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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以来，我就南宋高宗朝政治史相继刊发过多篇书评（一是评日本学者寺地遵《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的《大宋的军队必须姓赵》，见2017年7月10日《上海书评》；二是评美国学者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的《秦桧专权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见2018年1月30日《上海书评》；三是重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南宋高宗朝中兴语境的蜕变》，见2019年5月11日《上海书评》），表达了我对这段历史的基本观点。毫无疑问，宋高宗与秦桧联手确立的绍兴体制（寺地遵曾概括为“绍兴和议体制”或“绍兴十二年体制”；但笔者认为，这一体制固然包含着致力于达成和议与固守和议的因素，但当时与其后的实际内涵已超出了政治、军事与外交的领域，故不妨径称为“绍兴体制”），不仅左右着南宋初期的政局走向，而且影响着整个南宋的政权格局与历史命运，很值得深入探究。既然称之为“绍兴体制”，而体制一经确立，则势必对南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领域都具有全局性的覆盖功能。而对绍兴体制及其与南宋史诸问题的关系，却仍有待于宋史学界的深层思考与总体阐述。限于学识，我的这种思考与阐述目前尚处于提纲式阶段，既有待于历史细节的充实展开，更寄望于学界先进的批评质疑。
自“唐宋变革论”走红以来，史学界过于重视唐宋之际的历史分野，认为是古代中国与晚近中国的分水岭。倘若以一姓王朝而论，南宋自然是北宋的延续。作为南宋第一代君主，宋高宗乃北宋徽宗之子，钦宗之弟，比起东汉光武帝之于西汉帝系，血脉上正宗得多。在政治制度与祖宗家法上，南宋也一脉相承地沿袭北宋，未见有全局性与颠覆性的更革。
然而，倘若仔细推究，在立国形态上，南宋与金朝的对峙，相较北宋与辽朝的对峙，从表象看似乎相似，实际上却大异其趣。在生存空间上，南宋疆域远比北宋来得局促逼仄，仅及北宋五分之三；在军事形势上则险要尽失，金朝的战力气势也更胜于辽朝，致使南宋始终处于金骑南牧的严重威胁之下。（参见彩图1）这种严峻的外部环境迫使南宋王朝在内外政策上应激性地做出重大的调整。对外，更加缺乏自信；对内，更加强化专权独裁。在政治文化上，与北宋全盛期相比，南宋也有明显的改变，致使有史家认为，“看官僚的政治作风，南宋也许是定型的关键期，以后各朝，始终没有改变这形态”（刘子健《南宋的君主与言官》，载《两宋史研究汇编》第1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7年）。这种官场政风的改变与定型，与南渡以后专制君权圆滑地玩弄制度，娴熟地掌控官僚，也显然是息息相关的。要之，随着生存空间的收缩与外部环境的恶化，无论政治生态，还是时代特色，南宋都呈现出有别于北宋的特色，两者不仅不能等量齐观，而且发生了重大的变异。在考察南宋史时，既应该关注异中之同的承袭性，更必须抉发同中之异的断裂性。
在《中国转向内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下引此书仅标页码）里，刘子健别具只眼，在论述了南北宋根本性差异后指出：“从12世纪起，中国文化在整体上转向了内向化”（第7-8页）。作为历史坐标，“从12世纪起”似乎有点模糊，他先是追溯“1100年左右，倒数第二任皇帝徽宗开始滥用皇权，最终导致了北宋的悲剧性灭亡”（第72页），继而断言“通向改革大道的门紧闭着，中兴之主关上了它”（第120页）。在他看来，中国转向内在的最终推手就是号称中兴之主的宋高宗。
纵观宋高宗朝的政治史，大体可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相对凸显的政治主题，并在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的合力纠缠下被裹挟着向前推进。
第一阶段从靖康之变到驻跸临安（今浙江杭州）。宋徽宗末年，正如王夫之《宋论·徽宗》所说，“君不似乎人之君，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冶游之浪子，拥离散之人心以当大变，无一而非必亡之势”。靖康元年（1126）岁末，女真铁骑再度南下，东京梦华瞬间幻灭，北宋王朝轰然倒塌，这一旷世大悲剧给宋朝带来了空前的震惊与屈辱。在亡国剧变面前，仓促成立的南宋政权能否应对与渡过猝然而至的打击与动荡，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性，是南渡君臣共同面对的政治主题。绍兴二年（1132）初以临安府定作行在为标志，表明南宋政权已基本渡过了生存震荡期。
第二阶段从驻跸临安开始到绍兴体制最终确立，政治主题是为南渡政权确立怎样的政治体制。其间以绍兴八年（1138）秦桧独相为界标，又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近七年间，统治阶层内部以政治走向为中心进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则在观测犹疑中举棋未定。王夫之认为：“故高宗之任二相（指赵鼎、张浚）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以其无忧国之忱也。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一旦躐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宋论·高宗》）也就是说，宋高宗决定抛弃赵、张二相，起用秦桧专权，是深思熟虑的最终决策。这一“断自朕志”的决策，旨在君相无间联手，打造极权体制；却也宣告了试图回归北宋全盛期皇帝“为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权模式的所有艰难努力彻底失败，宋高宗钦定的政权模式与统治路径已不可逆转。后期从秦桧独相到岳飞之死，宋高宗与秦桧君臣双管齐下，对内完成第二次削兵权，对外与金朝订立绍兴和议，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绍兴和议体制的奠基石。
