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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0月11日，新婚燕尔的马克思夫妇来到了巴黎，应好友卢格之邀创办《德法年鉴》，希望能够博采德法众长，塑造一种类似于费尔巴哈“高卢—日耳曼原则”的精神理想——把德意志民族的理性、深沉、严谨和法兰西民族的感性、热烈、浪漫结合起来。马克思出任杂志主编负责统稿，而经费运作方面由卢格负责。令马克思感到沮丧的是，几乎没有法国人为这本杂志撰稿；而有一篇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德文投稿文章，又令马克思为之振奋，他读过之后深受触动。这篇文章的作者正是恩格斯。就像17年后的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讲的那样：“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
马克思是一位在思想上永不妥协的斗士——一年前与柏林“自由人”特别是鲍威尔兄弟决裂，与《莱茵报》老板莫泽斯·赫斯有着不同的见解，眼下关于《德法年鉴》的办刊理念也与卢格产生了裂痕。除了灵魂伴侣、青梅竹马的燕妮和忘年之交的流亡诗人海涅，马克思在巴黎几乎是孤立无援。随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写作完毕，马克思思想的发展似乎遇到了一个瓶颈——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潮、德国的政治学批判，连同最初理性主义的启蒙理想——种种一切思想资源混杂在一起，它们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核心是什么？如果要为欧洲乃至人类的社会现实及其历史命运创立一种奠基性的学说，发现这种学说的努力方向何在？
这正是马克思迷茫的地方。当时卢格在给费尔巴哈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马克思的担忧：“他读了很多书，工作异常勤奋。他有批判的天分，有时这种天分会堕入纯粹的辩证法游戏，但他从没有做成任何一件事——他会中断任何研究陷入新的书籍海洋……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兴奋、更激烈，特别是当他工作病倒，连续三夜，甚至四夜都没有休息时候更是如此。”我们也同样可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中发现这种端倪——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末尾，马克思寄希望于从“无产阶级”与“哲学”的辩证关系中找到人类解放的出路：“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己。”问题在于，这种定言式的政治命令是否能够真正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马克思更多地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那里——而不是从工厂车间真正的工人那里——探讨无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可能性时，他是否切中了这种解放的根本核心？同样的问题也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体现，马克思反复揭示犹太精神的实质是“自私自利”和“唯利是图”，并深刻地洞察到犹太人政治解放诉求中的“人权”概念实则是“市民权”，即私有财产权。但是，这里关于“私有财产”的讨论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而是政治学意义上的。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构想，仅仅是希望人（homme）从市民（bourgeois）概念恢复到公民（citoyen）概念——这些概念使用的都是法文，并且是在法国政治哲学意义上讨论的。
由此可见，在1843年马克思的思想中，恰恰缺失了一个重要的领域——经济学。如果说，关于哲学和政治学批判只是“副本批判”，那么经济学批判才是真正的“原本批判”。没有这个领域的研究，就没有两年后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开启，就没有《资本论》长达40年的写作，就没有行之有效的指导工人阶级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这个领域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奇迹般地从缺失到成为核心，则依赖于这篇马克思称之为“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的文章，它决定性地使马克思在1844年恶补了国民经济学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成为《资本论》最初的准备材料。这篇文章就是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因此，许多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思想关系的论调——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完全一致的“马恩一致论”，或者马克思的思想远远比恩格斯深刻的“马恩优劣论”——都是不恰当的，因为促成两人之间“意见完全一致”的恰恰是来自之前双方各自研究领域彼此间差异的互补，即所谓“殊途同归”——马克思缺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而恩格斯的哲学也仅仅依靠自学成才。显然，两人成为挚友之后，各自的理论缺陷都得到了弥补。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又名《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是恩格斯来到曼彻斯特一年后，于1843年底写作的。这里的国民经济学指的是古典政治经济学。通过一年的实地走访，恩格斯感受最强烈的，是资本主义社会高歌猛进、欣欣向荣之下隐藏的各种矛盾因素——财富与贪婪、自由与竞争、价值与价格、劳动与资本、过剩与私有制、剥削与伪善，等等。换言之，资本主义来到人间，本身就是不断利用矛盾运动促成自身发展、利用自身发展来转移矛盾运动的。从斯密到李嘉图、从萨伊到穆勒，国民经济学体系不断完善，为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张本——资产阶级从这里找到了发财致富的理论遵循。因此，与其说它是“国民”经济学，不如说它就是“资产阶级”经济学。
