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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与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往来甚密，但他在最开始批评谢林、捍卫黑格尔时，也同样与黑格尔的学说保持距离，他认为自己不是“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博大精深体系中最重要的要素”。所以在思想上与“青年德意志”决裂而走向青年黑格尔派时，也注定了他不会在这一派别内止步不前。促使他思想快速发展的另一契机，来自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晚年恩格斯回顾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德国知识界背景时，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费尔巴哈带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因此，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在黑格尔去世的头十年间，德国知识界最多只能做到力求消化黑格尔的思想遗产，同时，黑格尔也为其后的德国知识界“留下了广阔场所”。如果说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体现的是黑格尔的实体的观点，那么，布鲁诺·鲍威尔对《耶稣传》的批判则体现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观点——福音故事到底是通过不自觉的创作神话的途径形成的，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只不过是发生在黑格尔学说体系内部的争论罢了。当然，后来施蒂纳用“唯一者”来取代“自我意识”，也依旧不过是黑格尔“绝对精神”概念的同义反复而已。
而在1841年，黑格尔去世的第十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晚年恩格斯回忆道：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恩格斯第一时间读到了这本书（甚至比马克思还要早），并在《谢林和启示》一文中盛赞了这本书体现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对“神本主义的唯心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由于青年恩格斯对宗教思想持续不断地批判，因而他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枢轴——绝对精神——包含的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要素，同样是不可能无条件接受和服从的。这样一来，恩格斯就迅速越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及其宗教批判学说“亲近”起来了。
1842年9月30日，恩格斯兵役期满，他于10月8日离开了柏林。在返回家乡巴门之前，他还要完成一桩心愿——去科隆《莱茵报》编辑部拜会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青年黑格尔派活动期间，就无数次听人们说起马克思这个名字。在他们眼中，马克思仿佛是一个传奇般的存在，他们也经常把马克思的一些故事讲给恩格斯听，这让恩格斯对这个素未谋面的人心驰神往。他在一首诗里形容马克思是“黝黑的特利尔之子”“不知疲倦的力士”。从1842年春天开始，恩格斯为《莱茵报》撰写了不少政论文章，虽然彼时马克思身在波恩，但他同样也为《莱茵报》撰稿，一时间，这份莱茵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上同时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莱茵报》的老板莫泽斯·赫斯也曾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他在给友人奥埃尔巴赫的信中这样称赞马克思：
你将会看到最伟大，也许是当今活着的惟一的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马克思博士——他可以说是我所崇拜的偶像——还是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二十四岁）。他将给予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彻底的打击！他具有最深刻的哲学头脑，又具有罕见的智慧；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在一起（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么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
就在10月15日，马克思被赫斯任命为《莱茵报》新主编，然而当恩格斯于10月初赶到科隆时，马克思还在波恩，恩格斯见到了赫斯并与他进行长谈。赫斯无疑是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中相对走得比较远的一位，他不仅对宗教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诸如“宗教是社会的鸦片”等表述也为马克思所借用，而且他在德国知识分子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共产主义思想。1837年，他的《人类的神圣历史》主张彻底废除（当然也是抽象地废除）人类的利己主义及其私有制和继承权等制度表现，实现共产主义的平等天堂（当然也是抽象的平等）。1841年，他的《欧洲的三头政治》阐述了“行动哲学”的原则，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共产主义是人的行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一观点对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有较大的影响和启发，尽管赫斯所理解的行动仅仅是社会成员道德教化的抽象行动，不涉及现代性的本质——资本和政治经济学。恩格斯和赫斯的这次谈话，双方对彼此的评价都很高：赫斯称赞恩格斯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和“勤奋的共产主义者——他不仅懂得政治，而且具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虽然这时恩格斯还不到22岁；恩格斯称赫斯是《莱茵报》“第一个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人，随后卢格、马克思等人也受赫斯的影响，纷纷加入了共产主义的阵列。