王夫之《宋论》手稿（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宋论》与其《读通鉴论》都达到了传统史论应有的高度，不乏卓识灼见；当然，任何史论都是当代史，有些议论也必然受到其亲历明清剧变的深刻影响。这是《宋论·光宗》手稿残页书影。
在这一阶段，有一个值得再探究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宋论·宁宗》），强调和战之争是南渡君臣所面临的关键性分歧。以大历史观而论，宋金之间当然终将达成和平对峙的局面，但究竟以何种结局换取和平，是以淮河为界的方式（即绍兴和议的约定），还是推进到宋辽旧界，抑或以黄河作为分界线，既取决于南宋对金朝的总方针，也取决于宋金之间的军事角力。
建炎立国之初，宗泽联络两河义军抗金，坚守东京达一年之久，宋高宗却决意“南巡”，拒绝宗泽还师旧都主持北伐的建议，不仅坐失了力复北宋旧疆的战机，而且为金军铁骑越淮过江一再南侵让出了通道。其后直到绍兴十年（1140），岳飞北上抗金，一路奏凯，才再次迎来了克复故土的可能性。那么，倘若不是宋高宗强令班师，旋加迫害，而是如其所愿，听其继续北伐，岳飞能否直捣黄龙，完成恢复之功？
王夫之根据宋金实力的消长盈虚，认为倘若有韩世忠、刘锜与吴玠兄弟配合的话，对两种假设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尽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韩、刘、二吴，可以复汴京、收陕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进，得则复石晋所割之地，驱女直于塞外；不得，亦据三关，东有沧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宇乎？曰，不能也。（《宋论·高宗》）
在《廿二史札记·和议》里，清代史家赵翼先持模棱之说：“即专任韩、岳诸人，必能成恢复之功乎，亦未必能也”；但旋即认为，就在岳飞、刘锜连获顺昌、郾城、颍昌诸捷之际，南宋倘若“使乘此势，策励诸将进兵，河以北虽不可知，而陕西、河南地未必不可得。乃当时君相方急于求成，遽令班师，遂成划淮之局，此一失也”。似乎与王夫之持论相同。
钱大昕与赵翼同时代，有《岳忠武王墓》诗云：“唾手燕云愿力坚，长城何忍一朝捐。小邦誓表和亲日，大将圜扉绝命年”；另有《恭和御制题中兴圣政碑草元韵》也说：“两宫竟绝还归望，二策空矜耸动能。半壁偏安惭袖手，长城自坏愤填膺。”他激烈抨击宋高宗与秦桧为偏安乞和而坐失战机，而杀害岳飞更无异于自毁长城，致使偏安终成定局。结论是明确的，岳飞不死，长城不毁，恢复之功应该可待。
当代史家王曾瑜也认为，作为南宋初期唯一的进攻型将帅，岳飞“具备光复故地的决心和能力”（《尽忠报国：岳飞新传》第37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当然，岳飞究竟能否光复故地，还是光复部分故地，抑或不可能光复故地，都只是古今史家的事后假说，历史的可能性并不等同于历史的现实性。然而，可能性唯有通过努力尝试，才有可能变成现实性。而宋高宗为打造绍兴体制却完全杜绝了这种可能，这才是令人扼腕的，更何况进而虐杀岳飞、自毁长城呢？而绍兴体制一经确立，划淮为界的对峙局面便成定局，偏安成为现实，“自治”无非借口。其后即便南宋有北伐恢复之心，但军事补给线过长，取胜可能性渺然。隆兴北伐试图扭转既成局面，最终仍不得不重归于和议体制；及至开禧北伐，更是极不负责的一场闹剧。
第三阶段从绍兴体制正式确立到宋高宗内禅退位。这是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运行期，一以贯之地固化体制成为最大的政治主题。其间以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之死，又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十二年，宋高宗及其唯一的代理人秦桧终于达到了独裁模式的预定目的：与金朝的媾和换取了政权的外部安全，削夺三大将兵权与杀害岳飞则确保了政权的内部稳定。接下来，这对君相专政就是不择手段地固化绍兴体制。反对这一体制的官僚士大夫在体制外艰难表达批评的意向，却一概遭到来自体制的无情整肃与全面迫害。后期近七年间，宋高宗尽管号称“更化”，对故相秦桧生前的极端之举有所弛解，但在绍兴体制上绝无本质性的改弦更张，政治生态依旧令人窒息。
这一阶段前期，秦桧成为南宋首位权相。一般说来，权相的出现，意味着与之相对的君权受到威胁与削夺。但纵观绍兴政治，宋高宗代表的君权根本没有削弱的迹象，宋高宗的君权与秦桧的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颇值得深议的。
北宋立国，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机制，使其免于滑向专制极权主义。在宋代文官体制下，这种制约机制带来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毋庸赘言的。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危局时，这种受到制衡的君权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症状。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着清醒认识与高度自觉，出于向金朝乞和的政治诉求与对已收兵权的统一指挥，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及至绍兴体制确立，严厉扼杀异见，无情镇压政敌，更是当务之急。在这种严峻棘手的内外形势下，专制君权不仅未见削弱，反而亟须扩张。在君主官僚体制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这一最高行政权来运作整个官僚系统。但倘若容许原有制约机制继续对相权实施制衡，专制君主的权力意志势必不能顺利经由相权指令各级官僚机构有效地推行下去。而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则足以彻底阻断其他官僚介入朝廷大政的决策程序，而仅仅以执行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
