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巴特在1975年一篇短文中写道：“我现在想象古希腊人的方式就像是黑格尔写的那样，他说树叶窸窣、溪流潺潺、风声簌簌，简言之即大自然的轻颤微漾，他充满热情，不断探问，盼能于其中构思神灵之用心。而我，则是听取语言之窸窣，探问意义之轻颤微漾，出自身为现代人的我所使用的这个语言。”真是绝妙比喻，我想。不久前在阿根廷旅行途中——精确地说，是在伊瓜苏大瀑布旁——我首次见到交织着青苔、落叶、藤蔓与花朵的原始森林。我走得汗淋淋，跟自己说要小心别走岔了路，因为这座森林我完全不熟悉。这森林于我既是惊奇，也是谜样的威胁。而我理解古人对自身所处的自然界这番热切探问，并非故作姿态，而是一种关怀。巴特与他对语言的热忱也是如此，这无疑是个聪慧的选择，但如此选择塑造了巴特的作品和他的存在，正因为选择是基于偶然显现的灵光，要知道，在这座我们专业领域里的语言森林，小心戒备是至关重要，甚至不可或缺的。因为忽视语言，就是对自己的无知和“词聋”。其他的无知，如我们的无知，即是与生命擦肩而过，这个活泼震荡，富含延展、分歧、回响、私密的生命： 它的 生命。

巴特对文字的分析精微独到，且热切钻研言辞之术，特别是语言的限制与陷阱。好几次，基于（深深烙印在天性中的）不同原因，他表现出对话语（parole）的不信任，保持与话语的距离，做出观察与批评。对于似是而非的矛盾话语明显偏爱的他，揭露出话语在照理来说应是不定、被遗忘、转瞬即逝的特性之下，具备一种定锚的力量，因为：“话语注定不可逆，说出去的话是收不回来的，只能续增。因此，修正话语，有点奇怪，就是补充。说话时，话语向来无法擦掉、抹除、取消；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说出‘我取消、我删除、我更正’，简而言之就是继续用说的。”

巴特并非刻意玩弄话语，话语于他是自然流泻，说话如同呼吸般本能，语言如同空气一般，并无形体。说话会导致陷入刻板印象，化散于平庸中：“能量，尤其是语言的能量，使我大感震惊，这可能是唯一（除了暴力之外）让我觉得疯狂的时刻。”说话和交谈之需要所产生的力量，玩笑话与自我满足的热切欲求，面对谈话之间不知会持续多久的寂静空白所产生的焦虑，这些在双方关系或朋友之间可以只是略微紧张的情绪，一旦上了广播电视公开表现，就成了令人恐惧的禁忌。

除了对其不可逆性有所怀疑，以及对无意义声音感到恼火之外，话语——特别是在讨论或辩论时——尤其使巴特感到厌恶：为了赢过对方而刻意表现，不计代价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也就是使用各种诡辩、强辩威吓对方，不让对方反驳。在这种争取自己话语的存在感并且驳倒他人之言的粗暴尖锐背后，其实是一种无力感：对疏离的日常经验，对孤独的悲伤，即一种活在“语言彼此无法沟通，只能耗费时间的印象之中。”

巴特对自己的描述是“对文字痴迷，喜爱语言（而非话语）。”那么，他到底是哪一类的说话者？我们已经猜出他并非滔滔不绝的话痨，也不是自命不凡的空谈者，更不是大家封给他的“聪敏出色的健谈人士”。他无意迷惑听众，也导致他对演讲不感兴趣。酒精与谈话同样醉人，且两者相辅相成，互相激荡，都不是他的作风。那么，他是个沉默寡言之人，是个躲在自己寂静象牙塔里的作家？完全不是。如果说他对说话的狂热无动于衷，他却又珍视与人交谈所带来的欢愉和丰富，以及所搭织起的友谊纽带。1979年8月27日晚上，他在日记上写道：“我们（菲利浦·索莱尔斯和我）谈夏多布里昂，谈法国文学，又谈到瑟伊出版社。与他交谈，总是情绪高涨，充满想法、信心和工作的兴奋感。我从前想写一部法国文学史，他激发了我不少灵感。”就职业而言，巴特是收费的演说者，而且他属于这类言语出众之人（教授、律师等），这些人说话时的造句从头到尾都很复杂。在图农街（rue de Tournon）教课的那些年，他努力打破研讨课的 单一连续感 （ continuum ），给予学生在课堂上偶发找碴的机会。但比起学生，他仍是课堂上说话最多的人，也永远是口语意见交换的领袖大师。

巴特是非常有自己风格的谈话艺术家。当年有幸聆听，今日还能一听再听巴特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授课的录音以及电视广播节目重播，都远远超过任何说话的职业所能带给人的特殊感受，余波荡漾。感觉每次聆听都是一场特殊的声音演出：智性的快速联结，特别缓慢的发音和带有丰腴肉感的声线，根本是天生的声乐家——在他受教于夏尔·潘泽哈（Charles Panzéra），而且还未患肺结核之前，当年是他雄霸一方的时代。

歌剧简介小册上的某些文字段落，如话；而听巴特说话，如歌。乐音贯穿于他言谈之间，不是一个天才弃儿的思乡之音，而是在当下，寻求自我的书写所留下的痕迹。“书写发端于话语变得不可能之处。”因为巴特式谈话的魅力风靡了他的周遭，始终如一，炙热非常，卓越非凡。 NEFi2MMFEUuyOnVIzwTF3WgzpOH9RhG/6WbM5mDpGXbB4tlqDjmLXtp+9KE6JU1e