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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3月底，恩格斯结束了为期近三年的不来梅商业实习，回到了故乡巴门，那种熟悉的无聊生活又回来了。他在给妹妹玛丽亚的信里这样写道：这里没有什么事情。参加婚礼，探亲访友，是啊，我去了，在那里又吃又喝，而事后又把这些事议论一番，这根本不是我的作风，况且你也不习惯从我这里听到这种事。现在我几乎整天在楼上，坐在我的房间里读书，像蒸汽机车头的烟囱那样喷吐烟雾，把剑舞得呼呼响，想尽一切办法来消遣。在这期间，恩格斯还谈了一场短暂的、不成功的恋爱。失恋之后，父亲为了排遣他的抑郁心情，也为了让他尽快回归商业，提出去瑞士和意大利进行短期商务旅行。恩格斯欣然同意。从他的游记《漫游伦巴第》来看，这趟旅途十分愉快，父子俩经过瑞士的巴塞尔和苏黎世，穿越美丽的阿尔卑斯山，直达意大利的米兰。
9月，普鲁士的征兵开始了，恩格斯面临为期一年的志愿兵生涯。像恩格斯这样的富家子弟，很多都选择花一笔钱免除这种艰苦无聊、浪费时间的事情，但是恩格斯认为，军旅生活是男子汉气概的体现，更何况比起继续待在伍珀河谷，他更希望获得外出游历的机会。由于志愿兵可以自由选择军营地点，恩格斯十分期待去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看看，那里不光有很多名胜古迹，而且最关键的是有整个德国学风最好的高等学府——柏林大学。恩格斯未曾料到，这次兵役极大地丰富了他在军事学方面的洞见，也练就了他的军人气质——许多人初次见到恩格斯时，对他的第一印象往往不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而觉得他更像是一位身材高大、气质挺拔的军官。更为重要的是在柏林大学旁听期间，恩格斯通过系统学习黑格尔的学说，成为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一员，也为他日后遇到马克思埋下了伏笔。
恩格斯的身份是志愿兵，除了进行常规军事训练之外，还得通过文化考核方能达标，并且还需要自理制服和食宿费用；如果是在炮兵或骑兵部队的话，要另行支付32—34塔勒的养马费和粮草费，价格不菲。但是这对于恩格斯的父亲来说，不过是区区小事。恩格斯当了一名炮兵。当时柏林有15座兵营，恩格斯被编在库普费尔格拉本广场兵营的第12近卫炮兵连，这支部队在恩格斯服役期间多次接受普鲁士国王的检阅。兵营生活严格而枯燥，不是在广场上操练队列，就是在沙土里练习射击，炮手们还要抱着六磅重的炮弹急行军，诸如此类。最令恩格斯难以忍受的是每个月一次的教堂礼拜，经常要在院子里站一个钟头，而且根本听不清牧师讲道时的声音。恩格斯只去过一次，对这样的宗教仪式已无任何好感，随后便想尽各种办法溜号。
按照普鲁士军事条例的规定，服一年兵役的志愿兵可以享有一些特权，比如“自选住处，公家付款”，并配有一名勤务兵。于是恩格斯找了个距离兵营不远的住处，在多罗特恩大街56号楼二楼租了一个房间。房间相当雅致，有三个窗户，十分宽敞明亮。日常生活琐事就交给勤务兵来打理。一年下来，恩格斯学到了很多军事理论，也很快熟悉了普鲁士军队的情况，并能出色地完成各种训练考核项目，上尉连长冯·韦德尔十分欣赏这个新兵。半年后，恩格斯被提升为炮兵下士，享有士官军衔。他的制服蓝底红边，还镶着金带。对此恩格斯十分自豪，他在给妹妹的信中开玩笑道：“你对我可要毕恭毕敬才是。因为当我当上了炮手，我就有权对整个普鲁士军队所有的列兵发号施令，所有的列兵都要向我行礼。”恩格斯或许有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但是因为高度近视的缘故，在一年一度的射击考核中表现糟糕，就一直作为下士直到退役。
不过，恩格斯并没有在兵营的训练上耗费太多时间，而是把大量精力花在了去柏林大学旁听和自学上。严格来说，恩格斯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按照柏林大学的规章，只有那些因为进入正规部队而辍学的军人才被允许旁听，而恩格斯没有任何大学经历（甚至连高中都是肄业），所以他其实是偷听讲课的“黑户”。好在柏林大学的氛围足够宽松，没有阻拦恩格斯的出入。学校规定，每个学生在教室里听课的座位都是固定的，座位上标有授课教师下发的编码，因此如果这个学生没有来听课，其他人也不能占用这个座位。不过教室的最后几排座位没有编码，可供旁听生使用，如果是公共课，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恩格斯旁听了大量的哲学课程，有些课程和讲座是小范围的，授课水平也相对较高，由于师生之间非常熟悉，因此恩格斯的出现引起了老师们的额外注意，而老师们则非常宽容地接纳了这个积极好学的旁听生。
众所周知，马克思于1836年从波恩大学转入柏林大学就读，1841年4月15日博士毕业，在此期间打下了扎实的黑格尔哲学的学术功底，并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柏林大学优良的学风与黑格尔这位德国伟大的思想家、柏林大学校长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小逻辑》的序言《柏林大学开讲辞》中体会到他对青年人思想使命寄予的厚望。1831年黑格尔去世后，柏林大学校园里依然流行着黑格尔的学说和思想遗产，他的高足干斯博士在授课过程中对马克思的印象十分深刻。遗憾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柏林大学校园里没有直接的交集，马克思毕业半年后，恩格斯才来旁听，随后，恩格斯也加入了马克思曾加入过的“博士俱乐部”，经常在“老邮局”酒店里高谈阔论，结识了布鲁诺·鲍威尔和埃德加尔·鲍威尔兄弟，还有麦克斯·施蒂纳等人，其中布鲁诺·鲍威尔曾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而恩格斯与埃德加尔·鲍威尔的关系最为密切。