正是在绍兴前期中枢权力的制衡博弈中，宋高宗经过权衡得失与深思熟虑，最后选择了秦桧。宋高宗绝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打理和议体制确立前后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击异见的势力，压制非议的舆论，都由他去画策执行，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总之，秦桧之为权相，完全出自宋高宗的授权。这对君相的权力关系，刘子健精准概括为“君权独运，权相密赞”（《两宋史研究汇编·引言》）。也就是说，他俩虽然互为倚用，但秦桧的相权出自宋高宗的授与，两者的权力边界与地位安顿得十分明确。秦桧把宋高宗捧成“纯王”，自己自诩“王佐”（参见《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正是对这种关系的准确定位。包括岳飞冤案在内，若没有宋高宗认可，秦桧绝无决断的可能。在宋高宗与秦桧的权力交易中，最终赢家是宋高宗，跪在岳飞墓前遭世代唾骂的铁像中没有宋高宗，也许不失为最好的证明。
在传统中国完成现代转型前，君主官僚政体的命门取决于君权。君权采取何种运作模式，不仅决定了君主政体的权力结构，而且营造出相关时期的政治生态。以儒学为立命之本的士大夫构成官僚的主体，对现实政治天然抱有用世的热情，正是有赖于这种积极入世之心，整个官僚系统才得以有效运转。然而，士大夫官僚的用世心态与经世实践又具体取决于现实的政治生态，尤其是国家权力的运作状态。11世纪中期，为后人一再引用的文彦博那句“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名言，可以视为士大夫官僚对参与国家权力的政治自信，这种政治自信是由北宋中期较为良好的政治生态所孕育的。然而，宋高宗与秦桧合力打造的绍兴体制不啻明白宣示：自此以后，皇帝除与他指定的唯一代理人外，不可能再与其他士大夫官僚分享国家权力。这一君权模式一经确立，既标志着宋朝政治文化彻底转向内在，也昭告着官僚士大夫对政治权力的能动分享已经归零。前述秦桧把宋高宗定位为“纯王”，将自己定位为“王佐”，不仅在确定绍兴体制中君权与相权边界，也在为这一体制精心修妆，旨在向士大夫官僚鼓吹，在独裁模式下，依然可以大做君主“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赵家梦。然而，一叶落知天下秋，对现实政治极度敏感的官僚士大夫当然心知肚明，不仅原先拥有的参政议政权已经剥夺殆尽，还随时可能遭到体制的整肃与贬黜，文彦博推崇的“共治”梦早已化为泡影，哪有实现的可能呢！
在传统君主政体下，士大夫阶层只有依附于君权才能发挥其作用。当君主政权处于中央控制模式（the central con-tral）的理想状态时，君权自觉接受权力制衡，其时的君主确实“与士大夫治天下”，即依靠士大夫官僚共同治理天下，管理国家。然而，及至绍兴体制确立了独裁模式（absolutism），权相作为君权的唯一代理人，其相权也享有权力制衡的豁免权，尽管权相的身份仍是士大夫，却只是在为独裁的皇帝治天下。君不见，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及其役使的官僚门客，不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士大夫吗？由此联想到学界往往无视现实政治生态的逆转，罔顾中枢权力结构的变化，无条件地推崇整个士大夫阶层“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意识，这种偏颇之论也确实值得反省。作为传统时代知识分子，宋代士大夫阶层也始终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或集团。当君权结构发生全局性逆转，他们中的不同群体便会以君权的用舍好恶作出应对性抉择，从而决定自身的进退行藏。在绍兴体制与其后年代里，尽管也有少数士大夫官僚，依旧“以天下为己任”而敢言直谏，批判朝政的恶化，但等待他们的只是冷遇、贬黜乃至整肃。更多的士大夫官僚则采取喑默旁观的疏离态度，好在一来他们即便赋闲家居，仍拥有退为乡绅的经济基础，二来优待士大夫官僚的祖宗家法并未改变，他们也能与官僚体制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中安顿自己。卖身投靠的士大夫官僚虽然少数，却足以保证官僚体制继续运转，他们也得以从极权政治中分一杯羹。
纵观整个南宋政治史，绍兴体制确立的君主与权相结合的独裁格局，尽管在不同时段有强弱隐显之别，却几乎没有本质的变化。这种独裁模式，“权力欲却很强烈，不止君主要集权，专政的宰相，也是大权独揽，而且权相多视丞相为终身职，如秦桧、史弥远之流皆是”（王德毅《黄宽重著〈南宋史研究集〉读后感》，见《南宋史论集》第626页，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倘若说有差别的话，无非宋高宗主动钦定了权相，而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却被动地认可了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等既成定局的权相地位，呈现出君权无奈授与或让渡的形式。
南渡以后，以秦桧为代表的新权门集团完成了权力与财富的新一轮攫夺，与北宋晚年以蔡京为代表的权门集团相比，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蔡京为首的权门集团借变法之名行敛财之实，致使民众对所谓变法早已彻底失望。尽管南渡以后的内外危局，更需要有勇于变革的精神与举措去应对，但变法已由蔡京集团的倒行逆施沦为一种负资产，宋高宗一度容忍赵鼎一派对变法追随者蔡京之流的批判，浅层原因即在于此，深层动机却意在关闭任何变革之门。绍兴八年，宋高宗引用“利不百，不变法”的古训，反对改易法度（《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绍兴八年九月戊申，下简称《要录》），亮出了他对改革的基本态度。
