书籍史研究

在中国，留存下来诸多种关于书籍的各种论述和体裁，如艺文志、经籍志、购书记、卖书记、藏书约、书目、书跋、书序、题跋、书志、书刻、书约、校勘记、注疏、补遗、章句、疏证、读书记、书话、词话、诗话、评点、夹注、眉批以及有关禁书、焚书、藏书、书厄的表达，书籍地位之崇高自是不言而喻，人们如何认识和应用书籍所关尤大。相应地，关于中国书籍史（History of book）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大观，举不胜举。

不过，总体上，研究书籍的历史势必和出版史、印刷史、传播史的研究不可分离。因为书籍不仅有其自身物质层面的构成因素，还有书籍被印刷、采取的出版策略、如何到达读者手里等层面的因素。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从有关中国的书籍史或印刷史、出版史的书目及研究述评中看出来。比如著名中国书籍史研究者钱存训（Tsien Tsuen-hsuin）曾做过一个非常珍贵的索引——《中国印刷史书目》 ，该书目中就既搜罗研究中国印刷史的著作，也同样收入研究中国书籍史、出版史的著作，所收研究成果大致反映了近百年来中国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研究的情况。同样，出版史的书目也会收入印刷史、书籍史的著作书目，大陆学者范军也辑录过一个《出版文化史研究论著目录（2000—2004）》 ，就是如此。至于一些相关的研究述评同样如此，如张志强与潘文年的《20世纪中国书史研究回顾》 、魏玉山的《出版史研究百年沿革》 、程焕文的《建国以来晚清图书馆学术史研究综述》 、肖东发和袁逸的《20世纪中国出版史研究鸟瞰》 、肖东发的《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等等综述，亦同样讨论书籍史、印刷史、出版史的著述。由以上书目及学术述评可知，中国书籍史研究与印刷史、出版史研究密不可分，传统的中国书籍史研究，也往往指的是与书籍相关的印刷、出版、销售等层面的研究。

在西方，亦存在上述这种情况，书籍史研究同样与出版史、印刷史甚至是新闻史、传播史等领域不可分割，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从其有关书籍史、印刷史的书目中看出来，更可从有关书籍史研究所处理的问题中看出来。 ^[1] 相比于中国书籍史研究成果的丰硕，西方的书籍史研究成果也毫不逊色，且在理论与方法论层面的探讨更多，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书籍史有很大借镜作用。 ^[2]

自文艺复兴以来，关注书籍本身、书籍的生产、藏书、图书馆等方面的西方书籍史研究就很活跃。 20世纪50年代法国年鉴学派兴盛以后，西方书籍史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可以1958年费夫贺（Lucien Febvre）与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法文版《印刷书的诞生》 ^[3] 一书为标志。该书自出版以来，已经被公认为书籍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同时也是年鉴学派的研究典范在书籍史领域的预演。该书比较全面地分析了欧洲书籍的生产、印刷、排版、装帧、成本、运作、地理分布、书籍制度、发行、消费、社会影响以及相关环节的情况，还有其背后的经济情况，既有对书籍技术层面的考察，又从社会的角度来讨论书籍与人、与社会的关系，采用了统计学、教育史、文化社会学的方法，打破了传统书籍史侧重于书籍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研究的状况，初步确立了年鉴学派的书籍史研究典范。后来，这种书籍史研究取径又被一批法国学者如孚雷（François Furet）、杜普隆（Albert Dupront）等人发扬光大，从而正式形成了这种书籍研究的社会经济史模式。 这种典范正体现了当时年鉴学派的巨大影响。然而通过研究书籍在不同地区的传播数量，来展现欧洲国界的变动以及不同地区民族意识发生情况的实证主义做法，自然是富有争议，因为购书的读者不一定读，读书的人不一定买，一本书不一定只被一个人读，一个人也不一定只读过一本书，这些情况是很难被统计出来的。年鉴学者夏特里埃（Roger Chartier）和罗切（Daniel Roche）在《书籍史》一文中就对此典范进行了一些批评，“近代书籍的交易相对说来不受经济发展趋势的影响”，对书籍出版发行的“计量分析法难以使我们了解发明创造和彻底革命的情况，而只能使我们了解到被认可了的革新情况。” 对书籍的分析，“还必须辅之以对读者群的社会组成有个比较透彻的了解，书籍史在注意到文化社会学发展的同时，还力图确定出版物的传播规模，力图根据不同类型的读者群确定一种知识类型结构。” 夏特里埃后来还对这种典范继续反思道：“特别是，当一位读者面对一个文本时，他如何构造其中的含义，他如何把该文本变为自己的东西？” ^[4] 进言之，如《印刷书的诞生》这一著作表明的那样，印刷书是“变革的推手”，出版机构仅是社会与政治舞台上诸多的参与者之一。 ^[5] 他们这里的书籍史研究，只应该“检视印刷书在问世之初的三百年间，其影响与实际重要性为何”。 故此，这种书籍史研究典范虽然考虑了书籍扮演的角色，但并没有涉及对书籍作者、读者角色的考察。或者说：读者并没有进入书籍史关注的领域，即便作者也只是被学科史家和文学批评家、目录学家所注意。