但是，在恩格斯旁听期间，黑格尔学说的境遇与马克思的求学时代相比已经有了一些变化——柏林大学受到普鲁士政治的影响，学风日趋保守，青年黑格尔派中最激进的一翼“山岳党人”也频遭打击。1841年11月15日，黑格尔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已经66岁的哲学家谢林，受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之邀来到柏林大学主持哲学讲座。不同国家的学生、不同信仰的听众、不同地方赶来的各界名流，大约400人一起聚在第六讲堂里听谢林讲授“启示哲学”第一课。傲慢的谢林对黑格尔这位昔日故交的评价并不客气，称黑格尔哲学的所谓“集大成”不过是收拾了一堆残羹冷炙，并没有自己的独特观点。相反，谢林的立场则十分明确，那就是以上帝为本源的启示哲学。恩格斯也在听众其间，对谢林的言论十分反感——他知道，谢林此举并不是攻击黑格尔一人，而是攻击青年黑格尔派代表的所有进步力量，“启示哲学”不过是普鲁士国王的御用统治术，而最要紧的事情是对宗教的彻底批判。黑格尔虽然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思想依然活着；谢林虽然尚在人世，但他的思想已经死去。
恩格斯奋笔疾书，于1841年12月以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的笔名在《德意志电讯》上发表了《谢林论黑格尔》，紧接着又在1842年初接连发表了《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成上帝智慧》两篇檄文，向这位代表保守势力的哲学家扔出了三颗思想炮弹。这些论战的语言风格比较文学化，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并不仅仅拘泥于理论分析，而是更擅长用辩论技巧来表现说服力。这三篇文章在德国知识界引起了极大震动，引起了宗教保守主义者的恐慌。柏林的《福音派教会报》、奥格斯堡的《总汇报》，还有《爱北斐特日报》等多家媒体蜂拥而上，对恩格斯的匿名文章进行了恶毒攻击。但是，恩格斯的文章也得到了《莱茵报》《汉堡新闻》《德意志年鉴》等进步报刊的高度赞扬，双方展开了一场关于谢林思想的大讨论。在1842年3月18日谢林讲座全部结束的当天晚上，柏林大学的青年学生在谢林的住所莱比锡大街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火炬游行，呼喊着要谢林滚出柏林。谢林只得辞去了柏林大学的教职，他不曾想过，他的强大对手竟然是一个21岁的中学肄业的炮兵下士。
恩格斯的三篇文章甚至传到了国外，俄国彼得堡的《祖国纪事》在1843年1月刊登的《德国文萃》中详细介绍了《谢林和启示》；波兰的《科学评论》在1842年10月发表了《谢林的柏林讲义》，称赞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出自“著名的哲学家之一”的手笔。人们纷纷猜测这些文章的作者到底是何方神圣，是哲学家费尔巴哈，还是《德意志电讯》主编谷兹科夫，抑或是《德国科学与艺术年鉴》主编卢格？就连卢格也以为作者是一名哲学博士，给恩格斯写了信。恩格斯在回信中称：“我决不是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他在信中还说道：
我还年轻，又是个哲学的自学者。为了使自己有一个信念，并且在必要时捍卫它，我所学的已经够了，但是要能有效地真正做到这一点，却是不够的。人们将会对我提出更多的要求，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兜售哲学的人”，不能靠博士文凭取得谈论哲学的权利。我希望，当我再写点什么，同时署上自己名字的时候，能够满足这些要求……迄今为止，我的写作活动，从主观上说纯粹是一些尝试，认为尝试的结果一定能告诉我，我的天赋是否允许我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是否允许我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我对尝试的结果已经可以表示满意了；现在我认为自己的义务是，通过研究（我要以更大的兴趣继续进行研究）去越来越多地掌握那些不是先天赋予一个人的东西。
这两段话意味深长。恩格斯虽然不是哲学科班出身，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扎实而深邃的逻辑思辨能力，但恰恰是因为自学成才的缘故，所以他知道知识的兑现能力，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他希望无论是哲学能力还是其他能力，都需要服务于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实际地参加当代的运动”，以便“有成效地促进进步事业”。考虑到马克思在他17岁时的中学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谈到他的志向是“选择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职业”，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彼此间的“初心”是高度一致的。我国宋代的文学批评家严羽在他的名作《沧浪诗话》甫一开篇就讲道：“入门须正，立志须高。”这里不光是作诗的原则，更是一个人思想境界的根本原则。恩格斯不是哲学博士，但不影响他一开始入的就是黑格尔哲学的正门；恩格斯当时只是一个将要回到商业活动的炮兵下士，但不影响他的志向是“促进进步事业”的宏图。
而且，从“人设”上来说，恩格斯比绝大多数普通人都要优越：家财万贯，衣食无忧；身材魁梧，气质非凡；博学多才，天赋异禀，仿佛自带精英光环，但他却清醒客观地评价自己说：虽然对谢林学说的批判这一尝试结果基本满意，但还需进一步加强学习，特别是天赋以外需要自己掌握的东西。从这一点上看，又跟马克思有着同样的巧合——马克思也是家境优渥、头脑强大、人设突出的典型，而他一辈子都在不断学习，以一种空杯心态不断装填着人类知识的精华。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对自己的要求，注定了他们后来走上了共同的事业，即为人类求解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