如果说，绍兴体制确立之前，基于南宋政权立足未稳，变法或改革尚缺乏可行的环境与条件；但绍兴体制确立后，宋高宗与秦桧预期的内外安全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倘若真正志在中兴，已经具备了变革的内部条件与外部环境。然而，就在绍兴体制确立当年，这对君相的反变革立场愈发不容置疑。宋高宗明确宣布：“祖宗之法，思虑已精审，讲究已详备，不必改作，天下自治。”秦桧随即附和：“天下本无事，宜遵成宪为善。”高宗追加说“小人喜更法”，把试图改革者一概打入了“小人”行列（《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九月庚戌）。由此可见，仅仅以宋金对峙远比宋辽对峙更为严峻吃紧，来推论改革大门何以被重重关闭，显然不够全面，还应从绍兴体制的独裁性上去追究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宋高宗与秦桧所谓的“小人”，显然将他们深为忌惮的政治异见者包括在内。倘若重启任何变革，就必须容许持不同政见的官僚士大夫重新“讲究”乃至“改作”既定的国是，他们苦心经营的独裁体制将受到公开的质疑与挑战，这是这对君相绝不容许出现的局面。
在后宋高宗时代，绍兴体制并未随着宋高宗的禅位与去世而寿终正寝，按刘子健与寺地遵的说法，这一体制实际上与南宋相始终。正是绍兴体制彻底关闭了变革之门，整个南宋，不仅再未出现过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那样的统治集团自改革运动；甚至也未见任何在朝的政治派别再度公开鼓吹变法或改革，他们至多在祖宗家法的原有箩筐里各取所需地寻找言论资源。这种“老调子已经唱完”的局面，死气沉沉地苟延到南宋的覆灭。
在权相秦桧的专政年代，出于维护体制与镇压政敌的需要，不惜动用以文字锻狱，以言论治罪的极端做法。正如亲历者洪迈所说：“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钳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容斋三笔》卷4《祸福有命》）。对绍兴文字狱，有学者强调，“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政治考虑”（蔡涵墨《历史的严妆》第85页，中华书局，2016年）。然而，意识形态与政治考虑之间何尝有明确的界限与本质的区别，或者蓄谋于政治需要而在意识形态上大做文章，或者固执于意识形态而在政治运动上大动干戈，在任何专制时代两者都不乏其例。对于绍兴体制下的文字狱，《秦桧专政形象的自型塑与被型塑》已有论述，这里且探讨其对南宋政风与学风的恶劣影响。
文字狱都由深文周纳锻成的，出于罗织的需要，专政者唯有纵容诬告一途，此即洪迈揭露的“恶子之无俚者，恃告讦以进”（同上引《祸福有命》）。面对着政治上严厉的检查与仕途上无情的打击，官僚士大夫先是试图将率直的抗议磨制成精致的批评，但随着禁令的森严与告讦的盛行，只能被迫噤若寒蝉，连细微的批评都不再发声。这种君主极权的恶性膨胀，全面背离了宋朝立国以来对官僚士大夫的宽松政策，迫使其中大多数人退守到洁身自好的底线，随之而来的便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明显低落，关注政治与忧心国事的热情全线消退，到后来连远离政治雷区的纯技术议题也都无人啃声。
官僚士大夫是君主政体的统治基础，而建炎南渡以后，南宋政权亟须士大夫官僚振作士气，同仇敌忾地去应对错综复杂的内外危局。然而，宋高宗与秦桧却出于维护独裁权力的需要，不惮动用锻铸文字狱的恐怖手段，大规模整肃持异见的官僚士大夫，无情践踏他们的人格与尊严。有史家指出：“这种为一己之私，而影响一个世代的建设与发展，恐怕是秦桧在和议与杀岳之外，更值得批判的地方”（黄宽重《秦桧与文字狱》，载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版《宋史丛论》第66页；该文专论秦桧与文字狱之关系，故文中“秦桧”也不妨理解为包括宋高宗在内）。就秦桧专政对南宋士气的重创，明清之际王夫之指出：
高宗越在江表，士气未复，秦桧复起而重摧之，赵（鼎）、张（浚）、胡（铨）、李（光）几不保其死，群情震慑，靡所适从，奸慝相沿，取天下之士气抑之割之者且将百年矣。（《宋论·孝宗》）
这种摧残士气的做法对整个南宋的恶劣影响，他接着有概述性描写：
其士大夫，则口虽竞而心疲，心虽愤而气苶；不肖者眈一日之娱嬉，贤者惜生平之进止；苟求无过，即自矜君子之徒，谈及封疆，且视为前生之梦。
也就是说，士气的重创造成两方面的恶果：知耻有守的士大夫为避祸而噤声，致使正气不张；而鲜廉寡耻的士人因诬告而进身，导致政风大坏。这种相反相成的政风，尽管以权相秦桧时期最为触目惊心，却也持续影响了整个南宋：官僚士大夫惩于绍兴的前鉴，已少有人再为政权的长治久安而畅所欲言，整个官场弥漫着言不由衷、无所作为乃至见风使舵、阿谀谄媚的风气。从总体上看，南宋政风呈现苟且萎靡之势，已不复有北宋全盛期那种刚直劲挺的锐气。
绍兴文字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比较正规意义的文字狱”（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第33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以言论、文字与思想治罪的恶例一经开启，且不说其远为明清文字狱之滥觞，即便南宋也再度动用过这一利器。韩侂胄为迫害政敌而悍然发动庆元党禁，便是绍兴文字狱半个世纪后的新版本。绍兴文字狱不仅直接恶化了当时政治生态，也直接影响到宋高宗朝与整个南宋的学术活动与思想创造。在恶劣肃杀的政治生态下，士大夫阶层知识生产的环境与知识产品的质量遭致严重破坏，创造性的学说与思想也转入相对停滞状态。在刘子健看来，传统文化中的经学代表着学术思想的主流与高峰，北宋经学研究极具挑战性与原创性，南宋经学研究则质量开始下降，范围趋向狭窄，“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即就总体学术而论，北宋“从百花齐放透过多元化以臻成熟”，南宋则“大多数学术研究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总之，“11世纪学术发展的特点是其先锋性、开拓性，而12世纪的学术成绩则主要在整合方面”（第24、27、31页）。其中原因固然相当复杂，但绍兴体制下这种“前现代的思想控制手段”（刘子健语），不能不说是主因之一。