返回故乡巴门后，父亲几乎快不认识恩格斯了，他未曾料到一年的部队经历非但没有驯化他，反而使他变成了一个彻底的宗教批判者、青年黑格尔派成员，甚至是勤奋的共产主义者。他给一个亲戚的信中写道：家里出了一个害群之马，竟然反对他祖辈的信仰，这是一件多么难堪的事啊！父亲认为，德国到处都在产生新思想、酝酿新革命，与其留在德国，不如去英国的曼彻斯特更合适：其一，英国人性情冷淡、崇尚实际，政治上风平浪静；其二，“欧门—恩格斯棉纺厂”是恩格斯锻炼商业能力更好的平台；其三，他可以通过眼线在这里监视恩格斯的一举一动。看起来，父亲的如意算盘打得很成功——恩格斯答应了他的安排。
历史经常带来最出人意料的结果——恰恰是恩格斯在英国，成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父亲千方百计阻拦他“离经叛道”，却为他送出了最关键的一次“助攻”。同样是为人类求解放，同样是184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走的道路并不相同——马克思去了法国，继续深化他的政治学批判；而恩格斯去了英国，开始运用经济学批判，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三位一体式的研究，切中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关系和生产关系。比马克思小了两岁半的恩格斯完成了“弯道超车”，决定性地为马克思带来了经济学研究的全新视域，并命中注定般地促成了两个人的一生友谊。
1842年11月中旬，恩格斯启程出发，不过在去曼彻斯特之前，他还是希望能见一见马克思，于是他再度来到科隆，也终于见到了马克思本人。不过命运又给他们二人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这次见面，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态度相当冷淡。个中情形来源于错综复杂的思想误会——马克思知道恩格斯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柏林“自由人”小组中的一员，与鲍威尔兄弟特别是埃德加尔·鲍威尔关系甚笃，而当时马克思与柏林“自由人”的关系几近决裂。恩格斯在1895年给弗兰茨·梅林的信中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道：
11月底我赴英国途中又一次顺路到编辑部去时，遇见了马克思，这就是我们十分冷淡的初次会面。马克思当时正在反对鲍威尔兄弟，即反对把《莱茵报》搞成主要是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他还反对埃德加尔·鲍威尔的清谈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仅仅以“极端行动”的愿望作为基础，并且随后不久就被埃德加尔的其他听起来颇为激烈的言辞所代替。因为当时我同鲍威尔兄弟有书信来往，所以被视为他们的盟友。
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个人，爱憎分明、锋芒毕露，他看不上的庸人，道不同则不相为谋；他信得过的朋友，则倾其所有。饶是马克思对恩格斯第一印象不佳，作为主编，他依然礼节性地邀请恩格斯继续担任《莱茵报》的通讯员，为报社撰写有关英国方面的文章。恩格斯没有过多辩解，答应了马克思的邀请。于是《莱茵报》12月号上接连刊登了恩格斯的五篇文章：《国内危机》《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各个政党的立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和《谷物法》。文章都不算长，但恩格斯对物质利益、阶级矛盾、社会革命等方面的讨论，使得马克思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事实上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马克思本人正处在思想剧烈变动、信仰不断清算的阶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这一“苦恼的疑问”。思想上或此或彼、忽来忽去的人物及观点，同时影响着马克思在人际交往中情感亲疏的变化过程。在《莱茵报》工作之前，马克思是黑格尔的忠实信徒、笃定的唯心主义者，并与青年黑格尔派、博士俱乐部、柏林“自由人”等团体的成员私交甚笃，诸如鲍威尔兄弟、赫斯等人。但是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开始清算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和国家学说——这一点直观地体现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崇拜者、追随者变成了黑格尔的批判者、超越者。同时，马克思与鲍威尔兄弟决裂，并毫不掩饰对费尔巴哈、蒲鲁东等人的狂热喜爱，尽管不出三五年时间，马克思又开始全面清算费尔巴哈和蒲鲁东的学说——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开始全面清算他本人先前思想中的费尔巴哈、蒲鲁东成分。
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初次见面表现出的“十分冷淡”的态度，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此时的马克思，还没有进化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他在1842年10月15日写成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反复把《总汇报》称为“奥格斯堡长舌妇”，并毫不掩饰对共产主义的负面评价：“我们坚信，真正危险的并不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实际试验，而是它的理论论证；要知道，如果实际试验会成为普遍性的，那末，只要它一成为危险的东西，就会得到大炮的回答。”很难想象，这位两年后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总结出共产主义理论原则、五年后就在《共产党宣言》中热情讴歌共产主义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家，居然此时会设想在实际试验中用大炮镇压共产主义。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莱茵报》文章带有鲜明的马克思本人在这一阶段上的性格色彩——思辨、执着、高傲、批判一切。由于马克思在思想上轰击了普鲁士政治制度所植根的黑格尔哲学基础，引起了统治者的恐慌，因此在政府的高压之下，《莱茵报》的日子并不好过——普鲁士不断派出书报检查官限制马克思的言论自由。《莱茵报》的股东们最终与普鲁士政府达成了妥协，马克思一怒之下于1843年3月17日退出了编辑部，随后4月1日《莱茵报》被查封，恩格斯也不再继续为《莱茵报》撰稿，而是在英国广阔的社会画卷中开始了他的调查走访。这些经历后来凝聚成的思想成果，令马克思对他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