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也曾讽刺法国年鉴史家的这种数量化取向的研究方法，认为法国同行“试图用计算来衡量心态——计算安魂弥撒的数量、炼狱的图书、书籍的标题、学术机构的演说、财产清单上的家具、警方记录的罪行、遗嘱里呼告圣母玛丽亚的次数，乃至于在教堂里献给守护圣徒的蜡烛磅数。这些数字可以有迷人之处”，经由诸如年鉴大师们精心编列的数字尤其如此，但“那些数字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本人制作出来的表征”，并不能得到“客观的”共识，而且即便这些大师各自对于数字的运用情况，也存在很大的差别。

因此，这种关于图书的社会经济史研究典范很快就遭受到修正，夏特里埃自己就在“从以非常强烈的统计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文化社会史，转向接受的历史、实践行为的历史和意义重建的历史”。 一批美国史家如达恩顿、娜塔莉·泽蒙·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艾森斯坦（L.Eisenstein），包括法国思想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等人，在1970年代掀起了一种文化史取径的研究书籍史方法。不过，这样的转变并不就意味着对年鉴典范的全盘放弃，年鉴的书籍史研究典范还是有其所见之处的，比如其率先把书籍史与心态史结合起来考察，又比如它发掘出了许多以前不为人注意的新材料，还证明了书籍史研究的重要性，进而把书籍史研究推向一个高潮，使得书籍史研究成为当代西方学术研究中的显学，“已经变成一个丰富与多变的研究领域” ^[6] 。进一步说，必要的数量分析和经济层面的考察仍然是书籍史研究中很有用的手段，只不过是，如今的书籍史研究已经不能再将这些手段泛化和无止境地应用，也不能只满足于使用这些手段。

当然，这些书籍史的研究者在具体的操作中，他们对书籍史的看法与坚持的研究方法并不一致，甚或存在相互颉颃之处。但大体上，他们受到西方学术界“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影响，都继承了西方学术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者对读者的研究成果，接受了人类学、文学与文化批评理论、“读者—反应”理论（reader—response）等新学术思潮的影响。认为书籍不再仅是印刷文字、书写文化的载体，它更是一种文本，一种象征，需要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被缜密地解读。在从作者到出版者、印刷者、运输者、发售者和读者的链条中，读者完成了这个循环，因他（她）影响作者书写活动的前前后后；文本作者自身也是读者，通过阅读及与别的作者、读者的联系，他们形成了该采用何种文类与问题的想法，以及关于文字工作的一般认知——这种认知会影响到文本。 ^[7]

这些书籍史研究者一般还继承了以往书籍史研究的传统，研究的问题更行深入与细致，采用的研究方法也更为多元。他们认识到：

没有历史、文学、经济、社会学或目录学能充分评判有关书籍的各个面向。因为，就本质上言，书籍史研究在规模上一定是跨国的，在方法上一定是跨学科的。 ^[8]

而日益增多的新媒体以及互联网，也正在挑战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之稳固性，并在图像、口述、平常的交流联系等各种方式之间产生了新关联，出版文化研究正在转向需要全盘考量更宽广的脉络之下文本、过去与现在关系的研究。 ^[9] 为了成功实现这个目标，书籍史研究自然要利用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不管是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或者是媒介研究。在此意义上，“书籍史已经不再只是目录学或文学批评中的一个类别，毋宁更是人类交流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0]

戴维森（Cathy N.Davidson）也曾对既有的书籍史研究进行了总结，她认为大家主要关注以下问题：

书籍怎样被制造的，被谁制造的，为了谁？作者与出版者之间有何关系？民族及宗教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关乎资助和传教方面）是如何影响书籍出版的，这些理念又是如何被散布的？法律（诸如版权法）与作者及出版者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哪些具体关系？书籍的价格是怎样的？书籍只是部分人的禁脔，或是被化为印刷文字的思想（即使不是原书自身实际包含的）被传播给所有的民众，且不考虑读者所属的阶层、地区、政治或宗教立场，以及种族背景、社会性别？书籍怎样到达读者手里，这些读者拥有足够读写能力可以参与印刷文化交流的外部条件谓何？诸如政治领袖、教育家、牧师、批评家这样的文化宰制者，在何种程度上控制了民众获得书籍的途径——不直接地（如通过表扬与责罚）或直接地（如通过强制赞助）？什么书会被经典化（提高到印刷品中的高端地位），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什么、为了何种目的会被经典化？ ^[11]