绍兴末年，在渡过完颜亮南侵危机，宋金重归对峙局面后，宋高宗不失时机把皇位禅让给养子宋孝宗，让他作为前台代理人。这是南宋最大的政治秀，藉以表明“中兴之主”的所谓“公天下之心”，以至当今有人竟将此事曲证为南宋已具“皇权开放的观念”，中国早就实行了“最高权力对全社会开放”的原则（参见拙文《宋朝能为“中国模式”背书吗？——评〈超越利益集团〉》，2013年10月20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且不说绍兴内禅只是赵家人内部的皇权嬗递，今皇帝宋孝宗俨然是太上皇宋高宗另一个钦定代理人。其形式不同在于，绍兴政局中，宋高宗钦定的是权相秦桧；乾淳政局中，太上皇加冕了今皇帝。在太上皇与今皇帝并存的朝局下，宋高宗以太上皇之尊安居幕后，在紧要关头继续对大政施加着影响。
当然，今皇帝毕竟有别于旧权相。作为南宋最欲有为的君主，面对着绍兴体制的既定“国是”，宋孝宗纵有“恢复之君”的虚誉，在地缘政治与“太上圣意”的双重作用下，只得与金朝续订隆兴和议，既表明他接受“天下中分”的既成现实，也无奈承认了绍兴体制的不容摇撼。在绍兴体制上，宋孝宗与宋高宗有过分歧，有过角力，然而最终却只得无奈地屈从（参见拙文《两代君主同堂时》，载《从陈桥到厓山》，九州出版社，2016年）。这里补充两点。其一，在两代君主的并存政局下，整个宋孝宗朝隐然形成两种政治势力，主政大臣刻意回避太上皇与今皇帝的和战异见，深刻折射出绍兴体制的巨大阴影。其二，宋高宗为南宋留下了绝对独裁的君主权力结构，宋孝宗也继承了这笔政治遗产。作为今皇帝，其权力受到太上皇无形的掣肘，而外部压力与内政牵制却不时提醒他君权不能旁落。宋孝宗自然不会坐视秦桧式权相再度专政，便只能频繁更易宰相与倚信佞幸内侍。据《宋史·宰辅表》，宋孝宗朝共命相26人，任期过两年者仅4人，其他都只在任一年上下；再据《宋史·佞幸传》，宋孝宗朝入传者多达三分之一。今皇帝的这些稗政与宋高宗以太上皇之尊护驾绍兴体制有着某种草蛇灰线的关联。及至绍熙内禅，宋孝宗禅位宋光宗，这种父子君臣间微妙而龃龉的关系再次出现，方式却变为李皇后的跋扈干政与宋光宗的过宫风波（参见拙著《南宋行暮》）。
作为权相，秦桧也许在中国有家喻户晓的知名度；而由秦桧开端的南宋权相政治也确实引人关注，发人思考。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南宋的权相与前代已迥然有别，不可能对君权形成颠覆性危险。之所以如此，两方面因素不容忽略。首先，宋代家法对宰相权力已有制约性的顶层设计，无论其权势再大，也不可能一手操控整个士大夫官僚系统的运行程序与统治秩序；其次，新儒学的政治观也已深入植根于士大夫官僚群体之中，与祖宗家法共同形成强大的牵制之势，即便权臣也只能止步于权力的把持与利益的攫取，而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觊觎至尊的君权而沦为身败名裂的名教罪人。关键还在于刘子健所指出：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已经没有贵族大族豪族这种社会背景和地方势力，也没有地区性军队，换言之，权尽管大，而仍旧在绝对君权的控制之下，没有篡位或割据的可能性”（《两宋史研究汇编·包容政治的特点》）。
后人提到宋代权相时，一般都列举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有时还追加史嵩之）。实际上，这张名单值得辨析。蔡京一生四次为相，赵翼说他还仅是“谐臣媚子伎俩，长君逢君，窃弄威福，人主能用之，亦尚能罢之”（《廿二史劄记·秦桧史弥远之揽权》）。只是君主集权模式需要由其作为代理人来行使中央控制权，而其他官僚只能例行从旁赞助，所以尽管宋徽宗一再起用他，却也能轻而易举地将其罢免。严格说来，蔡京还不足以称为权相。
换言之，宋代权相都出在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韩侂胄实专朝政始自1195年，正式任相迟至十年之后，严格说来应是权臣转为权相），按照刘子健的说法，秦桧以下的权相专政都是皇帝与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决策权的独裁模式。这种模式下的权相政治，其左右政局的累计时间长达七十年，确为其他朝代所罕见。
倘若再加甄别，这四大权相又可分为两种类型。秦桧的独相之权出于宋高宗打造绍兴和议体制之需而主动授与的，也就是说，秦桧的权相地位是宋高宗有意钦定的。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都是他们专权之势已成，而由在位君主宋宁宗、宋理宗与宋度宗无奈让渡的。
这样来讨论权相政治下君权与相权之强弱消长，也许更准确到位。显而易见，权相秦桧时期，宋高宗的君权丝毫没有削弱，君权与相权是高度统一的，秦桧之政就是宋高宗之政。至于秦桧死后，宋高宗放风说“今日始免得这膝裤中带匕首”（《朱子语类》卷131《中兴至今日人物上》）云云，只是玩弄帝王的统治术，旨在把朝野对此前黑暗朝政的不满引向秦桧，绝不能解读为权相专政已对其君权形成威胁。而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的权相专政，则与宋光宗以降诸帝庸暗或不作为有关，这三大权相下君权不张应是毫无疑问的，权相擅政径直取代了君主行政。具体地说，宋宁宗之于韩侂胄专政与史弥远专政，宋度宗之于贾似道专政，都是出于君主暗弱；而宋理宗亲政前之于史弥远，晚年之于贾似道，则都属于君主的有意不作为（前期基于感戴拥立之功与慑于专政之威的考量，晚年出于嗜欲怠政而委政权相）。总之，南宋权相政治的接踵出现，不妨说是君主对独裁权力的主动授与或无奈让渡造成的。当然，由于前述原因，无论何种类型的权相，都只是独裁模式下君权的代行者而已。即便南宋宁宗以下君权与权相之关系，也如刘子健所说，“至于君权，从宁宗起，已经成为这政体的象征。无论谁做这皇帝都差不多，不过非有这象征不可。对这象征，连权相也非尊敬不可”（《包容政治的特点》）。