自近代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欧洲人最引以为豪的有两点：一是工业革命；二是理性精神。二者的结合就是国民经济学，它力图论证资本主义文明在制度上是合乎经济理性的。但是恩格斯首先看到的是，这种所谓的文明和理性，是以高度的社会矛盾为前提和代价的。私有制促使资本与劳动之间分离，造成了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颠倒了价值和价格的决定关系，并使整个社会不断“两极分化”——资产阶级创造并决定了资本与价格，并享受由工业革命、理性精神带来的现代文明的一切优越性，诸如衣着得体、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而无产阶级则被迫站在劳动与价值这一边，甚至沦为被劳动所奴役、被价值所取代的一种群体，他们贫穷、野蛮、肮脏、堕落，与文明之路背道而驰。
而恩格斯并不把无产阶级看作“贱民”，甚至完全相反，他们是可以被发动和团结起来的进步阶级，他们需要在普遍意义上重新被当作“人”，他们不仅要成为“主人”，还要扬弃资产阶级的“主人意识”。在同时期写作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一文中，恩格斯评价无产阶级道：“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还有前途。”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全部思想……都已卖弄净尽”。虽然恩格斯这时候还不理解这种“主人意识”的深层基础是社会权力关系特别是生产关系，但他已经先行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关系”去把握了，这是当时的马克思所欠缺的。
约言之，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形成了如下重要结论：第一，社会物质和经济关系在历史发展中起着决定作用。在稍早发表的《国内危机》一文中，恩格斯看到“所谓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也不会是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指出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这是极为重要的洞察，因为我们知道唯物史观的核心命题就是考察“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即经济关系的历史表达。第二，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根源。尽管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还或多或少从道德精神层面考察这种私有制，但“私有财产”与异化的扬弃关系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稍后共产主义学说的中枢命题，在后来的《资本论》中马克思讨论资本与劳动的分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竞争与垄断的历史关系时，都能看出受到恩格斯关于私有制讨论的影响。第三，消灭私有制的力量是无产阶级。恩格斯已经看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矛盾是根本性的、水火不容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彻底的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推翻国民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及其制度表现，实现人类解放。他在《国内危机》中提出：“用和平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有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才能改善无产者的物质状况。”
不言而喻，恩格斯的这些观点不仅让马克思深表赞赏，甚至使马克思的研究方向大幅转向。在1844年2月出版的《德法年鉴》一、二期合刊中，除了收录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还收录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 》。不幸的是，由于经费问题、马克思与卢格关系恶化等因素，《德法年鉴》只出了这期合刊，之后便宣告停刊。马克思随后成为《前进报》编辑，并继续刊登恩格斯《英国状况》系列文章的另外两篇：《十八世纪》和《英国宪法》。
同时，马克思中断了他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的政治学批判研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没有写完，关于法国革命史的研究也搁置了，这让卢格颇为不满。他一头扎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汪洋大海之中，对英国、法国、德国的十余位政治经济学家的二十余部著作做了九本摘录笔记，写下了三个笔记本。第一个笔记本直接衔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在序言中曾专门提到），开篇就讨论了恩格斯提出过的“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这个问题。与恩格斯走马观花式的分析不同，马克思抽丝剥茧一般解剖了国民经济学的虚假谎言，揭示出他们引以为傲的劳动学说的真面目是“异化劳动”，与私有制同流合污、狼狈为奸，共同使工人沦为异化状态。第二个笔记本大多散佚了。在第三个笔记本的开头，马克思称赞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正如路德完成了基督教的世俗化和普遍化一样，亚当·斯密让私有财产成为世俗化了的、普遍异化了的人的本质。由此出发，马克思开展了关于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共产主义的精彩讨论，以及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彻底批判。
这几个笔记本大约写于1844年的下半年，直到1932年，苏联和德国同时出版了这些笔记，这就是我们熟知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它的出版震动了西方哲学界，引起了人们关于马克思学说强烈而持久的讨论，它被认为是“马克思学说真正的诞生地和秘密”，是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酝酿诞生过程中最重要，同时也是最难读、最容易引起争议的文本。它尘封多年才得以问世，当时连恩格斯都不知道它的存在，而恩格斯同样不知道的是——甚至要等这些笔记问世很久之后我们才明白——他的经济学研究视域给了马克思何种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