达恩顿在其规划书籍史的文章——《什么是书籍史》（What is the History of books）里，还详细指出书籍史研究中已经取得较大成就的与有待继续拓展的方面，对书籍史研究中的各种问题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12] 达恩顿认为，目前，对书籍印刷、运输、读者等层面的研究不如对书籍作者、发售者的研究那样细致，还有待于继续深入。在该文里，达恩顿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具有提示性的分析模式——书籍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 circuit）， ^[13] 通过这个分析模式，书籍作者、读者与出版者建立了互动关系，藉此作为检查文本在社会中扮演角色的手段，亦可将之作为考察出版文化史的切入点。后来的一些书籍史研究者都由此受到启发，并对之作了修正补充。 ^[14]

从近40年来西方书籍史的一些具体研究成果来看，发掘新材料，从书籍的被接受和被阅读角度，研究书籍在中下层社会的传播与阅读，注意对书籍物质形式的研究与对读者的反应研究相结合，重视考察阅读与文化、政治及社会的关系，研究读者群的构成和变化，关注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及阅读大众集体心态的变化，等等问题，尤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可以说，西方书籍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已经转向读者及其阅读和使用方面来，如戴维森这篇文章的标题指示的那样：“从书籍史走向书籍与读者关系史”（Toward A History of Books and Readers），或者如夏特里埃所言：“从文本到读者”（From the Text to the Reader），借助于当时正在兴起的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简称NCH，亦有人称之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典范， 西方的书籍史研究转向了更为强调读者角色的阅读史（History of Reading）研究——重点研究读者及其阅读反应而非优先关注作者与文本自身，一批杰出的以书籍史研究为基础的阅读史研究成果先后问世。是故，当今西方意义上通常说到的阅读史或书籍史成果，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已经难分彼此。比如，法国学者弗雷德里克·巴比耶的《书籍的历史》一书，除了处理像传统书籍史研究讨论的那些问题外，还专门辟出部分篇幅来讨论阅读史，并涉及了西方阅读史研究中争议巨大的“阅读革命”问题。 ^[15] 戴维森编的《阅读在美国：文学与社会史》（ Reading in America: Literature and Social History ）一书，表面上看是阅读史的著作，实质却是围绕书籍史展开的。《书籍史读本》（ The Book History Reader ）一书虽然以书籍史命名，但其中许多讨论都是关于读者、阅读的，其第四部分“书籍与读者”（Books and Readers）中的七篇文章，则更是专门讨论阅读史。法国历史学家罗杰·夏特里埃被学术界视为研究西方阅读史特别是法国阅读史的巨擘，但他的几本相关名著，都是以书籍史为讨论对象而展开的。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几本主要著作都是标以书籍史名义，实际却是阅读史的研究。因此，在法国，阅读史研究通常被称为书籍史研究；在美国，书籍史研究却又经常被称为阅读史研究。

因之，单纯地考察文本或作者或读者，对于书籍史暨阅读史研究者来言，都已经成为明日黄花。吸收以往书籍史研究中对文本的生成史或文本的被建构史的研究成果，结合文本的接受史或效果史研究路径，汲取语言学、人类学、文学批评、文化分析等手段，更为综合与多元的研究文本和读者关系的社会文化史，已经成为当今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者的众望所归。

在近年来西方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中，许多学者都投身其中，尤以法国学者夏特里埃和美国学者达恩顿的成就较大。 ^[16] 这两人都是极富有理论修养和自我反思批判能力的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及在理论层面的探索，为诸多书籍史/阅读史研究者征引和对话，足以代表目下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主要趋势。所以，笔者这里较多地引用了他们的著作。

相较起来，夏特里埃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更具有思想史色彩，援引的思想资源以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为多，其著作的理论及方法论的色彩非常浓，常常在与别人研究成果的对话中展开讨论，材料的使用则以常见史料和二手资料为主，加之以别出心裁的解读。达恩顿的书籍史/阅读史研究成果人类学色彩则更浓，这可能与他受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reetz）等人的影响非常大有关。 ^[17] 又因其新闻记者的出身背景，达恩顿的文笔非常好。在理论素养上，与夏特里埃相比，达恩顿也不遑多让，这种功力从其名著《猫大屠杀》一书中，可以一览无余。他还曾在理论层面对西方书籍史、阅读史研究的情况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与反思， ^[18] 给后来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和研究指导。同时达恩顿在具体研究中还非常重视发掘新史料，他的许多经典书籍史/阅读史研究，都是在利用了别人不甚注意的瑞士书商档案材料基础上做出来的。 O+e/h5+CWw8TjBS4X4ftgZCxHbgdGFf2PpB0r8RhLKyNx6DnCLcQ6xX0drEvY9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