贾似道鉴藏私印
贾似道（1213-1275），南宋台州天台（今属浙江）人，字师宪，号秋壑。他自开庆元年（1259）入相至德祐元年（1275）罢相，也是南宋政权走向覆灭的关键时期。作为宋季权相，他雅好文物书画，在私家园林养乐园里建有悦生堂，专门收藏名画法书，编有藏品目录《悦生古迹记》，“悦生”取自“悦生恶死”，颇可窥见其及时行乐之心与纵情声色之态。这里集存了他钤在书画上的私印（据《唐宋元私印押记集存》，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印文依次为1.秋壑珍玩；2.贾似道印；3.悦生；4.秋壑图书。
权相政治关系到南宋政治结构、朝政运作乃至有关时段历史实相等诸多问题，而所谓四大权相，就其个人品性、专权手段、危害程度与历史影响而言，也人各其面而并不相同的。王夫之就曾主张，既不能把史弥远与其他三人一视同仁，也不能将韩侂胄、贾似道与秦桧等量齐观。他评论史弥远说：“自利之私与利国之情，交萦于衷，而利国者不如其自利，是以成乎其为小人”（《宋论·宁宗》）。近年以来，从秦桧到贾似道，包括这一时段的韩侂胄与史弥远，都不乏对这些权相的新研究与新论点，这是值得关注的，也有利于对历史实相的全貌还原（参见黄宽重《“嘉定现象”的研究议题与资料》，《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2期）。
前揭笔者关于南宋高宗朝政治史的三篇书评，聚焦的是君主政体之独裁模式的形成过程，也讨论了政治文化的全面逆转及其严重影响；限于主题，未能深入讨论绍兴体制对整个南宋政治文化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关系。
《中国转向内在》开篇就说：“南宋王朝在错综纷乱的战火和灾难中诞生，然而，它最初几十年的政治、文化发展趋势却将塑造此后中国的形象，其影响绵延若干世纪”（第1页）。所谓“最初几十年”，指的就是南宋高宗朝。其后，刘子健一再重申类似结论：“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略论南宋的重要性》，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80页）。这一论题的内涵与论域太过丰富与宏阔，这里试对南宋高宗朝政治逆转与南宋经济文化的关系略说私见。
刘子健认为：“国家权力始终处于传统中国舞台的中心。中国文化的命门存在于政府和意识形态（政教）当中，其混合体决定着其他一切，包括经济领域”（第144页）。这一论断，从长时段看，无疑是深刻而正确的。即以南宋而论，尽管在后宋高宗时代，生产力仍在持续地发展，海外贸易也有长足的拓展，商品经济依然生机蓬勃，城镇化进程继续前行。但所有这些进步，并未有力摇撼君主独裁模式的顽固内核，使其改变既定的路向。相反，政治，尤其中央政权的结构模式在传统中国总是决定一切的。君主专制集权王朝在外力打击下的政权更迭（例如宋元之际与明清之际），或者极权统治出于政治考量而对经济政策的乖张改易（例如明清两代在海外贸易上厉行闭关政策），必然导致社会经济领域的逆转或倒退。
然而，应该承认，在以农业立国的帝制时代，只要国家政策与各级官吏在人民负担上不为竭泽而渔的过甚之举，经济或许是受政权命门波及最弱的领域（即便像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对整个农业社会的冲击也不是全局性的）。尽管在宋高宗朝君权统治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异，并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治史，但南宋历朝对北宋确定的主要经济政策未作根本性变动，兼之经济重心彻底南移，故而从总体上看，南宋社会经济的前行势头未见有明显的中断，反而仍有诸多值得称道之处。
航海纹菱花铜镜（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两宋是海外贸易的繁盛时期，南宋时泉州已是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大规模的海外贸易也体现在工艺品的图案纹饰上。这枚铜镜即以浅浮雕的铸刻工艺展现了海船在浪花中疾驶的情景：大海船桅杆高耸，劈风斩浪，船头船尾都有人在与风浪搏击。镜上方“煌丕昌天”四字蝌蚪文，蕴涵祈福祛灾之意。这类航海纹铜镜在两宋与辽金多有出土，折射出这一时期海外贸易的发展势头，构图或略有差异，但海船浪花均为图案主体。这枚是湖南出土的南宋铜镜。
至于君主政体的独裁模式对文化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士大夫层面，尤其集中在政治文化领域，具体表现即前已述及的：士大夫的文化心态与精神意识大受压抑与戕害，进而影响到思想学术领域的独立性与创新度。换言之，绍兴体制深刻冲击的主要是精英文化，此即刘子健指出的：
生命力在消退，首先是从政治领域，然后是从思想文化领域，接下来，这种受压抑之后的谨小慎微的情绪向精英文化的其他领域弥散开去。知识分子首先发生变化，其他士大夫先是观望，而后跟进。（第16页）
一方面，应该强调精英文化（尤其作为其内核的儒学思想）在整个时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与引领作用；一方面，也应该承认，绍兴体制下这种思想控制毕竟还在前现代阶段，尚未如其后的独裁政体那样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达到全方位与全覆盖的程度。其他社会阶层（尤其一般市民与工商阶层）与文化领域（尤其与政治较疏离的文化范畴）尽管也能感受到冲击波，但波及的力度仍是有限度的。正因如此，其他文化领域（例如科学技术、美术工艺等领域），在南宋仍有令人瞩目的不俗成就；依托于城市经济的持续繁荣，市民文化较之北宋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当然，肯定这些文化领域在南宋继续有可观骄人的创获时，仍不难发现绍兴体制确立的政治文化基色对整个南宋社会与文化带来的弥散性影响：“南宋的局面狭小，进取精神缺乏，心胸也显得不够开阔”（前引王德毅文）。只有这样，才能理解刘子健在比较两宋文化差异时何以一言以蔽之：“北宋的特征是外向的，而南宋却在本质上趋向于内敛”（《中国转向内在》第7页）。
南渡之初，在绍兴体制确立以前，战争状态尚未结束，思想学术也难以继续北宋的路径。独相秦桧之前，宋高宗一度采取过调和折衷的方针，宣布程氏之学与荆公新学各有可取之处，也容忍了赵鼎对王学的抨击与对程系学者的引荐。但随着赵鼎在与秦桧的政争中落败，程学也相应失势，越来越边缘化。所幸绍兴体制并未制裁民间的书院，程学虽在官学系统内未获认可，却在民间书院的夹缝中依旧顽强传承并逐渐壮大。（参见彩图3）
刘子健认为，北宋学术“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相对说来，南宋学术“都难免相对狭隘、受制于正统、缺乏原创性的问题”（《中国转向内在》第24、27页）。这一说法有其独到之见，但也不尽然，南宋在宋孝宗朝相对宽松的政治文化生态下，浙东学派诸家就提供了某些北宋未有的学术成果与思想体系。这是由于，浙东学派的学术建构一方面还有赖于北宋以来士大夫阶层的事功实践充实其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也与宋孝宗时代政治生态的相对改善有着内在的关联。
经过第二代宋学大家朱熹、陆九渊、张栻与吕祖谦等不懈努力，广开书院，授徒讲学，他们与弟子们或进入官僚系统，或成为后备梯队，到宋孝宗晚年已然构成了国家权力中不容忽视的特定群体。其时，朱熹正在完成程朱理学的集大成工作，以他为领袖的道学派作为程学传人，其思想倾向也渐趋独断，对与自己并存却有分歧的其他宋学派别往往持不假宽贷的批判态度，相对缺乏一种取长补短的宽容精神。这样，不仅导致朱熹道学派与其他学派间的门户之争，也激化了与非道学派那部分官僚士大夫的矛盾。将看似突如其来的庆元党禁置于这一大背景下去考察，才能对其有更深切的把握。
韩侂胄发动庆元党禁，初衷仅出于政争的需要，却习惯性地蹈袭了绍兴体制开启的思想整肃手段。这一做法的严重后果，“则非祸中于国家，而且害延及于学术矣”（《宋论·徽宗》）。此举产生了两方面的恶劣影响，一方面彻底终结了宋孝宗主导的宽松局面，继绍兴文字狱后再次恶化了思想学术的政治生态；另一方面导致“宋代儒家的政治文化至此也耗尽了它的全部活力”（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685页）。
随着韩侂胄倒台，史弥远取而代之。史弥远自幼接受道学教育（据黄宽重《孙应时的学宦生涯》，道学追随者孙应时曾是其家庭教师；其本人也从学于道学家杨简），又亲眼目睹韩侂胄高压整肃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既不可能凭借国家权力将秉持道学价值观的士人连根拔除，反而留下自损形象的负面纪录。为了稳固权力统治，消解反对势力，史弥远感到与其采取阻遏打击的手法，还不如通过国家政权的巧妙运作与适度调和，将新儒学的理论整合为官方意识形态，作为国家统治思想的新资源予以承认与表彰，将在世的新儒学领袖人物吸纳进官僚系统。于是，他对已成主流的新儒学及其代表人物实行收编接纳的政策：从嘉定元年（1208）着手拟议，到嘉定十三年（1220），朱熹、张栻、吕祖谦、周敦颐与二程先后获得了追谥，朱熹的《论语》与《孟子》集注也定为太学官定教材。嘉定年间的这些举措，启动了理学官学化的进程。进入理宗朝，权相史弥远继续推动这一进程；在其继承人手里，新儒学定于一尊终告完成。
朱熹像
这幅朱熹像原题《宋徽国文公朱晦庵先生遗像》，是清光绪十五年（1889）新安余庭训根据朱熹自画像传本摹刻的。南宋绍熙五年（1194）孟春，朱熹对镜自我写真，画成题语自勉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不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惟闇然而日修，或庶几乎斯语。”
与韩侂胄专政下的伪学之禁相比，在史弥远时期，崇奉道学的士大夫官僚在朝廷上取得了地位，在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巨大反差后，新儒家们不禁沉醉在期待已久的胜利之中，寄希望于由此实现内圣向外王的转化。然而正如刘子健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胜利却得不偿失，因为专制政体从未真心诚意地要把新儒家理念转化为现实政策。从思想文化的角度来看，新正统本身反而成了专制政体的一种新的附和依从，压抑了成长的动力和多元化的发展。（第17页）
也就是说，新儒学在南宋尊为官学之后，已然丧失了北宋中期新儒学创辟期那种兼容思想、批判精神与原创活力，也标志其开始全面内转。新儒学原来就具有内省性与收敛性的一面，面对宋宁宗时期内外交困的形势，在专制政体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势。尽管在朱熹理学集大成的义理建构上，“内圣”之学仍是以“外王”之政为其诉求的，仍致力于回归君臣“共治”的理想，但这种形而上的新儒家理想一旦遭遇形而下的政治生态，就暴露出其软弱无力的另一面。新儒学尊为正统意识形态后，其原先设计的“内圣外王”经世路径，随即发生了由外向内的转折与断裂，鉴于“外王”空间在专制君权（在南宋中后期首先表现为权相专政的面相）的打压与拒斥下几乎为零，致使“外王”之道淡出，“内圣”之学凸显。而无论南宋当时还是其后王朝的专制政权，尽管一脉相承地都将新儒家（实际上主要限于程朱理学）尊为国家统治思想，却绝对不会真正推行新儒学的理想架构（仅仅将其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宣传系统而已）；在实用政治层面则向臣民灌输新儒学中安顿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内涵。当理想建构的政治主张在专制君权下不可能“得君行道”时，新儒家一再寄望于前途未卜的未来；但自新儒学尊为官学后，任何背离君主专制的变革要求，在独裁体制那里却是绝无可能的。于是，南宋以后就始终呈现刘子健论述的局面：“皇朝权力，并不真要实行儒家学说，而儒家的思想权威也始终不敢对皇朝作正面的抗争。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中国专制历史（政统也罢，道统也罢），绝大的失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见《两宋史研究汇编》第282页）。
也许有人不禁反问：从宋高宗朝起，既然在最高统治模式上发生了明显逆转，负面影响了整个南宋政治史，然而，无论怎么说，南宋立国也长达一百五十余年，尤其在蒙古骑兵无敌亚欧的形势下，抗御南侵竟达四十五年，这又当作如何解释呢？
确实，倘若没有蒙元强有力的最后一击，凭借半壁江山，南宋政权也许还能僵而不死地苟延下去。就政权维持而论，南宋王朝应该说不无其成功之处。若论个中原因，必须从多方面作综合性思考，而不应仅仅限囿在政权模式与政治文化的框架内。
首先，南宋政权藉以立国的江南地区，在完成经济重心南移后，物产丰盈，经济繁荣，已成为当时中国最发达富庶的地区，足以为境内生齿日繁的百姓提供必要的衣食保障。（参见彩图4）南宋固然绝非有些“宋粉”讴歌的那样，是所谓“广大民众的黄金时代”，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促成了生产关系的全面调整，有研究指出，南宋佃农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的地位一般是提高的（参见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98-107页，新星出版社，2006年），若无重大的天灾人祸，一般农民至少能够维持必要的生存条件。
其次，较之北宋，南宋政权加于民众的负担，向来被学界苛议为重税，尤以南渡初期为筹措军费而征收经总制钱等附加税最为扰民。在宋金战争状态下，这种重税政策自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充足的税收才是南宋政权赖以立足的根本保障。关键在于，整个南宋，农业上的两税，征榷上的专利税，商业上的商税，总体上仍在土地所有者、工商经营者可以承受的弹性限度内。即便经总制钱等附加税，随着和平实现与经济恢复，抗议苛重的呼吁也渐趋消减。这都说明，绍兴体制确立以后，南宋农民的纳税负担，尽管宋孝宗也承认“税赋太重”（《宋史全文》卷25上《宋孝宗三》），但政府对民众财富的掠夺攫取基本控制在他们尚能容忍的维度内。
再次，南宋时期家族制度与乡村社会正经历着唐宋变迁后的重组与调整，许多士大夫或失望于朝政，或困顿于仕进，主动或被迫以乡绅身份下沉民间，以组织义役，创设社仓，建立义庄等形式，投身于宗族与社区的公益慈善事业，致力于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成为南宋乡村社会中疏离国家政权的另一种协调力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这种协调的力量，“在维持农村经济的稳定，对冲突的力量发生了平衡的作用，使农村的不安不至于扩大，甚或消弭于无形”（上引梁庚尧书《前言》），有效加强了南宋基层社会的凝聚力与稳定性。
最后，南宋尽管政治文化上急遽逆转，政治生态也严重恶化，但这种变化对士大夫官僚与精英来说感受最为直接而敏感，这是缘于他们更高层次的政治追求明显受阻；下层民众却与之却较少休戚关系，衣食温饱的生存权对他们来说才是置于首位的。自宋光宗以降，虽有庸聩之主，却无暴虐之君；与晚明相比，基层吏治也未污浊到全面失控的程度，下层民众也少有揭竿而起的。综观绍兴体制确立后，南宋群体性事件规模不大（再未有过南渡之初钟相杨么那样大规模的起事），数量不多。在传统王朝的农业社会里，乡村的安定构成了社会的安定，农民的稳定确保了国家的稳定，这些正是南宋政权能够长期立国的深广基础。
《平江图》（现藏苏州碑刻博物馆）
北宋政和三年（1113），苏州（今属江苏）升格为平江府。这幅石刻地图在绍定二年（1229）上石。据拓片测定，该碑连额通高2.79米，宽138米，上北下南定位，全面展现了南宋大城市平江城的建筑、街道、河流与山岗等布局，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最完整的城市平面图，也是南宋城镇化进程、城市经济发展的见证性文物。
至于说到南宋与蒙元的抗衡，可从双方来考察。从南宋方面说，首先，南宋政权凭借着当时中国境内最强盛的经济基地，其综合国力不仅支撑起与金朝的长久对峙，也足以支持与蒙元抗争的军事开支。其次，尽管蒙元主动进攻南宋早在宋军端平入洛的1234年，其后双方即始终处于交战状态，南宋原先抗金防线迅即转为抗蒙前沿。但蒙古主力随即再次转入西征，与此同时，南宋政权也充分利用蒙古军不可能速决速胜的大势与间歇，改变了此前与金一味求和的总政策，在战略上立足于防御，确定以两淮为前卫地区、以荆襄为联卫地区、以川蜀为边卫地区，全面强化了三大战区的总体防御战略。再次，南宋军队充分发挥火药武器的先发优势（这一优势直到宋蒙战争晚期才双方扯平）与战船水军的战术特长（这一特长也迟至襄樊之战时，忽必烈采用降将刘整之策，训练蒙古水军，才在其后战役中扼制了南宋的水战优势），兼之在地理环境上占据山水交错的地利之便，两淮战区河湖纵横，荆襄战区山峦交错，川蜀战区易守难攻，都不是蒙古骑兵能够纵横驰骋、攻无不克的。同时在战术上立足于加固城防、联络声气，其中尤以钓鱼城为代表的山城防御体系堪称战争史上的范例。（参见彩图5）最后，在与金蒙长期抗衡的防御战中，也涌现了诸如赵方、孟宗政、孟珙、杜杲、余玠、彭大雅、王坚与张珏等卓越的将帅之才。据此，王夫之认为，南宋才得以“兵犹足为兵，将犹足为将，战犹有以战，守犹有以守，胜犹非其侥幸，败犹足以自持。左支右拒于淮、襄、楚、蜀之间，不但以半割残金，而且以抗衡蒙古。垂至于将亡之际，而西川之争，旋陷旋复，襄樊之守，愈困愈坚”（《宋论·理宗》）。惟其如此，自端平入洛到厓山之战，南宋抗击蒙元前后长达四十余年，较之于蒙古军征服西亚与东欧过程中的战无不胜，其防御抵抗确实堪称顽强有效，从而也相对延长了南宋的立国期。
从蒙元方面说，之所以将南宋作为其最后对手，显然出于两方面考量：一是如前所述，南宋的地理环境并不适合其所擅长的骑兵作战；二是在所有对手中，以总体国力论，南宋也确是最为强劲的。于是，蒙元采取先易后难的军事战略，先西征扫平内陆亚欧的其他敌手，而将攻灭南宋殿尾。设若蒙古执意改变战略，在攻灭西夏与金朝之后即倾举国之力进攻南宋，毫无疑问，双方将付出更大的代价，战争也势必更为残酷，南宋是否就能坚持如此之久，恐怕仍在未知之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